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文：蒙面哲学家(Dits et écrits IV, N°285)
原标题：Le philosophe masqué
作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译者：Parker Tan
译者按：这篇访谈可以和德勒兹论新哲学家的文章对读。本文对媒体-作者-思想关系的分析。总的来说，福柯和德勒兹都指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也完全是我们现今当下的问题)，那就是知识界彻底臣服于媒体的运作，一种作者-功能(fonction-auteur)正在不断蚕食创作功能(fonctions créatrices)；相较于那些文化产品的实际内容和涵义，那些作者的称呼、名号、招摇过市的评测和渗透着评论家乃至作者自身自恋的批评和宣传完全成为了更重要的东西。在这种媒体转码的文化生产中，我们不再关注一本书本身的内容；或者说，我们在遍历书籍文本之前就必须借助于那些出版社广告、评论家鉴赏、某些文化明星的吹嘘或诋毁来预置自己的阅读规范和判断。因此，福柯在谈及这个问题并接受这个采访之前就对采访者和世界报提出一个原则性要求：必须完全匿名，而且不能包含任何有关他身份的线索——福柯对作者-功能的危险性显然是有自觉的，因为既有的媒体在当下的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中介，这种普遍中介以作者-功能为基础规制了几乎所有人的公共书写方式和观点表达方法——你无法自由自在选择介入或者脱离这一媒介，这是当下公共话语交换的游戏规则，一种以作者为中心的话语规范；因此，即便是对这种作者-功能的批判，只要这种批判进入了公共话语的场域，那么它依然有着被这种话语治理吸入的风险。对于这种风险和影响，我认为当下的我们在对媒体作为主体性写作和事件编码的体验中已经并不陌生了。
那么我们应该斥拒媒体吗？德勒兹和福柯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对于德勒兹而言，媒体并不是作者-功能的同一物，而是一种作者-功能用以把握现代性并再次适应当下时代、维持自己稳定存在的工具，而运用这种工具的角色就是以这些新哲学家为例的点子营销家和那些想要追上这股营销至上新潮流的保守派；对于福柯而言，媒体是一种诸差异的网络。然而，目前有一种权力和话语规范在混淆媒体自身的创作-功能和作者-功能，让媒体成为了一种无差异的存在，抹消了媒体作为媒介的多样性和流变特质；同时这种无差异也让一些本来对媒体这一作者-功能进行的批判的人不得不从属于这种同一性对一个大写的媒体概念进行斥拒；这就让人们陷入了一种不借助作者-功能就无法批判作者-功能的尴尬处境。因此，福柯才需要以一个蒙面哲学家的模样来指出这种混淆视听的话语规范是如何让那些忧虑者陷入愈发匮乏的境地，他说道：
在这里，一种痛苦溢出并化成了无数种症状，其中一些会令人愉悦，而另外一些则不那么有趣。正因如此，对于那些作者来说，他们觉得自己面对媒体无能为力，他们指责那些媒体主管了整个写作空间，让他们喜欢或讨厌的人肆意出现或消失；至于那些批评家，这也正好是他们觉得往往没人听他们说话的原因——除非他们抬高嗓门，学着魔术师每周都要从帽子里掏出一只兔子一样给出那些妙语连珠。这也是一种虚伪的政治化，它在那些“意识形态斗争”和洗刷“危险思想”的必要规范下遮蔽了那些不被阅读或倾听的深层忧虑。同时，这里又出现了一种奇妙的权力恐惧症：那就是认定任何写作的人都拥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权力，如果不能让其终结，那也至少要对其加以限制。这里还有一种魔咒般的断言：现在的一切既空虚又荒芜，不存在任何利益和重要性——这句话显然来自于那些自己啥事儿也不干，但又发现别人已经做了太多的人。
所以，在福柯看来，不能因为媒体的作者-功能就排斥媒体，而是要反过来扩充差异化媒体，让自己不断游移于媒体扩充的运动之中，从而摆脱媒体作者-功能的围猎。当然，就如今的话语空间而言，媒体也确实产生了各种“差异化”的增殖和创新；不过，在这种创新中依然还会有新的作者-功能不断涌现，让这些新的信息渠道再度成为传统形式化和主人式话语规范的一部分，而这，正如德勒兹和福柯在这个问题上都提到的“营销”、“经济的合理性”以及“人口治理”一样，就显然已经不是单纯话语或者文化范畴的问题了。
1980年1月，克里斯蒂安·德拉坎帕涅(Christian Delacampagne)决定邀请福柯先生接受《世界报(Le Monde)》的一次采访，当时世界报周日增刊的主题正好是思想辩论。福柯先生随即同意了采访，但他提出了一个原则性条件：这个采访必须保证匿名性，绝不能出现他的名字，所有能让人猜到他身份的线索都必须被予以剔除。福柯先生以这种方式给出了对他立场的辩护——知识界已经成为了媒体的猎物，那些所谓的明星称谓远远高于思想，思想本身不再被认可，那些言说还不如说话者的个性重要。甚至这种对媒体写作的批评本身都有被简化和利用的风险——如果这些批判是由一个并非自愿介入但也已经在媒介里占据一定的地位的人给出，那么批判还有可能助长了其所谴责的事物——福柯先生认为他就处于这种境况之中。为了打破这种不正常的影响并试图让人们听到一个无法追根溯源到发言者身份的声音，他认为有必要决心成为这么一个匿名者。这个观点吸引了德拉坎帕涅，他喜欢这个想法。大家都同意这个访谈应该是同一个没有明确身份的“蒙面哲学家(philosophe masqué)”进行。所以余下的工作就是去说服《世界报》同意这么做，去接受这么一个“某人(personne)”的文本——它本来是想公开采访福柯先生的。这里的交涉过程很艰难，但福柯先生执着于这么做。
这个秘密一直保留到福柯先生去世，似乎很少有人能看出这个文本背后的说话者。后来，《世界报》和《发现(La découverte)》杂志承诺会将该访谈和该系列中其他采访一并整理成册并出版。随后就和现实中所发生的的一样，《世界报》决定单方面披露这位 "蒙面哲学家 "的真实姓名。这篇访谈的文本完全是福柯先生的手笔，他还和德拉坎帕涅一起拟定了访谈中的问题，并极为谨慎地修订了其中每一个答案。
《蒙面哲学家》，本访谈录是克里斯蒂安·德拉坎帕涅于1980年2月对福柯的一次采访，刊登于《世界报》1980年4月6日总第10945期，星期日增刊，第I和第XVII版(Le Monde, no 10945, 6 avril 1980, Le Monde-Dimanche, pp. I et XVII.)；后被收录为《言与文(Dits et écrits)》卷四，第285篇(Dits et Ecrits IV texte n°385)。
(以下斜体部分为德拉坎帕涅的话，正体为福柯的话——译者注)
-让我先这么问你吧：为什么要选择匿名？
-你也知道那个心理学家的小故事：他到非洲深处的一个村落向村民介绍并放映一个用来测试的短片，然后让这些观众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来讲述这个故事；在这个只有三个人物的轶事影像中，这些观众唯一感兴趣的是那些穿过树梢枝杈的光影变换。
对我们来说，人物就成为了认知的法则；我们的眼睛被那些来来往往、出现或者消失的人物所吸引。
为何我要建议采取这么一个匿名的形式？你可以说我是对那个时代的怀念——当时我完全不为人们所知，但我说的话依然能够被一些人们倾听。在那时，对于那些潜在的读者，这种受众的基础面不存在褶皱；那些书籍的影响力还能延伸到意想不到的地方，描绘出我未曾想象过的景象；而名号也不过只是一种便利。
我想玩一个游戏：“无名之年(année sans nom)”。在这一年里，书籍将以抹去作者名讳的方式出版；那些批评家和评论家将不得不面对这些完全匿名的作品。不过想了下，我估计他们也无话可说；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那些作者基本都会等到下一年才出版他们的著作......
-你这是认为现如今的知识分子太聒噪了吗？你是否认为知识分子用他们的话语把我们弄得一团糟？要么，他们什么都说，而要么在更多的时候却又什么都不说了？
-“知识分子”这儿词儿对我来说很怪。我并没有遇见过什么知识分子。我遇到过写小说的人，也遇到过照顾病患的人；我看见过研究经济学和制作电子音乐的人；我还见过教书的人、画画的人以及我都搞不清他们是否干了什么的人。但知识分子？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我这人有个坏习惯，那就是当人们像这样空对空谈话的时候，我就会想象现实里发生的是什么样子。当人们“批评”一个人、“揭露”这个人的想法、“谴责”这个人写的东西时，我认为他们就处于这么一个理想的境地，在那里，他们对其对象有着所有的权力。我让他们所运用的词汇转回其原始含义，那就是“拆除”、“毁灭”、“噤声”和“埋葬”。这时我就看到一个流光溢彩的城市向人们半敞着大门，而如果知识分子或者说理论家在其中的话就会被关进监狱并处以绞刑。诚然，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被强制送进稻田的政权里；但是，请顺便告诉我，你听说过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此时奈格里正在监狱里服刑——译者注)[1]吗？难道他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被关在监狱里面吗？
-那为何你要躲在匿名背后？如今的哲学家不是已经被允许利用自己的名字来进行某种宣传吗？
-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意外。在高中的时候，我就看到走廊里两侧挂满了伟人的肖像；而现在我就在报纸头版底部看到了那些思想家的照片。我不确定这其中的美学技艺有什么进步，但基于经济的合理性肯定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对康德年迈之时的一封信很有感触。他在信中写道，在他身体衰老、视力下降并且思想清晰程度也大不如前的背景下，他正急于完成他为莱比锡博览会所准备的一本书。我讲这个事儿是因为我认为这并不重要。无论是广告与否还是参不参加博览会，这本书自身如何是另一码事。没有人会让我因为作者在电视节目上抛头露面过就认为一本书不好，同理也没人会让我因为这个原因觉得这本书很棒。
因此，我选择匿名不是为了抨击任何人，我从来不会这么做。这是一种向那些最终的读者更直接地表述我自身看法的方式，这些读者也是这里我唯一关心的人。我要说的是：“既然你不知道我是谁，那么你就不会去揣测我评价你读物的理由；你只需要对自己说：这是真的；这是假的；我喜欢它；我不喜欢它。这就足够了。”
-但是，公众难道不希望那些批评家对诸多作品的价值进行精准的评估吗？
-我不知道公众是否期望批评家来评判作品或作者。我认为在公众在对此能够表达看法之前，那些评委就早在那儿了。
我听说库尔贝(Courbet-即Gustave Courbet，居斯塔夫·库尔贝，法国十九世纪画家——译者注)有个朋友，他经常在夜里醒来，大喊着“评判，我想评判”。这些人是多么喜欢评头论足啊，这太疯狂了。他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在评判，这可能是人类最容易做的事儿之一了。而且你知道，就算人类只剩最后一个人，在那最终的光芒将他最后的对手化为灰烬之前，他还是会搬来一张摇摇晃晃快散架的桌子，坐在桌子后面开始审判那些该对此负责的人。
我不禁又想到一种批判，这种批判不是试图去评判，而是创造出一个作品、一本书、一些词句和一个理念；这种批判会燃起火焰，看着草儿生长，听着风的呼啸，捕捉那些漂浮的泡沫并将其四散开来；它不是在扩充各种评判，而是在增加各种存在的迹象；它会呼唤这些事件，把它们从睡梦中唤醒。它有时还会生产出这些事件吗？那真是再好不过了。那种形式化的批评让我昏昏欲睡，我所希望的是通过想象力的火花来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不是一个身着华服的君主在作出裁决，而是将带着可能性的风暴和闪电。
-所以，有那么多需要宣传的东西，那么多有趣的作品，媒体应该一直在谈论哲学......
-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些“批评家”和作者之间有着一种传统的不安情绪。前者感觉自己被误解了，而后者又认为自己被前者所打压。然而这就是一种被操弄的游戏。
在我看来，如今我们所处的环境十分特殊。一方面我们面临着机构的匮乏，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处于一种过剩的境况。
有时我们会注意到那些伴随有趣的作品出版(或再版)出现的高涨气氛；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无非就是“颠覆了所有规则”、“当代文化的对立面”或者是“对我们一切现有思维方式的彻底质疑”；至于这本书的作者，他则必须是一个不知名的边缘人物。
与此相对地，其他的所有人自然就被送到了他们本不该出现的长夜当中，成为一种“可耻风尚”的败类，或者是体制化下的粗糙产物，等等。
据说这是一种巴黎所特有的肤浅现象。然而与此相反，我看到的是一种深层忧虑制造出来的影响，是那种“没有自己的位置”、“我或是他”、“每个人都轮流着来”的感觉。我们被排成了一整列，留给我们倾听和被倾听的空间都极为狭小。
在这里，一种痛苦溢出并化成了无数种症状，其中一些会令人愉悦，而另外一些则不那么有趣。正因如此，对于那些作者来说，他们觉得自己面对媒体无能为力，他们指责那些媒体主管了整个写作空间，让他们喜欢或讨厌的人肆意出现或消失；至于那些批评家，这也正好是他们觉得往往没人听他们说话的原因——除非他们抬高嗓门，学着魔术师每周都要从帽子里掏出一只兔子一样给出那些妙语连珠。这也是一种虚伪的政治化，它在那些“意识形态斗争”和洗刷“危险思想”的必要规范下遮蔽了那些不被阅读或倾听的深层忧虑。同时，这里又出现了一种奇妙的权力恐惧症：那就是认定任何写作的人都拥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权力，如果不能让其终结，那也至少要对其加以限制。这里还有一种魔咒般的断言：现在的一切既空虚又荒芜，不存在任何利益和重要性——这句话显然来自于那些自己啥事儿也不干，但又发现别人已经做了太多的人。
-但是，你并不相信我们当下缺乏着那些与这些时代问题相称的思想或者伟大的写作者是吗？
-是的。我不相信那些颓唐的仪式和写作者的缺位，我不相信思想已然僵化，我也不相信我们的视界由于已经被封锁而变得沉闷无趣。
与此相反，我相信我们当中有着大量的写作者。我们不是因为一种空虚而痛苦，而是对于现在发生的一切我们拥有的思考手段实在太少。而与此相对的又有太多事件需要我们去了解，它们是关键的、可怕的、有趣的、微小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们对此又有着一个巨大的好奇心，一种需要，或者说一种认知欲望。我们往往抱怨媒体填满了我们的大脑，我觉得这个看法有点消极厌世。我相信人们的想法会对此作出反应，人的心灵并不是一滩软蜡，你越想在某个问题试图说服他们，他们反而越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种活性反应的物质，你越是想要填满他们的大脑，他们越是希望能获得更好的东西。
如果你承认这一点，并且考虑到在那些大学和其他地方有着大量在这类事物和求知欲之间孜孜不倦进行交换的人，那么你很快就能推断出那些说当下学生无所事事是最荒谬的说法。这里的关键问题反而是要增加各种交换的渠道、门路、信息手段、电视、广播和刊物。
在当下，好奇心反过来被基督教、一些哲学甚至某些科学概念污名化了，变成了一种恶习。好奇心在他们这变成了一种徒劳无益。然而这个词儿会让我很高兴，因为它暗示了其他的东西——它唤醒了“忧虑”；它唤起了人们对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事物的关注；这是一种对现实敏锐的感觉，但它从未在现实面前停滞不前；它对我们周围事物的奇异性进行了奇特的准备，我们在其中摆脱了过去那些熟悉的看法并产生了以不同方式看待相同事物的渴望；这也是一种正在发生和正在经历的事件的渴望，是一种对以往重要和根本的等级制的摈弃。
我梦想着一个充满好奇心的新时代。我们有着对应的技术方法、愿景和愿意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而且那些需要被我们了解事物几乎无穷无尽；那么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一种匮乏：它是信道太狭窄、观念过于狭隘、途径被垄断而可获知的渠道又过分稀缺。我们在这没有任何必要采取一种保护观念，去防止那些所谓“坏”的知识入侵来扼杀所谓“好”的知识。我们需要反过来增加来往的信道和可能性，在这个领域可不存在什么重商主义(colbertisme)！它不会像人们所经常担心的那样导致标准化和平均化，它反而意味着诸差异网络的多样化和共时性。
-那么我想，在这个层面上，媒体和大学可以开始发挥互补的作用而不是继续相互对立。
-你会记得西尔万·莱维(Sylvain Lévi-法国印度学家，梵文专家——译者注)令人钦佩的一句话：当你有一位听众时，你就是在教学；而当你有两位听众时，你就是在普及了。书籍、大学、刊物都是一种媒体。我觉得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不要把我们不能或者不想接触的任何信息渠道都称之为媒体，关键在于要知道如何让这些差异发挥作用。同时，是要搞清楚我们是否应该设计一个保留区来保护那些被秃鹫般信息媒介威胁的脆弱的学者物种？设立这种保留区就意味着搞出了一个“文化公园”，然后把其余所有空间都当做了巨型垃圾回收市场——在我看来，这种划分完全不切实际，更严重的在于它压根就不可取；因为为了让那些有意义的差异化产生，就必须抛弃这种划分。
-那让我们大胆地给出一些具体建议。如果目前一切都近乎失灵，那么我们该从哪儿开始着手解决问题？
-不，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着糟糕的境况。无论如何，我认为不应该把有益的批判和对人的老生抱怨混为一谈。至于说具体的建议，如果我们不首先接受几个一般原则，那它们只能显得是一些噱头。最重要的是这一条：运用知识的权利不应仅保留给某个特定年龄段或某些特定类别的人，而是应该能够让所有的人持续地以多种形式行使它。
-这种对知识的渴望不是显得很暧昧吗？人们一般而言会怎么运用他们获得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他们来说有什么用？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而言，它的功能就是在培训这个人的同时应确定他或她在社会中的对应位置。在如今，我认为教育应该被设计成允许一个人任意改变自己，而这只有在教育是一种“永久(en permanence)”的可能性时才成其为可能。
-简而言之，你赞成一个学者型社会？
-我说的是人们和文化的关联应该是永不间断的，而且应该是尽可能流变的。我们不应该有一种让一部分人受制于另一部分人的培训和信息。
-那在这样一个文化的社会中，永恒的哲学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是否还需要它？这是不是它未能回应的问题和它面对不可知的沉默？
-哲学不是一种对真伪的思考。而如果它不是一种反思我们同真理之间关系的方式，那它还能是什么？人们有时会抱怨法国根本没有主流哲学，那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了。的确，这里不存在占据主权地位的哲学，而只有流动中的哲学。哲学是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我们并非没有付出努力、摸索、梦想和幻想，我们尽全力地去将自己从那些看似理所应当的规范中分离出来，去寻求另一种游戏规则。无论是思考框架的位移和转化，还是对已接受的价值观念的更改，又或者是为了以不同方式思考、做不同的事以及成为不同的人所进行的一切事业都是哲学。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的三十年正是一个哲学激烈震荡的时期，这期间有着持续且剧烈的分析、研究和“学术性”或“理论性”对人们行为的批判；还有着不间断而激进的实际行动、存在方式以及人们对自己和他人之间关系的干涉。
我刚才说，哲学是一种一种反思我们同真理之间关系的方式。它是一种扪心自问的方式：如果这是我们同真理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该如何行事？我相信到如今有相当多的相关工作已经被完成了，而且还有更多的工作正在被进行。这些工作既改变了我们同真理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的行事方法。而这种改变是在一系列研究和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复杂结合中才产生的。这正是哲学的生命。
我倒可以理解有的人为目前哲学领域空虚的王座痛哭流涕，希望在思想的秩序中再出现一个主子来统治哲学。然而，对于那些在他们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基调、新的观察角度以及全新的实践方式的人来说，我认为这些人会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哀叹目前的世界就是个错误，或者为当下的历史被一些有的没的东西搞得一团糟而哭泣。现在是那些哀叹的人该住口的时候了，我们早已厌倦听到他们不满的嘟囔。
参考
- §^托尼·奈格里，意大利哲学家。曾经是帕多瓦大学(l'université de Padoue)的教授，是极左翼“工人自治(Autonomie)”运动的领导人，他因被宣称进行反国家武装叛乱、成立颠覆社会的结社和组建非法武装组织被预防性拘留了四年零三个月；他在被监禁期间被选为激进派议员并于1983年7月8日获释；不久之后，众议院取消了他的议员豁免权并对他发出了新的逮捕令，他随即流亡到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