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 / 【SEP - s.v. "Analytic Feminism"】

翻译目标：本渣阅读、学习、扫盲；本碳基AI相信真·AI可以提供更好的翻译。

翻译方法：首要原则是准确传意，包括要素及其逻辑结构。因为并非文学作品，事实上一些句子也称不上精致，所以试图使用一种“准确而归化”的语言。最终目标是，阅读译文的中文时，能够达到使用英文阅读SEP予我的一般感受：以清晰流畅可亲的方式，准确把握哲学知识。由于本渣是哲学小白，对许多概念感到陌生，故而请帮助指出错误，以便渣渣学习。

Garry, Ann, "Analytic Feminism",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pring 2021 Edition), Edward N. Zalta(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1/entries/femapproach-analytic/>.

译：逐科肥佬小衰兔

Analytic Feminism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

首次发表于2004年4月29日周四；实质性修改于2021年3月1日周一。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是这样一类哲学家：他们认为，以女性主义的价值与洞察分析哲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后，哲学和女性主义（feminism）都能从这些概念、理论、方法中获益。这些人自称为“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analytic feminist），目的是概括其女性主义哲学工作（feminist philosophizing）的风格，申明其双重根源——女性主义的，分析哲学的——及其与这两个传统持续对话的愿望。此外，“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一语还试图拒斥两种常见推测：第一，女性主义哲学拒斥现代主义（modernism）的所有假定；第二，分析哲学不可避免地是偏向男性的。因此，这种命名方式是为了证实他们的工作确实存在并且具有政治价值。

迫切想要“直入正题”的读者可直接跳至第四节，论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的特征。前三节为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划定了语境，方式是解释这些人与他们共享的多个传统之间的关系。

• 1.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与其他分析哲学家的共有基础
• 2.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与其他女性主义哲学家的共有基础
• 3. 概括女性主义哲学家不同特征的不同方法
• 4.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的特征
• 4.1 信条，愿景，工具
• 4.2 架起桥梁
• 4.3 风格与进攻性
• 4.4 重构哲学
• 5. 二十世纪对分析哲学的女性主义批评
• 6.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对批评的回应
• 7.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哲学：限度与挑战
• 8. 以其哲学方法界定女性主义者，是否重要？

1.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与其他分析哲学家的共有基础

当代分析哲学家，无论是否女性主义，可粗略定义如下：他们将弗雷格、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者（logical positivists）（中的一些人）视为智识先驱；他们倾向于高度重视论证之明晰（explicit argumentation）和依照字面的、准确的、清晰的语言使用；他们往往重视语言哲学、认知哲学、逻辑哲学的价值；同时，很典型的是，他们认为，其哲学概念、方法、假定的积累 a）与其当代欧洲遗产相连贯，并且 b）与根植于1900年以来的欧陆的方法——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和新唯物主义——形成对立。

当然，二十世纪中期的“经典”分析哲学，每一方面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许多核心信条（dogma）式微，非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都“自然化”、“社会化”、或以其他方式调整了早期更为抽象和高度形式化的做法与学说。然而，无论“分析哲学”演化程度如何，无论方法边界如何模糊，即便方法之间的互动成果寥寥，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和非女性主义哲学家仍然自认为延续了分析哲学的历史轨迹，仍然认为这一传统是有价值的。他们自称为“分析哲学家”，即便其他人或许更愿意以“后分析”称之。

2.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与其他女性主义哲学家的共有基础

要概括女性主义哲学家内部的立场与价值一致性、而无视他们的方法倾向，一种方式是说：对于女性主义哲学家而言，哲学与性别议题这两者对于人类生活都重要。女性主义者确认，哲学和哲学家都从属于广义上的一系列文化制度；人类的生存、对自身的理解、偶尔可望实现的繁荣，都基于这一系列制度。哲学有诸多功能，包括：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理解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与我们的社群之间的关系，我们与国家的关系；领会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被算作是知的主体（knowers）及道德主体；揭示知识之不同载体（various bodies of knowledge）的假定与方法；及其他。这些哲学洞见——关乎我们的方法，假定，理论，概念——既可贡献于压迫人类，又可贡献于解放人类（参见，例如，Langton 2000及Vgler 1995）。目前，人类与权力和特权的不平衡共存，而如果哲学“让一切如其所是”（leaves everything as it is; "sie läßtalles, wie es ist"）， 那么，哲学就具有了社会效应。女性主义哲学家说传统哲学已然是政治的，他们是在呼唤人们注意哲学的这种社会效应。女性主义者寻求的是“介入的”（engaged）哲学；（这种介入的哲学）的潜在作用是给人类赋权，而非进一步加固通过性别、种族/族群、阶级、性取向奴役人类的现状。当然，达成这一目的的适当方式，女性主义哲学家并未达成统一意见，但是他们就这一点达成了统一意见：哲学可以影响生活，也应当从正面影响生活。

女性主义哲学家达成统一意见的第二个领域是：性别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影响哲学本身。女性主义者批评哲学家厌女，批评隐蔽的性别偏见（sexism），男性中心主义，以及哲学中的其他男性成见。例如，数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得出了一系列贬低“女性本质”的错误断言；他们定义诸如理性等中心概念时，从他们的文化中排除了女性；他们对人性、欲望、动机等曾作出据称是普遍性的断言，但事实上，这些断言仅仅对于他们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的男性成立；他们曾认为方法和立场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的”，但这些方法和立场促进的是特权群体的利益。女性主义哲学家就此也达成了统一意见，他们认为这类男性成见是存在的；但关于什么是批评这种男性成见的最佳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重构各种哲学进路以为女性主义所用等等，女性主义哲学家则尚未达成统一意见。我们将在第五至七节举例说明。

女性主义哲学家争辩说，带有男性成见的那类观点仅仅关注有限和曲解的哲学，在许多层面上都是如此——从诸如理性、自治（autonomy）等单个概念，到例如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这样的整个领域。救治这类曲解和限制，方法不是要以“女性成见”替代“男性成见”，而是要理解性别在哲学构建（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女性主义者相信，即便哲学家们追寻的是传统目标，如果他们能够留意女性主义者们那更具包容性、自反性的进路的话，他们取得进展的可能性也会因此而增加。

女性主义哲学家意识到，传统的哲学主要是由男性写下的，他们拥有特权的方式远不止性别；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当前，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性别仅仅是压迫与特权这一对相互影响的坐标轴之复杂扭结（nexus）的一个面向——正是这些压迫与特权构成了人类的社会与社会身份之结构——；其余面向包括种族/族群，性别取向，残疾，阶级，等等。从事“交叉研究”（intersectional analysis）的女性主义哲学家试图留意这一复杂性。尽管性别仅仅是其中一个面向，它却是很重要的一个；对于我们应当如何做哲学，性别具有广泛的内涵。绝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在持续批评其他哲学家、试图重建既无男性成见、在其他任何方面也不具压迫性的哲学时，彼此分有共通之处。让我们简要概括这些共通之处，然后再考察意见分歧。

因为传统哲学家认为他们自己的理论或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所以女性主义者认为，应当迫使他们正视<如下事实>。女性主义者解释说，如果一项道德理论（moral theory）或一项认知论（an epistemology）是普遍的，那么就意味着这项理论必须适用于、被用于所有人类，而非仅仅适用于、被用于一个支配性社会群体的成员。例如，一项道德理论应当考虑所有人的道德行为能力（moral agency），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无论其特定复杂身份如何。一项认知理论应当能够公正分析广泛类别之人类认知状况（cognitive situation）的完整谱系。一个好的哲学理论或方法不应当使任何人处于系统性的不利地位：男人，女人——无论是顺性别（cis; cisgender）还是跨性别（transgender）——以及来自任何社会群体的非二元性别个人。例如，不应贬低任何人的经验，任何人作为认知主体（knower）的权威（authority），或任何人作为道德或政治行为体（moral or political agent）所拥有的目标。这样一种进路无需以“同一性”（sameness）或任何“集体差异”之存在为前提。相反，这样一种进路要求哲学在声称建构“普遍适用的”理论时，将所有人类都考虑进去，包括他们截然不同的经验、兴趣、处境。

太早就放弃关注性别是十分危险的。即便一位女性主义哲学家的长期目标是要尽可能使得性别不重要，但是如果从男性成见的哲学马上跳到性别中立的哲学的话，还是会有太多内容未被分析。留意性别的影响就意味着要识别出：哲学根植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故而女性主义哲学家倾向于使用“自然化的”（naturalized）或“社会化的”（socialized）方法去解释哲学主体与反思客体的“在地”（located）或“情境化”（situated）特征。当然，在女性主义者当中，细节千差万别。还有一种看法与此相关：“非理想化的”（nonideal）哲学（Mills， 2005）。采取“非理想化哲学”的女性主义者们渴望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充满人类、充满制度（institutions）——创制哲学，而<他们认识到，人类和制度>全都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存在着缺陷。

哲学必须是规范的（normative），但同时也含有自然化的（naturalized）、社会化（socialized）的成分。女性主义哲学家，就像许多非女性主义哲学家一样，努力尝试要维持他们所要求的规范性程度，以便服务于他们的哲学和政治目标。同样，关于何种程度或何种类别的规范性是必要的，细节千差万别。

我们晚些将会重审关于这些要点的争议内容；女性主义的共识是：尽管哲学自我标榜为一门关于人性、为了人性的学科，但是哲学没有做到。哲学家们还没有明确在何种程度上，其理论和方法为这样一种文化担保、使这样一种文化持续下去：这种文化阻碍了人口中至少一半的人健康发展（flourishing）。反映女性主义敏感的哲学会考虑哲学对所有人类的相关性，会增进每一个人的健康发展。同时，这也能帮助哲学更加接近自身的理想。

3. 概括女性主义哲学家不同特征的不同方法

尽管关于分析进路女性主义的一篇论文将我们的注意力聚焦于女性主义者所偏爱的哲学方法之不同，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女性主义哲学还处于早期时，这些区别并不显著。即便到了八十、九十年代，方法区别和其他方面的区别得到了更多详细考察，但是，一位女性主义哲学家是否认为分析哲学比实用主义（pragmatism）、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现象学（phenomenology）、马克思主义（Marxism）、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有更多有价值的资源，这个问题仅仅对于学术界的某些女性主义哲学家来说有意义，对于更广阔的女性主义学术或政治社群而言则非如此。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学术界女性主义哲学家较之北美的女性主义哲学家而言，更少注意女性主义的方法特性。

今天，尽管许多女性主义哲学家的主流哲学教育仍然常常集中于一种哲学方法或哲学传统，但是人们可以看到“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不带犹疑地讨论着波福娃（Beauvoir）、福柯（Foucault）、或巴特勒（Butler）。可以这么说，由于女性主义哲学家的政治价值、与其他女性主义者沟通的愿望，他们寻求方法上的取长补短，比许多非女性主义的哲学家要更加积极主动。（参见以下条目：“实用主义与欧陆哲学进路的女性主义之交叉”；“分析进路与欧陆进路的女性主义之交叉”。）

七十年代以来，在学术界的哲学之外，最广为人知的女性主义哲学/理论分类是由Alison Jaggar基于政治价值、目标与假定（assumptions）作出的。Jaggar区分了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每一种女性主义都识别压迫女性的主要来源，并包含一种认识论、一种人类本质论（a theory of human nature）、政治理论及进行社会变革的策略（1983）。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一些有色妇女长期以来一直拒绝上述广泛流传的、在使用方面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分类方法（参见Sandoval 1991, 2000）。此外，因为这些类别基于政治理论，因此无论在哲学<学科>内外，这些分类擅长的是社会/政治理论化，对于从事形而上学（metaphysics）、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美学（aesthetics）及其他<领域>的哲学家则没那么有用。这毫不令人意外。

在科学哲学和认知论的语境内，Sandra Harding发展了一类不同的、但也被广泛使用的女性主义哲学类别（1986）。Harding区分了女性主义经验主义者（feminist empiricists）（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科学家，这些人倾向于依赖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 [logical positivist theories]），从马克思主义认知论中汲取<养分>的、具有女性主义立场的理论家，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feminist postmodernists）。尽管Harding是根据哲学方法论来区分女性主义者的，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她区分出来的“女性经验主义者”类别捕捉到了开拓性的妇女科学家当中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些女性科学家的目标是，令科学实践服从所谓的科学客观性和中立性标准；然而，这一趋势背后的假定却并非今天的哲学家在提及女性经验主义时所说的那些。当代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经验主义哲学家较类似于后维特根斯坦式-蒯因式-戴维森式的（post-Wittgensteinian-Quinean-Davidsonian）经验主义者，因此Harding针对<妇女>科学家提出的核心反驳并不适用于<后来这些哲学家>。参见，例如，Longino (1990, 2002), Nelson (1990), Solomon (2001), E. Lloyd (2008), 以及Scheman和O’Connor (2002) 所选的论文, Nelson and Nelson (2003), Clough (2003), Superson和Brennan (2005), Grasswick (2011), Crasnow 和 Superson (2012), 以及 Garavaso (2018).

下面我们将更详细地来看，那些自称不属于Jaggar类别、也不属于Harding类别的分析进路女性主义者。例如，将其哲学方法与其政治价值区分开来的分析进路女性主义者们会认为，打个比方说，没有必要将在成为一位分析哲学家/一位经验主义者（empiricist）和成为一个自由派（liberal）联系起来。

4.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的特征

尽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有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曾使用分析哲学的方法，然而当女性主义哲学在认知论、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等领域发展起来的时候，关于女性主义政治与分析哲学方法是否相适应，曾有多次争议。美国哲学协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APA）会议的专题小组和妇女哲学家协会（Society for Women in Philosophy）的讨论集中了相关文章。参见，例如，美国哲学协会关于女性主义与哲学的通讯（Tuana 1992; Meyers & Antony 1993)。

九十年代初，“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这一术语开始在北美被使用。1991年，Virginia Klenk提议组织一个“分析进路女性主义协会”（a Society for Analytical Feminism）（参见<参考书目中>“其他互联网资料”部分）并出任该协会首任主席（Cudd与Norlock于2018年重述了当时的情况）。Ann Cudd在该组织的网站上（参见Cudd 1996 [2006]）和《西帕提亚》（Hypatia）关于分析进路女性主义的一期特刊中（Cudd & Klenk 1995）描述了分析进路女性主义的特征：

分析进路女性主义认为，学者们应对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最佳方式是形成真理（truth）的清晰概念；追寻真理，逻辑自洽性（logical consistency），客观性（objectivity），理性（rationality），正义（justice），善（the good）；同时承认，在整个哲学史当中，上述信念（notions）常常被男性中心主义所歪曲……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认为，传统哲学的许多信念不仅在规范上令人信服，同时也能够以多种方式赋权并解放妇女。后现代女性主义拒绝承认真理、争议、客观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拒绝承认“妇女”具有明确单一含义（univocality），但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支持这些信念。

在排除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时，要记得这种相似性不仅包括实质性的立场，还包括呈现和其他实践风格。此外，我们已经在头两节指出，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彼此相似，还存在于一个更大的“家族”之中；这样一个“家族”还包括非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和非女性主义的分析哲学家。真是一个多样化的大家族！

4.1 信条，愿景，工具

尽管Cudd列出了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想要保留的少数几个传统概念，她仍然明确指出，这<些传统概念>并非什么宣言。在分析哲学传统中，自认是女性主义者的许多人认定，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无需信条（doctrine）；确实，在这些问题——包括“妇女的‘明确单一含义’”在内——上，甚至存在一种逆反情绪。然而，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有一些共性，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核心愿望，而不称之为一种核心信条，也就是，保留现代欧洲哲学传统（modern European tradition）中足够的核心规范性概念（normative concepts），以便支持女性主义政治和女性主义哲学都需要的规范性。例如，他们相信，女性主义政治要求，如果声称遭到压迫、声称权利被拒绝，这一断言应当要么为真，要么为假；这一断言应当能够被证明（justified）；他们相信女性主义哲学同样有这些要求。

这一“核心愿望”包含——基于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对其中一部分内容的使用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核心概念”，如Cudd上面所提到——真理，逻辑自洽性，客观性，理性，正义。尽管——如我们在第一节所说——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与其他女性主义哲学家同样都同意，这些概念的许多重要面向是偏向男性的（male-biased），但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捍卫这些概念的方式却与其他女性主义者不同。同时，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内部也就一些问题存在分歧。例如，应当由什么样的真理和客观性来主导？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或反实在论（anti-realism），哪种策略更好？稍后在第六节“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对批评的回应”中，在讨论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是如何捍卫分析哲学的时候，我们将阐明其中的部分细节。

Pieranna Garavaso在2018年概括了分析进路女性主义的特征，以工具箱（toolkits）或读法（ways of reading）替代核心概念或愿望：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是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使用的方法进路来自分析哲学的训练——也就是，不断拓展的工具箱，可以包含这样一些手段，例如概念分析和逻辑分析，使用论证（argumentation），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s），反例（counterexamples），等等——。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还是这样一些哲学家，在阅读经典和当代哲学文本时，他们所使用的透镜强调，社会不平等的各种系统存在且有影响，包括性别，种族，阶级，身体及精神能力，以及性取向。（Garavaso 2018: 8）

4.2 架起桥梁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所使用的这些工具箱和概念以及他们对传统分析哲学作品的女性主义解读使得他们<能够>与不同群体的学者对话，并在他们之间架起桥梁，包括传统分析哲学家，其他女性主义哲学家，还有——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有时，这是他们的明确工作目标（参见Fricker & Hornsby 2000, 4-5与Superson 2011），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这一工作目标是>隐含的。两位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将此视为明确目标：Lynn Hankinson Nelson与Helen Longino。Nelson在女性主义经验主义（feminist empiricism）领域内工作，她认为自己的工作以蒯因为基础，在科学哲学家、科学家、女性主义者进行建设性对话（Nelson 1990及其后的论文，例如，1996）。Longino，在《知识的命运》（The Fate of Knowledge）（2002）中，通过厘清研究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文化的学者（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 scholars）、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以及科学家的假设，大胆消解了理性-社会二分（rational-social dichotomy）。有意思的是，Longino写于2002年和2013年的书籍没有使用“女性主义”术语，而是以她写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明显是女性主义的作品之上；同时，她写于2002年和2013年的作品受到了数十年的女性主义哲学的讨论的影响。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写作风格也暗示，<他们能够在不同学者群体之间>架起桥梁。由于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重视论证之明晰和依照字面的、准确的、清晰的语言使用，故而对于非女性主义的分析哲学家而言，他们的作品“看起来像哲学”；这<种风格>使非女性主义的哲学家更容易与女性主义对话。与此同时，基于共同的女性主义价值和目标，来自不同哲学传统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常常在他们自己“偏爱的方法”之外讨论（engage）彼此的作品。这样，非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他们可能觉得分析哲学的写作风格冗长乏味、过于严谨，但若非如此，就会有局限性——与非女性主义的分析哲学家一样，仍然能参与到有成效的沟通讨论中来。在编辑女性主义论文集、女性主义的期刊特刊时，编辑们都有明确的架桥目的，而这一目的既依靠作者的风格，又基于作者的内容。[6] 以下论文集和期刊特刊将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很好地与传统分析哲学结合起来：Antony & Witt, (1993 [2002]), Cudd & Klenk (1995), Haslanger (1995a), Fricker & Hornsby (2000), Superson & Brennan (2005), Crasnow & Superson (2012), 以及 Garavaso (2018); 有意识地在女性主义方法之间架起桥梁的书籍和研讨会则有：Superson (2003), Witt (2011b), Garry, Khader, 以及Stone (2017).

4.3 风格与进攻性

虽然明晰的论证并不应当被等同于进攻性的论证或以对抗性方式论证，但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确实意识到这一问题：风格上的进攻性。我们必须区分这一问题中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一般意义上的“以进攻性方式论证”，以及第二，如Janice Moulton所批评的，以“对抗性方法”作为哲学的范式（paradigm），特别是在分析哲学中（1983）。Moulton的核心要点不单只是：认为进攻性是一种不淑女/非女性（unladylike/unfeminine）特质是一种社会构建的信念，<这一信念>损害了妇女的职业生涯（实在令她们进退两难），尤其是在哲学这样将进攻性等同于能力的领域内。同时她还关注，对抗性方法作为哲学范式的若干具体方式是如何限制、扭曲哲学家的工作的。

Moulton用“对抗性方法”一语来指这样一种哲学观点：哲学家的任务是发展普遍性的断言（general claims），为彼此的普遍性断言制造反例，并且只使用演绎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1983: 152-153）。如果这就是哲学的范式、而不仅仅是许多策略当中的一个，那么，这一学科就排斥了许多有成效的探索和发展类别，扭曲了哲学的历史，以及（因为它在准确定义的领域内、甚至是在孤立论证当中运行得最好，所以）严重限制了哲学关切（philosophical concerns）的范围。Moulton还看到，她认为是有问题的一些理想形态（ideals）——例如，“价值中立”的推理与客观性——就嵌入了这一范式。有意思的是，她没有以分析哲学中的一些公认例子——如Edmund Gettier对“S知道p”的分析，以及数十年来人们对这一分析的回应——来说明这一点。相反，她使用了早期女性主义的一篇论文——Judith Thomson的“为堕胎一辩”（1971）——来表明，对抗性方法带来的限制是如何忽视了一个重大议题的诸多重要面向的。

据我所知，没有女性主义者书面反对Moulton反对对抗性方法的具体论点，尽管一些学者作出了进一步的区分（例如，Govier 1999, Rooney 2010）。不过，一些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指出了论证进攻性在一般意义上的价值。例如，Louise Antony认为，使用进攻性的分析风格写作和论证，能够给予妇女以性别跨界（gender transgression）、赋权与自由的感觉；而她认为这很有价值（Antony 2003, 同时参见Baber 1993）。对进攻性或对抗性风格的更晚近处理，来自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事哲学的妇女人数一直很少，比其他人文学科更甚（参见，例如，Burrow 2010, Rooney 2010, Beebee 2014, 关于以黑人妇女为中心的另外一种看法，参见Henning 2018, 2020）。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或其他人）对这一议题并未达成统一意见。在关于风格的分歧之下，<他们有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女性主义立场提供清晰、理性的支持；即便存在异见，仍保持对他人的礼貌。女性主义哲学家发现，当他们自己彼此存在歧见的时候，后者特别重要，但是格外难以捉摸。礼貌不同意的界限产生有趣的辩论。

4.4 重构哲学

我们在第二节中已经指出，不同方法和政治背景的女性主义哲学家会同意，如果一位哲学家声称一项理论或一种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话，那么，这项理论或这种方法必须能够为任何性别的人所使用，无论ta来自何种复杂的社会位置。分析进路的许多女性主义者使用类似的进路去构建女性主义哲学。如果需要创造的哲学细分领域/类别仅与（某些或所有）妇女或女性主义相关，他们倾向于审慎对待。例如，仅仅适用于女同性恋的、或者仅仅是“女性中心的”伦理学或认知论。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倾向于提出，相反，女性主义伦理学或女性主义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为伦理学或形而上学建立了新的充分性标准（criteria of adequacy）。《哲学中的女性主义：剑桥手册》（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提供了这一进路的杰出范例（Fricker & Hornsby 2000）。我们还能使用类似第二节所涉及的一些术语来阐明这一进路：一项充分的哲学理论、方法、或概念，能够“适用于”女性和其他所有人。此处的“适用于”很有包容性：<这样一项哲学理论、方法、或概念>不应当陷入一个具有压迫后果的哲学系统中，无论这种压迫后果是大还是小；其理论和概念必须反映并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妇女、男人、非二元性别人群的所有经验、利益、情境。注意，这种<哲学>观并不要求赞同女性主义立场，也不将妇女作为一个一致的阶级——无论是何类型——来进行处理。很明显，经验随着多个坐标轴的不同而发生分异——不仅仅随着常常被提及的一些坐标轴，社会阶级，性别取向，种族/族群，身体或精神能力，以及性别<发生分异>——同时还随着个体变异以及其他一般要素所决定的方式<发生分异>。这一进路在关于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长期利益的很多实质问题上是开放的。这一进路还允许指出拥有多种不同视角的重要性，而无需坚持认为这些视角中存在某些“本质”（essential）。

随着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成为一个日益完善的领域，其从业者已经拓展了他们藉以汲取以重构哲学的资源范围。像其他追求介入性学术（engaged scholarship）的人一样，一些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论辩说，传统哲学和女性主义哲学一样，都需要反思交叉领域分析的复杂性，包括性别，种族/族群，性向（sexuality），残疾，阶级，及其他（Bailey 2010与Garry 2012在争辩说交叉性很重要时，针对的就是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哲学家应当利用女性主义的种族研究的批判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残疾研究的批判研究（critical disability studies）、以及酷儿和跨性别理论（queer and trans theory）来丰富他们对于压迫与特权的不同坐标轴相互咬合方式的认识。

重构哲学同样需要理解特权与压迫在认知无知（epistemic ignorance）的广泛形成过程中、以及在造成认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和认知压迫（epistemic oppression）的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二十一世纪以来快速增长的文献——例如，Miranda Fricker（2007）和Kristie Dotson（2011, 2014），还有Nancy Tuana and Shannon Sullivan（2006）、Sullivan和Tuana（2007）、Ian Kidd, José Medina和Gaile Pohlhaus（2017）所编的论文集中的许多作者——让我们注意到，特权的建构深度以及它以何种方式触及了我们认知和道德生活的多个方面。参见“女性主义社会认知论”（feminist social epistemology）条目，以了解更多。

5. 二十世纪对分析哲学的女性主义批评

尽管女性主义批评可以适用于每一种哲学方法，但“经典的”分析哲学很可能看起来就像是“男性成见的哲学”的一个典范案例——对女性主义价值最不友好的一种哲学。女性主义者批评<经典分析哲学的这样>一种特质：<经典分析哲学>致力于纯粹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value-neutrality），使用一种没有具体位置（unlocated）、脱离肉体的（disembodied）、没有利益的（disinterested）、自主的（autonomous）个体理性主体（reasoner）、认知主体（knower）、和施动者（agent）。让我们简要举例来看看上述这个大胆陈述，看看在二十世纪晚期，自身受过分析哲学训练的、后来又成为分析哲学之经典批评者的女性主义者所提供的论点。在第六节，我们将转向分析进路的其他女性主义者对此的回应，以理解为何他们仍然认为，分析哲学传统含有有价值的资源。

就某些方面而言，很难将女性主义哲学家对分析哲学分析哲学的批评与他们对西方思想更广泛的批评区分开来，因为他们对分析哲学的批评，有时基于他们对分析哲学在现代哲学中的前驱、在科学学科中的姊妹的批评。例如，Jaggar批评当代自由政治理论（modern liberal political theory）中的抽象个体主义（abstract individualism）和其他概念时，她也批评了逻辑实证主义者（logical positivists）所强调的那种没有利益的（disinterested）、置身事外的（detached）探究者。Jaggar认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缺陷在于其规范二元论（normative dualism）——<这种规范上的二元论产生于>理性的精神能力（mental capacity for rationality）是“人类特别宝贵之物”之时（1983: 40）——，在于其抽象个体主义（abstract individualism）——<抽象个体主义是>“这样一种假定：人类核心特质是个体的性能（properties of individuals），独立于任何特定社会语境”（1983: 42）——，以及在于其假定：理性是工具性的，价值中立的，无涉的。Jaggar没有宣称说，她对分析哲学的批评超越了实证主义（positivism），但是指出即便在二十世纪晚期，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ies）中仍包含了新实证主义的（neopositivist）价值。她针对的是——例如——政治或伦理理论家对客观性的特征归纳：不偏不倚的，没有偏见的（1983: 357）。

Sandra Hardings分析了女性主义者所利用的话语，其中与分析哲学最相关的是她对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所践行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解释。尽管Harding谈论的是科学家而非哲学家，她对经验主义观（empiricist view）之限制的批评——特别是其对所假定的“价值中立”客观性的解释——同样适用于使用这一客观性概念的哲学家。Harding支持女性主义者继续保留吸收了适当价值的客观性理念（notion of objectivity）（她所谓的“强客观性”），并通过以下论证批评经验主义者所声称的“价值无涉”客观性。

它固化了研究者的价值，以不同方式变得太狭隘同时又太宽泛。它太狭隘，因为它仅能识别出研究者和“合格”批评者之间的不同价值；它太宽泛，因为它标榜排除了所有社会价值，但也有可能的情况是，一些价值有利于科学，另外一些价值削弱了科学（Harding 1991: 143-4）。

它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是退步的；例如，它构建科学的方式允许科学家成为“可以雇佣的快枪”（fast guns for hire），而非留神注意自己的行动所支持、所意味的道德与政治价值的个体。（Harding 1991: 158-9）

这也与其他一些不能令人信服的观点有关。例子包括，首先，只有虚假信念（false beliefs）才有其社会原因（social causes），而真确的信念（true belief）拥有其自然原因；第二，一个理想的施动者（agent）必须在作为主体的他自己和作为客体的研究、知识、行动之间，创造一道沟壑，一处无人之地，并持续监督其边界，以便成为“一个自我，其意识（mind）能够完美地反映世界”（1991: 158）。为了最后这个看法，Harding利用了Nancy Hartsock的属于“抽象的男性特质”（abstract masculinity）（Harding 1991: 158）。

Nancy Holland利用了Harding和Jaggar之间相互重叠的批评，特别是她们关于抽象的个体主义的批评，她认为这些批评能够说明英美哲学（Anglo-American philosophy）的普遍问题（她将洛克[Locke]、休谟[Hume]、还有当代分析哲学家当作英美哲学的代表）。Holland专注于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假定（metaphysical assumptions），认为其假定将妇女排斥在哲学之外。她写道，当代分析哲学

停留在经验主义传统中，因而不仅继承了经验主义传统的问题，也继承了这样一种自我界定，这种自我界定势必将其定义为男人的哲学……男人的哲学界定自身的方式从名副其实的哲学<经验>（what is considered to be properly philosophical）排除了我们的文化中界定为妇女经验<的经验>。（1990: 3）

尽管Jane Duran认为分析哲学之严谨很有价值，尽管她想要将这种严谨纳入到女性主义认知论当中去，但是，她仍将分析哲学的认知论（“纯认知论”）视为“一种有男子气概的（masculinist）、男性中心（androcentric）的传统”的晚近化身，并认为“这种传统产生了超规范的（hypernormative）、理想化的（idealized）、带有进攻性风格的思维模式”（1991: 8）。她不仅诉诸Harding的批评，同时还诉诸Evelyn Fox Keller（1985）、Susan Bordo（1987）、以及Janice Moulton（1983）对这一对抗性范式（adversary paradigm）的批评。我们在上面第四节已经讨论过这种对抗性范式。对于什么样的特点（traits）应当被视为是男性中心的，Duran举例说，

分析逻辑上必要和逻辑上充分的条件，而不去指涉描述上充分的原型（descriptively adequate models），反例、假想的条件普遍化及其他的重要性。(1991: 44)

Naomi Scheman将她自己称为“半走失的分析哲学家”（analytic philosopher semi-manqué）——离开了她所受训的分析哲学范围。她作出的几种论点瞄准了分析哲学的充分性（adequacy）：心灵哲学中的个体主义，自我的本质，还有规范性哲学对象的本质（参见她1993年和2011年被收入论文集的论文）。例如，Scheman争辩说，人们普遍相信，包括“情感，信念，意图，美德，邪恶”在内的心理对象属于个体的性能（properties），但这一信念背后是自由个体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非完善的论证（1993: 37）。事实上，Jaggar针对抽象个体主义的部分论辩就依赖于Scheman关于概念的如下观点：识别和解释心理状态（psychological states）这一问题，必须在一个社会语境中来回答，而不应当抽象来回答。Scheman承认，作出这一观点，她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但她超越了他的看法，她争辩说，妇女的经验和心理性别发展（psychosexual development）并不支持这种个体主义假定。

在其他论文中，Scheman争辩说，哲学的“我们”——具有哲学问题的主体——是一个规范主体（normative subject），一个带有各类特权标识的规范主体。关于规范主体，她举的例子包括理想状况下的理性科学家，或自由国家的公民（1993: 7）。她的论证就这样偏离了真实的男人和妇女的经验，以及他们之间在发展上的区别（或是在白人/有色人种之间，或是在其他真实的特权/边缘性之间），以便聚焦于特权和规范性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采信如下这个带有一点儿弗洛伊德色彩的观点——哲学问题是“特权恐惧症（neuroses of privilege）的智识升华”，那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应当是——以维特根斯坦的方式而言——改变我们的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1993: 8）。

一些人批评分析哲学使用一个“抽象的，‘一般的’，置身事外的”道德-认知主体，批评那种比起真实的施动者/认知主体（knower）、更关心理想的施动者/认知主体的传统，Lorraine Code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1995: xi）。Code使用“S知道p”认识论的例子，来聚焦她最为人所知的批评。一个认知主体（knowing subject）S——在Code使用了连字符命名为“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中——是一个个体，一个置身事外的，中立的，可换的（interchangeble）观察者；他的知识是最可靠的，当他/她的感官观察发生在理想条件下，而非在真实的、日常的条件下。Code争辩说，知识的“S知道p”模型仅仅能在一个规定的领域内成立；确实，他们倾向于狭隘的一种科学知识。对知道（knowing）更为充分的一种刻画（characterization），必须适用于人们的真实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例子。为了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使用这个可换的（interchangeable）主体S，而必须包含S的主观特性，例如个人的身份（identity），利益，或环境。没有这些特性，我们就无法解释复杂的、关系性的（relational）知道行为（knowing），例如，“知道”一个人。此外，对于知识的充分说明应当能够揭示，政治利益是如何被用来决定谁是标准认知主体的（Code 1991，1995，1998）。这仅仅是Code早期针对分析哲学的论点之一。在第七节，我们将讨论她针对分析风格中的自然化认识论（naturalized epistemology）之限制的批评。

对分析哲学的经典女性主义批评家，以上是一些代表。我们结束了对她们的讨论之后，现在重新回到第四节讨论过的另外一个批评：Moulton对对抗性方法作为哲学范式的批评。尽管使用对抗性方法不需要被限制在分析哲学家之内，但Moulton的批评还是明显适用于二十世纪分析哲学的普遍做法。

6. Analytic Feminists’ Responses to Critiques

6.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对批评的回应

针对分析哲学的女性主义批评，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最常见的回应类型可以归为以下论点和论断的变体：

• 1. 女性主义的批评或许对于分析哲学的一些类别而言是成立的，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但是因为分析哲学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反驳对于大部分当代作品而言不再成立。因此，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发展了一套不会受限于任何特定类别的反驳——例如，认知主体是没有具体位置的——的分析哲学。
• 2. 在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当中，存在阐释错误（errors of interpretation）。例如，关于在何种程度上分析哲学包含了经验主义。纠正之后，分析哲学就不再暴露于这一特定类型的批评之下。
• 3. 批评者走得太远，削弱了形而上学等哲学领域和理性等核心概念。基于哲学理由、同时也基于女性主义理由，我们需要这样一些<哲学>领域和<核心>概念。

这三类回应全都允许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介入他们所擅长的一些活动——拆解各类论点，区别不同概念，寻找他们存有分歧的点中真理的内核，以及诸如此类。

批评（1）。无论具体刻画是怎样的，显然我们不能将当代分析哲学等同于逻辑实证主义。就女性主义批评聚焦逻辑实证主义、而非当下分析哲学作品这一点而言，这种批评很可能没有切中其要害。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回应其他女性主义批评时试图弄明白，哪一种分析哲学可能最有用，在何种程度上含有男性偏见的原有假定与概念仍然挥之不去。尽管确有一些女性主义者捍卫Neurath作品（Okrulik, 2004）和Carnap作品（Yap, 2010）中的一些面向，并承认这些面向对女性主义有用，但是分析进路的大部分女性主义者是在这样一些哲学家那里寻求资源的：这些哲学家自己就拒斥经典分析哲学的核心信条与方法，例如，维特根斯坦，J·L·奥斯汀（J. L. Austin），蒯因，戴维森，及其他人。

让我们以下面这些女性主义者作为批评（1）的例子：这些女性主义者相信分析哲学的有用分支可以自然化。对于什么能够算作是“自然化的”，我们需要撒一张宽泛的、包容的网；我们还需要承认它与分析哲学、它与女性主义的一些争论。在此处，“自然化哲学”是指关于认知主体、施动者、以及社会结构的经验信息来自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哲学；“自然化哲学”明确遵循这些信息，而非被这些信息直接替代。尽管大部分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青睐“自然化”哲学（特别青睐其子类别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但对于具体做法当中的非女性主义，他们持批评态度。

例如，传统自然化认识论聚焦“个体”科学、而非“社会”科学，这忽视了我们思考当中的“位置性”（situatedness）。最后对术语作说明：因为“自然化”和“分析”的范畴都存在争议，所以有些人会这样反对：自然化哲学根本不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例如，蒯因或许会被视为自然化认识论之父，不偏不倚地落入我们对分析哲学的刻画；然而，Lynn Hankinson Nelson认为他是后分析哲学家（Nelson & Nelson 2003）。以及当然，自然化哲学和分析哲学并不是在任何案例中都存在联系；只需想到福柯或杜威（Dewey）便可斩断这一联系。

记住上述所有说明和争议，然后让我们转向自然化认识论的这个例子，来考虑什么样的“自然化”可以帮助女性主义者来克服分析哲学中的困难。女性主义者批评分析哲学关于认知主体（以及施动者）的概念，例如，认为这是一个——抽象的、理想化的、可换的、没有具体位置的、没有联系的、脱离肉体的、没有利益的、等等——的人。自然化认识论首先可以做的，是转移焦点：从关注一个抽象的或理想化的认知主体，转而关注一个具有信念和知识的人的实在方面。尽管这一转变究其本身而言并非女性主义的，但是Jane Duran认为这是通往“女性中心”（genocentric）的、也就是，妇女中心（woman-centered）认识论的积极一步。她相信，自然化认识论——根据其描述性质、对认知的语境及细节的关注——能够包含女性主义立场的认知论所重视的特点，例如，认知的关系性方面，知识在身体和日常生活的活动中所具有的基础（1991: 112, 246）。Duran是明确结合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和分析取向的自然化认识论的第一批女性主义者之一；同时，在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广泛地避开女性中心主义（gynocentrism）时，她是一个例外。当然，我们不必同意Duran的分析细节就能明白自然化认识论对语境和实质细节的描述性注意力：这一描述性注意力允许性别进入认识论，成为认知主体的方面，允许语境在此相关。接下来我们才可以辩论，何种社会结构、个体变异、及其互动将对<我们的哲学>探索最有益。

第二种自然化进路是Louise Antony关于认知主体另外一个方面——中立——的论点。Antony坚持认为，自然化认识论解决了“偏见悖论”（paradox of bias）（一个人如何可能既自洽地批评男性偏见、同时又反对这样一种知识观念——无偏见的、中立的、客观的、不偏不倚的知识——）。自然化认识论拒绝中立性的理想形态，相反，自然化认知论提供给我们的是经验规范，通过这些经验规范，我们可以把好的偏见从坏的偏见中区分出来。好的偏见就是引领我们通往、而非阻碍我们通往真实（truth）的偏见（1993 [2002: 113-116, 134-144]）。Antony还处理了分析进路与非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辩论中的许多其他方面，我们之后会继续讨论。

第三种策略仍然在自然化认识论/科学哲学的语境之内。第三种策略是改变经验主义与个体的关系。Lynn Hankinson Nelson和Helen Longino是经验主义者，但她们不是洛克或休谟那种风格的经验主义者；她们的观点是，证据来自感觉，来自经验（Nelson 1990: 21; Longino 1990: 215）。这一观点包含在这一说法中：经验主义是一种证据理论。她们使用不同的论证方法，但都将焦点从个体转移到社群（communities）上。Nelson争辩说，是社群而非个体“‘取得’并持有知识”（Nelson 1990: 14）。她想要同时利用蒯因和女性主义资源来塑造一种足够丰富、足够复杂的经验主义，以便克服早期女性主义经验主义的批评——例如，Harding的批评——，同时还可以规避女性主义对个体主义的反驳（无论是反驳Jaggar所批评的的“抽象个体主义”，还是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过的其他形式）。Nelson坚持认为，蒯因——尽管他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已经削弱或放弃了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t）的许多特征，也就是Jaggar和Harding所反对的那些。Nelson聚焦社群、以之为认知主体。这一做法调整了经验主义，使之能够充分考虑认知主体的社会特征及个体对认知论社群的复杂依赖。

Helen Longino在《科学作为社会知识》（1990）中的进路是争论说，我们可以有多种方式认为科学是社会性的；在这么多种方式中，认知规范适用于社群，而非仅仅适用于个体。在《知识的命运》（2002）中，她继续发展了她的语境化经验主义论点。这一论点以相似的方式破除了“理性的”与“社会性的”之间的二分（以及许多其他二分）。

尽管她的论点涉及广泛的范围，但是我们现在只考虑她的观点是如何破解个体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联系的。Longino区分了作为哲学立场的个体主义（这种哲学立场倾向于将认知主体视为可交换的，等）和个体事实上是否具有知识（2022: 14-48）。她并不否认认知规范适用于个体实践，也不否认爱因斯坦拥有“杰出的智识，但是使得[爱因斯坦的]出色观点成为知识的，是批判式接受的过程”（2002: 122）。知识基于社会互动，而不基于理性的与社会性的之间的二分；<知识>还在构成（constitutive）和语境（contextual）两个层次上都结合了价值，其中一些是社会性的价值。

关于女性主义对分析哲学的早期阶段的批评，Longino、Nelson、Antony、Duran就此作出的反应全都是批评（1）的变体：他们都赞成女性主义批评的某些面向，但是分别从分析哲学的不同流派（在他们的具体情况中，分别是自然化认知论/科学哲学）及其他女性女性主义中汲取资源，去制造能够克服对分析认知论之批评的认知论。他们的策略彼此不同：Longino和Nelson降低个体的重要性，提升社群的重要性；Antony和Duran仍然聚焦个体，但是将个体变得更为具体明确；此外，Antony试图解决偏见悖论。

让我们更简略地<考察>批评（2）与批评（3）。批评（2）声称，女性主义对分析哲学及其前件（antecedents）的分析中存在阐释错误，这削弱了女性主义批评。批评（3）声称，批评者在削弱形而上学等哲学领域、<削弱>理性等核心概念方面走得太远，而我们应当保留这样一些核心概念。这两种进路的例子（有时甚至是在同一篇论文中）可以在Louise Antony和Charlotte Witt的《一人自己的头脑》（A Mind of One’s Own）中找到。这个论文集聚焦于西方哲学史和当代哲学多个领域内的理性与客观性（1993 [2002]）。持有批评（2）看法的包括Margret Atherton和Louise Antony。Atherton（1993 [2002]）同时批评了Genevieve Lloyd（1984）和Susan Bordo（1987）对笛卡尔（Descartes）的阐释。尽管Atherton的论文是纯历史的（purely historical），但仍然与我们的讨论相关，因为在辩论分析哲学的用处时，持各种观点的（of all persuasions）的女性主义者都承认历史分析的作用，特别是Lloyd关于“理性人”（the man of reason）的庞大论著。Louise Antony认为，Jaggar（1983）和Jane Flax（1987）错误地刻画了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传统，故而她们错误地<判断了>分析哲学家已经拒斥这些方面的程度。这导致女性主义者错误地将分析哲学的认知论等同于经验主义，并忽视了更加理性主义的可能性（Antony 1993 [2002]）。

最后，批评（3）。当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说其他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走得太远”以捍卫一个领域或一个概念时，他们或许是在挡开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的批评者。这些批评者或者根本就不想做传统的形而上学，或者是在争辩这个领域的哪些方面是男性中心的（例如，基础主义风格[foundationalist]的形而上学；又例如，将特定的一些类别视为自然的那种倾向）。Charlotte Witt和Sally Haslanger都争辩说，总的来说，没有特定的女性主义理由去拒斥形而上学。Witt考虑了“人之所以为人”（what it is to be human）这一特定情形。她争辩说事实上，即便是为了批评传统形而上学理论这一目的，女性主义者也需要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假定与理论（1993 [2002]）。Haslanger讨论了关于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实在主义（realism）、以及自然的与社会的类别等一系列议题。在讨论诸如Chatherine MacKinnon和Judith Butler等女性主义者的过程中，Haslanger多次区分了社会建构的种类与功能，找出形而上学与政治相互关联的方式。同时，总的来说，Haslanger提供了将形而上学中的男性中心方面与对女性主义者有用的方面区分开来的女性主义形而上学辩论的一个例证（1995b, 1996, 2000, 2012）。刻画这一进路的一种方式是，它在更大的、更成问题（或者，至少是更有争议性）的讨论中瞄准了“真相的内核”，由此服务于那些或许会对MacKinnon或Butler观点的某些方面有所同情的、但是不愿接受这两位学者周遭文献的读者。

一个更有争议性的分析进路女性主义回应——Martha Nussbaum对客观性和理性的概念与标准的捍卫——可以被归为批评（3）。她有力地争辩说，这样一种做法——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传统的客观性与理性之理想形态、同时认识到其被滥用的事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利于女性主义者。究其本身而言，这一立场即便不会被一致接受，但也并不会导致很大争议。然而，因为Nussbaum将对客观性和理性的男性偏见方面的批评视为“女性主义对理性的攻击”的一部分（1994：59），她的论文和她对其他女性主义者观点的解释在那个时候的女性主义哲学家中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就这样>回应了对分析哲学的批评。在即将结束这一部分讨论时，如下明显<的事实>需要再次强调：并非所有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都会同意挑选在此的几个例子。确实，除了想要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哲学具有足够的规范性<这一点>之外，对于那种规范性的典型体现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议题上，<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们>存在分歧。例如关于客观性的理想形态，观点<多种多样>：从这样一种声称——<有些人>声称，尽管理性和客观性的理想形态“同时都无法企及且不受欢迎”，我们仍然需要拥抱它们，将它们作为“规定性规范”（"regulative norms"）或“启发法”（"heuristics"）（Antony 1995: 87）——到关于客观性的一些不同理解——这样一些理解不会太受歪曲或误用之累（例如，E. Lloyd 1995a, 1995b; Haslanger 1993 [2002]; Scheman 2001a; Heldke 2001; Janack 2002）——。

最后，我们要记得，女性主义者对哲学方法的期待——他们自己所偏好的、或者其他的——将影响他们对此的批评。在考虑任何特定方法可能提供给一位女性主义者什么样的<内容>时，要注重实际（realistic），这很重要。例如在厘清概念、作出区分、以及评估论证时，相比创造一个她的“视角”（vision）或定义她工作的目标，一种分析方法可能会为一位女性主义者提供更多的帮助（参见Garry 1995）。

7. 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限度与挑战

尽管传统分析哲学在许多人看来是最不易接受女性主义的哲学方法，数十年来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的工作<仍然>极大地增进了该方法对女性主义的接受程度，并展现了其承诺。让我们现在来考虑仍然存在于分析进路女性主义的一些限度和挑战。

各种类别的女性主义哲学的长处和限度可能来自同一个根源——如果女性主义者接近主流传统，至少在某些方面，他们就会受制于<这些传统的>限度，即便他们对其产生影响或者“架桥”的可能性高于更加深刻地批评这一传统的那些<学者>。在谈论1979年一次女性主义会议上的种族主义（racism）和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m）时，Audre Lorde有力指出了一项危险，她说“大师的工具永远不会摧毁大师的房子”（Lorde 1984: 112）。尽管Lorde的声称数十年来仍令不同学科的女性主义者们脊柱发凉（sent chills down the spines），但是女性主义哲学的存在本身就要求，“大师”的财产不仅只有哲学同行的“工具”，也不仅只有房子。女性主义哲学家——无论是否采取分析进路——不仅将他们的工作基于其他女性主义者和其他相关学者的工作之上，有时也将他们的工作基于一些传统哲学家的工作之上。想要使用并调整传统哲学，女性主义者就必须在更深层次上对他们作品中可能出现的男性偏见或其他类型的偏见一直保持警觉——<这是>可能存在于分析哲学中的、他们也不想要的一个包袱。

对于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来说，一些潜在相关的“包袱”包括：他们的概念、方法、他们试图<开展>工作的抽象程度<存在>更深的限制。例如，当上述<原因>中的任何一个使得<人们>无法注意到、<无法>集中于广泛的经验，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并未注意到他们所希望涵盖的、复杂人类生活的全部谱系；种族/族群的影响和意义，社会阶级，宗教，国籍，酷儿和跨性别者（queer and trans）的生活，残障人士（people with disabilities）的生活，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都可能缺失。这样一些限度和其他限度的例子如下。

• a. Kristie Dotson虽然称赞Fricker（2007）对理解认知不正义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争辩说，关于什么能够构成认知不正义，Fricker缺少一种“开放的概念结构”，这导致她的工作延续了认知不正义。Dotson争辩说，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Fricker将认知不正义与认知坏运气（epistemic bad luck）对立起来（Dotson 2012: 25）。Dotson全面考察了认知压迫（epistemic oppression），这些方式更直接地与系统性压迫的不同层次对话，包括认知排除（epistemic exclusion）和暴力的几种重要不同类型，例如，避而不谈（silencing）和压抑扼杀（smothering）（2011，2012，2014）。
• b. Naomi Scheman和Linda Martín Alcoff指出，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可能以何种方式无法全面认识到他们在理论和概念中包含的政治、形而上、认识论方面的所有包袱。Scheman认为，Nussbaum太早就放弃留意对理性的攻击，<因此>没能意识到，对合理论辩的开放态度（Nussbaum自己拥护这一点）暗示着在我们自己的概念合理性受到质疑时就认可<这种质疑>（Scheman 2001b）。Alcoff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某种关于理性的概念，<因而>对Nussbaum作出了类似的批评并指出，声称某种特定的理性概念是一种不能被放弃的概念，<这种声称当中>含有教条式的特征（Alcoff 1995）。
• c. 与之密切相连的一种反驳是，要将一种方法与其政治剥离开来并不容易，甚至根本不可能。一些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作品是自由主义的（liberal），例如，Nussbaum（2000a），Cudd（2006），以及Bhandary（2020），分析进路的其他女性主义者要将他们的方法与他们的政治区分开来则很艰难。Antony争辩说，她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立场>与分析哲学的方法是相容的（2003）。尽管人们可以赞同Antony的看法，但如果一位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是在阐述一种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而不是在青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那么就必须小心推敲在她的立场中，哪些方面来自马克思、哪些来自蒯因、哪些来自女性主义，以便使这些方面可以良好共存。 针对哲学方法与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政治之间的关系，其他人提出了更一般化的问题。例如，Alice Cary呈现了哲学方法与女性主义政治之间的一般关系，她发现，Fricker的中立哲学方法和理性概念（2007）不够激进，不足以支持女性主义政治（2018）。Tina Fernades Botts（2018）与Jana Cattien（2019）都批评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们分析种族与性别时高度抽象的层次，以及他们对两者使用类似的模型（models）。相反，我们的思考需要将边缘人群的特别（specific）、生动（lived）经验置于更加中心的位置（Botts 2018）。
• Cattien争辩说，在此政治攸关的事情被分析进路女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家（包括他们的规范性假设）模糊了，她还争辩说，他们需要“能够将自己作为政治批评的对象”（2019: 733）。例如，她发现，Haslanger（2012）的分析将所有种族置于同一个概念平面上，这无法正确处理“白种人共谋（white complicities），这会将种族主义的权力关系延续下去”（2019：720）。
• d. 几组不同的反驳都围绕着主观性（subjectivity）和立场（standpoint）展开。传统分析哲学被批评为是无法处理主观性的，这一批评是正确的。要考察这一批评是否也适用于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让我们在知识的语境中来考虑<这个问题>。Elizabeth Anderson将认为知识“有位置性”（is situated）的那种立场称为女性主义认知论的基本观点（参见“女性主义认知论与科学哲学”条目）。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所发展的那种“有位置的”知识能否捕捉到人类的个体主观性、同时捕捉到物质条件和复杂的社会机制结构构造（structure）妇女及边缘群体的其他人的观点的方式？显然，在此有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被一并问出，因为它们都聚焦于：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是否拥有资源去捕捉到对于女性主义的其他方法传统而言十分重要的事情：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以及后结构主义（post structuralism）。 考虑Longino作为一个例子：她是在科学的语境内处理有位置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的。她的语境经验主义和她更晚近的论点——彻底消解理性/社会二分法以及构成这一二分法基础的其他二分法——是她探索到恰当的领域的前提。当然，科学并非都是生命的<科学>或知识的<科学>，所以她的论证会需要拓展到Code及其他人讨论过的日常生活中。无论语境经验主义（contextual empiricism）有什么样的限制，<这种经验主义>分析结构和物质特征<的能力>都优于<它>阐明个体主观性<的能力>。在后一个领域中，后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进路成果丰富（参见，例如Butler 1990; Butler & Salih 2003; Irigaray 1991;Whitford 1991; Kristeva & Oliver 2002）。他们聚焦于人类主观性的晦涩、碎片化、或未完成等特质，对于分析进路的许多女性主义者而言，这或许有点儿不够有条理。但是考虑到这一话题对于女性主义哲学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在这一话题上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
• e. 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最初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系列的问题：他们是否可以解释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立场的政治/物质构建，他们如何处理社群层次上的偏见和假定，他们使用何种标准区分“好的”偏见与“坏的”偏见，等等。Harding支持多元主义形式的立场理论，强调要从边缘人群（marginalized people）的生活开始研究（1991）。这种做法具有许多优点，包括：在生产多个领域的知识的时候，我们才更有可能能够去揭示社群层面的偏见和和关于特权人群（the privileged）的假定。尽管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经验主义者和立场理论家曾经视彼此为代表性的敌对传统、常常彼此批评，<然而>后来，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经验主义者对考察立场理论所能提供的资源、追求两种进路之间的共同话题或共识产生了兴趣（参见，例如，Wylie 2004; Potter 2006; Crasnow 2008; Intemann 2010, 2016; Anderson 2020; 以及Hypatia在2009年所举办的会议，Crasnow, Harding, Rouse, Kourany, Rolin, 以及Solomon在会上的发言，均为2009）。可能性十分广泛，包括：
• 将立场理论的洞见纳入经验（以及经验主义）的论著（Wylie 2004）；坚持认为，两者的一些形式是相容的（Anderson 2020）；争辩认为，女性主义经验主义与立场理论具有相当的重叠、但两者仍然具有的区别表明，两者互相需要（Intermann 2010）。
• 关于这些问题，更加完整的讨论可以在Intemann（2010，2016）、Anderson（2020）、以及“女性主义社会认识论”（feminist social epistemology）条目、“女性主义的科学观点”条目等处看到。
• f. 由此产生了与之相关的、关于自然化认识论的反对意见。如上所述，女性主义的社会认识论是自然化的女性主义认识论最典型的形式。社会认识论者深刻批评了个体导向的、“科学的”分析进路的自然化认识论。除了前文讨论的女性主义者之外，Code和Phyllis Rooney都争辩说，典型的自然化认识论与女性主义的认识论之间存在紧张；Rooney称之为“不安的联盟”（Rooney 2003）。Code提供了一个生态模型（ecological model），她认为<这个模型>比分析倾向的、个体导向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更加可取（1996，2006）。Rooney向性别与认知的心理学研究呼吁，请求为她对经验研究的批评（以及她对基于这种经验研究构建并使用这种经验研究的认识论的批评）提供证据。例如，Rooney想要批评这样一些假设：个体/社会区分的稳定性，性别的稳定性——或者甚至是性别要么稳定要么基于情境（situational）<这一假设>，因为可能存在更多选择（Rooney 2003）。尽管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自然化认识论完全可能同意Rooney的批评，但Code在2006年的生态模型确实是一种近乎没有操作性的过度推断（a nearly impossible stretch）。不管怎么说，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在选择他们自己的模型去反思他们所默认的<理论的>假定的种类时，必须十分谨慎，无论是刚刚提到的那些，还是可能被贴上“唯科学论”（scientism）标签的其他人。
• g. 最后一组挑战关注的是语言、图像、以及“修辞空间”。这些挑战意在唤起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对其他类型“包袱”的注意。尽管女性主义者和非女性主义的分析哲学家都被认为较青睐语言的自由使用，但是在说明其哲学观点时，他们同样依赖隐喻、类比、图像、及类似<手段>（回想一下蒯因使用纽拉特之船[Neurath's ship]的频率）。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需要注意，他们对语言的自由使用<中包含的>假定与暗示，他们的图像，以及这些内容如何与其发挥功能的（或者，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未能发挥其功能的）<活动范围>联系起来。Lorraine Code将这一<活动范围>称为“修辞空间”。Code使用“修辞空间”的用意是：为了限制何以有意义，我们的话语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构造出来，这种方式应当被严肃对待，产生洞见，并被理解领会（1995：ix-x；Code 2006继续讨论）。
• Marguerite La Caze借用Michèle Le Dœuff发展的方法论争辩说，女性主义和非女性主义的分析哲学家使用了一些可在不知不觉中永远排斥女性的图像——试想政治哲学中、关于知识的视觉及空间隐喻中神话般的社会契约（mythical social contracts）（La Caze 2002，Le Dœuff 1980 [1989]；同时参见Gatens 1991）。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被要求拓宽分析哲学中的修辞空间、承认并细察，在他们所声称的语言之自由使用当中，他们事实上使用了<何种>图像。

大部分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欢迎其他女性主义或其他任何背景<的哲学家>挑战他们的立场。因为，毕竟，要保证诚实、承认自己与哲学中的男性偏见或其他偏见的共谋，除了让女性主义同行来指出之外，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了。女性主义是有可能向共谋和自我欺骗的持续可能性保持开放的；对于任何女性主义而言，这都是合理的一个部分。坦率、公正的对话有益于所有类型的女性主义。

8. 以其哲学方法界定女性主义者，是否重要？

尽管方法论是本条目的焦点，但提出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方法去识别女性主义哲学是有价值的（参见Garry 2018）。女性主义哲学这个学术领域的发展乃至繁荣横跨了1970年代以来的几乎所有哲学领域和话题——除了一些躲在某些领域里的强力反击和持续反对。女性主义哲学家教导并指导了好几代学生，这些学生自己又引领了女性主义哲学的新方向；女性主义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物、以及组织都增加了；从许多不同哲学方法中汲取<养分>的女性主义者相互学习，相互引用；女性主义、批判性种族理论（ciritical race theory）、跨性别与酷儿理论（trans and queer theory）、批判性残疾理论（critical disability）、去殖民理论（decolonial theory）、还有其他领域内的实践者<都>理解，互动、吸收这些领域内的作品是很重要的。许多女性主义哲学家，特别是晚近以来的世代，径直处理自己的作品，完全不考虑哲学方法之标签。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有许多>理由去淡化<哲学>方法上的不同。此外，若<强调其哲学方法>将会毫无必要地限制某人作品的吸引力，那就不要强调其哲学方法，特别是在跨学科或跨国的女性主义语境中。也没有人会想要专注于那样一种对方法的聚焦：缺乏开放心态的，或怀有“优越”感觉。

但与此同时，方法标签也可以是有用的。<方法标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女性主义对议题的表达、术语，可能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工具箱，以及最有可能影响了他们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和传统哲学家。毕竟，女性主义哲学家常常在数十年后还带有他们就读的哲学系对他们在方法上的影响，尽管程度各不相同。此外，一些女性主义者想要明确表明他们与分析哲学之间的联系；例如，Cudd在《分析压迫》（Analyzing Oppression）当中立论，将自己的作品定位在分析哲学与自由主义哲学的传统之中，并且同时捍卫这两种传统（2006: ix）。

事实上，<我们>最好在分析哲学的语境中去理解一些讨论，这些讨论主要也是由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来从事的，例如，二十一世纪关于语言哲学和考察女性/男性、性和性别的形而上学。关于社会类别（social categories）与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之性质，他们有分歧；关于何种社会类别在物质世界有基础、<何种社会类别>应当被当作行为倾向来研究，<关于>假定于形而上讨论中的道德与政治价值，<关于>跨性别、酷儿、非二元人群等类别的含义（及其法律含义），等等他们则有共识。（例如，参见Witt 2011a; Haslanger 2012; Saul 2012; Bettcher 2013, 2017; Diaz-Leon 2016; Jenkins 2016, 2018; Mikkola 2016; Ásta 2018; Dembroff 2018, 2020; Barnes 2020; Antony 2020—还有其他许多作品。更加细致的讨论可以在“女性主义语言哲学”“女性主义形而上学”以及“女性主义的性与性别观”等条目中找到。）

质疑方法论标签重要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哲学>方法可以以多种方式横跨哲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不妨想想，诸如道德<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等分支领域是否常常具有独立的分析哲学讨论或方法论标签。尽管这些领域的女性主义哲学家或许倾向于一种特定的写作/论证风格，或许倾向于与罗尔斯（Rawls）、而非列维纳斯（Levinas）或哈贝马斯（Habermas）对话，但是女性主义核心争论的断层或“边缘”（sides）从来不会精确契合于女性主义者当中的分析进路与非分析进路之分野。确实，早期的典型女性主义争论，例如在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中，<早期的典型>女性主义争论考虑的是，是否要青睐正义伦理学（an ethics of justices）超过关怀伦理学（an ethics of care）或美德伦理学（a virtue ethics），或者在选择道德思考的起点时，是否要青睐康德（Kant）超过休谟（Hume）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参见，例如Held 1993, Herman 1993, Homiak 1993, Larrabee 1993, Baier 1994）。有趣的是，女性主义道德哲学家——无论是否属于分析进路——在自己的作品中依赖和结合历史人物的程度，似乎高于分析进路中从事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那些女性主义者。

还有一个话题也被持续辩论、并且无法精确落入方法倾向的分野之中，那就是在何种程度上，自由主义（liberalism）对于女性主义政治和道德而言是足够的。例如，Nussbaum认为，自己著名的自由主义“能力”进路在用于对抗反自由的敌手时，可适用于不同的文化（2000a, 2000b，“能力进路”[capability appraoch]条目）。Asha Bhandary也支持自由主义，并坚持认为自由主义能够为依赖看护（dependency care）提供足够的支持，只要我们确保照料和照料者不会因为性别偏见（sexism）和种族主义（racism）而不可见（2020）。Serene Khader却争辩说，即便女性主义需要对性别偏见（sexism）的“普世”反对，但这并不需要西方自由主义，<西方自由主义>自身甚至能够在某些文化中延续并固化性别偏见<造成的>压迫（2019）。关于自由主义的辩论不会很快结束，特别是考虑到，不少哲学家基于去殖民化观点（decolonial perspectives）来写作。

随着女性主义者探索道德、社会、政治哲学等一系列广泛领域，其方法背景的重要性往往逐渐降低，特别是当他们的作品既从哲学之内、也从哲学之外汲取资源时——有时还包括作者们自身的社会位置和经验。他们的作品也瞄准紧急的公共议题。让我们简要指出几个不同类别的例子。Serena Prekh在写作难民及被迫迁徙（forced displacement）的伦理学时，结合了多重哲学与经验方法（2017）。Anita Allen则在数十年的隐私研究中结合了法律与哲学（1988，2019）。Myisha Cherry写作愤怒与公共生活中的愤怒及其他情感、态度（2019，即出）。一些学者为受害于警察暴力但没有发出声音的那些黑人妇女和女孩而写作，Ayanna De'Vante Spencer就是其中一员（2018）。Eva Feder Kittay多年来一直写作依赖与看护，认知障碍（cognitive disabilities），以及这些对道德哲学的影响（例如，1999，2019）。以及，当然还有横跨许多方法领域的整个女性主义伦理学（feminist ethics）领域，例如，女性主义生物伦理学（bioethics），女性主义残疾哲学（philosophy of disability），还有更广阔意义上的残疾批判理论（critical disability theory）。

当哲学家自己的交叉认同反映在他们的写作中时，他们的认同通常比他们所选择的哲学工具箱或他们所青睐的“分析写作风格”更加重要。例如，在过去数十年当中，Alcoff和Naomi Zack都写作种族和混血儿（mixed race）（Zack 1993, Alcoff 2006）；他们关于混血儿的一些晚近作品被选入Botts<所编辑的论文集>（2006），与其他女性主义和种族哲学家的作品一起。对于其他哲学家而言，以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lesbian feminists）和跨性别女性主义者（trans feminists）的身份写作更为突出显著。例如，自学术女性主义哲学开端以来，Marilyn Frye、Claudia Card、以及Sarah Hoagland提供了数十年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哲学（参见，例如Frye 1983, 1992, 2001; Card 1995, 1996, 2002; Hoagland, 1988）。Cheshire Calhoun的《女性主义，家庭，与柜的政治》考察了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的从属结构（the structure of gay and lesbian subordination）及其与女性主义的关系（2000）。跨性别女性主义哲学家的工作领域包括道德哲学、政治哲学，还有形而上学及认识论；他们的目标是让跨性别<群体的>生活变得可见，可生活，被重视，被理解（参见，例如Bettcher 2019, 基础; Kapusta 2016; McKinnon 2014; Zurn 2019）。

我们即将结束这一节，在此很重要的是，不要过分强调哲学方法上的区别在不同世代的女性主义者之中、或是在女性主义哲学的<不同>细分领域中发挥影响的方式：区别仅仅在于程度。在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醒自己，女性主义哲学——无论其方法为何——同时保留着女性主义与哲学的根源。我们不应当仅仅将其归并为一个父系传承的哲学本体（philosophical identity）。Frye讨论过<如何>通过声称和与其他女性主义思想家互动来为女性主义思想建立一个女性主义的谱系。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语境中她讽刺地指出，当<被置于>

那一威严的[由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构成的]牛剑家系、而非<被置于>由… Kate Millet、Mary Daly、Andrea Dworkin等集体作者(collectives)，Claudia Card、Naomi Scheman、Maria Lugones、Sarah Hoagland等[女性主义哲学家]，以及Alix Dobkin和Willie Tyson等游吟诗人写就的女性主义油印小册子中（Frye 2001: 86-87）

时，<女性主义哲学家>会被认为“拥有更好的历史地位”。

为了抵抗来自父系传承遗产的宽慰或抹去，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们可以像Frye一样，声称和与其他女性主义思想家、种族批判理论家、跨性别与酷儿理论家、以及其他人互动。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这不仅有助于维系一种女性主义的传统，同时还将丰富女性主义作品、降低女性主义者被带有男性成见的哲学方法、理论、概念、图像俘获的几率。

几乎不存在分析进路的女性主义者没有触及的哲学议题。想要了解在哲学的这些细分领域中的最新作品的读者应当考察以下列出的条目。更多条目——广泛纳入了几种方法的、或者难以归类的——，可以参见参考书目后的“相关条目”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