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现实和艺术对我来说就是同一种东西”：凡·高的读书单
在新书《我为书狂：凡·高的私人阅读史》中，来自意大利的独立学者、艺术策展人马里耶拉·古佐尼（Mariella Guzzoni）对凡·高的阅读方式、阅读书目、以及阅读对其艺术的影响做了出色的考据工作。通过爬梳现存903封凡·高与亲友的往来书信、家庭档案、以及亲赴凡·高博物馆等机构，马里耶拉·古佐尼为我们还原了凡·高的私人阅读史，以及它如何映照出这位艺术家一生的思想轨迹。
PART 1
凡·高：作为阅读爱好者的一生
vAN GOGH
如果说有一个元素能将凡·高复杂的一生统一起来，这个元素就是书籍。无论是作为艺术商人、传教士还是画家，他对阅读的热爱贯穿终生，始终如一。而在凡·高从传教士到画家的转变过程中，学习和阅读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凡·高16岁开始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到他37岁自杀辞世，其中只有短短二十一年。如果采取文学的视角，可以将这段时间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从1869年7月起，凡·高前往海牙，为国际艺术品与印刷品经销商古庇尔公司工作。这是他的第一段职业生涯，他在此期间进行了海量的阅读，既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个人的乐趣。
随后的一段时期（1876-1879），凡·高愈发陷入宗教狂热。这促使他放弃了艺术品经销商的工作，转而前往比利时的博里纳日矿区，试图成为一名传教士。然而到了1879年夏天，他的传教士生涯迎来最终的失败。在接下来的一年，他都远离人群，将自己封闭在阅读中。这段阅读经历唤醒了他内心真正的渴望，促使他最终远离了那些在他看来属于教权的、伪善的东西。
1880年6月，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对书籍和艺术的激情：“对书籍的爱就像对伦勃朗的爱那样神圣，我甚至觉得，这两种爱相互补充、彼此增强。”在重生的凡·高身上，文学、艺术和生活已经变得不可分割：
“而一个人必须学着阅读，正如他必须学会观察，学会生活。”
PART 2
狂热的读者，漂泊的读者
vAN GOGH
凡·高的阅读范围极其广泛，对几个世纪以来的艺术与文学都有所涉猎——他在书信中提到过几百部文学作品，涉及两百多位作家，英语、法语、荷兰语、拉丁文四种语言。
狄更斯是他最爱的英国作家：“我几乎集齐了狄更斯作品的法文版”；
左拉是他书信中出镜率最高的作者：“我毫不犹豫地阅读了左拉的全部作品”；
在圣雷米精神病院修养期间，“我在这里特想时常阅读的，是莎士比亚”；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宣告了最后一项文学阅读计划：“我很希望有朝一日能阅读荷马”……
书籍是凡·高最忠诚的旅伴，是他在忧郁感伤的日子里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他所珍爱的书籍中，以下几个主题是最常出现的：不公正和对穷人的同情，朴素天真、谦卑与勤奋工作的意义，对土地与自然的赞美，以及对人类灵魂的审视。而如果凡·高对某位作家产生了兴趣，他就会阅读所能找到的该作家的全部作品：
“说到作家，比如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和左拉，你难道不觉得，除非一个人对他们的作品有了近乎完备的了解，否则他根本谈不上了解他们？”
虽然凡·高对书籍十分珍爱，他却并不是一个书籍收藏家。作为一位总在不断迁徙的画家和阅读者，他通常不会带着书籍一起搬迁。对他而言，重要的也不是拥有多少册书，而是把书籍记在脑海里，让书籍真正为他所用。
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能够记住很长的段落，写信时也常常引用，很多时候会根据自己的情绪而对其修改、删减或增补，或是将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结合起来。不过，阅读或引用的对象本身对他而言并不重要。他不认为自己的藏书是由装满书的书架构成的图书室——他的图书室建在他的头脑中。
PART 3
画家式阅读
vAN GOGH
凡·高读书至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口气读完”，另一种是“字斟句酌地细读”。此外或许还可以加上一种方式：画家式的阅读。
凡·高在27岁那年决定成为一名画家。做出决定后不久，他就开始通过这种全新的视觉手段来表达对书籍和阅读的热爱。1881年，他在一张大幅水彩画中描摹了他的第一位“阅读者形象”：《火炉旁读书的男人》。
画面中的男人独自一人坐在火边读着书，沉思默想，沉静而私密的氛围表达了凡·高的一个根本信念：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书籍和学习来照亮自己的路。
在凡·高眼中，这个主题与他本人的新生密切相关，也将贯穿他艺术生涯的各个阶段——凡·高画了不下二十五幅表现阅读者和书籍的画作与速写。这些画持续且频繁地出现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书籍”也成为凡·高一个持久的创作焦点。
PART 4
用文字和画笔作画
vAN GOGH
对凡·高来说，读书首先意味着“在书中寻找那位创造它们的艺术家”。他努力与那些作为艺术家的作者展开内在的对话，反复思考他们的文字，停下来一遍又一遍地斟酌某个措辞，然后在自己心中与之产生共鸣。
凡·高认为，一位艺术家是用文字作画还是用画笔作画，差别其实不大：“左拉和巴尔扎克是描绘社会乃至整个现实的画家，他们在那些喜爱自己的读者身上唤起了罕见的美学情感，而这恰恰是因为读者接纳了他们所描绘的整个时代。”他们的目标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他们手中的工具，而不是“作画”这个动词本身。
借由凡·高喜欢的书籍走进他的生活和艺术，让我们能够站在他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当中，揭示隐藏在凡·高所有作品背后的关键；也让我们看到书籍、艺术和人性如何在凡·高身上相互交织，最终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赋予他的这句话以生命和声音：“书籍、现实和艺术对我来说就是同一种东西。”
01/ Jules Michelet
米什莱
1879年，随着传教士生涯的失败，凡·高对所有的宗教组织失去了信念。这让他开始热切地寻求新的“福音”。他狂热地阅读，速写“精疲力竭，面容憔悴，饱经风霜而过早地衰老”的矿工。1880年6月，在不顾家人反对离开家一年以后，凡·高打破沉默，给提奥写了一封极其动人的信。
“我没有被绝望打败，在我还有力量能够积极的时候，我采取了一种‘积极的忧郁’。或者换句话说，我喜欢有所希望、渴望和探索的忧郁，而不是绝望、悲伤和停滞的忧郁。所以我相当认真地研读了我能获得的书籍，比如《圣经》和米什莱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去年冬天我还读了莎士比亚和一点雨果，还有狄更斯和斯陀夫人……”
在这些书籍中，凡·高发现了一种可以作为行动指南的“现代福音”，也积极地寻找一套新的伦理结构和新的声音来指引自己。在这些新的声音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声音来自儒勒·米什莱。
米什莱是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他的《法国大革命史》是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在书中，米什莱敢于赋予人民主动性，坚定地将他们置于革命力量的核心。在肖像画“革命”中，凡·高也将人民的面孔放在画面中心，让他们成为自己绘画作品中最宏伟的主角。
02/ Victor Hugo
雨果
第二位对凡·高产生影响的重要思想家是维克多·雨果。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我稍微研读了雨果的一些作品，有《死囚末日记》，以及一本关于莎士比亚的书，论述非常优美。我对这位作家的钻研很早就开始了。他的作品就像伦勃朗的画一样优美。莎士比亚之于狄更斯或雨果，就像雷斯达尔之于杜比尼、伦勃朗之于米勒。”
《死囚末日记》最早于1829年匿名出版，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等待行刑的囚犯，永远不知道哪一天会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整个故事就由囚犯的日记组成，这些独白极其令人动容，且每一页都包含着对哲学、人道和政治的思考。
凡·高在给提奥的信中还引用了雨果的一部作品：《莎士比亚论》。在这本书中，雨果以莎士比亚为例，开启了关于每个时代的“天才”的讨论。他所列出的名单不仅包括作家，还包括科学家、画家、音乐家，例如荷马、埃斯库罗斯、但丁、米开朗琪罗、拉伯雷、塞万提斯、伦勃朗、贝多芬、伽利略和牛顿。
雨果在书中说：“崇高的艺术都是平等的。杰作之间没有高低先后之分。”凡·高完全认同这个观念，正如他书信中的绘画和文字内容总是并驾齐驱，重要的不是艺术家表达的手段，而是表达的内容。
03/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
对凡·高来说无比珍贵、不可或缺的作者，还有狄更斯。他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是凡·高终其一生不断重读的作者。
对于凡·高，绘画和文学是共同进行的。尤其是在画城市速写时，他希望自己的画作同时带着左拉文字的力量和狄更斯作品中的真实。
“狄更斯本人有时候也这样表达：‘我已经粗略地描绘（sketched）了。’”在一封写给提奥的信中，凡·高在这个英文词下面画了线。这个词来自狄更斯的短文集名称《博兹札记》（Sketches by Boz），文集“粗略地描绘”了伦敦的城市生活，“图解了日常生活和平凡的人”。
狄更斯毫无疑问是凡·高最喜欢的英国作家。他也不遗余力地阅读和收集这位作家的几乎所有作品。
“这个星期我买了一本新出的平价版的狄更斯《圣诞颂歌》和《着魔的人》……我觉得狄更斯所有的作品都十分优美，但这两本故事集尤其动人——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几乎每年都会重读它们，而它们总是常读常新……在我看来，没有哪位作家比狄更斯更像画家和制图师了。他就属于那种作家，能够令笔下的人物在现实中活过来……哦，我几乎集齐了狄更斯作品的法文版，翻译是在狄更斯的亲自监督下完成的。”
04/ Émile Zola
左拉
1881年12月，凡·高搬到了荷兰海牙，先锋派艺术的中心。在当地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中，他完全被“现代法国作家”迷住了，开始进行更偏重文学的阅读，而这正与他的新生活同步。次年夏天，他发现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之父——埃米尔·左拉。
他在当年7月给提奥的信中写道：“在左拉的《爱情一页》中，我发现有好几处对城镇风光做了极其精湛的描绘……而正是这本小书令我毫不犹豫地阅读了左拉的全部作品……”
左拉立即远超凡·高喜爱的一众作家，成为他在信中引用最多的一位作者。那个夏天，他完全沉迷于左拉的作品，读了左拉刚出版的所有小说，并将其视为巴尔扎克的继承者：“左拉简直就是‘巴尔扎克二世’。”
凡·高发现自己与左拉的世界观完全一致。他们都不会对周遭日常生活中的残酷现实或源自其中的题材加以粉饰或理想化。原原本本的现实就是他们作品的核心。1883年7月，凡·高读了左拉的文艺批评著作《我的憎恶》。左拉在书中写道：“‘现实主义’这个词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宣布，现实服从于禀赋。”
左拉认可经由艺术家个体的禀赋对现实进行的转换，并认为“艺术作品就是通过禀赋看透创作的一角”。左拉的文字让凡·高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在1885年的信中谈及自己创作《吃土豆的人》时力图捕捉光影的效果：“我们并不总是完全精确地——其实从未精确地——通过我们的禀赋而认识自然。”
05/ Maupassant / Goncourt
莫泊桑&龚古尔兄弟
1887年秋天，凡·高两次描绘了堆成几摞的“巴黎小说”：《几摞法国小说》和《法国小说和玻璃杯里的玫瑰》。
其中，《法国小说和玻璃杯里的玫瑰》比之前的习作尺寸更大，描绘也更加细致。画中的书都是平装本，很多是黄色封面，这是当时法国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设计。对于凡·高来说，书籍、尤其是法国文学提供了一种理解自身以及周遭世界的方式。在这幅画中，他向我们呈现了一份信念宣言：对法国现代叙事作品的崇高敬意。
这两幅油画没有模特，也就是没有“读者形象”，但凡·高用一种非常私人和个性化的方法处理了“读者问题”：将这些书籍描绘得像是自己的朋友。在两幅画中，前景处都有一本打开的书，像是发出阅读的邀请；而读者即使没有在画面中，也是在场的。
1887年末到1888年初，凡·高又回到了“阅读者”这个主题：他画了新作品《有小雕像的静物》。画面中有两本书，封面分别是黄色和淡蓝色的。与“巴黎小说”不同，凡·高这次仔细仿写了书名，黄色封面的是龚古尔兄弟的《热米妮·拉舍特》，淡蓝色封面的是莫泊桑的《漂亮朋友》。
龚古尔兄弟的《热米妮·拉舍特》讲述了一个现实的故事：一个名叫热米妮的年轻女仆晦暗不堪的双重生活。这部小说是凡·高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认为此书如实反映了“真相，生活本来的面貌”。
莫泊桑的《漂亮朋友》中英俊的主人公，极受巴黎上流社会女性的欢迎，他也很会利用自己的这一优势。在给提奥的信中，凡·高开玩笑地抱怨说，自己很难说服普罗旺斯的女性为自己当模特，“我不是个‘漂亮朋友’，所以我没办法说服她们”。
分别基于女性人物和男性人物的这两部小说，作为对新时代的真实描绘，共同呈现在这幅色彩缤纷的油画上。莫泊桑和龚古尔兄弟，也被凡·高视为作品“出众”的作者。就像他在1887年10月下旬的信中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不熟悉这些作家，那么他绝对不能称得上属于这个时代”。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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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书狂：凡·高的私人阅读史》
为画痴狂的凡·高，同样嗜书如命。为探寻凡·高的阅读史，作者爬梳现存903封凡·高与亲友的往来书信、家庭档案，亲赴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国立博物馆，以及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图书馆、米兰公共图书馆等机构，搜集并查阅凡·高信中引用过的上百部著作。
书不仅在精神上滋养着凡·高，也成为他艺术的缪斯。在短暂的艺术生涯中，他至少创作了25幅表现阅读和书籍的画作。本书尽可能将原书封面、内文与画作并列展示，在视觉和观念层面建立起一种对话：一方是凡· 高作为画家所创作的作品，另一方则是赋予凡·高灵感的重要作家和插图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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