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加塔利：“那又如何？”（软颠覆）

翻译：gangasrotogati

面对现实吧，集体欲望的经济模式是双向的，它既朝向转变和解放，也朝向偏执的诸权力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显然左派，尤其是社会主义者简直一无所知。看看他们处理“SOS Racisme”的方式：他们认为他们用数以百万计的别针徽章就能够改变什么，但他们甚至都没有考虑过和受害群体展开对话。这一公关性的活动在社会实践，在工厂的社区当中到底改变了什么？我认识一些“beurs”——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被这种新型父权制的兄弟会主义搞的很不愉快。我不否认这个活动有积极的一方面，但这离目标太远了！

对生存的热情短路了(short-circuited)，由于个体越来越沉浸于低能的依赖性关系所构成的网络之中。与这相对应着的是生产机器、媒体工具、社会集会和公共援助机构任何被用来资本化人类主体性，以让它自我规训并尽力维持着一个古老到有的时候需要依靠那些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等级观念而组成的社会秩序。这很傻逼，但事实就是如此！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低能化活动正在开展。这真的是至关重要的话题，是最为关键的行动。我希望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所表达的是，人类主体性的历史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崩溃历史。和我们的主体性相比，新石器时代的主体性显然要富裕得多，他们在感知宇宙元素和诗歌的能力上是尤其卓越的：拉斯克斯的素描绘画，身纹彩绘和舞蹈——一切都那么美妙绝伦。

然而，和这种个体作为主体奇异性的生产者的内容之贫乏所平行的是，有一个梦幻般的机器亚种的扩张，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抉择过程当中，由机器执行的机器自身的消除和生成，永不停息地生产崭新的、艺术的同时也是科学的和技术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一方面有主体性生产的低能化、信息内容的剧烈二元化、我们和世界关系的统一化和单维化；另一方面，语言的非指称性功能的扩张：它构成了我们和世界关系的史无前例的生产与节奏。

我一直被所谓“无良知的科学”（science without conscience)的无聊主题所困扰。这很愚蠢，因为，恰恰是由于我们所谈论的上面这个人类主体性不断加速地、不可逆地恶化堕落，机器系统才能够如此腾飞。并且，难道希望改善人类——这一最为粗俗、卑鄙和好斗的种族——的生存条件的想法本身不也很傻逼吗？只要机器还在扩大感知的范围和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我就并不害怕机器。困扰我的，恰恰是人类希望把机器局限在他们自己那个很low的傻逼水平上面。

我并非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我并不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它自身和我们的欲望和创造性之间发生一个“精分”（schiz）。相反，我认为机器必须被使用——各种各样的机器都必须被使用，不管是具体的机器还是抽象的机器、技术性的机器、科学性的机器或者艺术性的机器。机器所做的事情比给世界带来革命还要牛逼：它们彻底地重造这个世界。

主体性也是一样的道理。主体性在世界级别的尺度上越来越多地被制造。我不仅仅想要表达社会性的表征和社会等级结构倾向于一种普遍的联合。其实主体性的纹理也和服从于生产性过程的许多种模式哟管，比如和经济秩序的抽象的特定关系。并且还远远不止如此。从婴儿时代开始，儿童的智力、感受、行为和幻想都被塑造以使得它们按照社会条件的标准来看是更具生产性和更包容性的。我坚持认为，这种塑造不仅仅是发生在表征和情感层次的：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只要把他的眼睛放在电视机的屏幕上面，在那个发展阶段就能够构架出他的感官结构。对特定类别的对象的注意力的集中既为主体性生产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应当超越简单的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性服从的领域。从这个观点来看，主体性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机器的概念无关，因为主体性是以它完全的整体形式而被生产出来的，并且特别地，主体性的构成部分所涉及的是我称之为非指称性元素（a-signifying elements)的东西，它将关系持存于时间、节奏、空间、身体、颜色、性别之中.......

在那种关系的尺寸当中，任何态度都是可能的。比如1968年之后，当Illich关于例如回归生产的最小单位、关于友善的观念流行起来之后，人们充满了怀旧情绪。当然，美国新自由主义者们，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愤世嫉俗地持异议：随便你怎么说，随便你怎么诉求，但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不可逆的。虽然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所导致的混乱确确实实是实在的，但考虑到来自人口的压力，若没有这些混乱，显然一切会更加糟糕。

不管这些家伙是多么令人反胃，我们不能总是固执于过去当中。当然，我完全赞成环保议题。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技术-科学性的扩张是不可逆的。真正的问题是引发那个能真正改变其最终目标道路的分子的和单位质量的(molecular and molar revolution)革命，因为——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一次突变不一定非得是灾难性的。主体性生产之中，越来越多的人为性过程就很能够和新的社会性的以及创造性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这正是分子革命的雏形之所在。

重申个体、集体主体性的制图参照点并不仅仅是心理学家、分析者、教育和、宣传或公关人员的事情。它涉及的是基础性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甚至比在二十年前还要显得危急。但我们还对此一无所知。“新文化时期”独具特征的那些社会批评的“硬核性”看起来好像烟消云散了。文化唯一重视的就是竞争性——体育、商业和政治。

也许我是个天真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我坚信集体性的判断会有一天回归，那个时候过去的几年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作最为脑残和野蛮的时代；野蛮性不仅是思维的和表征的，同时也存在在现实中。第三世界发生的事情和环境所遭受的事情真的是令人发指地可怕，然而人们还是在通过演员、记者和媒体公众人物的麻醉视角来看待这一切。没有人想知道太多或思考太多：“虽然事情很糟糕，但一切还在往前走啊。进步还在继续，我们只要等就行了。一切都会好的。”

对我而言重要的是，不要让事情停滞下来，而是要尽快地重新建立一种社会实践。这种实践——一个激进性的立场，就算让人们啼笑皆非或咬牙切齿——并不会被孤立或专家化，而是要建立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问题的、技术-科学转型的、艺术性创造的、日常生活管理的、奇异性生活方式的再发明的连续体。从这个关键视角出发，现在的危机应当被视作是社会符号化的活动失调。显然，在生产和再循环的涌动之中，符号的机制和建制化的管理模式越来越不能回应生产力以及集体投资的演化。就算是最狭隘的经济学家也会震惊于这些体系当中所存在的疯狂，而感到必须寻找替代现实的紧迫。

但是，什么是这个替代方案？如果分析只是停留在失灵现象当中的话，那我们就找不到一个答案。因为制止了对另类替代现实可能的阐述的——例如老的“新国际秩序”的观念——不仅仅是“寡头们的自私”——甚至当这种自私确实存在的时候——也不是他们的先天愚蠢。相反，你将会相遇的是另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恰恰和世界尺度内的主体性生产和它不断增加的融入每一个人类或机器性功能的倾向相关：这就是我称作WIC的东西，世界整合资本主义（World Integrated Capitalism)。

让我们考察伊朗的例子。这个历史悠久的第三世界国家曾有产生一次美妙的经济腾飞的手段，从而得以成为第一世界秩序内的世界大国。随后，一次彻底颠覆了体系的集体主体性内部的异变发生了，将这个国家推入复杂的——同一时刻是革命的和反动的——情景之中，它回归了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和权威性的古风中。在那个国家，首位重要的事情并非是劳动者、农民或知识分子的利益。将一大部分伊朗民众所捕获的是一种热情，让他们自身选择通过一个具备个人魅力的领导人而存在，通过一个类似集体高潮式的（collecitve orgasm)宗教和种族差别而存在。

在今天，所有的不同程度的政治系统都面临着主体性身份认同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国际关系是如此地令人抓狂，因为这些关系更多依赖于有时候显得是反常的认同问题，而更少依赖于例如武器、东西对立等等。巴勒斯坦和爱尔兰的问题、巴斯克人的民族主义宣称，波兰人或阿富汗人真的在通过一个我称之为特异化（singularization）的过程来表达对人类集体性活动和重新掌握自己生命和命运的诉求。这种异议分子主体的出现呼吁一个新的古风主义（archaisms）的理论出现。对这个主体我们只需要一个评价：让我们看看从较低的阶梯那里所提出来的问题；是否体现在个体行为中的低能性的复归意味着人类“返老还童”（returned to childhood)了？不。为了建构另一个生命平面，或另一个情感空间，布置另一个生存论的领土，在这里真正被危及的是前生存论的元素的不同使用方式。当巴斯克人，爱尔兰人或科西嘉人为了重构其领土而斗争的时候，他们深信自己是为了铭刻进传统之中的某物而斗争，他们深信他们正依赖着历史合法性。我认为，他们再利用了象征、纪念碑和历史徽章来给他们自己构建一个新的集体主体性。他们的斗争当然是被这些传统元素的持续性力量所促进的——以至于这些元素能够导致排外热情的产生。但是，事实上，他们和那些生活在法国的工业或者居民区郊区的人处在同一层级上，都有志于给他们自己恢复一种集体的生活方式。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一番好运，或者这么一番厄运，去成为爱尔兰人、巴斯克人或科西嘉人。但问题是具备可比性的：如何重新发明生存论的坐标体系和可接受的社会领土？是否有必要发动Seine-et-Oise（一个巴黎郊区）的解放阵线，如同戈达尔在周末所做的一样，一个新的庇卡第，一个新的贝尔福领土，以及冶金学盆地中许许多多的迪士尼乐园？还有什么能够从我们的工业荒漠中迸发？我认为，是参照点的新领土。而且不仅仅是在人们的思维中，也在工作场所中，也在通过社会和经济机理来找到自己的道路的可能性当中。一整个系列的行为和投资在时间的、社会的、文化的、美学的和认知的空间中实用性地浮现的计划或表征，它们的集合就叫做“领土”。

如何在大规模上产生一种创造集体慷慨的欲望，以及在艺术和科学中找到坚韧、智慧和敏感性？如果你想在有机化学中发明出新的分子，或者新的音乐，这并不是随便就发生的：它们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需要工作、研究、实验——就像社会一样。资本主义既不是公平的朋友，也不是恶劣的朋友，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或自发的无政府状态也是如此。旧的参照已经死去，这是好事。必须发明新的。在今天的、与19世纪的条件不同的这些条件之下，地球上有六七十亿的居民，以及整个技术科学革命正在发生，如何在不自动地强化等级秩序、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独特性的侵蚀的情况之下，开展人类关系的组织？如何释放一种创新的、机器性的集体激情，就像日本的情况似乎是那样——而不是压迫人们在地狱般的纪律下？在日本，存在被压迫的少数族群，女性继续被视为低人一等，儿童被折磨。但是，那里的超现代鸡尾酒，高科技潮流，以及原始结构的回归确实很吸引人！也许没有足够的注意力被付给某些理论家，像池田彰那样的人，他们认识到日本的资本主义并不像在西方那样运作。寡头并没有享受到相同的特权，阶级划分也不同，工作合同的体验也不同...

我说所有这些是为了表明，我们可以设想出不同的公式来组织社会生活、工作和文化。政治经济模型并非普遍适用。它们可以被改变，也可以发明其他的。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生活本身和集体的渴望。

Felix Guattari, SOFT SUBVERSIONS,So What, p. 71 -80 Published by Semiotext(e) 2007 Wilshire Blvd., Suite 427, Los Angeles, CA 9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