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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也亲历童年创伤后，还是决定成为那个治愈者

CoChildren 2023-05-09 16:39:18 浙江

Fiona：

十年前，Kristin从波士顿大学表演系毕业后，开始在纽约做演员，而后转行成为一名带着几千人上课的职业瑜伽教练。19年，她又重返校园，开始读临床心理学的硕士，毕业后正式成为心理工作者。目前，她是一位执照的婚姻家庭治疗师(LMFT)，同时她也运营着一家非营利组织The Bridge Lab，为儿童及他们周围的核心生态圈（监护人、教师等）提供心理支持。

去年，我在Watson的社会创新的项目中结识了Kristin，她在为自己的项目做路演时，我被她的个人故事频频打动，尤其是她经常提到的一句话：Childhood adversity should not be a life sentence(童年创伤不该成为无期徒刑)，一听就有很多故事可以挖掘，于是就约她来播客中讲述更多。

在这期播客中，Kristin会聊聊为何自己在看见也亲历童年创伤后，最终想成为那个治愈者。她也从咨询师的视角聊聊她眼中的儿童。特别的，在这些经历中，有很大一部分与种族歧视有关，这也是为什么她想通过自己非营利组织所做的事来“终止教育系统中的系统性压迫”(end systemic oppression in education)。

Slogan“童年创伤不该成为无期徒刑”背后的故事

Fiona：

你能聊聊你在路演中常说的那句Childhood adversity should not be a life sentence(童年创伤不该成为“无期徒刑”)背后的故事吗？

Kristin：

在90年代中后期，加州的一家大医院和研究机构凯撒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做了一项大型社会研究——“童年不良经历研究”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Study)，也被称为“ACE研究”。

这是一项针对成人的研究，要求他们自我报告在童年时期（18岁以前）发生的虐待、忽视、家庭功能紊乱或不安全的经历。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你在童年时期经历过4种及以上的不良经历（问卷中一共有10种），那么你在成年后更有可能会有心理和生理上的健康问题，比如慢性阻塞性肺病、心脏病、或某些类型的癌症，更有可能使用非法药物，更有可能有自杀倾向。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未经疗愈的童年不良经历，会对成年后的心理和身体产生负面影响。

○ ACE研究相关示意图，更多内容可划到文末查看

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经历了让我人生轨迹发生重大改变的事情。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在18-25岁的这个关键过渡时期得到了心理治疗，这对我神经系统的发展有很大帮助。但是，这个研究让我惊讶的是，还有很多人并没有我那么幸运，他们的童年创伤并未得到疗愈。

我很好奇为什么有些孩子会有这样的行为，诸如逃学、不写作业、在课桌上乱涂乱画、对老师大喊大叫，或者不断得到行为转介(behavioral referrals)，导致他们被拘留、停学或开除。为什么有些孩子在10-12岁左右就开始食用大麻？为什么他们长大后还会经历更多高风险的创伤？

在这项研究结果中，我观察到了一种地理上的重叠：那些ACEs分数很高的孩子，也刚好生活在集中劣势的(concentrated disadvantage)社区。我们认为，特别是在美国，这些社区是由于国家政策和发展而受到系统性压迫的社区。

因此，当我仔细研究ACEs的数据时，我开始观察有多少城市贫困的孩子有比较高的ACEs分数？然后，再看这些孩子中又有多少卷入青少年犯罪？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会“从教室到法庭”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童年的不良经历并未得到有效干预，而这才是犯罪的根源所在。

behavioral referrals ：行为转介，教师填完行为转介表后，将学生移交给学校行政人员进行纪律处分或是管理。

concentrated disadvantage ：集中劣势，指的是社会经济地(SES, social economic status)较低的居民所占比例较高的社区。

Fiona：

刚才你提及了Slogan背后的一些历史原因，那聚焦到你个人身上呢？它和你自身的经历有什么联结吗？

Kristin：

当然。每当我被问到为什么会创办这个非营利组织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在Bronx(纽约地区)一所高中当瑜伽老师的经历。

在那所高中里，有些孩子经历了一系列的创伤事件。而且，他们在学业上被赋予了极高的期望，比如将来一定要进名校之类的。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尽管外界对他们的期待很高，但与之相对应的压力却无人支持与分担。

最终，有3个孩子自杀了。

这段经历太刻骨铭心了。这应该也是我为了成为一名咨询师而重返校园（读硕士）和成立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初心。

种族歧视与身份建构的困境

Fiona [旁白]：

前面Kristin在讲这句slogan背后的故事时，回溯了90年代的大规模社会研究，也提到自己在做瑜伽老师时亲历的3起儿童自杀事件。从更大的社会层面，到附近，再到个体，她不仅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回到自身，作为一个third-culture child(第三文化小孩)，跟随父母不断迁移、变动、离开又融入新的环境，Kristin从小就亲历了许多身份建构与自我认同上的困境。因为种族、肤色、语言的各种身份交叉性，Kristin说自己似乎无论在父亲的文化，还是母亲的文化中，都无法找到归属感，就像是作者Kate Mayberry一篇描述第三文化小孩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Third Culture Kids: Citizens of everywhere and nowhere。

○ 图源：BBC官网

Kristin：

我在费城(Philadelphia)郊外长大。所以，虽然我不是在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中长大，但我确实是在一个以白人为主(predominantly-white)的社区中作为为数不多的有色人种孩子长大的。而且，在我成长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儿，是给我们全家都带来创伤和痛苦的。

我在90年代长大，那会儿有很多公然的种族歧视(overt racism)现象，甚至都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完全不同的时间框架。如果彼时的我来到今天，学校周围的同学对我做那些事，他们会被停课一周。但在那个时代，没人把种族主义当回事儿，大家都认为那不过是幽默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现如今看到这种转变，也挺神奇的。

○Overt Racism和Covert Racism的区别 | 冰山模型 adpated from We Need to Talk about Race （Ben Lindsey, 2019）

Fiona：

你能举些例子吗？比如那时候你都经历过怎样的歧视？

Kristin：

（笑）我不会指名道姓啦。因为我觉得那会儿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缺乏认知。但确实有些事情太让人难忘，比方说，我爸爸是个白人，当他带着我和姐姐去杂货店的时候，店员会问他：“你这俩孩子是从哪儿领养的？”

又或者是，当我在费城的中国城过春节的时候，偶遇一个白人女士来问路“或许你知道那个……哦不，你应该不会说英语吧？”然后说完扭头就走了。我真的一脸懵，我只会说英语诶！

还有，在学校，我也会时不时遭受一些非常典型的种族歧视。比如别人用“Ching Chong”嘲笑我，或是对着我把眼睛往后拉(pull their eyes back)做出“眯眯眼”，又或是取笑我带来的民族风味食物。他们还会嘲笑我的文化，就因为那不是爱尔兰、苏格兰或是英格兰文化。在学校的照相日(Picture Day)或是班级有项目需要时，我会穿马来传统的裙子去学校（因为我妈妈是马来人），这时候学校同学就会嘲笑我的裙子，说“好奇怪，好恶心啊！”

就像这些事，任何一件，要是在今天发生（例如发到社媒上），推特可能会花一整天来审查剖析。

Ching Chong：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贬义词，经常被英语使用者用来嘲弄华文使用者、华裔甚至其他外貌类似华裔的东亚人。一些评论认为该词语具有侮辱性质，指出有诸多针对东亚人的骚扰、人身恐吓等都伴有种族辱骂和故作模仿华文发音的行为（Wikipedia）。

Picture Day ：照相日，美国学校一学期会有一次照相日，由专业摄影师到学校给孩子/老师们照相，放在校册里留念。

Fiona：

听起来，在两种文化中（父亲的白人文化和母亲的亚裔文化），你都像是一个“局外人”。

Kristin：

是的，就是这样。

还有，当我更年轻一点那会儿，我妈妈让我们（我和姐姐）去一所中国学校学习普通话。在那所学校里，我就经历着如你所说的，两种视角下的“局外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那所中文学校，100%的孩子都是中国人，他们不像是我这样的混血儿。而且，他们也都已经会说广东话或其他方言。所以，他们会无情地取笑我和我姐姐，不断地把我们推到社交群体之外，就因为我们不说广东话，我们不是100%的中国人，我们无法完全融入他们的社群。所以，我和其他混血儿同学就像待在一个独立出来的补习班似的。

我当时觉得，一切都好离谱啊，就是自己好像哪儿也去不了，在哪儿都找不到归属感。

Kristin：

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对自己所经历的种族歧视有足够的话语权，我们也知晓它如何渗透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身份之中。尽管如此，创造种族主义的系统或是制度并没有发生改变。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是说我们都学习过什么是种族主义之后，社会公平就自然诞生了。种族主义，依然是在持续的，贫困也好，代际创伤也好，都在周而复始地重演，因为很少有出生在这些环境中的人，能够真正切断和摆脱它们。

《纽约时报》在新冠疫情期间发布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关于阶级流动性、社会经济地位，以及那些能够实现跨越社会阶层的人。从整体上看，几乎所有人在其一生中都停留在自己出生时所在的社会阶层。换言之，跃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觉得这些研究还有相关的纵向研究都很有意思，因为，它们从数量上表明，更多的教育并不意味着生活的环境会必然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人们常说美国梦，说你可以从社会底层开始，可以仅靠自己的努力(pull yourself by the bootstraps)成为令人惊叹的企业家、CEO，只要你足够努力就可以轻松赚到6位数。可是，我们所崇拜的故事里的主角其实都是“异类”(outliers)，他们并不是绝大多数。

因此，如果你恰巧是那个“异类”，那就有可能获得“美国梦”的成功。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为每一个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或处于资本主义阶梯底部的人都能达到顶端而设置的。资本主义能正常运作的基础是：有很大比例的人处于底层，而上升通道逐渐变窄。这些在资本主义阶梯顶端的少数人拥有着大部分的金钱、权力和资源，因为他们已经爬到了阶梯上，或者他们（生来就已经）已经得到了阶梯的顶端。

○ Outliers：原为统计学中的专业术语，指偏离正常范围很远的“异常值”。在Outliers(《异类》)一书中，作者Malcolm Gladwell 将那些为数不多的站在的金字塔尖的成功人士称为Outliers。

良性竞争所带来的价值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各种应用程序，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对吗？它真的有很多创新创造。我作为一个治疗师的职业素养要求我要避免“不是好就是坏”的这种非黑即白的想法，得在两个极端之间去找到各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得承认资本主义也好、竞争也好都是有价值的。我只是觉得，需要有一种方式能让社会公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发扬光大。只是，我们似乎暂时还没找到这样的模式。

Fiona [旁白]：

系统性的不公正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来访的这些因为种族歧视而产生心理创伤的孩子们，Krisin说，尽管他们因为自己的族裔，身份的交叉性遭受歧视的原因都不太一样。但是，在没有及时干预的情况下，给孩子们带来的影响，他们产生的症状，都是很相似的。

Kristin：

来找我治疗的孩子们，他们中不仅仅有亚裔，还有一些是西班牙裔，一些是黑人，一些是美国原住民(native American or have indigenous roots)，总之，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族裔背景。

所以，当我给这些孩子们做心理治疗时，我会发现他们所经历的种族歧视和跟我当时所经历的很不同。因为我当时是在一个全白人的学校里作为为数不多的有色人种而存在。然而，他们很多人的情况是，学校里的大部分同学都是有色人种，只是大家来自不同的族裔。这非常有趣，因为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少数族裔之间又会产生怎样不同的交互模式。

因此，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在一个社区中，无论制造创伤的事件（起因）有何不同，从学业和行为上来看，结果却都是相似的。被种族霸凌、歧视的这些孩子们，他们通常情况下都会表现出类似的症状：学业参与度低、社会隔离、适应不良的应对机制(maladaptive coping mechanisms)，诸如自我伤害、自杀念头、反刍、过度担心、惊恐发作、药物滥用。

心理治疗会如何帮助这些儿童

Fiona：

那么，当这些问题或者症状产生时，你会如何帮助这些孩子呢？

Kristin：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很多项目都没在解决关键问题，他们会等到那个孩子有3个行为转介或是已经被停学无数次之后然后他们才说，“嘿，或许你应该考虑去做个咨询，找一个心理治疗师，我们这里可以提供校外资源对接，你可以到那里去做一对一的咨询”。因此，你是在要求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要保持至少每周一次的频率前往一个校外的咨询室接受治疗，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这个建议当然是好的，但是……

另外，远程治疗（线上咨询）肯定也有帮助，但也视情况而定。比如，在大多数的有色人种社区，大家对心理健康会有巨大的耻辱感，它会让人感到软弱或者脆弱，从而不会去寻求心理健康治疗。

再谈到危机干预，这是让心理医生崩溃的最快方式。因为危机干预意味着你得持续用最快的方式追踪着来访者的问题，你永远不会走在问题前面，因为必须是得等问题发生了，你才能去干预。因此，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如何才能够创造真正的、整体的、普适性的预防性护理。

Kristin：

基于我所学习的心理治疗知识、我所有教授以及研究生课程里提供的大量资源，我写了这本手册。目的是为了创造出真正意义上具有“文化敏感度”的心理支持内容。

○ Kristin编写的学习手册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美国）传统的心理咨询行业主要是白人为主体的。这一点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想要获得心理咨询相关的学位真的非常花钱……（我有点紧张，怕是说了啥不该说的，但我认为了解这个信息的确很重要）……即使你在获得学位之后，你依然还得做2-4年收入很低的工作。而有能力去偿还学生贷款，继续还能承担自己在这些低薪工作上生活成本的人通常不会是有色人种。再加上这个学位本身就非常昂贵，所以他们也不会在选专业的时候把它纳入考虑范围。因此，对于那些没有经济优势的人来说，要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本身就有很高的准入门槛。

因此，很多研究人员和开发心理学课程的人（都是白人），他们会基于一个抽象化的人群，而不是个体的真实经历（来撰写基于种族文化相关的内容）。而我们会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什么什么是你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攻击你，创造各种负面的叙事（来塑造你的价值观）。然而你可以做的是，直面所有的这些问题，换个视角来看待他们，去重新改写叙事(rewrite narrative)，不必相信那些来自别人嘴里关于自己的说法是真实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的最酷的事情（笑）。

说实话，我真的特别希望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得到这样的支持。并且，我也认为我们在做的事情不仅仅是让一小部分人受益，也能让更多中产或上层阶级的孩子也可以从中受益，因为它的很多内容是基于经验与研究支持的认知行为疗法，有点像治疗焦虑、抑郁和恐慌的标准。所以它不会局限于某一个阶层，对各个阶级的人群都有效，只是说针对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有色人种它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敏感度。

第二步是，我们发现，为了充分实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得把触角伸向更大的圈层（不仅仅是局限在孩子身上）。

打个比方，就像是中间有一个圆，我们做的事就是一座桥梁，然后我们从这个中心圆圈向外层层扩展。因此，这看起来像是对学生→对家长→对教师/学校工作人员的支持。

我们如何能让这三个不同的群体获得预防性护理？我们如何能让这三个群体以小团队的方式获得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我们如何能让这三个群体为那些需要的人提供一对一的咨询？

它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就像要在一个巨大的系统里挪动一些零部件。而这个系统本身已经不堪重负，大家的压力都很大，也没有时间。我们需要想办法去说服足够多的决策者，不仅关照孩子，还要照顾好教师和社区中的其他人，照顾所有人的心理健康，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学生在学校参与度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上有更好的进展。

Fiona：

在此我有一个疑问。刚才你提到intervention(干预)这个词，我记得我自己在做咨询，或是我帮一些孩子/家庭找心理咨询师时，很多咨询师会告诉我：干预是在你相信、你有意愿去做改变的时候才会有效。

但是我发现，很多孩子，尤其他们的家长会有羞耻感，不愿意承认自己或者孩子有心理健康的问题，不愿意去改变现状。他们需要非常久的时间来相信心理支持的有效性。对于这样的情况，你会如何激发他们想要改变的意愿呢？

Kristin ：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不论你几岁，BUYING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Buying：非正式的口语化表达，指的是为XXX的想法买单，相信XXX是对的。

这里有几点可以帮助来访者去建立对心理咨询的信任。

第一点，去找到你可以在情感上与之共鸣的治疗师。

不管ta是什么流派什么疗法，什么体感疗法啊，CBT(认知行为治疗)啊，Gottman(戈特曼治疗方式)啊……都无所谓。你和咨询师之间的链接(rapport)才是能帮助你到达终点的关键，最好是能找到跟你有类似经历的那个咨询师。

很多人会说“啊，生活很难，我懂，我也有很多不顺”，但是有多少人可以说“我完完全全可以感同身受，因为我也经历过一样的事？”所以，在我看来，对方能真正感同身受会让你更快地建立信任。

第二点，学习自我觉察(sef-awareness)。

这项技能真的很难教，就算对成年人而言也是如此。我们中有多少人会真正愿意如实地检视自己，对自己说“啊，我这样做是在摧残自己，我这样做是在自我设限，我这样做是自视渺小，我这样做只会让自己待在舒适区里……”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有一个可以不用担心自己有“瑕疵”的空间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要承认自己有问题就像是盔甲上有了裂痕。但如果，有一个空间，让ta感觉：没关系，可以有攻击，可以有脆弱。那么，那层面具，会在一瞬间轰然坍塌。

再者，如果你能够换一个视角来看自己的“裂痕”也会很有帮助，不是“缺失”的视角，而是从它们如何“成就”了你。你如果不想示弱，一直竖着内心的高墙，为自己不断辩护、争论，觉得自己永远都是对的，ok，没关系，不如就先保持现状，看到自己内心深层的抵抗到底从何而来，它是如何“保护”着你的。因为，但凡你还需要它，说明你一定受益于它。

Fiona：

特别赞同。那你会如何让一个孩子在治疗过程中理解你所说的这些呢？

Kristin ：

这个会视孩子的年龄而定。如果孩子还很小，我们通常会选择游戏治疗(play thearpy)的方式。在游戏治疗中，我们会构建一个想象的世界，彼此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在游戏中对话。在一些游戏互动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些外显的东西，在治疗的尾声，我们会做一个psychoeducation(心理健康教育)，这个适用于全年龄段。

在这个psychoeducation中，我会教来访者去探索某些看似负面的东西对他们的价值在哪里。比如，当我和Lily进行角色扮演后(其中一个人扮演“愤怒”这个情绪)，我们会用这样的对话来教小朋友自我觉察：

👩🏻：“嘿，Lily，你觉得为什么愤怒一直会出现呢？”

👧🏻：“当别人取笑我的时候，我就愤怒，愤怒会让觉得自己‘高大又强壮’，那别人就再也不会取笑我了。”

👩🏻：“那如果我一直被取笑，我也会愤怒的。因为听起来，愤怒是在保护你，对吗？”

○created by leonardo.ai

咨询师视角下的儿童：他们拥有与生俱来的复原力和可塑性！

Fiona：

你经常提到“自我觉察”这个词。我很好奇，因为很多大人会认为孩子是脆弱的，啥也不懂的，怎么还能有觉察呢？你站在一个心理治疗师的视角，基于你的经验，你怎么看？

Kristin ：

这很有意思，因为我对儿童的看法也许和你所描述的那种典型看法完全相反。

在我的工作中，我察觉到儿童的复原力是最强的。有多少成年人在成年后经历了一些让遭遇一些重创之后，闭门不出，然后“啊！我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针对我！”

我喜欢用的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个孩子经历了一场自然灾害，只要他们周围有来自成年人的支持，他们在那场灾难后经历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当然影响也是存在的，他们也会伤心，但他们不会有什么严重的病理性的诊断，因为他们天生就有复原力。他们仍在成长，仍在改变，仍有可塑性。

然而，在成人的群体中，事实却与之相反。不是我们没有可塑性，成年人也有巨大的改变潜力。而且我们现在的自由度更高，没有人告诉我们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勒令我们必须要穿这些衣服之类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有更多的主动能动性。但是，成人在自己所固有的价值体系中容易变得非常僵化。

孩子们的价值体系还在形成，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他们还在学习自己是谁、他人是谁，还在建构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它到底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至少从我和孩子们一起工作的经验来看，他们真的很棒，他们本身对于自己和社会的理解是很纯粹的。然而，当我们把很多的叙事模式一层又一层（家庭、学校、社区、媒体等等）覆盖到他们身上时，他们的思维中的高墙才会越来越坚固。

○ 基于Bro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儿童三观的形成并不仅仅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影响，而是从微观到宏观的各种交互关系都在塑造他们的价值观。

还有哦，我发现很多来我这边做咨询的孩子，较之于成人，他们的咨询时长更短。这也从侧面告诉我，孩子们吸收的能力、复原的能力都更快一些。我有不少成人来访者，疗程都会超过一年。但是，孩子们在差不多3个月左右就觉得状态很不错了。这时，我就得告诉ta：“接下来你不需要我了，你已经准备好开启下一段旅程啦，你可以靠自己走。”

你认同“不强调差异，就不存在偏见” 吗？我不。

Fiona：

我记得刚才你提到你们治疗技术的特别之处在于文化敏感度，与此同时，你也一再提到叙事(narrative)这个词，你说儿童的价值观都由他们周围的叙事所塑造的。所以我非常好奇，你会如何促进一个拥有文化敏感的环境，为孩子们呈现更多元的叙事？

我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周围有些这样的声音：只要你否认差异的存在，偏见和歧视都不会产生。我自己也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这个这种说法的？

Kristin ：

我恐怕不能苟同。差异是天然存在的，如果把咱俩的照片放在5岁孩子面前，他们大脑中的“图案识别系统”会自动区别出一个人穿着红衣服，一个人穿着绿衣服；一个人带着耳环，一个人没有耳环。

人类不是单细胞生物，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喜好一样。

避之不谈反而会欲盖弥彰。那句话中传递出来的是一种对差异的恐惧，但差异并不应该是让人恐惧的。就像是，在我过去的人生中，我大部分时间都想极力掩盖自己的多种族身份，但我现在想为此庆祝。

因此，我发现，无论对孩子还是成人，打破对差异恐惧的最有用的方法就是对话，保持好奇地提问，比如：

“你听到的关于你的性别的叙事是怎样的？”

“女性可以承担什么角色呢？”

“女性应该是怎样的？”

“女性可以做什么工作呢？”

……

○created by leonardo.ai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可以向任何人发问。即使是非常幼小的孩子，也可以回答一二，对吗？当然，当你和年龄更大一些的孩子（比如高中生）交谈时，就可以涉及更复杂的维度，从他们的身份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切入，看种族、性别、宗教等等这些身份维度交叉融合在一起之后是如何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彼此的。

而且，当你用这些问题向孩子发问时，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回答中了解到他们已经接受到过哪些叙事模式。这些问题很简单，但却能揭露很多东西。

Fiona：

所以，事实上，当你开始提问时，你已经在自己的微观系统中做出了行动和改变，你已经在挑战固有的成见了。

Kristin ：

就是这样！而且你看，其实心理治疗的大部分工作也就是如此，不是吗？人们带着他们自己的故事到咨询室里来，而我只是倾听，然后通过提问和对话去疗愈 ——

“你相信那是真的吗？”

“我们有什么可以转变的地方吗？”

“我现在还不知道可以如何转变它，但我们会一起想办法。”

“我听到的似乎是你在给自己设限的一种方式，那是别人让你相信的东西，你自己呢？”

……

跨界故事：比起用不同的职业标签来定义自己，我想把它们视作成为自己的工具

Fiona：

在节目的尾声，我们终于聊到了跨界的故事。其实在没有录播客之前，我们有一些闲聊。聊到自己职业故事的时候，Kristin就用non-traditional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职业道路。从演员到瑜伽教练到治疗师，这些工作看起来完全毫不相关。但是她说每一步都算数，没有过往的任何一段经历，都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比起用不同的职业标签来定义自己，它表示更想把它们作为成为自己的工具。

Kristin：

我在本科读了表演系。我也去了布拉格的电影学院。这些经历让我学会了剧本创作、视频剪辑、短片拍摄。我的公司目前也在做内容创作。谁会想到，在学表演学电影时学到的技能对我们今天的业务拓展会如此重要？！

我在做瑜伽老师的时候也一样。我能够靠这份职业养活自己完全是因为我接受过镜头训练，而且我知道如何在镜头前工作和说话。就是这种镜头感让我得到各种代言和赞助，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够去给杂志供稿，去全世界教成千上万的人上瑜伽课。这都归功于我从演员这个工作中所学到的舞台表现力。这不是与生俱来的，毕竟我真的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在学习如何在上百千人面前保持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