鲁迅：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
对比一下民国时期的的教师工资单：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待遇基本持平。
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大学教授月薪是普通工人的20倍以上，收入之高可想而知。据考证，当时的名教授鲁迅、胡适、陈独秀等月薪有500元银洋，还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等，折合现在人民币4万之多，即年薪50万以上。
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人家可不是屌丝，而是不折不扣的高富帅。鲁迅研究者计算，其一生的所有工资、稿费、演讲费加在一起折合成现在的价格，购买力约为1995年的人民币400万元，折合到现在估计不下4千万。人家靠脑力劳动即成千万富豪。当时北京城里的一套四合院多少钱呢？大约1000-2000现大洋，不到大咖们一年的收入。1924年鲁迅买下阜成门一套四合院只花了一千大洋，他还天天骂政府！王元化老先生曾经回忆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社会精英特别是海归知识分子更愿意进入高校教书育人，而不是进入体制作公务员。
高收入，保障了鲁迅先生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严酷的文化围剿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他永远成为文人的榜样。
从小就在语文课上学习鲁迅。老师说：“鲁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的心目中，他身着朴素的中式长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围巾，一年四季穿一双黑帆布面胶底鞋。头发乱蓬蓬，很长也不剃。听老师说：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邀请鲁迅在大饭店吃饭，西仔竟然看鲁迅衣衫朴素而不准他进门！许多回忆录记载：鲁迅虽然生活俭朴，却节省很多钱支援革命。
“史无前例”时代，25岁的我，从中国科学院被押送到劳改农场。不发工资，每月仅15元人民币的最低生活费。身披无产者的劳动服、头戴“资修反”的“帽子”。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马活、吃猪狗食之余，还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到休息时瞪着双眼就想看书。当时只准学“马恩列斯毛林江”。幸好农场还有一套《鲁迅全集》，这是作为革命文献发下来给群众轮流自学的。
我这个“专政对象”，当然在传阅“革命文献”方面最靠边站。《鲁迅全集》前几卷精彩的部分，如《呐喊》、《彷徨》等，都被“内部矛盾处理”的别人抢去看了，连《两地书》、《集外集拾遗》都轮不到我，读书预备队排得挺长挺长……只有那上、下两册簇新精装的《鲁迅日记（1912—1936）》，谁都是翻了翻也不愿过目的，扔在角落里。
好吧，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学这冷而又冷的《鲁迅日记》吧。
沉沉的两大本，厚厚的千余页。那是多么枯燥、琐碎、繁复、乏味的流水账啊！记得鲁迅自己描述过：
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圆……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账，以便检查……
百无聊赖之际想：好罢，我正好是学数学出身的，就来查查鲁迅的账罢。“中国文化人经济状况”的自选研究课题，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首先注意到鲁迅每年都买很多很多书，每年日记后面都专门附有一篇长长的“书账”。从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到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又5个月的漫长岁月里，鲁迅一共记载了25篇书账（每本日记一篇），共计购书9600册，及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900百张，真是洋洋大观！一看书名就像翻开菜谱一样：那都是很好的书，其中有许多很珍贵的书！这是我最羡慕的！
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孝敬老母，资助亲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用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更雇有两个女佣，晚年全家经常乘出租车看电影、兜风、赴宴席……但那么大的开销，得需要多少钱啊？
中国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我在牛棚里，没有钱，才懂得钱的重要性。鲁迅1923年曾向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那时都是莘莘学子）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挑明——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61页）
那么鲁迅一生究竟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人精确统计过。太费事了！只有像我这样的傻瓜，才干这样的傻事。我庆幸“十年浩劫”没有白过，收获之一就是算清了鲁迅24年又5个月，即8000多天的账。按照鲁迅在日记中的自述，他的收入（如果没有遗漏的话）来自下列四方面：
公务员收入
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年之多；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圆；8-9月，每月“半俸”125银圆；10月后定薪俸220银圆。
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圆，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圆。
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圆。
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圆。
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1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圆。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三分之二即平均月付200银圆左右。
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6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圆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5圆；1925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3圆。期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在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
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又1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1908年曾有《人之历史》等多篇论文在东京《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银圆大洋，共约得100银圆；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也得到200银圆左右的稿酬，主要贴补家用。
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诗歌、论文、杂感，都是不计稿酬的无私奉献（详见下文）。到1923年他的日记中才开始有收入稿酬的记载。
后期鲁迅在上海（除了领取大学院津贴以外）主要以“卖文为生”，也就是作为自由职业者，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生活。一开始北新书局每月支付给鲁迅的版税是国币100圆和《奔流》杂志编辑费100圆；他在报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5—15圆，鲁迅每月收入至少500圆，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但是北新书局经理克扣大笔版税，1929年8月鲁迅找律师与之谈判，维护了自己的著作权，索回2万多圆应得版税，合2009年人民币140多万元（详见后文）。
到1932年“大学院”津贴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成为鲁迅的最重要经济来源。
我统计的结果：1912年春至1926年夏鲁迅在北京期间，共收入银洋大约41000圆（其内1922年日记残缺，为估计数），月平均245圆；1926年夏至1927年秋，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期间整一年，共收入教学费国币5000圆，月平均417圆；1927年秋至1936年，在上海期间，他共收入国币（法币）75278圆4角1分，月平均697圆。
鲁迅时代银圆（银洋或国币兑换券）的购买力：
从1912年到1936年，国内的物价是基本稳定的，升降平缓、浮动不大。以基本生活用品的购买力计算——
1901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73元，2009年人民币146元；
1912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50元，2009年人民币100元；
1921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44元，2009年人民币88元；
1925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8元，2009年人民币76元；
1930年国币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5元，2009年人民币70元；
1936年法币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0元，2009年人民币60元。
鲁迅24年间收入的银圆，相当于如今多少钱？
那么，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鲁迅24年间的收入相当于今天人民币多少钱呢？根据历史资料换算，1912年1圆银洋约合人民币1995年50元、2009年100元，1927年1圆国币约合人民币1995年35元、2009年70元；1936年1圆法币约合人民币1995年30元、2009年60元。由此可以计算鲁迅历年收入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实际购买力，给出一个比较符合真相的描述。
也就是说：
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64万元、2009年328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9000多元、2009年人民币近2万元。
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7.5万元、2009年35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4万多元、2009年3万元。
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226万元、2009年452万元以上，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2万元、2009年4万元左右。
若不计入1922年的收入（日记缺失）则23年间共收入1198733圆，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
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
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
鲁迅的收入，除了足以保证全家（包括母亲等）的中等水平生活费以外，还有富余；他为了写作、译述、教学、研究等购置的图书就达到16万多册（幅），24年中共计耗资13万多银圆，相当于1995年45多万元、2009年90多万元人民币，占其总收入的九分之一左右。然而，他有了那么多的金钱之后，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而始终保持勤俭奋斗的本色。
我在牛棚里算清了鲁迅一生的经济账目，才睁开眼睛看清：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
多少夜晚在牛棚暗淡的灯光下，透过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银钱账目的算草，我解读了鲁迅和钱的纽带。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又两次按照《鲁迅日记》和相关资料做了反复验算核实，得出了大致准确的数据。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鲁迅以他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即社会中坚。他受之无愧。
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有平均每年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34万元、每月人民币2万-4万元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
鲁迅在北京住的是四合院（据记载，1924年鲁迅花了一千大洋买下阜成门一套四合院），在上海住的是小洋楼，搁现在都是上亿的豪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