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能生活

李文倩
在理想世界之外，没有一个时代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即使如此，仍有某些时代与另一些时代比较而言，较为接近理想状态。这让后人追慕不已。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人们一般都会发现，那些所谓理想的黄金时代，亦并非总是如传说般美好。然而，我想在此讨论的主要问题，并非判定某个时代的是非；而是想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何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安身立命。
    个人对时代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世界观。在一个颠倒是非的时代里生活，个体性的痛楚可想而知；除非你放弃自身的价值标准，与肮脏的时代媾和。坏时代的表征之一，即普遍性的伦理崩溃：多数人安于肉体生命的延续，而不顾这是以另外一些肉体的受伤或消失为代价。毫无疑问，“肉体伦理”极为脆弱，原因在于：绝对之善的匮乏或绝版，注定今日之幸存者，极有可能在明天狼入虎口。人人自危的时代，道德冷漠症如流行性感冒一般，制造出大量的病患者。王小妮有这样一节诗（《看望朋友•我撞上了欺骗》）：
我真正想说的是
人们最喜欢
近距离地
围观流血的伤口
就诗人的本意而言，或许有其形而上的蕴意。但在我看来，这首先与国民性批判无关；更要紧的是，这一节诗恰当地描述了一种时代性的道德困境。这是诗人的敏感处。毫无疑问，“人们最喜欢”“近距离”“围观”的“流血的伤口”，一定不是围观者本人的。当然，诗歌的描写并不能替代现实。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遭遇更多的是麻木和冷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围观尚是一个低成本的参与行动。或许还有同情的因素在。
曾有一个流传广泛的故事。关于生存。一个放羊的孩子，当别人问他为什么放羊时，他说为娶媳妇。娶媳妇干吗？生孩子。为什么要孩子呢？放羊。人们又问城里的孩子，为什么读书？回答是：上大学。上大学干吗？娶漂亮女人。要漂亮女人干吗？生孩子。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生孩子？想让他好好读书，然后上大学。这是一个老故事。因为今天一般的大学毕业生，不要说娶漂亮女人，连自己的生存都难。传统的讲法，当故事说到这里的时候，一般都是以叹息或笑声结束。其间的意蕴，似乎清楚明白，人人都懂。但仔细分析故事中的两个事例，我们即可发现如是相似性结构：无论是放羊娃还是城里的孩子，他们所有的努力，无非是争取一个生存的资格；而对他们个体而言，生存无非就是一个生殖的循环链，毫无价值可言。如果我们稍作追问，即可发现，他们的人生规划或目标都局限于私人领域。这里所能揭示出的秘密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实现来源于公共事务。但这并非是对私人生活的贬低。恰恰相反，当某种外在的力量强迫个体放弃私人生活时，这种力量毫无疑问是邪恶的。
一般情况下，当某种虚假的集体性力量失去威力之时，私人生活的合理性会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但如果整个社会存在巨大的问题，那些拒绝介入公共事务而只追求个人美德的人，最后无疑都将成为彻底的伪善者。朋霍费尔在《狱中书简》中写道：“有些人企图躲进自己的个人美德的内殿，以避免乱七八糟的公众生活。然而，这种人面对自己周围的不义，不得不封住口、闭上眼。只有以自欺作为代价，他们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远离承担责任的行动所带来的污垢。因为他们获得的一切，他们弃之不为的一切，仍将扰乱他们内心的平静。面对这种纷扰，他们不是在精神上走向崩溃，就是发展为一切法利赛人当中最伪善的人。”另外，他还不无悲观地写道：“根本不想为过去尽责，也不想去造就未来的人，是没有记忆的人，在我看来，对这种人，似乎没有任何办法去把握住他，使他觉醒。”
在许多情况下，人的确无法改变他人。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人首先不愿改变自己。坏社会并非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由许许多多的作恶者一起来支撑的。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谁都没有道德上的豁免权。但不愿改变的，至少有这样两种人。一种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想保住自己已经获得的利益，还想继续以不合理的手段获取更大的利益。还有一种是普通人，生活中任何一点向善的改变，都有可能给他们带来不小的麻烦。然而问题在于，即使我们不做任何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麻烦并不比有所改变后更少。更重要的问题是，相比于因某种行为而招致的小麻烦所带来的不便言，不做任何改变的焦虑更令人痛苦。
在老虎庙等制作的“努力走向公民社会”的专辑中，崔卫平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一个人有权利选择过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在外部环境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你依然可以设想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而追求可能生活，重要的是锻造一种品质。C．S．路易斯在《返璞归真》一书中论说如何做一名基督徒时说，“你把自己装扮成基督”，他还说：“若想真正拥有一种品质，唯一的途径通常是，在行动上开始表现出自己仿佛已经拥有了这种品质”。而最终支撑起这种行动的，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维特根斯坦尝言：“一个人可以不信任自己的感官，但不能不信任他的信念。”（《哲学研究》）而信任自身信念的最好方式，便是尽可能地去实践它。
二○一○年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