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这三年
我还是想在这段记忆被遗忘之前，记录下属于自己的故事。
Part1
我得知有关新冠的消息，是在研一放寒假的时候（20年初）。当时网络上各种声音都有，甚至有人说这是非典的“再版”，我忧心忡忡却又不知该做些什么，印象中只慌忙地采购了一些口罩。过年期间，随着疫情的扩散和加剧，我家乡这边也采取了一些限制大家外出的措施，好在作为一个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小县城，这里没有人被感染。那段时间，本来有诸多应酬的老爸也天天在家吃饭，我感觉“家”的氛围都浓厚了起来。
不过我也因此未能与我的好朋友X见面，一起庆祝她的生日。我与X生活在不同的县城，与她见面需要坐近两个小时的客车。当时，出于对新冠的恐惧，我害怕乘坐公共交通，也不敢前往人流密集的地方。在告诉了X我的担忧之后，她非常通情达理地说，没关系，你就别来了，等疫情过去了我们再见面。看着好友在微信上的回复，我竟没忍住眼泪——我悲观地想，也许自己对任何人的感情都经受不住什么考验。
春天来临的时候，全国各地的疫情都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人们仿佛又过起了“正常的生活”。由于各大高校都延迟了开学时间，我和家乡的小伙伴们便在这段“偷来的日子”里聚了好多次。
在等待“学校的召唤”的过程中，我开启了自己的“网课生涯”。有的老师比较佛系，不要求学生们开摄像头，久而久之，我便“情不自禁”地“摸起了鱼”：早课起不来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一边听从腾讯会议里传来的讲课声，一边闭目养神；没有下课铃的提醒，有的老师会明目张胆地拖堂，而我也开始明目张胆地玩手机，有时还会和好几个同样失去耐心的同学在小群里闲聊；听课听累了，我就站起来伸伸懒腰，吃吃零食，看看窗外的风景……
下午的课结束以后，我经常会去溪边走走，时而听歌，时而放空。那段时间在溪边散步的人并不多，耳边似乎只传来溪水流淌的声音。说实话，我并不想返校，因为居家生活总归比宿舍生活来得舒适和自在。与此同时，我觉得疫情其实离我很遥远，它更像是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爆发的事件。当然，上网课的日子里，我的学习效率并不算高，但我也很少感到焦虑，毕竟，无心学习的“锅”可以让疫情来“背”。
Part2
再一次返校上学已是研二（20年9月至21年6月），在我的印象中，那一年的生活依旧没怎么受到疫情的影响。虽然出入学校需要申请、审批，但学生们的申请一般都会被通过，而我也在这一年间爬了长城，逛了胡同，游了一趟西安。
直到研三下（22年3月），严格的封校管理才真正地开始。从那以后，“爬长城”不再是正当或必要的出校理由。没记错的话，在正式毕业离校（22年6月）之前，我仅以“肩膀酸痛去看医生”为由出过一次校门——实际上是和室友一块儿去做推拿（也不算撒谎吧！）。
随着气温的升高，学校的防控措施也越来越严。应该是从4、5月份开始，“每日一核酸”便成了在校学生的“必修课”。不同的年级和专业有不同的“上课时间”，如果“迟到”，就会收到班导师及时的微信提醒。当时，学生的核酸检测点设在操场上，而在前往操场的必经之路的一侧，是一片绵延几十米的蔷薇花墙。看着这些多姿多彩的蔷薇在阳光下开得如此耀眼，我低沉的心情也明朗了不少。但转念一想，鲜花的灿烂何尝不是一种冷漠——实际上，自然对人类的悲欢并不关心，无论疫情如何肆虐，蔷薇总会在每个春末夏初按时盛开——身为人类，我发自内心地喜欢自然这种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的姿态。
等到再热一点，学校决定禁止学生堂食，于是一夜之间，校内所有食堂的桌椅都不翼而飞，只有几张零星地散落在校园里（也不知校方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与此同时，图书馆也暂停开放。不过这两项政策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它们遭到了大部分学生的反对。仅仅两三天之后，那些不知所踪的桌椅便回到了原位，图书馆也重新开放——这一切就好像是一场荒诞的行为艺术。
由于进出学校非常不方便，我的一位室友在研三下学期一直住在校外，而从开学到毕业，我只在自己生日那天见过她一回。那天她特意买了生日蛋糕送到学校，却因学校的防疫政策而无法入内。当时，我和她站在校门的两侧，不能握手，更不能拥抱，唯一能做的只有扯着嗓子互相交流近况。临走前，室友想将蛋糕递给我，却被始终站在一旁“监视”我们的保安拦下——理由当然是校外的食物不安全。后来，在我们的软磨硬泡之下，保安终于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我俩出的“馊主意”：蛋糕先交由保安保管，等他下班的时候我再来取。只能说谢天谢地，室友挑选的蛋糕不是冰激凌馅的。
时间过得很快，在完全没有机会好好逛一逛北京的情况下，我匆匆忙忙地毕业了。线上毕业论文答辩，线上毕业典礼，只有毕业照是在线下拍的。也许是为了让照片画面看起来不那么寒碜（毕竟有一大半的同学无法返校不能出镜），我们硕士生的毕业照是和本科生、博士生一块儿拍的——“托疫情的福”，我既蹭到了本科生的青春洋溢，又沾到了博士生的睿智博学。
当然，也不是没有值得怀念的画面。由于被困在学校无处可去，夜一深，学校的操场上便聚满了人。大家三三两两地待在一块儿，有闲聊的，有玩飞盘的，还有打麻将的……有人在操场的一角开了一家“小酒馆”，拿ipad当酒水单，向寂寞空虚的广大学子提供各式各样的特调，一小杯，十几二十块，味道还挺好。
不过喝酒不是我的爱好，唱歌才是。在夏日的夜晚，我和我的歌友们常常拿着手机和花露水，去到情侣们最常“出没”的幽会圣地小花园（这里的收音效果比空旷的操场好太多），在那儿就着手机手电筒微弱的灯光肆无忌惮地歌唱。我们不在乎是否“扰民”，不在乎是否破音，更不在乎情侣们是否正翻着白眼。在有时璀璨有时朦胧的夜空下，放声高歌的我们短暂地忘记了写不完的论文，找不到的工作，看不清的未来以及不知何时会结束的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