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象征权力
西方文论关键词|象征权力
【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 象征权力[J].外国文学,2010(01):102-111+159】
赵一凡2010年发表在《外国文学》的文章对“象征权力”这一概念进行的梳理。什么是“象征权力”？先说“象征”。我们知道，符号系统是一套象征系统，因此谈象征不可避免探讨语言。那什么是“语言”？历来许多学者曾给出各自的定义，例如索绪尔说语言是“符号系统”，哈贝马斯认为是“普遍交往”。语言这一象征系统如何与权力挂上钩的？在福柯那里，语言中就隐含着“话语权力”。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承袭福柯，将符号系统所体现的权力和统治力量视为“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而西方社会借此开发了其隐秘的政治功能。文章通过阐释“象征权力”当中的几个重大政治文化命题，即语言与象征权力、文化象征与社会系统、象征资本与经济决定来把握这一概念。这一脉络也使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赵一凡首先梳理了布迪厄的论题从何而来，或者说建立在哪些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即他认可哪些论断，又驳斥了哪些论断，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称为布迪厄的“超越意识”。布迪厄受到福柯、尼采、德里达、利奥塔、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人的影响。布迪厄与尼采、福柯：1970年福柯入选法兰西学院时的讲演《话语的秩序》，此文宗旨体现的不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而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这个概念来源于尼采。福柯称尼采为“权力哲学家”，认可尼采将权力关系指定为是哲学话语之核心。尼采通过审视长老、巫师等人的话语权力，考察话语的力量来源，认为柏拉图不过是发现了话语权力的奥秘，将陈述制度化和仪式化并强加与人，以此获得成功。福柯拓展了尼采的权力观，将陈述与知识挂钩，权力与知识开始并置、同构。福柯在《话语的秩序》里指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知识如何体现权力的操纵？首先话语的生产过程是一个挑选和分配的控制过程，遵循一定程序，权力操控由此体现。因此，话语虽为表意系统和象征系统，实为一种强加的人的“暴力”。《话语的秩序》中指出了话语的三种控制形式：言语禁忌，理性原则和真理意志。可以认为，布迪厄从尼采和福柯那里发现了话语/象征/符号与权力的关系。
布迪厄与后现代主义：1984年福柯逝世后西方学界掀起了“后现代大战”，其中根据各方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分为两派，以福柯、德里达、利奥塔为代表的学者谴责和批评发达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另一派以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为首，坚持启蒙立场和资本主义修补方案（见1985年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双方论战落实到语言学层面，归结为：如何看待福柯所说的“话语权力”。双方由于立场不同，得出了相反结论，即福柯坚持“斗争行为范式”，哈贝马斯主张“普遍理解范式”。
布迪厄学术影响广泛，主要在于他试图超越以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两种对立范式，打造一门实践理论。萨特强调自由意志和主体创造，列维斯特劳斯主张系统支配主体。同时，阿尔都塞也强调系统支配，这激起布迪厄试图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提出一种能兼容两种范式的主张的决心。布迪厄提出三个新概念：习性、象征权力和文化生产场，来置换传统范式，克服主体中心、经济决定和系统支配者三个悖论。总之，布迪厄的主张是为了超越以上两种对立范式，平衡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
文章第二到第四部分分别探讨语言、文化与资本三个要素所体现的象征权力。第二部分，赵一凡梳理了199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布迪厄《语言与象征权力》英译本各部分内容，通过剖析语言内在的权力因素和象征价值，探讨语言如何体现象征权力。其中讨论的问题包括驳斥语言财富论，指出话语意义不在于索绪尔或乔姆斯基的规则，而在于社会实践与权力中；否认奥斯丁、哈贝马斯认为的言语行为本质，指出语言力量来自人所置身的权力场及其搜出位置；探讨命名与权力的关系。
第三部分探析了文化与象征权力之间的关系。赵一凡首先针对福柯的“话语权力”展开分析，指出福柯发明知识考古学的意义，发现陈述/知识掺杂主观意志，与权力运作挂钩。但赵一凡指出，福柯仅仅发现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但并未说明“话语权力”在社会系统中的象征作用。换言之，福柯认识到了话语本身所具有的权力，但并未深入挖掘话语对社会所起的象征性权力作用。因此布迪厄想要打通文化象征与社会系统的二元关系，揭示其中的结构对应。赵一凡指出，福柯想要借语言结构重新揭示西方文明赖以统治的“隐秘系统”，布迪厄紧随其步伐，继续探索这个“隐秘系统”。布迪厄以法国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的《原始分类》为向导，确认“由语言符号组成的象征系统乃是一种统治合法性之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legitimacy）”。布迪厄把资本主义对符号和象征系统的操纵视为“具有合法化功能的象征暴力”，从象征暴力到合法权力的过程具有蒙骗性。
第四部分分析了资本所体现的象征权力，这主要体现在1986年布迪厄发表的《资本的形式》中。布迪厄区分了四种资本：经济、文化、社会和象征资本。他认为经济资本是基础，其他三种只是它的伪装形式。布迪厄从与阿尔都塞的批评性对话中发展出关于象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要旨是象征资本和象征暴力。布迪厄探索文化系统是否存在象征利益这个问题，并探析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能否进入“非物质生成”系统。布迪厄从韦伯“宗教行为……最终也是经济的”观点中得到启发，进而在《宗教场的起源》中指出宗教信仰也是由专家群体建构的。布迪厄参照韦伯的“宗教劳动”，提出一套以“象征”为前缀的新概念：象征劳动，象征产品，象征暴力，象征资本等。布迪厄最终在《实践理论大纲》中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以象征权力收买人心，拓展权力；象征资本看似与剥削无关，但它其实是变形和转化的经济资本，从而把利益关系伪装成超功利的追求，例如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为避税的慈善行为等。赵一凡指出，至此布迪厄把文化纳入利益与资本的研究，以权力显微镜审视之，发现四种资本都与权力相关：经济资本（货币和财产）、象征资本（头衔与名望）、文化资本（文凭与知识）、社会资本（亲属与人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