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的自苦及神经症的文化因素——《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以下观点来自[美]·卡伦霍妮
病态的自苦
病态自苦的作用
神经症患者把受虐当作防御手段，实际上也可能是他保卫自己逃脱近在咫尺的危机的唯一手段。他用自责的方式逃避了别人的责难并责难了别人；用生病或无知的表象得到了他人的谅解；用自贱方式逃避了竞争带来的危险，同时又让自己受苦成了防御手段。 神经症患者的受苦倾向，其实也是一种满足愿望和实现要求的手段，并且还可以让这些要求变得合理化。
只要自我贬低，让自我在自己的内心毫无特征，那么成功失败、卓越卑微之间都是无差别的了，被夸张的痛苦和觉得自己无能的感受，这些让人勃然大怒的体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没有现实价值。因为这些痛苦所产生的刺激也就麻木了。
掩盖在这些倾向背后的人生态度，即内在的脆弱感。对待自己、别人和命运的态度上，都会呈现这样的脆弱感。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深刻的无意义感觉或是虚无缥缈之感。会导致过度渴求爱，或是害怕被人厌恶。它是种对自己的生活无能为力，必须依靠别人为自己负责、做决定的感受，是种好坏都由外界决定，而自己无法掌控命运的感受。
事实上，这种内在的脆弱感压根就是虚假的，人们只是感觉虚弱，且表现得很虚弱的样子，只是一种软弱倾向的结果。总是自以为无能为力，以此去避免正视困难，而不是把困难当做挑战去征服它。
把自己陷入痛苦中，以此获得满足，这表明了一个共有原则，即通过把自己融入更加巨大的事物里，消磨自我特性，以放弃自我和它所拥有的一切怀疑、矛盾、折磨、限制和孤单等，来获取满足感。
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曾从放弃自我中获得过满足。 把自己融入伟大的感觉里，不管是爱、自然、音乐、事业还是性里，都可以让自己得到满足。可是，我们要如何阐明这种追求的普遍性呢？
虽说人们从生活中可以获得各种欢乐，但也存在无法逃避的悲剧，就算没什么特别的痛苦之事，也有生老病死的现实。简单来说，个体，是有限且孤单的，这是生而为人的事实。一个个体，其理解能力、成就和享受都是有限的，因为他的独一无二，所以离开了同胞、自然环境，他又是孤单的。
一个人把自己融入更为巨大的事物里，让自己成为其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弥补了个体的有限性。 放弃自我个性，融入集体，和上帝同在，同自然融合，这也许就是宗教不得不给人的一种安慰和满足。
我们的文化里，更为人们熟知的是一种与之相反的对待自我的方法，即高度重视和强调个体的差异性、独特性、唯一性。不单要坚持这样的特性，还从中得到了满足。他发展自我潜能，通过征服控制世界，控制自我的人生，创造事物或从事创造工作，从这一过程里，他都感受到了幸福。
磨灭个体特性那种与之对立的倾向里，因为驱除了有限和孤独，顽固的存在于人心之中，也可以获得满足。两种倾向其实都是正常的，不管是维持自我独特性，还是磨灭特性，都是解决人类问题的正当目标。
基本上，所有的神经症都是简单粗暴的呈现了自我的毁灭和放弃倾向。 神经症患者比常人还要难以抗拒这种自我毁灭的驱力，因为他们不仅要脱离人类普遍的恐惧、限制和孤单，还要脱离因自身内心冲突的捆绑而生的痛苦。
我们的文化里，和自我毁灭相关的焦虑，被一种特殊的要素所强化。西方文化里，这些倾向可以在其中得到满足的文化形式少之又少。即便宗教有这个可能，但是也已经失去了本身的力量，况且还要服从于大多数。实际上，不仅没有得到满足的文化手段，而且在产生和生长的过程中也总是被打击，因为个人主义文化里，整个社会对个体的要求是，要自力更生、自信自强，有必要的话，还得自己打拼出一条道路。我们的文化里，服从自我毁灭倾向是会被社会唾骂遗弃的。
神经症的文化因素
神经症在存在个人差异的同时，也存在着共同性，那就是内心的基本冲突。
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存在着某些典型困境。它们作为各种基本冲突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长此以往，便形成了神经症。
从经济层面来说，现代文化是个人竞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必须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体角逐，超越他们，抑或将他们排挤出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相互为敌。 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潜在敌意最终会导致持续的恐惧感。
为什么成功是多数人都向往的呢？其另一个大主因是成功对人类自尊心建立的作用。事实上，成功是由很多不受我们约束的原因造成的，比如有幸的环境、恬不知耻的危险行为等诸如此类的原因。即便是这样，在目前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下，最为正常的个体也一定会察觉到，一旦成功便具备一定的价值，然后若其失败，他就背负上了无用的标签。至此，这表现出我们的自尊心是在极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敌对、队友之间潜藏的恶意、恐慌、岌岌可危的自尊心，全部的原因在心理上，一同促成了个人孤独感的产生。 如若这种孤独感和其缺少自信心而产生的彷徨、担忧、恐慌相契合，那么就会成为一种磨难。
发生在我们这个时期常人身上的这种情况，刺激了一种由爱作为抵偿的极强需求。获得爱之后，让他觉得没有那么孤独，也没有了因缺少自信心而受到敌对恐吓的事情。因为爱满足了我们的生命需求，它在我们的文化大环境中，就会得到较高的评判和夸大。就如成功一般，爱也变成了空想，同时，使人们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判断，就好像它是用来回答所有疑问的。然而爱并非空想，即使它在文化环境中常常被用来满足人们许多与爱毫不相干的愿望。爱，无端地被附上了空想的标签，原因是我们对爱的期待过高了，甚至总高于实际情况中它可能满足和实现的概率。我们的主观意识过度夸大了爱，遮蔽了那些能够产生夸大之爱所需的各种原因。所以每个人（包括常人）常常处于缺乏爱的空洞期，却又对爱的获取无能为力。
目前，神经症的出现和发展是建立在这种情形之上的。左右常人的文化原因也同样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神经症患者；这样的结果不过是使那些神经症患者更为严重。通常来说，此类结果在常人身上表现为岌岌可危的自尊心、潜藏的敌对性不安、担忧、具有害怕和敌意的比较心理、对美好人际关系的逐渐增强的需求心理；而在神经症身上，往往体现的是自尊心的崩塌、极度焦灼以及冲动愈加强烈的比较心理和急需爱的病理性需求。
文化环境里的矛盾
- 竞争和成功 vs 友爱和谦卑 =>两方面会出现严重的阻抑倾向
- 日常生活中对高消费等的刺激 vs 需求的完成和到达往往磕磕绊绊 =>欲求和其现实问题之间的差距和脱离
- 个人自由且独立自强 vs 一切可能性受现实情况约束 =>人们心中的激荡，其中一边感觉个人有足够的力量去决定自身的命运，另一边又感觉自己无比懦弱无用。
这些潜藏在文化环境中的对立，正是神经症患者努力协调的内心冲突，比如攻击和退让，过分要求和杞人忧天，自我夸大和自我鄙夷……和常人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常人可以应对这些冲突而不会伤害到人格，但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是极为强烈的，所以无法依靠自身来消除冲突。
那些可能患上神经症的人们，似乎用某种极端的方式应对着文化所导致的各种困境。因此，我们倒不如淡然的说，神经症就是文化发展的副作用。
——2019.7.16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