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ast Odd Day in L.A. by Ann Beattie， included in The New Yorker Stories

一个有着无法自控的幽默感的老男人在他已经失控的生活里进行了一次奇异的旅行。旅行结束，他必须重新考虑遥远的启示和切近的生活之间的关系。自译。

凯勒犹豫着，感恩节要不要到剑桥去见女儿琳。如果他十一月出发，就没办法和另两个侄子女见面了。只有十二月，两人才回到东边来，来过圣诞。他们本可以抛下工作，好好度这两段假，但却从来没有这么做。自从琳搬进自己的公寓，感恩节这段日子一家人总在她那儿聚，而这已经有六年了；圣诞晚宴呢，在阿灵顿吃，在凯勒的姐姐家。女儿的公寓靠着波特广场。她过去和雷·塞鲁托一起住在那儿，直到她发觉自己太优秀而不愿委身于一个汽修工。所以她很自然地另选了与一个好人、一个勤工，一个绅士生活在一夫一妻制中，但凯勒却和那个男人很不对付。噢，琳和她的现男友有白领的工作与白领的愿景，已经飞到英国整整三天去欣赏多佛的白色悬崖。就算真的有青鸟，它们也不会被提的。

几年以前，凯勒的妻子，苏·安妮搬回了弗吉尼亚的罗诺克，现在她在那租着一套“婆婆公寓”，主人是她和凯勒谈恋爱时的同学。苏·安妮开玩笑说她现在成了某种标准的婆婆，朋友不在，就做做园艺，打理宠物。回来做起了园艺让她很高兴。在她和凯勒作伴的近二十年中，他们那间藏在波士顿市郊区树荫里的小屋子，只能在春天时能种些球茎植物，除此之以外什么也养不活，而就是这些小植物也得种在育好的花床里，因为土地实在是太贫瘠了。可是最后松鼠们发现了花床。苏·安妮的精神崩溃就和这些松鼠们有些关系。

嗯，是打电话给他女儿，还是先做更重要的事情，打电话给他的邻居和旅行社代理，西格丽德，在“幸福旅行社”工作的，和她为最近那顿晚饭道歉——他们那天正约在当地一家中国馆子，饭局被一声足以宣告察尔登·海斯顿登场的巨雷打断，凯勒想起来他的窗户没关。他本来不该拒绝把吃的打包带走。但当他想到要带她回自己那已经乱成一团的屋子再吃晚饭，或者去她家遭她儿子酸溜溜的白眼时，看起来把这些吃的浪费了是简单的选择。

不幸的晚饭过了几天，他买了六张奖券，送给了她，希望她中奖，好给儿子买辆单车，尽管最后那六张里显然没有中奖的，不然她会打了电话过来。她儿子那架很贵的单车被人偷走了，事发地那个街区是他和母亲保证不会骑车经过的。

两三周之前，西格丽德和凯勒开车去波士顿市里看在MFA的演出，然后去了咖啡店，在咖啡店里一个母亲推着一辆步兵车大小的童车碰到了他，一杯茶就这样笨拙愚蠢地被他泼到了她身上。他把洗碗巾到女卫门口，让西格丽德用它擦干身子，他甚至——有人会称之为勇敢——想拿出他放在衬衫口袋里的小包复合维生素，咬开维E胶囊的末端，并且敦促她从他的指尖挂下一些糊状物，来涂在烫伤的地方。她坚持说自己没有烫伤。随后，在去开车的路上，当他说她不必佯装没事、希望女人能心口如一时，他们陷入了口角。“不可能没事的，我确实烫伤你了，西格丽德”，他这样对她说。

“好好，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因为一场意外就指责你，凯勒，”她回答说。每个人叫他都叫他凯勒，他的姓。他也是约瑟夫·弗朗西斯，但乔、约瑟夫、弗兰克和弗朗西斯，都不合适。

“我真是笨手笨脚，反应还慢。”他说。

“那已经够了”，她说，“要我哭，或者无理取闹，你才会开心，不是这样吗？你身上总挂着点戒备，因为别人肯定要无理取闹。”

“你知道我妻子的一些脾气。”他说。

在苏·安妮离开前，和离开后，西格丽德都住在隔壁，“所以，人人都是你老婆？”她说，“你就是这么想的？”

“不，”他说，“我是在道歉。一样的，我对我妻子做的也不够。显然我并没有很果断，或者很高效，或者——”

“你总是在求人原谅！”她说。“我不会原谅你或者不原谅你，怎样？我并没了解清楚那些情况，但我不认为事情的结果全都要算在你头上。”

“抱歉。”他说，“有些人说我太寡言了，不让任何人有机会了解我，而其他人——比如你或者我女儿——断定我把自责当作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技俩。”

“我从没这么说过！别把这些话说成是我的嘴里出来的。我说我的茶不小心泼在了我的背上，还有是的你和你老婆的复杂关系真的没有——”

“复杂，对我来说当然太复杂了”，凯勒静静地说。

“别喃喃了。如果我们要讨论，起码让我听到。”

“我不是在喃。”凯勒说，“只是一个老头没劲地在喘。”

“现在又扯到你的年龄上了！那我真应该同情你的高龄。你到底几岁了，嗯？自从你把它一直挂在嘴边？”

“你太年轻了，不明白有多老。”他笑着说。“你是一个年轻的、吸引人的、成功的女人。人们很高兴看着你走进房间。当他们抬头看我，看到只是一个老头，他们就转移视线。当我走进旅行社，他们几乎都钻到了办公桌底下。正如你记得的，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因为拜访邻居不是美国人的习惯。只有你神情明媚，带着笑容，迎接我。其他所有人都好似我不在场一样。”

“听着：你确定这是我们之前停车的地方？”

“我什么都不确定。所以要你开车。”

“我开车是因为我们走之前不久你的验光师给你滴了眼药水来扩大你的瞳距。”她说。

“但我现在看得清。起码，我平时看得清的那部分回来了。我开得回去。”他说，指出了她的银色阿瓦隆。“当然，这部车对我来说太高贵了，但是在这糟糕的一天后，开车起码是我能做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么说？”她说，“因为想到各种麻烦有能力毁了我的一天你就很高兴吗？你真是无理极了，凯勒。也别再喃喃什么你老婆也会这么说了。除了她是个在地球的地球人，我别的什么都不关心。”

她从口袋里拿出钥匙，轻轻抛给他。

他很高兴自己抓住了它们，因为她把它们抛到了不必要的高空。但他确实抓住了，而且当他按下按钮打开车门时，他确实记得站在她前面，扶住她的车门。他绕到车后，看到汽车PETA的保险杠贴纸，她丈夫离开她去见一个小他几岁的佛教素食动物权利活动家前不久把它们贴了上去。

起码他是慢慢才进入疯狂状态的，他先是订阅史密森尼杂志，后来才订阅时事通讯，上面有饥饿的、带着镣铐的马和眼神惊恐的无爪动物的照片——这些材料她不好意思送到家里。在他离开前的那一年，他周末就已经到动物保护组织工作。当她告诉他他已经为此痴狂而罔顾婚姻与孩子时，他卷起他的一份刊物，一遍遍拍打手掌，激烈地抗议着，如同有人在咒骂一只恶狗。据她回忆，他不知何故把话题转到了向亚洲非法输送象牙地问题上。

“你总是想和人闹一通，”直到凯勒带着他们离开了波士顿，她终于才开口说话，“这真的让人很难和你相处。”

“我知道。我很抱歉。”

“突然想到咱们可以去看彼得曼森的重映”，她说，“每天晚上十一点都有。”

“我不熬到这么晚，”他说，“我老了。”

凯勒在电话里和女儿说话——这电话头一回白天响——他耐心倾听着她陈述自己的境况，以及生活的要紧处。在他们的通话前，她要他知道，如果他要问她什么时候和安德森（安德森！）·佩奇分手，她就要去上吊。另外，他也知道，她不想被问起有关母亲的事情，即使，是的，她们还保持电话联络。她也不想听到任何对她精彩人生的批评，更不用说她最近才和那个挥霍成性的男友在英国度假三天，而且是的，她确实打了流感疫苗。

“马上就是十一月了，有没有可能问问你要给谁投票？”

“不，”她说，“即使你把票投给同一个候选人，你也会想办法取笑我。”

“如果我这么说，‘闭上你的眼睛，想像一下，是一只大象，还是一头驴‘呢？”

“如果我闭上眼睛，我想……我看到的是一匹马的屁股，那就是你，”她说，“我可以继续吗？”

他吸了吸鼻子。她很有些小聪明，他女儿。这是从他身上来的，不是从他妻子，妻子从来不开玩笑，也不理解他。很久以前，他的妻子找了一个完全没有幽默感的精神病医生，他把凯勒叫去，并且敦促他和苏·安妮有话直说，不是用比喻的语言，也不是暗示，更不是——但愿不会——用幽默。“如果我迫不及待想讲一个种族主义笑话，我该怎么办？”他问道。这个想法当然是可笑的；种族主义笑话他这辈子没讲过一个。但是医生当然没有会到他的意。“你觉得和你妻子开个种族主义笑话很有必要？”医生说，同时停下来去板子上记了些什么。“如果它在梦里或别的什么地方冒出来的话。”凯勒面无表情。

“我以为你会继续下去的，琳”，他说，“我这么说意思是一种观察，不是责备”，他赶紧添一句。

“凯勒”，她说（自从她到十几岁，她就叫他凯勒），“我要知道你感恩节来不来。”

“因为你要准备一只六七盎司重的火鸡吗？”

“其实，我想过今年弄只火腿，因为安德森更喜欢火腿。只有个小小请求，凯勒：你告诉我你到底要不要来。感恩节就三个星期了。”

“我撞上了艾米·范德比尔特在感恩节接受社交邀请的时间表了吗？”他说。

她深深叹了口气。“不管你信不信，我希望你过来，但既然他们俩不从洛杉矶回来，而且安德森的姐姐还邀请了我们去他家里的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今年就先不弄了，如果你真的不打算过来。”

“噢，无论如何别为我麻烦了 。我会留意的，从今天起51周后再打个电话，我们会明年做准备。杂货店的火鸡馅饼对我来说足够了。”

“然后第二天晚上，你可以像平时那么抠，吃剩下的包装纸。”她说。

“马可不吃纸板，你想的是老鼠。”他说。

“好好好，我认错”，她说，用他常对她说这句话回应他。“但让我问问你别的事情。安德森的姐姐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她亲自邀请你去她家和我们一起吃完晚饭。你去那儿过感恩节吗？”

“她都没见过我，怎么亲自邀请我呢？”他说。

“停。”她女儿说，“回答问题就是了。”

他想了想。不是关于他要不去，而是关于节日本身。修正主义者认为感恩节是为了纪念征服美洲土著（以前的印第安人）才有的。不像哥伦布日那么糟糕，但也好不到哪去。

“我把你闭嘴当作你想离疯癫的人群远远的咯。”她说。

“这可是相当的误用。”他说，“哈迪的书叫《远离尘嚣》，完全是不同的意境，指的是‘狂热’。‘狂热’和‘烦人’可太不一样了。比如，想一想，你妈妈的个性和我的个性。”

“你绝对是烦人。”琳说，“如果我不是知道你关心我，我根本不会自己把电话拿起来，让你一次又一次取笑。”

“你这么想是因为你同情我。”

他听到挂断声，然后是沉默。他把电话放回摇篮，这让他想起另一个摇篮——琳的那个——床头板上贴着奶牛跳过月亮的贴纸，栏杆上还有蓝色和粉色的珠子。他还记得他转着那些珠子，看着琳入睡。那个摇篮现在再楼下走廊，用来装回收的报纸和杂志。经年累月，一些贴花已经剥落，上次检查的时候，只有一个带着两条腿的躯干成功完成了跳跃，跃过那只明亮微笑的月亮。

他买来一只冻火鸡馅饼来招呼自己（他不是在不断否定自己的幸福，正如琳所说的——一个人无法否认几乎没找不到的东西），还有一台调频质量很好的新收音机——尽管靠他那听力欠佳的耳朵，他又能听到什么呢？当他吃感恩节晚饭的时候（在感恩节前两天的晚上，但是又何必拘泥于形式呢——丁提摩尔牛肉或瘦肉蔬菜也是感恩节的选择），他高兴地听着雷皮斯基的Pini di Roma。他和苏的蜜月旅行差点就去了罗马，但最后去了巴黎。他的妻子刚刚作为艺术史专业学生结束大学的第二学期。他们去了卢浮宫和国立网球场，旅行的最后一天，他给她买了一副她一直喜欢的维纳斯的水粉画，这可能是水粉画价格昂贵的原因——那是gouache，不是watercolors，就像她一直纠正他那样。他们都想要三个孩子，最好是一个儿子，然后是一个儿子或女儿，虽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然后当然地，他们虔诚的希望他们最后一个孩子是女儿。他困惑地回忆起他们闲聊地方式，在塞讷河边漫步，认真地讨论那些最不受他们控制地事：生活中重要的那些。

苏·安妮只怀孕了一次，尽管他们（事实上，是她）模糊地考虑过堕胎，琳最终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孩子。没有兄弟姐妹，琳还是很幸运地有亲戚在周围陪伴着长大，因为凯勒的姐姐在琳出生后生下一对孩子，而那些日子里两个家庭住得就相隔一个半小时远，他们每个周末都会见面。现在苏·安妮和他的姐姐卡罗琳娜（现在叫卡罗尔），那个和她的医生丈夫住在阿灵顿的女人（或者说那个与丈夫分居的女人——他被禁止询问他们的状况），已经几个月不说话。而那对双胞胎，理查德和丽塔，成为了股票经纪人，从未结过婚——聪明！——在好莱坞山同住着一套房子，凯勒与他们相处比和自己女儿相处得更轻松。多年以来凯勒一直答应要去看看他们，去年夏天理查德和他摊牌，然后寄给了他一张飞往洛杉矶的机票。理查德和丽塔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接到他，带他上了一辆折叠宝马，然后在一家寿司餐馆用餐，餐馆里墙上的激光图像闪烁不停，就像性爱动画中的象形文字随着“像埃及人一样走路”的唱片鼓动。第二天早上，两人带他去了一个以讥讽博物馆为目的建造的博物馆，里面全是稀奇古怪的展品，那些附带的半开玩笑地描述让他确信那里大多数地人都认为他们是在参观一个真正的博物馆。夜里，他们在打开了泳池的灯，并且给他提供了泳裤（他怎么会想到要带这样的东西呢？他从来不认为去乱糟糟的洛杉矶是要去海滩玩）；周日，他们在泳池吧吃鲜菠萝和意大利生腌火腿当作午饭，喝普洛塞科气泡酒而不是矿泉水（据他所知是房间里唯一的饮料，除了很好的红酒）；傍晚时分，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她显然曾经是，或者可能仍然是杰克·尼科尔森的情人。然后他和丽塔、理查德一起参加了一场放映（他们谁也不想看的枪战片，尽管双胞胎觉得他们必须看，因为摄影师是他们的长期用户）；周一，他们派一辆车到家里，这样凯勒就不会在高速上迷路了。车载着他和双胞胎，送他们去到一座被沿斜坡建造的花园环绕的餐厅吃午餐，在这之后，他被送去看米高梅巡回演出，然后被同一个司机接走——一个正在写剧本的好莱坞高中辍学生。

还好他们给他买的只是一张短程旅行的票，否则再呆下去，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家了。不过又有谁会在乎他会不会呢？他的妻子不在乎他住在哪儿，只要她住在相反的方向就好。她的女儿可能因为他搬走而放松一些。他住在他住的地方，不为什么特别的原因——起码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没有朋友，除非你说唐·金算得上一个——唐，那个周一周四和他玩手球的人。还有他的会计，拉尔夫·巴佐洛科。他认为巴佐洛科是他的朋友，尽管除了每年春天的几场高尔夫球赛和每年4月16日的自助晚餐，他和巴佐洛科的其他客户都会受邀参加——除此之外，巴佐洛科会打电话祝他生日阔来，同时“家人巴佐洛科（他总在礼物贺卡上这么写）”总会在圣诞节送给他一大盒意大利脆饼和Baci巧克力…噢，他不知道。可能这就是友情的模样，他想着，为他自己稍显难堪。他去了医院探望巴佐洛科的儿子，孩子在踢足球时弄伤了骨盆并且失去了脾脏。他雨里开车，载巴佐洛科流泪的妻子回家，好让她淋浴收拾和换衣服，然后再送她，还在流泪的她，回到医院。ok：他是有朋友的。但是如果他搬到洛杉矶住，这些人中会有一个人关心吗？唐·金也许很容易就找到下一个球伴（可能一个更年轻的人作为对手更好）；巴佐洛科，通过现代技术的奇迹，可能还是他的会计。无论如何，凯勒还是回到了北岸。

虽然想法不是在那个洛杉矶的奇怪日子之前产生的。他说，尽管他从没打算说过（琳认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有预谋的，不是这样）：他要把他最后的一天消磨掉，就在那房子周围闲逛。这样他们就不必为他有愧，他甚至问他是否可以开一瓶梅洛葡萄酒——他们推荐的任何酒都行，当然如此——然后从他们的冰箱里拿午餐。毕竟，冰箱里装的是一捅马斯卡彭而不是农家奶酪，水果抽屉里放的是有机李子不是超市里的皱皮葡萄。理查德对此稍显犹豫，但丽塔说当然没问题。这是凯勒的旅行，她强调说。那天晚上，他们在海边的一家餐馆订了位子，如果他觉得休息够了，就可以起来吃饭，嗯；不然他们就取消，由理查德做饭，做他著名的鸡胸肉，用维达利亚洋葱酱腌那种。

等凯勒醒过来，房子已经空了。他弄了咖啡（在家的话，他会喝酒），趁没好的时候散步到敞开的门外，到了露台上。他远远眺着山腰，欣赏着池边墨西哥陶罐里生长的马缨丹。一些杂志被雨水打湿——夜里一定下雨了；他没有听到，但是后来，他是戴着耳机睡着了，伴着勃拉姆斯的音乐。他朝那些杂志走过去——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垃圾一样令人讨厌，这份《时尚》杂志在绿色瓷砖上变得越来越难看——又受惊地退回来。那有一只小负鼠：还是个宝宝，整个口鼻以及苍白瘦小的身子，都在奋力划水，徒劳地试图爬上池边。他迅速环视四周，想要找到泳池的捞网。前一天晚上，它还靠在那扇滑动玻璃门上，但现在却不在那儿了。他很快跑到房子的一边，然后是对面，脑子里一直清醒地想着那只溺水地负鼠急需救援。没有捞网。他赶到厨房，那里现在弥漫着咖啡的气味，他打开一扇又一扇门要找一个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装着清洁用品的桶，里面的东西被很快地清理出来，他立刻又跑回泳池边，桶浸到了水里，却失手了，吓坏了这只可怜的动物，而且反而把它压下去沉得更深。他在恐惧中退缩了，然后他很快意识到那份情绪不是恐惧，而是自我厌恶。自省不是他最喜欢的做法，但这并不重要：他又往下沉了沉，这次身子探得更深，接受了自己可能会掉下去的可笑前景，但第二次他成功捞起了那只负鼠——它是那么小——把它弄出了水面。桶已经满是水，因为他探得太深，接下来更让他悲痛的是，当他看到负鼠在桶里蜷成一团，他立刻意识到它已经死去。负鼠溺死了。他放下水桶，蹲在旁边的瓷砖上，忽然之间他幡然醒悟，并且几乎是带着笑意识到，它不是死了：它在装死。虽然如果他不把它从桶里拿出来，它真的会淹死。他跳起来，把桶子反过来，水和负鼠一起淌出来，他往后站了站。水散开了。负鼠却一动不动地躺着。那一定是因为他在看着它，他断定，尽管他又一次考虑到了一个无情的可能是它真的死了。

他呆呆地站着。随后他想着走回到房子里，离他远远的。它死了；不，它没有。时间就这样过去。最后，当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的时候，负鼠抽搐了一下，摇摇摆摆地走开了——它身体里的生命火花在凯勒自己的心里激荡——最后，事情就这么结束。他还是站在那儿，意识到片刻之前他有多厌恶自己。随后，他去找回了桶子。当他的手抓到桶沿，眼泪从他的眼里涌出。见鬼了！他一边冲洗水桶，一边在水槽边哭着。

他弯弯胳膊擦干了眼泪，从头到脚洗好了水桶，用了远超必要的时间，又用卫生纸把桶擦干。他把the Comet、the Windex、抹布和刷子放回里面，把水桶放回水槽下的原处，试图回忆起那天他打算做什么，他又一次被淹没了。他脑海中闪现的画面是杰克·尼科尔森的女朋友，那个穿着比基尼、外面套着牛仔衬衫的金发女郎。他想……什么？他要和杰克·尼克尔森的女朋友呆在一块？他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

但这正是他所想的。不可能采取行动，但是是的——他一直都是这么想的的。

水已经流干，但瓷砖还在闪耀。当然，负鼠的苏醒依然毫无迹象。毫无疑问，它正在吸取它重要的人生教训。在一张小小的红木桌子上有一台防水收音机，他打开收音机，找到古典电台，调节音量。然后他解开腰带，拉开拉链，脱下裤子和内裤，脱下衬衫。他拿着收音机，走到泳池尽头，把收音机放到了边缘上，然后潜入水中。他在水下游了一会，然后，当他的头露出水面，他明显感觉有人在看着他。他回头看着屋子里，然后慢慢环视泳池四周。将它与邻居隔开的栅栏至少有十英尺高。泳池后面的露台上长满了灌木、果树和粉色和白色的鸢尾花。凯勒要疯了：他一个人呆在一片私人空地；并没有其他人在这里。他又一次潜入水下，用它轻柔的凉意刺激自己，蛙泳到远端尽头，到那里再浮出水面换气，然后用脚蹬向池边，这样他就可以仰面漂浮。当他到达终点时，他爬了出来，然后用眼角看到了谁在看着他。在高高的阳台上，一只鹿在向下看。第二眼看去，鹿已经消失不见。但就在那一秒钟，他明白了——在这个充满无尽启示的日子里——那只鹿投来了仁慈的目光，好像在表示感谢。他感觉，这只鹿在向他致意，表示感谢。他对自己大脑奇怪的运作方式感到震惊。一个成年人——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成年人，一个父亲，在现在看来是不同的一生中，陪着他的小女儿去看《小鹿斑比》，当小鹿斑比的母亲被杀时，他像每个父母一样小声说，“这只是一部电影”……一个对世界怀有如此认知的人，在他的记忆中最有意义的成就是从泳池里捞出一只动物，——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清晰地认为一只鹿在祝福他呢？

但是他知道它是这个意思。

事实证明，祝福并没有完全改变他的生活，那么为什么一个人要对祝福有如此多的期待，仅仅因为它们是祝福？

几年前，深深改变了他生活的一件事是理查德敦促他，要抓住机会，赌一把，相信他，因为他将要说的这个词将改变他的生活。 “塑料？”他说，但是理查德太年轻：他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不，这个词是微软。那天凯勒的心情很奇怪(一个月前，他的父亲自杀了)。在那个节点上，他是如此讨厌自己的工作，不再说半真半假的话，以及终于向苏·安妮坦白他们地婚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当他把自己几乎是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侄子，让他去投资一家公司，而公司的名字就暗示着渺小与虚无时，他认为自己是在纵容他妻子和女儿所一直宣称的他人生的核心。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理查德保佑了他，就像那只鹿一样。那个金发女郎没有，但当时，很少有男人，真的很少，足够幸运，有这样一个女人给他们祝福。

“你真有趣！”丽塔笑着说， 送他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下了车。路上，他脱掉了他的白T恤，将它挥舞在空中，说，“我在此向天使之城的疯狂投降”。丽塔一直这么想：家里没人理解他叔叔；他们所有人都满怀戒心，被他的博学吓倒了，刻意地误会了他的幽默。理查德工作到很晚，但他借他妹妹（她跑回汽车，几乎忘记了放在杂物箱里的好东西），送了一听白巧克力布朗尼让凯勒在飞机上吃，还有一张凯勒后来会读到的纸条，感谢他在自己和丽塔还是还是孩子的时候树立的榜样，感谢他没有不假思索地随波逐流，感谢他在一个其他人“都害怕自己的影子”的家庭，理查德这么说，发表的幽默讽刺的言论。“早点回来”，理查德写道，“我们想你。”

回到家，在电话前，他的女儿当头给他一个警告：“我不想听我快乐的、成功的表亲们的事儿，这些词语在你的脑子里，就和有钱是同义词。别告诉我他们生活的细节，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我想听听你的旅行，但不想在他们的完美面前，因我自己的微不足道而感觉渺小。”

“我可以完全把他们丢到一边去，”他说，“我要说，完全坦诚地说，我这趟旅行中最意义非凡的时刻不是在他们的陪伴下，而是在我和一只鹿的目光相遇时，那只鹿带着难以形容的亲切和理解看着我。”

琳哼了一声。“是在高速公路上吧，我猜？它赶着去做《猎鹿人》重拍版的临时演员？”

他理解了，一时间，理解了那种她和他说话时她经常感受到的冲动——那种想挂断一个甚至没有试着去理解你说的一个字的人的电话的冲动。

“感恩节过得怎么样？”西格丽德问。旅行社里，凯勒正和她对面坐着，安排着给唐·金德继女买一张去德国德机票，好让她可以最后一次看望她将死的朋友。那个女孩将要死于渐冻症。细节骇人悲惨，无法细想。詹妮弗从十17岁开始就认识她，已经有11年， 现在这个女孩快要死了。唐·金靠他的薪水几乎凑不出钱。为了说服唐让自己给詹妮弗买一张票，有必要告诉唐，自己有自己所谓的“80年代股票市场的一大笔横财”，（他这样的生活）不是在故作负担不起的姿态。他得花一番力气去说服唐。他不得不坚持几次，并且发誓他从来没有认为唐在暗示（真的没有）。唯一要担心的，是詹妮弗要怎么安排这样的旅行，但他们都认为她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女孩。

“很好，”凯勒回答说。实际上，那天他吃了炖肉罐头，听了阿尔比诺尼(可能是某个不想在感恩节晚上工作的沮丧的DJ)。他在火炉上生了火，赶上了他《经济学人》的阅读进度。他感到他自己和西格丽德之间隔得很远。他说，尽量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敷衍客气，“你呢？”

“我实际上…”她低下眼帘，“你懂的，我的前夫感恩节带布拉德，带一个星期，圣诞节归我。他现在真是个大男孩儿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坚决一点，但是他没有。如果我知道现在我明白的事情，我就不会让他走，不管法院给了那个疯子什么权利。你知道在感恩节前他做了什么吗？我猜你一定没读报纸。他们把皮特带去解放火鸡。他们被捕了。他父亲却认为这是小事一桩：折磨布拉德，让他被拘留。最糟糕的是，布拉德吓坏了，但他不敢不同一，然后他必须向我假装，假装他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认为我是冷漠的——”她寻找着这个词汇。“是非人的，因为我吃动物的肉。”

凯勒不知道该说什么。最近，事情似乎不够有趣。一切看起来都很奇怪和悲伤。西格丽德的前夫带着他们的儿子去解放火鸡。你怎么能即兴说出这些来？

“她可以去波士顿、伦敦、法兰克福，搭不列颠航空，”西格丽德说，好像不指望他回答似的。“会在大概七百五十块左右。”她又敲打键盘。“七百八十九，含税。”她说。“东部标准时间下午六点她起飞，早上到那儿。”她的手指不再在键盘上移动。她看着他。

“我能借用一下的你的电话，确认一下时间安排对她来说合不合适吗？”他说。他知道西格丽德在奇怪詹妮弗是谁。他是这么对她说的，“我的朋友詹妮弗·金。”

“当然可以，”她说。她按下一个按钮，把电话递给他。他先前把金的电话号码写在了一张小纸片上，这会儿从他衬衫口袋里滑了出来。他知道当他拨号的时候她在盯着他。电话响了三次，随后是机器的应答声。“我是凯勒，”他说，“我订好路线了，但我要和詹妮弗确认一下。我要让我的旅社代理人接电话了，”他说，“她会给你时间安排，或许你也可以打电话给她确认。好吗？”他把电话递给西格丽德。她接过了电话，完全是工作状态。“我是幸福旅社的西格丽德，金女士，”她说，“我有一趟不列颠航空公司的航班，下午六点零零分从洛根出发，经由伦敦，于上午九点五十五分到达法兰克福。我的直线电话是——”

他看向了那副挂在墙壁上的带框的巴厘岛海报。那是一片海景。两个人在一张吊床里缠绵着。前景又粉色的花朵盛开。

“嗯，”她拿着电话说，“我会等她消息的。有任何变动的话，让我告知你一声？”

他点了点头。“为什么不呢？”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你每天都会很忙的。”

她看着他，面无表情。“票钱，”她说，“还是无论怎样我都把它打出来？”

“无论怎样。”（现在终于有一个他没那么常说的词了！）“谢谢。”他站着。

“出去的时候，跟躲在桌子底下的同事打个招呼，”她说。

在门边，他停下脚步。“他们对那些火鸡做了什么？”他说。

“他们用卡车把他们带到佛蒙特州的一个农场，他们认为在那里他们不会被杀死。你可以在昨天的报纸上读到它。 所有人都被保释了。既然是初犯，我儿子也许可以避免留下案底。我已经请了律师。”

“我很抱歉。”他说。

“谢谢你。”她说。

他点了点头。

如果她不是有两件同样的衣服的话，那她现在穿着的就是他之前洒上茶的同一件灰色毛衣。他突然想到，在他的家人之外，她是他唯一交谈过的女人。那个在邮局的女人，他在跑腿时遇到的女人，UPS送货员，那个他觉得是雌雄同体的人，到最后就真正的女性熟人而言，西格丽德是唯一一个。他应该和她多聊聊有关他前夫和儿子的情况，尽管他无法想象他要说什么。他也无法在脑海中想象出一幅画面，不管是幽默的还是不幽默的，自由的火鸡在冰冻的土地上走来走去——她说在哪里？佛蒙特。

她接了一个呼入电话。他回头看了一眼海报，看着西格丽德坐着，穿着灰色毛衣，他第一次注意到她戴着一条挂着银十字架的项链。她高高的颧骨，因她的头部而显得更加突出前倾，是她最好的特点；她最大的缺点是她的眼睛，有点太靠近了，所以她看起来总是有点困惑。他举起手再见，如果她现在还在看的话，然后从他听到的西格丽德的话中他意识到，电话那头的人一定是唐·金的继女；西格丽德在详述从波士顿到法兰克福的时间安排，一边弹着钢笔一边说着。他犹豫了一会，转头走回去坐了下来，尽管西格丽德并没有要他回头。在詹妮弗·金和西格丽德讲述整个难过的故事的时候。他就坐在那儿——除此之外这个女孩还有什么事会和她讲这么久呢？西格丽德终于看了他一眼，任何把他的手指放在键盘上，开始输入信息。“我今晚可能会顺道过去。”他抬头静静地说。她点了点头，一边打字一边继续和电话里说话。

离开时，他想起格劳乔·马克斯在某部电影中唱过的一首歌，歌词是“你有没有那种想离开的感觉，但你仍然觉得你想留下来？”他脑子里忽然有了画面，格劳乔叼着香烟（不过可能是吉米·杜兰特在唱这首歌？），然后格劳乔的脸消失，只留下那根香烟，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某种时刻。随后——尽管凯勒在父亲死后已经戒烟多年——他停在了一家便利店里，买了一包香烟，抽了一根，开车回家，听着一些古怪的太空时代的歌曲。他开过了邓肯甜甜圈，买了两个普通的甜甜圈，来让他看晚间新闻的时候伴着咖啡吃，他想起苏·安妮曾经多次批评他吃饭不用盘子，好像掉落的面包屑是某种你生活即将失控的证明那样。

在他驾车途中，他看到他的垃圾桶被打翻了，里面的塑料袋裂开，盖子横在院子中间。他看着车窗外的瓜皮，然后是那张他刮胡子刮伤自己时他用来按在下巴上的带血的纸巾——他习惯在睡觉前刮胡子，以节省早上的时间，现在他的胡子不再长得那么多了——还有《经济学人》杂志，一个更好的公民会把它们捆在一起回收。他关掉点火装置，走出汽车，迎着风去处理混乱的局面。

当他把垃圾收拾到一起，他又感觉到有什么看着他。他看向屋子。在苏·安妮离开后不久，他不仅拉下了窗帘，还拉下了百叶窗，他喜欢清晰、空旷的窗户，人们可以走进去凝视，如果他们觉得这样的普通生活很迷人的话。一辆汽车经过——这条路上没见过的蓝色厢式货车，虽然几个星期来他经常看到它——当他在捡一个粉状的苹果的时候。也许一个私家侦探在盯他的梢，他想。可能是他妻子雇的，来窥探是否有另外一个女人住进了这间房子。他抓起最后一点垃圾，塞进垃圾桶，打算等会儿出来重新装袋。他想避开这阵风。他计划在六点钟的新闻之前吃一个甜甜圈。

西格丽德德儿子背靠着外门坐着，膝盖抵在胸前，抽着烟。凯勒看到他时吃了一惊，但他尽力表现得镇定自若，他在走道上停下来，从口袋里的烟盒里取出一支自己的烟。“能麻烦你借个火吗？”他对男孩说。

看起来有点用。布拉德看起来吃了一惊，因为凯勒看起来并不吃惊。以至于他举起打火机的手有些微微颤抖。凯勒比他高得多。男孩又瘦又矮（时间会照顾他，而不是凯勒）；凯勒身高六英尺还多些，肩膀很宽，比他该有的体重重上十五或者二十磅，冬天一来他就会胖这么多。他对男孩说，“这个是个社交暗示吗，是不是我错过了什么公事？”

男孩犹豫了一下。他没意识到这是一句玩笑话。他咕哝着说，“社交。”

凯勒把他的笑意收了起来。“借一步，”他说，往前走了一步。男孩爬起来，走到一边，以便凯勒可以打开门。凯勒感觉到了一秒钟的犹豫，虽然布拉德跟着他。

里边很冷。离开时凯勒把暖气调到了五十五度。男孩用双臂搂住自己的肩膀。烟头被夹在他的第二和第三个手指之间。他的手腕上有一个皮革手镯，，还有纹身。

“我要做什么吗？”凯勒问

“你能不能……”男孩心事重重地看了一圈房子。

“拿个烟灰缸？我用杯子。”凯勒说，递给他早上喝咖啡用的杯子。他的牛奶喝完了，所以他喝黑咖啡。该死——他又忘记去买牛奶了。男孩没有拿在手里，而是在杯子里掐灭了香烟。凯勒把它放回桌子上，拍掉自己香烟上的烟灰。他指了指一把椅子，男孩走向椅子坐下。

“你平时，嗯，工作，或者做之类的事情吗？”男孩直言道。

“我是个游手好闲的富人，”凯勒说。“实际上，我刚刚从你母亲那里回来，去买了张去德国的机票。给一个朋友买的，不是给我自己。”他补充道。“那是我今天要做的唯一一件事，除了读《华尔街日报》之外”——他没有听说这个男孩被捕的消息，因为他从来不看当地的报纸，但他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西格丽德——“还有，我又忘记买牛奶回来了。”

凯勒坐上沙发。

“你能不能不要告诉我妈我来过这儿？”男孩说。

“好。”凯勒说。他在等着。

“你是我爸的朋友吗？”男孩问。

“不是，虽然几年前有一次我们俩在同一天献血，就坐在隔壁的椅子上。”这是真的。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告诉西格丽德这回事。没什么好说的。

男孩看起来有些迷惑，好像他听不懂凯勒说的话。

“我爸说你们在一块工作。”男孩说。

“我为什么要说谎？”凯勒说，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父亲这么干了？

男孩又一次糊涂了。凯勒说，“我在大学里教书。”

“我在我爸那过感恩节，他说，你们在同一个领域工作。”

凯勒不由自主地笑了。“那是一种表达方式，”凯勒说，“就像‘我罩着这边’。”

“罩着什么？”男孩说。

“他说我们“在同一个领域工作”，他指的是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但我猜他就是这个意思。”

男孩看着自己的脚。“你为什么要给我买彩票？”他说。

凯勒要怎么回答他呢？他这样做是为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情向他母亲间接道歉，而本来他并不需要道歉的？世界变了：这里坐着的是从来没听说过“在用一个领域工作”这种表达的人。他觉得他可以问，，虽然他知道布拉德并不知道上下文的含义。

“我知道感恩节对你来说糟糕极了，”凯勒说。他补充道，完全多余（尽管他完全无法容忍谁说话添油加醋），“你妈妈说的。”

“嗯。”男孩说。

他们沉默地坐着。

“你为什么来找我？”凯勒问。

“因为我觉得你是朋友。”男孩的回答出乎他意料。

凯勒的眼神出卖了他。他感到他的眉毛轻轻抬了一下。

“因为你给我买了六张彩票。”男孩说。

很明显，这个男孩对通过改变预期数字来强调一个人没有概念：一朵玫瑰而不是一打；六次机会而不是一次。

凯勒起身，拿过来桌上装甜甜圈的包。油脂渗了出来，在木头上留下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污点 他用手背擦了擦。他把包递给布拉德，放低好让他看到。靠近了些，闻得出来男孩身上有些微微的酸味。他的头发脏兮兮的。他耸着肩膀坐着。凯勒把包向他移了一英寸过去。男孩摇头拒绝了。凯勒把包口折上，放在了地毯上，走回了他坐过的地方。

“如果你给我买一架单车，我一直打工到下个夏天，然后把钱还给你，”布拉德直说。“我需要单车，去以前我去过的一些地方。”

凯勒决定不解读语法，尊重他的说法。纹身似乎描绘了一根尖端带有球状东西的长钉。一个骷髅，他断定，没什么理由，除了这段时间头骨似乎是一个受欢迎的图案。布拉德的下巴上有一个粉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对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来说，凯勒也经历过自己的青春期，甚至没有长粉刺。他的女儿就没有这么幸运。她因为糟糕的皮肤状况一度拒绝上学，而当他试图逗她让她不要难为情时，反而把她弄哭了。“好嘛，”他对她说，“你不是患有淋巴结核的约翰逊医生。”他的妻子，还有女儿，一下哭了出来。第二天，苏·安妮为琳预约了皮肤科医生。

“你能对你妈妈保密吗？”

“可以。”男孩说。不过，他没有强调；他眯起眼看凯勒是否会同意。

他说：“你怎么告诉他这架单车是从哪儿来的？”

“我会说是我爸给我买的。”

凯勒点了点头。“这不是什么她可能会对他问起的事吧？”他说/

男孩啃起了大拇指。“我不知道。”他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这是你给我打扫庭院到下个夏天换来的呢？”

“嗯”，男孩说。坐直了，“当然，我能干。我会的。”

凯勒突然想到，莫莉·布鲁姆不可能把“会”这个词读得更重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我碰到你然后提出来的”，凯勒说。

“说你在斯科特店碰到了我，”男孩说。那是一间冰淇淋店。如果男孩要他这么说，他会这么说的。他看向了装甜甜圈的包。期待着在新喜之下男孩会很快把它拿起来。他笑着。他在等布拉德朝那个包走去。

“是我把你的垃圾桶弄翻的。”布拉德说。

凯勒的笑容消失了。“什么？”他说。

“我回来到这儿时很生气。我以为你是我爸的什么疯子朋友。我知道你最近在和我妈约会。”

凯勒扬起头。“所以你弄翻我的垃圾桶，是准备要开口要我给你买单车的钱？”

“我爸爸说你是个和妈妈约会的混蛋。你和妈妈去了波士顿市里。”

凯勒被叫做过不少称呼。很多很多。但混蛋绝对不在其中。出人意料，但它只是中止了他拿男孩取乐。“而我如果和西格丽德约会了，”他说，“就意味着你应该过来弄翻我的垃圾桶？”

“我从没想过你会借我钱，”布拉格咕哝。他的大拇指又放到嘴里了。“我没有……为什么我会觉得你能借我这么多钱，难道就因为你给我买了价值12美元的彩票吗？”

“我没跟上你的的逻辑，”凯勒说，“如果我是敌人，为什么，没错，为什么你来找我？”

“因为我不知道。我一大半时间都不知道我爸在干什么。他是个大疯子，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应该有人把他装进麻袋里，让他离开远远的，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宝贝火鸡一起生活了。”

“我理解你的痛苦。”凯勒说。世界上有这么多问题，对我来说，解放火鸡恐怕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因为你爸也是个疯子吗。”

“你的意思是？”凯勒说。

“你说你能理解我的感受。是因为你也有一个疯子老爸吗？”

凯勒想了想。在记忆中，很明显他父亲的消逝，在去世前一年，是因为抑郁，而非衰老。他说，“他是个很好的人。努力工作。有信仰。很慷慨，以致于没有很多钱。他和我的母亲婚姻很幸福。”令他意外的是，这听起来却很合适：多年以来，在修改他父亲的历史时，他认为一切都是假象，但现在，他自己已老，他倾向于认为人们的不快乐很少是由其他人造成、或因其他人而减轻的。

“我来这里弄翻你的垃圾桶，拔你的灌木，是故意的。”布拉德说。

这男孩总是让人意外。

“我会把它种回去的。”布拉德说。突然间，他似乎快哭了。“房子那边的树丛”，他颤抖着说，“周围盖了新土的那丛。”

的确。正是凯勒想的那丛。最近一个早上，正是雨后，他把杜鹃花挖了出来，重新种在阳光更充足的地方。多年以来，印象中的第一次被感动的时刻。他已经很久没有在院子里干活了——一点都没有收拾，自从苏·安妮离开后就没有。

“嗯，我想你确实需要这么做。”他说。

“如果我不呢？”他用刺耳的声音说。他的声音完全变了。

凯勒皱了皱眉，对突然的转变感到吃惊。

“如果我要做我本来来做的事呢？”男孩说。

突然间一杆枪指着凯勒。一只手枪。直直指着他，就在他的客厅里。突然地，以至于他还没来得及想出这个物件地名字，他就出手了。当他抓住男孩，从他手中夺下枪时，枪走火了。“你们都是疯子，你也是，和那个婊子约会的疯子！”布拉德叫喊着。叫喊如此剧烈，凯勒因此知道那个男孩还活着。

子弹穿过了凯勒的前臂。一个“干净的创口”，正如医生们晚些会在急诊室里说的那样，他的表情表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描述中所隐含的讽刺意味。随着惊人的力量激增，凯勒用他的好胳膊把男孩按到了地毯上，另一只手的血则流到了甜甜圈袋上，然后斗争结束了，凯勒不知道该怎么办。看来了他们会永远保持这样的动作，他按着这个男孩，一个人或者他们中另外一个人——也许两个人都是？——尖叫着。他设法用他受伤的胳膊以及完好的胳膊把布拉德拉了起来，紧紧抓着他，把这个突然间变得沉重的、哭泣的男孩拖到电话旁边，拨打了911。随后，他会知道他弄断了男孩的两条肋骨，子弹只差几分之一英寸就击中了他自己前臂的骨头，即使这样伤口也还需要做六次相当痛的缝合。

凯勒在急诊室恐惧地等待着西格丽德的到来。他的世界很久以前就已经颠覆过来，他已经学会一些花式杂技来保持直立，但西格丽德只是一个初学者。他记得那个晚上他想过要去她家里。这样的话那晚他可能会留下来。一切可能会不一样，但是终究没有。还有这个想法：如果他妻子认为他误判了他们女儿瑕疵的重要性，那么西格丽德会不会这么想，事情演变成这样暴力的方式，都是他的错？在许多事情里他都被说成是煽动者的。这是他女儿最喜欢留给他的词汇。她甚至不再去尝试找到别的词去形容他的缺点：他就是爱挑事的。甚至她也不相信这个卑鄙的绰号。不：他就是爱挑事。

在那个明亮的房间，他们坚持让他呆在轮床上。液体从一个袋子流进他的手臂。西格丽德——西格丽德在那儿！——流泪不止。她的律师陪着她：那是一个有着明亮的蓝眼的年轻男子，有一个对他的年龄来说太皱的眉头，他看起来似乎太慌乱以至于不能负责好任何的事。他这样徘徊是因为他善良，还是他和西格丽德之间有更多的东西？他明白，自己不西格丽德产生瓜葛并没有让她免受任何痛苦。而又一次的，他对一个女人的悲惨遭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创伤是个奇怪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存在，就像潜伏于你体内的患病细胞（这在医院里是很自然的想法），或者就像只有在阳光穿透的温暖下才会在泥土深处搅动的球茎。

凯勒记得那个太阳——不，是月亮——在琳摇篮里的那个。这个摇篮本来可以容纳三个孩子，但最终只住进去一个。他曾建议产后抑郁的苏·安妮重返校园，拿到艺术史学位，从事教学工作。他希望她有同事，有朋友。因为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噢，有时候。当然。为一个需要去看望临终朋友的人买一张机票是一种很好的姿态。多讽刺啊，他在自己可能会死的同一天安排了那张票。

西格丽德穿着那件灰色毛衣，戴着项链。她的儿子摧毁了她的世界。而凯勒并不打算帮她：他甚至不会考虑帮他重新组装起来。所有国王的马，所有国王的人……即使是罗伯特·佩·华伦也无法将西格丽德重新组合在一起。

凯勒之前尝试过做这样的事情：善意；好的建议；而他妻子尖叫着说，无论她做什么，都永远不够，永远，也许本来是够的，如果她向他展示出她所拥有的力量的话——他的讽刺、滑稽的旁白和没完没了的含糊其词还没有把这些力量耗尽——就用那些方式：把灯扔在地板上，把他的打字机摔向墙壁(凹痕还在)，把电视扔出窗外。这些想法后来才被解释给他听，因为当她展示她非凡力量的时候他不在家。松鼠们吃掉了所有的球茎。那年春天不会再有一朵郁金香开花了。他怀疑情况并非如此——当然松鼠并没有挖出每一个球茎——但是她没心思和他争论。另外，必须这么说，他在婚姻中并没有扮演一个温和的角色，而是挑事的。她女儿这么说。

现在她来了，她女儿，赶到他身旁，被一个护士陪着：那个曾经被递给他看的、裹在粉色毯子里的孩子，现在长得差不多和他一样高了，她的脸当时是皱的，现在也是。

“不要撇着眼看，”他说。“戴上你的眼镜。你还是会很漂亮的。”

他很快地站起来，向她表明自己很好，这让迅速冲到他身边的医生护士很生气。他说，“我没有医疗保险。我要求出院（be discharged）。枪走火（got discharged）了，所以我也要出院。”

护士低声说了什么，他听不见。站着很吃力，这让他头晕目眩。在房间的另一边，西格丽德出现了两次，然后就消失了。琳否定了他刚才说的话，用刺耳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他当然有医疗保险。医生非常坚定地把他推回轮床上，现在许多手在他的胸部和腿上扣带子。

“凯勒先生，”护士说，“你来到这儿之前流了太多血，你得躺下（lie down）。”

“也就是不要因病退役（As opposed to up）？”

那个正在走开的医生这下转过身来。“凯勒，”他说，“这里不是急诊室，我们不会为你做任何事，护士也不是你的（滑稽剧的）配角（straight man）。”

“显然不会”，他很快地说，“她是个女人，我们知道。”

医生的表情没有变化。“我在医学院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聪明人”，他说，“他说他做不了这个工作，所以他开发了一个喜剧套路，开了个退学的大玩笑。最后，我成了医生，他还在自言自语。”他走开了。

凯勒很快准备好了反驳的话，已经听到了它们在脑海里的声音，但她的嘴唇却没有把这些话吐出来。他最亲近的人一直希望的事情现在实现了：他那可怕的语言天赋被暂时搁置。真的，他累得说不出话来。

“最亲近的”这段短语把他带回到过去，让他想起了那只鹿。那只在好莱坞山上消失的鹿。他的守护天使，虽然稍微生了一些疥癣，蹄子踩在地上，也没有薄纱一样的翅膀将它带到空中。他闭上了眼睛。

当他睁开眼睛，凯勒看到他的女儿正低头看着他，他于是慢慢点头，一个试探性的微笑就像一个括号在她嘴角颤动，他认为这个括号可能包含信息，是的，曾经的他能够很容易让她放心，当她，如此相信着，她自己真的能让他放下心来的时候。

为了表示感谢，他尽力装出了杰克·尼尔科森那样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