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体验杜甫：宋代的生命阅读模式
郝稷（Ji Hao）著
Changdeyi译
说明：本篇为译者出于个人兴趣的译文，仅供参考。原文请见原书第53-93页。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931459/
在长江、淮河上的旅途中，宋代学者朱翌（1097-1167）好读杜甫舟上所作诗歌。有一次，朱翌正读到“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1]一联，一个船夫恰好靠近他，向他倾吐自己多么饥饿。朱翌有感于自己所读的杜诗与生活中实际发生事情之间交会的方式，写下一首诗来记录此次巧合，并表达了自己与船夫共同面对艰险前程的意愿。[2]
读者在外部世界的个人经验何以与杜诗所描写事物的内部产生共鸣？朱诗提供了一个例子。与上一章中关于“诗化”制造来源的讨论不同，此处的重点在于朱翌在不同社会现实中亲身体验杜诗的行为。作为这种体验的一部分，他在杜甫诗句的指导下建立了自己与船夫的关系。朱翌的例子更进一步说明宋代杜甫接受中“亲身体验”的方面。“亲身体验”在杜甫（作为诗艺高超的诗人，与忠贞不渝的圣人）的经典化中有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体验/重历杜甫与杜诗，在宋代的各种场景和层级下发生。“体验”的一面多存在于文本层面，如果它转向外在世界，一个人对杜甫的体验可能包括他与其他人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与特定政治环境或更大的社会语境相关，尤其是两宋之际与南宋末年的民族危机。
在宋代，体验杜甫的行为常暗示着诗歌与诗人道德/人格的汇合。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汇合可能有问题，或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混淆了诗人与诗歌，或者使我们关于诗人的知识干扰对诗歌的理解，反之亦然。然而，正是在宋代读者追求诗歌与诗人汇合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建立起一种“生命阅读”的模式，可以让他们体验/重历传说中杜甫人生的经历（多为杜诗所构建），以解决自己当下的问题。“生命阅读”模式，使这一看似有瑕疵的阐释的追求更为复杂。
随着儒学复兴与政治文化精英“士大夫”阶层的出现，文学参与愈发突出地成为社会政治转型与个人道德培养中承载儒家价值与审美的重要方式。如南宋官员曾噩所见，杜诗跃升至与《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平等的地位——这些典籍被用于建立共同的社会道德基础，学龄儿童能够背诵杜诗也是常事。[3]事实上，宋代读者的杜诗接受中关于杜甫作为儒家价值典范的发现，也有助于杜甫区别于（并使他超过）其他伟大的前辈诗人，包括他同时代的李白。
宋代读者最终将杜甫比作儒家的圣人，既是道德典范，也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典范。这种形象与杜甫早期接受中诗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杜甫其人形象在宋代的变化与“阅读杜甫”到“体验杜甫”的转变密不可分。这一转变通过杜诗对杜甫生平的构建，在各方面促进了宋人对（理想化的）杜甫的认识，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宋代读者对杜诗的理解。总而言之，宋代读者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杜诗为他们提供了更直接可靠的进入杜甫生活与内心世界，以及进入唐代历史的途径。杜甫被宋代读者广泛地誉为“诗史”，不仅因为他拥有生产过往历史中各方面忠实记录的能力，也因为他有传达儒家道德价值与判断的技术。儒家道德价值与判断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身份认同的主要组成部分，士大夫在不同情形下处于不同目的占有他们。
杜甫的升格同样是许多宋代士大夫自我塑造的重要策略，他们用投射于杜甫的方式，（重新）建立自己与当代社会/政治现实的联系。这一策略在文天祥的例子中很突出。在13世纪的民族危机中，文天祥深化了自己对杜甫的理解，并用杜甫的诗句书写人生经历与时代事件，以此回应特定的历史情境。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宋代杜甫接受的三个阶段，以及宋代士大夫如何对杜甫诗集中的不同的部分与“众声”作出共情式的回应。[4]据蔡涵墨研究，在第一阶段（1039-1059）杜甫作为“改革者”的一面被凸显；在第二阶段（1070后）作为政治上的忠贞之士；在1127年北宋覆灭之后，则作为天地间的幸存者，以上所有建构都与北宋政治历史紧密相关。本文的讨论即对蔡涵墨关于宋代杜甫复合人格构建与政治间紧密关系这一论点的回响。同时，本文转而强调读者体验/重历杜甫的活动，从而突出两个方面：首先，宋代士大夫如何追随杜甫在文本的空间中（次要的文字，一种据说是杜甫所处历史的幻象）建立的行踪；其次，他们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主要的世界）重历到那些相关而又不同的历史现实或社会情境。随着这种生命阅读模式的发展，杜甫其人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最终变成一个被宋代士人广泛颂扬的文化符号。
变动中的杜甫
除了记录自己所读杜诗与船夫言语的巧合，朱诗也强化了杜甫其人“忧国”的形象。朱翌将杜甫比作国族的医生，因为杜诗中提出关于国家的许多问题。正如载着朱翌与船夫的舟在旅途中运动，杜甫的形象——在其接受过程，以及朱翌诗所描绘的与此前文本不同的形象——也处于变动中。
如果人们关注宋以前关于杜甫其人的描绘，就会发现杜甫经常被描绘成一个“狂士”。例如，唐代其他诗人如杨巨源（775-）与韩愈都在诗中提及杜甫的“狂”。杜甫同时代的朋友与资助者严武（726-765）也曾在一首诗中通过提起祢衡（173-198）的方式警醒杜甫。祢衡在三国时以文才与狂狷闻名，他曾奉命击鼓，通过脱掉衣服的方式来羞辱位高权重的曹操（155-220），最终他为自己狂诞无礼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5]
《唐国史补》也提供了关于杜甫之“狂”的一个清晰的事件：当严武坐在官衙时，他赤足袒胸地踏上了严武的几案。[6]这一情节及其细节的变体，也出现在其他文献来源诸如《唐摭言》与新旧唐书的杜甫本传中。除了《唐国史补》，上述其他来源还在这一情节中强调了当时杜甫醉酒的事实，更促成了他的狷狂形象。以下摘录《旧唐书·杜甫传》（编纂于945年）：
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作者按，严武之父）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7]
此段摘录突出了杜甫的“狂”，事实上，整个《旧唐书·杜甫传》对杜甫的“忠贞”这一宋以后为人高度赞扬的主要品质关注很少。
对杜甫的描述在《新唐书》（编纂于北宋，约1060年）中又有潜在的变化。《新唐书》中也包括这则轶事（及一些变体）来显现杜甫的狷狂，但同时也注意到杜甫在社会动荡时期的忠贞不渝，以及在诗中表达的忠诚：
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8]
这一变化指向11世纪杜甫描写中从狂狷到忠贞的重要转型。王洙，影响甚广的杜诗稿本的编辑者，并没有记载这段杜甫与严武的轶事，尽管他也简单地提及杜甫早年的“不羁”，这或许源自杜甫早期的一联诗“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9]。
11世纪下半叶，杜甫作为忠臣的描述于王安石和苏轼等士大夫之手显著地增加。关于杜甫的忠诚，苏轼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评价：
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10]
宋代的其他关于杜甫的文献与这一忠诚杜甫形象强力共鸣。苏轼关于杜诗卓越性的解释促使我们注意到，宋人接受了杜甫其人与其诗紧密联系之关系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杜甫其人，尤其是他的忠诚，在诗歌创作中起重要作用；其二，杜甫的诗歌是宋代读者接近“真正”杜甫的可靠媒介。苏轼对杜甫忠贞的赞扬，源于杜甫自己诗中描绘的漂泊生活、饥寒遭际以及怀才不遇。换而言之，苏轼相信杜甫的诗表明了他的忠诚，传达出他在具体历史时刻真实生活、情感与思想的陈述。
苏轼对杜甫杜鹃诗的验证更进一步说明了他如何基于对杜诗不同的阐释，建构一个忠贞的杜甫。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馀，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11]
诗歌的前四句诗人困惑，因为它们似乎与整首诗不合。王洙之孙王谊伯曾认为前四句为题下注，真正的诗歌始于第五句。或许因为王氏注意到前四句风格与诗歌其他部分不一致。此外，他也意识到杜诗流传历经了唐宋之际的战乱时期。同时，他知道尽管祖父王洙等人为杜诗的编辑付出努力，但杜诗中仍有一些存疑或脱漏的部分。苏轼不同意王谊伯关于此诗前四句于诗中作用观点。他表明文体是杜诗的一个显著特点，建议读者不要为表象所误导。（译者按：苏轼原文为“子美诗备诸家体，岂可以文害辞，辞害意耶？”）
对于王谊伯与许多现代读者来说，此诗前四句似乎缺乏诗意，甚至只是无意义的重复，苏轼却认为此四句运用隐喻表达了杜甫对唐帝国的忠诚。根据《博物志》，杜鹃产子之后，将它们置于其他鸟的巢，寄于其他鸟饲养。另一个传说认为古蜀帝杜宇死后化为杜宇。基于这些文献来源与诗中对应的诗句，苏轼建立起自然界的杜宇与人世间帝王的隐喻关系，沿此思路，他认为杜甫在四句诗中用杜鹃的隐喻来“讥当时之刺史有不禽鸟若也”[12]，因为他们不能事君，违背皇帝的命令。苏轼进一步用关于杜诗中所提及地方官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一解释。最后苏轼总结道，杜鹃出现在皇帝受到敬重的地方，不见于皇帝不受敬重之处。
苏轼的阐释也回应了王氏关于杜诗偏离史实的抱怨。如我们此前所见，许多宋代诗人和批评家高度颂扬了杜诗表现外在世界中自然景物的高超技法。然而杜甫明确说明川东没有杜鹃，王氏抱怨道他曾经在川东听闻杜鹃的啼鸣。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苏轼将杜鹃视作隐喻，解决了这一出入。苏轼的解决方法不仅消除了王氏在杜诗表现自然的技巧性方面提出的威胁，同时也有助于重新定义杜甫在历史与政治领域的技巧性，即通过杜诗建立与反映意识形态的真相（正如苏氏所察觉的）。
除了对杜诗本身的解释，宋代的读者也经常把杜诗与其他诗人的作品并列，来凸显杜甫忠诚的形象。有人曾问杜田（一个宋代的杜诗评注者）如何比较杜甫与另一个唐代诗人岑参，杜田回复道杜甫比他同时代的岑参更为高尚（贤）。随后，他对比两首诗来解释自己的判断。至德（756-758）初年，杜甫与岑参皆任左拾遗，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提醒皇帝，以防他犯错或忘记重要的事情。杜田引用了两句杜诗，说明杜甫任职期间的负责与勤勉：“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13]。与之对比，杜田认为下列岑参的诗句揭示了岑参在拾遗任上的不作为：“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14]。杜田质问岑参“至德初，安史之乱方剧，上皇在蜀，朝野骚然，果无阙事时邪？”[15]
对于许多宋代读者，忠诚不仅体现为臣子对全心侍奉的君主的服从。宋代读者将杜诗与同一历史事件中其他唐诗并列时，也发现杜甫是一个突出忠臣，因为杜诗显现出对君臣关系中“礼”的强烈意识。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玄宗与杨贵妃自长安逃往蜀地。然而在哗变之中，玄宗应官兵的要求杀死了贵妃——这些官兵认为正是杨贵妃导致了动乱。许多唐代诗人都在诗中论及贵妃之死，杜甫的《北征》一诗同样触及这一话题：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16]
北宋批评家魏泰将杜甫对待此事的方式与其他的唐代诗人如刘禹锡（772-842）、白居易之诗对比。据魏氏所言，刘、白皆认为玄宗迫于他的军队的压力，杀死杨贵妃。例如魏泰引用白居易《长恨歌》的一联诗：
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17]
魏泰以为，此联向读者传达出军队不愿前行、玄宗无奈杀死杨妃（许多将士指责她为国家带来动乱）的意味。魏氏认为白居易处理贵妃之死的方式与臣子对君主之“礼”相抵牾。与之相对比，魏泰以为杜诗对此事件的处理维护了皇帝的尊严：
乃见明皇鉴夏商之衰，畏天悔过，赐妃子死，官军何预焉？[18]
如魏泰的解释，杜诗的表达方式将杨妃之死归于玄宗鉴于历史过往，意识到天命、悔悟自己错误后的自发选择。魏氏认为杜诗的处理方式巩固了君臣之礼。这让我们想到苏轼对杜甫杜鹃诗反映当时历史现实之技巧性的称颂。对宋代的许多读者而言，杜诗超越了对当时发生事件的“忠实”描述，引导着他们一种恰当的方式看待历史事件。
诗史
在宋代的杜甫接受中，杜诗与唐史之间的紧密联系被察觉到，并导向一个重要的概念“诗史”，此概念突出了宋代读者建立杜甫形象的另一重要方面。[19]晚唐士人孟棨在《本事诗》中首次将此概念用于杜甫：“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20]“诗史”之号主要指杜甫用他的诗歌记录他所处时代发生之事。然而，如果我们回到上述对杜甫评论的语境中，就会注意到占据孟棨叙述中心的是李白而非杜甫。这一叙述始于李白入长安遇贺知章（659-744）之事，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以为其《乌栖曲》“可以泣鬼神”。孟氏随后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杜甫赠李白之诗涉及此事。此处所指之诗为《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首四句如下：
昔年有狂客，号而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21]
如果人们知道称李白为“谪仙”的贺知章自己号为“四明狂客”，就会立即意识到杜诗与孟棨所述李白生平经历的紧密关联。这一叙述继续告诉读者李白的生平经历，直至其“真实”生活中的死亡，这些经历与杜诗所述相契合。事实上，如果我们跟随着孟棨的议程（其目的是将诗歌与其原始历史语境相联系，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孟棨关于李白所有的叙述都可被视作杜诗的原始语境。当然，孟棨也在他对李白生平的叙述后指出这一关联：“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22]。在此之后，孟棨关于杜甫“诗史”的评论才在叙事结尾出现。
以上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孟棨叙事中杜甫“诗圣”的作用和意义的框架。一方面，孟棨追求恢复杜诗本来的语境，从而丰富读者对诗歌的理解。于孟棨而言，杜诗是李白历史经历的文本证据。这是因为孟棨关于李白生平的叙事与杜诗中的信息有很多重叠。从这个意义上讲，孟棨关于杜甫“诗史”的评价并非其叙述的主要部分所必需。据孟棨所说，“诗史”主要指杜甫能记录他在安史之乱后漂泊陇蜀途中所发生之事。这种将杜诗视作忠实描述的看法与杜甫自身生活而不是同时代李白的生活相关。事实上，如果将孟棨关于杜甫“诗史”的评价移除此段叙述，论述的结构仍然完整，甚至更集中于作为杜诗原始语境的李白生平。然而，在另一方面，孟棨的评价也并不是与他所描述的杜诗原始语境毫不相关。正是“诗史”的称号，巩固了杜诗所表现杜甫时代的更普遍的可信性。如此一来，就为孟棨试图展示给读者的李白生平经历这一特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也可以认为，孟棨运用李白生平经历来解释杜诗。换而言之，孟棨散文式的李白生平描写，不是促使读者关注诗歌之外的相关历史，而是帮助读者解释杜诗，因为诗歌更为简洁，读者在特定诗句间难以理解准确的含义。这一差别又微妙、又重要。随着杜甫“诗史”形象在宋代主见建立与发展，宋代读者最终通过杜诗构造出杜甫的年谱，并用连贯的统一体连接杜甫的所有诗歌。在他们眼中，这一构造是杜甫个人生活可信的描述。
元稹所作墓系铭与《旧唐书》杜甫本传中均未出现“诗史”概念，《新唐书·杜甫传》则给予这一概念新解释：“诗史”与杜甫描写当时事件的能力，及这些描写中展现的诗歌技巧有关。[23]两方面都与其他宋代批评家对“诗史”概念的理解相关。
对杜诗是可信历史记录的强调在宋代的讨论中频繁出现，促成了杜甫“诗史”的形象。例如，洪迈（1123-1202）记录了南宋学者林熙载与智觉寺僧人的对话，以前有许多鹳鸟在寺庙附近的树上筑巢。僧人告诉林氏，数年前，一条巨蛇爬上树吃鹳鸟的雏鸟。鹳鸟不能守护它们的巢，都飞走了。不久后，它们引同类回到此处，盘旋空中，悲鸣徘徊直到黄昏。第二天，鹳鸟再次聚集，一只健壮的鹰突然降临，直冲巢中，此时蛇尚未离开。在几次攻击后，鹰将蛇撕成碎片，没有吃它就离开了。僧人告诉林熙载的故事使他想起杜甫的《义鹘行》，它描述了与僧人的讲述有诸多相似细节的场景：
阴崖二苍鹰，养子黑柏颠。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飞远求食，雌者鸣辛酸。力强不可制，黄口无半存。其父从西归，翻身入长烟。斯须领健鹘，痛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嗷哮来九天，修鳞脱远枝，巨颡拆老拳。……生虽灭众雏，死亦垂千年。[24]
林氏随后向僧人背诵了这首诗，然后开始意识到“诗史之言，信而有证”[25]。
在另一则由北宋僧人文莹记载的轶闻中，宋真宗（968-1022）曾问他的臣子唐代的酒价。除了丁谓（996-1037）无人能答，丁谓引用了一句杜诗回答。真宗大悦，并赞颂杜诗对所处时代历史的可靠记录。
然而，当人们注意到杜诗作为历史记录的可行性时，宋代的其他批评家质疑这中对“诗史”概念的理解。王观国不同意丁谓用杜甫的诗句作为唐代酒价的证据。然而，王氏批评的对象并不是将杜诗视作历史，相反，他是对自己察觉到的丁谓回答中的草率推论做出反应。基于他对历史文献的验证，王观国主张整个唐代的酒价不是固定的，相反，酒价在不同阶段波动：酒价在战乱与饥荒等动乱年代上涨，在和平年代下降。王氏认为尽管诗人的修辞可能对历史情境有所夸大或保守，他在论辩中引用了另一联杜诗，以展现唐代盐价在一个时刻历经了重要的变化。悖论的是，王观国的例子同样指向一种将杜诗作为他的时代状况忠实记述的接受方式。[26]
真正的挑战来自宋人理解“诗史”概念中重点的转变，在意识到杜诗是事物的可信记录之外，宋人更凸显了诗中表现的典范道德与对当时重要历史事件的判断。杜甫作于756年春的一首诗描写了他游历曲江的情景，此时杜甫因身陷叛军，拘于长安：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群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27]
首联奠定了整首诗情感基调，表明这首关于游历曲江之诗采用第一人称视角（杜甫自称“杜陵野老”）。第二联描绘了杜甫所见曲江的景象：千扇宫门，绿色的柳叶与蒲苇新芽，然而，这些宫殿现在被废弃，无人欣赏美丽的绿柳与新蒲。接下来的四联以玄宗和贵妃游幸曲江南苑为典型，回忆了过去的平静与幸福。随之，杜甫通过表现玄宗与贵妃因死亡造成的分离，以及两人与曲江这一见证其美满婚姻（同时也意味着安史之乱前和平、富丽的盛唐）的地点之分离，构成过去与现在的鲜明对比。诗歌的结尾进一步将曲江荒芜的景象与叛军相联系，传达出强烈的悲哀。
宋代的一些文献提到，唐文宗（809-840）将杜诗中的记录信以为真[28]，曾下令在曲江畔修建亭台，从而与上述杜诗第二联相应。宋代批评家孔武仲（1042-1097）批评文宗的行为与杜诗试图传达的相矛盾。孔武仲称杜诗的技巧在遭遇安史之乱后达到了更高的层级。据孔氏所言，杜诗不仅表达了他对普通人的同情、对叛乱者的愤恨，也表达了他对善恶的评判，意在以此打动君主，恢复公正与社会秩序。然而如孔武仲所论，文宗完全忽视了重点，他仅仅用到杜诗的字面价值，把它视作真实的过往历史记录，只关注到游玩的细节，而不是更广阔的对社会福祉关心。[29]尽管孔氏的批评并没有明确提到“诗史”概念，它也触及杜诗的另一种重要特质，在宋代它与“诗史杜甫”形象十分重要：它对当代历史事件的叙述，反映出他的道德判断，这种道德判断与中国早期传统史学紧密联系。
这种特质中有两个要点。首先，“杜诗作为历史可信记录”的主题，从强调当时的自然景色、日常事物，转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例如，魏了翁（1178-1237）称杜甫因能以诗歌反映唐代盛衰，获得“诗史”之誉。[30]这样的观点也在宋代轶事的记录中回响。黄庭坚对比杜甫《北征》与韩愈《南山》，前者记录了杜甫归家省亲，强调安史之乱对社会的影响，后者用高超的技巧描绘了黄庭坚探访终南山过程中的自然景色。黄庭坚年轻时，孙觉（1028-1090）与王安国（1028-1074）争论两首诗的优劣。黄庭坚在对比中指出，杜诗对于王朝的描述具有重要意义，孙、王皆同意此说。[31]
其次，从宋代读者的角度，杜诗超越了简单的对生活中发生之事的记述，更反映出他的道德判断，这些判断伴随着他以不渝的忠诚的观察。文天祥曾指出，杜甫不仅用诗歌的形式记录现实事件，又能寓褒贬于其中，这是“诗史”之名不可或缺的部分。[32]他所察觉的这种在历史事件的记述中表达道德评价的实践，以中国早期史学经典《春秋》为典范。传统中国批评家将字句间可见的作者褒贬赞为“春秋笔法”。
事实上，孟棨在评论杜甫为“诗史”时，用“推见至隐”来形容杜诗，这个词源于汉代史家司马迁对《春秋》的评价[33]。具体而言，《春秋》中下列记述常作为司马迁所说“推见至隐”的例证：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 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34]
据《左传》：
冬，会于温。……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35]
传统的史家与批评家赞赏这一笔法，因为它揭示了隐藏的历史真相（“晋侯召王”）同时又传达出作者的道德评判（尊敬周天子，批评晋侯，由于他违背了通常君臣关系中的等级制度）。
宋代的许多批评家也将这种方法用于杜诗阅读，例如，陈善在以下诗中发现这种写法：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花卿》）[36]
如诗题所示，此诗为一花姓之人所作。尽管杜甫没有在诗中讲述关于此人的任何事，但大多数传统的评家都同意这个人是花敬定（？-761），此论基于另一首杜诗称花姓之人为成都武将。这首诗本身似乎是在赞颂音乐的优美，但陈善以为最后两句显示出杜甫对花将军隐晦的批评，因为他僭用了只应“天上有”（皇帝）的礼乐[37]。通过对自己发现的杜诗隐含重点的说明，陈善赞扬了杜甫将道德评判、政治忠诚与寓贬于褒高超诗艺的融合。
“诗史”概念的另一个发展来自胡宗愈（1029-1094）的解释。在胡氏的时代，杜甫故居（寓居成都时所建草堂）已经消失。吕大防（1027-1097）重建草堂，胡宗愈立碑其中，碑上刻有杜诗。胡氏也写了一篇序文，文中他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诗史”：
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38]
胡宗愈的描述说明了“诗史”概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宋人的阅读实践中，“诗史”突出了杜甫自身的生活经历。换而言之，胡宗愈这些宋代读者认为，除了对当时的人物与重大事件的可信记录，杜诗也提供了杜甫自己生活经历、思想、情感与评判的忠实描述。序文中，胡氏提及了唐史中关于杜甫到成都时间的记录自相矛盾，这样的差异使读者难以了解确切发生的事情。然而，胡宗愈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杜甫草堂诗中“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39]一句，他发现杜甫应于上元（760-761）初年抵达成都。
杜诗与宋代士大夫的阅读方式在杜甫形象——一个在诗中表达忠贞的诗人与理想化的史家——的升格中起重要作用。尽管“忠贞之士”与“诗史”具体含义的重点随时、应人而变，但两者成为了杜甫形象的两个重要方面，并显著地促成“生命阅读”的模式，让宋代读者可以体验杜甫，而非简单地知晓杜甫。
生命阅读模式
正如宇文所安文中所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叙事在表现一个人的生活中的作用并不那么重要”而“诗是对内在生活更有优势的记录，是更有自传特性的自我呈现”[40]。杜诗的生命阅读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因为将诗与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读法在中国诗歌阅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读者读者倾向于将诗歌置于特定历史情境的框架，认为诗是对具体事件的反应。因此，一首诗最好的理解是将其置于重建的“原始”语境的解读，常与诗人的生平经历重合。
在宋代的杜甫接受中，杜诗超越了当时事件的可靠的文本依据，成为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忠实记录。这一视角转变不仅使宋代读者用杜诗的透镜一窥历史的深处，也促进了他们对杜甫个人的认知。由于宋代读者在不同的社会现实中体验/重历杜甫（建立在杜诗之上）的生活，这种个体身份认知有强烈的“体验”色彩。宋代士大夫建立杜诗阅读生命模式的努力，体现在两个方面：创作杜甫年谱与按照杜甫生命历程对杜诗编年。
中国历史中关于个人最早的年谱出自吕大防之手。吕大防在同一时代创作了两部年谱，一为韩愈，一为杜甫。其《杜少陵年谱》则是关于杜甫的第一部年谱。
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41]
于吕大防而言，《年谱》是为了在校正流传中的诗歌文本错误后，进一步提升杜诗的可读性。他认为《年谱》不是对于杜甫生平的简单描述或是一种杜诗阅读行为，因为它与杜诗紧密相关。在后记中，他清楚地指出，《年谱》是复原杜甫生活的一种方式，因而提供了观照杜诗的新方法。吕氏称它的第一种功能是表现杜诗中的两种隐含意义：“歌时伤世”与“幽忧切叹”，前者指向诗歌在社会中作为对外在世界和特定历史阶段反应的作用，后者则强调诗歌作为内在情感表达方式的作用。通过两种隐含意义的并列，吕大防说明了杜诗中公共与个体维度之间的联系。据吕氏言，《年谱》的第二种功能是围绕着杜诗诗艺及其在杜甫生平历程中的发展。吕大防将杜诗创作的每一种特定风格与杜甫每一人生阶段相联系，这种联系黏合了两种功能：杜甫的人生历程对读者欣赏杜诗的意义与技法两方面都很必要。这也最终确定了创作杜甫年谱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吕谱极大地鼓励了杜诗生命阅读的方式，在宋代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宋人所作年谱中最多的就是杜甫年谱，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孔子年谱。继吕大防之后，其他宋代学者如赵子栎（？-1137）创作了一种新年谱，旨在改正吕谱中的讹误，提供吕谱中未见的元素。此后，北宋学者蔡兴宗不仅创作了杜甫年谱，也在自己的版本中将杜诗按照年份排序。吕大防阅读行为中的“生命阅读模式”，在蔡兴宗手中变得愈更清晰。
在宋代所有的杜甫年谱中，鲁訔（1099-1175）编纂的年谱促使了杜诗生命阅读模式的形成。与蔡兴宗相似，鲁訔为杜甫创作了新的年谱，并在新的杜集中为杜诗编年。鲁訔指出同时代杜甫阅读中共同的问题，“骚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声韵，同苦其意律深严难读也”[42]。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鲁訔提供了传记式阅读的策略：
离而序之，次其先后。时危平，俗媺恶，山川夷险，风物明晦，公之所寓舒局皆可概见，如陪公杖屦而游四方，数百年间犹对面语，何患于难读耶？名公巨儒，谱叙注释，是不一家，用意率过，异说如猬。余因旧集，略加编次；古诗近体，一其先后，摘诸家之善，有考于当时事实及地理，岁月与古语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诗之六经，神会意得，随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叙次既伦，读之者如亲罹艰棘虎狼之惨，为可惊愕；目见当时甿庶，被削刻，转涂炭，为可悯；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适，中而瘁，卒至为少年辈侮，忽以讫死，为可伤也。[43]
尽管鲁訔编纂的杜甫诗集已经失传，但这篇序文告诉了我们他的编纂原则与目标。鲁訔打破了古体、近体分类的方法，将所有诗按时序编排。他进一步在每首诗下纳入以往的评注，在鲁訔眼中，这些注释正确地考证了诗歌的历史事实、地理、年份，以及杜甫所使用的古诗典故。鲁訔认为，尽管杜诗精深的意蕴与韵律不易确定，不同读者具有不同理解，但他的编纂策略有效地减少了杜诗阅读的困难。鲁訔用隐喻的方式来说明编年的优势：在杜甫的踪迹所至中，读者可以追随他的脚步，成为杜甫的旅伴。相较于吕大防用年谱为读者揭示杜诗内涵的方式，鲁訔转而邀请读者参与到杜甫的人生旅程中，他的努力消融了读者与诗人间的时空距离。这种想象中的陪伴，将数百年前的杜诗化作面对面的交谈，更突显了“亲历”而非“知晓”杜甫。鲁訔进一步描写了读者在阅读/体验杜甫生平过程中受到情感影响的清晰图景：读者会感到惊愕、同情、感动与哀伤。
在宋代以前，为诗歌编年的行为存在已久。例如，郑玄（127-200）作《诗谱》，为《诗经》之诗提供了历史与地理背景，并说明每首诗可能的创作时间。由于《诗经》篇目为几个世纪中的不同作者所作，郑玄之作为古人提供了不同的阅读体验。如果没有一种普遍接受的、便利而统一的力量（即一个诗人）包揽所有诗，一个读者很难有机会从个人生命历程的视角对待所有的诗（遑论通过据传诗歌出现的年代来理解历史现实），这一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诗人在不同历史现实下产生的经历的丰富可能性。
鲁訔之作与宋代其他类似的杜甫诗集，鼓励读者通过按照时序读杜诗来参与杜甫的生平经历。据鲁訔所说，这样的行为有利于超越文本层面，解决杜诗阅读过程中的困难，更直接（或更高级）地完成与杜甫的思想交流。然而这样的超越停留在杜甫历史世界的幻象中，这个历史世界主要建立自他自己的诗歌，而非读者所在的不同历史现实。在读者个人生活经历与杜诗阅读的各种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阅读主体（宋代读者）之自我的切分：一个自我，如鲁訔所说，跟随者杜甫的脚步，体验着杜甫构建的生活；另一个自我，在不同的历史现实中重新体验着这些经历，转而增加了“他自己”的经历。
宋代的许多读者将杜诗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相联系。例如，刘敞（1019-1068），一个热切的杜诗读者，声称他与杜甫有同样的疾病（肺病），并将此作为他编纂一部杜集的理由[44]。尽管如此，在政治领域中，宋代士大夫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偏好：他们通过制造杜甫经历与自身重历的对话这一策略，塑造自己的形象。在很多案例中，这样的行为突出了杜甫作为忠臣或“诗史”的形象。11世纪，杜甫的升格的势头增强，激发了王安石在一首关于杜甫画像的诗中描述自己阅读杜诗的经历。这首诗首先称赞了杜甫无与伦比的诗技，然后转向他的生平经历。
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45]
这首诗哀叹杜甫终身未被皇帝赏识，随之表现了杜甫生平的清晰图景。“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表现了杜甫诗中所欣赏的理想的儒家政治模式——一个圣君与上古的伊尹、周公一样高尚的宰辅。接下来的两句提到杜甫举家定居草堂时期的名作，题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此诗首先讲述了屋檐上的茅草被猛烈的风吹走，被村里的儿童当面偷走。但这不是杜甫遭遇的结束，当夜幕降临，诗人从屋外到屋内：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46]
王安石之诗利用不同杜诗描绘的内容（自“青衫老更斥”至“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均改写自杜诗），将杜甫的遭际与过人道德（尤其是忠诚）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杜甫在动荡年代辗转漂泊，深陷于饥饿、家人丧生的威胁、匪徒和骚乱之中；另一方面，他在这样的情形下作诗表达自己对朝廷的忧虑以及他对优良政府和健康社会的希望。王安石崇敬杜甫的忠诚、对普通人广泛的同情，以及他对儒家理想秩序不停的呼吁，这一秩序会为普通人带来广阔、慷慨的庇护，保护他们于乱世免受“风雨”（如安史之乱）。
尽管王安石对杜甫的描写似乎陷入了对于理想儒者的刻板印象，它同时也纳入杜甫具体生活，从而向这种印象提出了挑战，以免杜甫仅成为一个广泛意义上表示忠诚的空洞符号。王安石通过对杜甫生平（多基于杜甫在诗中的自我呈现）的描绘，展示了“重历”的有趣图景。王氏重历的杜甫生活是其完整生活中经过选择的方面，不仅基于杜甫的诗，更聚焦于杜甫生活的特定阶段（老年时期）——“青衫老更斥”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如此，王安石凸显了选择性的杜甫形象，其中杜甫身上的忠诚性与儒家道德的光芒遮蔽了王安石所借鉴、重历的各种困境。很明显真正感动王安石的不是杜甫画像的创作，相反，王安石通过杜诗的历程选择性地重历杜甫生活，这源自杜甫的诗歌，投射到画像上。在诗的结尾，王安石表达了复活杜甫、与之相伴同游的愿望。这个愿望让我们想起，鲁訔眼中的理想读者可以通过读杜诗跟随杜甫同游，而王安石进一步突出杜甫生活的公众与政治方面。
从杜甫生活的角度，王安石在诗中称“嗟时之人我所羞”。在王安石的世界中，此说可能有特定的历史所指。尤其是当我们仔细检验“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两句，它举例说明了杜甫作为理想儒者的形象，指向王安石对当时的“忠”及君臣关系的概念化。在一首一般系年于755年，即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中，杜甫写下了从长安到奉先省亲旅途中的想法。诗中杜甫将自己比作稷与契，他们是圣君尧、舜的贤臣。有趣的是，王安石诗中“大臣各伊周”将忠臣比做伊尹和周公。在古代中国，伊尹和周公一般可以被用于指代高尚尤其是忠诚的宰辅，他们都与自己的君主有不一般的关系，这种关系让我们想到王安石在11世纪的政治生活。
据《孟子》，伊尹辅佐了商朝（前1600-前1046），在商朝建立者商汤之孙太甲继位后，伊尹摄政。然而，太甲颠覆了商汤制定的法令，因而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后，太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实施善行与正举，听从了伊尹给予的教训。此后伊尹将太甲迎回，并还政于他。类似地，周公是武王（前1100-前221）的辅臣，他在成王年幼时代理国事，以应对王国的主要威胁。成王长大后，国家不再处于危险中，所以周公也将大权交换于他。[47]
君臣关系与以及对君主尽忠的问题在伊尹和周公的例子里被复杂化，他们的“忠诚”不再是对君主奴隶般的服从，如果君主偏离了正道或在智力、情感上不够成熟、不足以处理国事，一个“忠臣”应该为了更大的国家利益而作为。不同于怀才不遇的杜甫，王安石在神宗朝成为皇帝，并在二十出头的年龄执掌大权。在为相期间，王安石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如同“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一句回应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王安石试图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建立这样的“庇护”。在王安石的例子中，可以见到两个自我：一个自我跟随着建构的杜甫生平经历，并认同经过选择的历史中的杜甫形象；另一个自我则是指王安石的政治世界和他对君臣关系的态度。
有趣的是，王安石时代的政治舞台上，不同立场的党派都可以随意利用杜甫的忠臣形象，尽管他们对于忠诚定义的重点随情势而变。作为王安石的政敌，苏轼经常引用一些评语来强调杜甫作为忠臣的形象。这些评语认为，杜甫在诗歌方面卓越的声誉，应归功于他于苦难、卑微生活中至高的忠贞。由上可见，王安石将杜甫的忠诚与生活经历相联系，与之不同的是，苏轼引入了“诗歌成就”这一要素。苏轼通过说明生活经历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苏轼在杜诗阅读中建立了“忠诚—生活经历—诗歌艺术”的三元结构。苏轼对杜甫的评论见于他为友人王巩（1048-117）诗集所作的序言中。王巩曾为“乌台诗案”所牵连，乌台诗案是1079年苏轼的政敌通过他的作品（主要是诗）来指控他抨击皇帝与王安石变法的政治事件。[48]苏轼在数月的监禁之后被释放，贬官黄州。此外，包括王巩在内的其他二十余人也受到了不同的惩罚。王巩被流放到偏远的岭南地区，遭遇到疾病与儿子的丧生，此后，他回到江西，将自己留滞岭南时所作的数百首诗寄给苏轼。苏轼高度评价了这些诗，并为其诗集作序。苏序提及了王巩因乌台诗案而经历的苦难，并将王巩的情形与杜甫相对应，从而将其诗歌成就置于人生变迁的框架中。苏轼认为王巩的诗歌是自发而作，一直保持在“忠孝”的范围。一定程度上，这使王巩接近杜甫的生平经历与诗歌创作，也间接提及了王、苏二人经历的现实生活中的（与诗歌密切相关的）控告。苏轼凸显的杜甫的“忠诚”主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一个臣子（及其诗歌创作）应该在停留在忠诚的范围内，即使是当他不为君主所用或经历苦难时也应如此。然而，苏轼此处的态度暧昧。或许是他还在与乌台诗案造成的精神创伤斗争；或许他回忆共同的创伤经历，以创造一个背景，来突出作者（王巩）与读者（苏轼自己）现在诗歌之卓越；又或许苏轼想用自己对王巩诗的评价来捍卫（自己与亲友所属）集团的忠诚性，对抗政敌加诸他们的指控。在伏罪之后，他们在各种不利情境下的生活经历，为他们（在诗中表达）坚定的忠诚提供了有力支持。
宋代的杜甫升格与儒家地位上升密不可分，且反映出一系列广为宋代士大夫接纳的儒家价值观（如忠诚）。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杜甫作为儒者典范的建构不仅停留在抽象层面。宋代读者用他们自己不同的历史与政治现实与杜诗制造关联，从而在体验式阅读杜诗的实践中将这些价值观丰富、复杂化。下列王十朋（1112-1171）例提供了更具体的方法，来观照宋代读者如何将自身经历与杜甫的诗与生平交织在一起，从而突出“忠诚”。
王十朋在1157年中状元，于当时因知识广博而闻名。事实上，一些南宋书商为了吸引读者，甚至在一种杜甫诗集的标题上加上他的名字。与王安石、苏轼相较于王安石、苏轼，王十朋在体验/重历杜甫上更进一步，他拜访了杜甫曾居住的地方，甚至在自己的诗中直接将自己认知为杜甫。王十朋的一段描述，同样触及了他认为与杜甫相同的个人经历：
某甲申七月至饶州，以表谢上云：“虽才非太公，不能五月报政；然忠犹杜甫，未尝一饭忘君。”既而与诸公唱和，有“夔”字韵诗，果有易夔之命，人以为谶。方力丐祠，梦观八阵图。乙酉十一月朔至夔，水落沙露，宛然在目，所历山川，皆少陵诗中景物也。[49]
王十朋上表中引用了苏轼对杜甫的赞颂，并将自己比作杜甫，对君主有极大的忠诚。彼时，王十朋为饶州（今属江西）知州。此后，他提及与他人唱和时用到“夔”字韵，“夔”也是夔州的简称，在夔州杜甫滞留近两年，创作了生平三分之一的诗作。1165年，王十朋迁夔州，于王氏，此事似乎将以前与杜甫所有的联系化作对人生的预言。他的人生总是与杜甫纠缠：抵达夔州之前，他在梦中见到“八阵图”（与诸葛亮的战略计划相关的石头古迹，也是杜诗中的著名主题）；到夔州后，他进一步观看自己在杜诗中已经知晓的景物。王十朋与杜甫之间的谶语最终导致王氏重历杜甫在诗中描写的、在过去经历过的真实人生。
王十朋上表说自己与杜甫有同样的特定品质：对君主尽忠。他曾经在朝中任御史职，大力支持张浚（1097-1164）征讨北方，当张浚面临挫败与惩处时，王十朋同样被贬，自长安流徙至饶州、夔州。他的这些经历与杜甫有相似之处：为了履行自己的左拾遗的职责，杜甫向肃宗上疏，请求肃宗不要仅因一些微小的指控就免去房琯的丞相之位，然而杜甫因此事被牵连最终被贬华州。在记述中，王十朋称自己亲历了杜诗描写的景色，拥有可靠的走近诗人的途径，甚至有与杜甫相同的美德。王十朋在夔州时确实前往了与杜甫相关的的地点，并作诗颂扬杜甫的忠诚。一定的程度上他（在诗中与现实生活中）对与杜甫经历的重历成为了自我塑造的策略，他以此突出自己内在的忠诚。王十朋更将这样的重历写入诗中（从而创造了供后人重历的新的诗歌经历），并将其写入以上引文的表述之后。在诗歌结尾，王氏称自己“忠怀雅合杜陵诗” [50]。
在王十朋夔州时期关于杜甫的书写中，忠诚也是他试图通过重历杜甫生活而强调的最重要的品质。此处阅读主体的切分与苏轼的例子有相似的印记，即将自己与朋友分享的生活经历与杜甫的生活相联系。在两个例子中，这种切分都在两个世界中运行：阅读主体（王、苏）生活在第一世界，而在第二世界中，杜甫的生活为他们的体验而建构。宋代读者可以在第一世界重历第二世界这一事实，涉及到一种认同行为，但这只是两个世界关系的一部分。与认同相随的是两个世界之间发生的转移。严格来讲，第二世界仅仅是杜甫生活与当时历史现实的幻象。然而，第二世界中被建构的杜甫生活却逐渐相对独立，因为它逐渐变成11世纪后宋代读者合作的集合项目。虽然每个人都在第一世界的不同情形下参与所谓杜甫的经历，但他们在第二世界的经历不同程度上以拼合的杜甫形象为条件，这一形象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其生活经历的持续建构。第二世界中的杜甫形象以他忠诚为表征，这一品质具有灵活性与足够的复杂性，以连接两个世界。
如王安石与苏轼的例子所示，除了对统治者尽职，忠诚的重点可以是臣民使命的完成、为社会更大利益的努力，与/或对集团的责任感。正是“忠诚”的这种特性，使得第一世界的各种动机可以第二世界中被忠诚的杜甫取代或表现，从而实现转移。换而言之，第二世界中似乎是单一的杜甫“忠诚”的形象，在被第一世界不同历史细节中的读者重历时，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和功能。
1127年，金朝攻占北方，迫使宋朝政权逃至南方，此事宣告北宋灭亡与南宋建立。此年也标志着宋代读者因第一世界中面临的民族危机而重历杜甫的分水岭。李纲（1083-1140）因在1126年成功组织宋朝都城对金朝的保卫战而闻名，在他为黄伯思修订杜甫诗集所作序言中，作出如下评论：
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51]
此序作于1134年，李纲在第一世界经历的战争与灾祸与金朝入侵导致的民族危机紧密相关。李纲对杜甫的重历，使我们注意到第一世界的变动如何改变人们在第二世界中对杜甫的体验。于李氏而言，杜诗的高超只有通过他在国难当头的动荡时期重历杜甫，才能被真正地欣赏。当李纲发现自己的时代与杜甫的时代之间的强烈联系后，突然，杜诗中曾经鲜为人知的妙处对他变得清楚可见。这是我们想起鲁訔描绘的图景：一个读者在第二世界中走上旅途，成为杜甫生命经历中的旅伴，从而完成对杜诗更好的理解。这样的方法，对于和平时期或者没有与杜甫相似遭际（例如李纲经历的战乱）的读者而言行之有效。1127年后，李纲第一世界中的经历赋予他更多通向第二世界中杜甫生活的更直接的途径，显著地加深了他对杜诗的理解。如序言下文所述，李纲称自己最敬仰的不是杜诗艺术的妙处，而是杜甫在民族危亡时期作为忠臣的坚定不渝。事实上，李纲认为杜诗的妙处源自杜甫在乱世中的生活经历。
尽管李纲在第二世界中强烈认同杜甫、盛赞杜诗，但他的另一个自我，在第一世界中似乎对杜甫与杜诗作为表达忠诚方法有所保留。李纲在一首为杜甫而作的诗中写下以下一联：
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52]
此联一方面说明杜诗传达出自己的忠诚，另一方面，李纲指出杜诗的尴尬境地：它是杜甫表达忠诚的最后方法。然而，在李纲于第一世界中重历杜甫的努力中，他不满足于仅仅在纸上用文字表达忠诚的力量，而是更进一步地通过参与抵抗金朝的具体军事活动来表达忠诚。在他为支援宋朝募兵的过程中，王以宁向他索求一幅书法作品（译者按，见李纲《书杜子美魏将军歌赠王周士》）。作为回复，他写下杜诗一首以表达自己为国捐躯的决心，同时鼓励王以宁加入与金朝的战斗中。
并不是只有李纲阅读杜甫的活动受到现实生活中民族危机的影响。南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末年民族危机因元朝入侵进一步加深时，杜甫的许多读者用类似的语调将自己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中对杜甫的体验、重历相连。也并不是只有李纲在不同社会现实中重历杜甫后改变了对杜诗的态度。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例子是文天祥，文天祥在1275年前阅读杜诗的体验与此后的体验形成鲜明对。1275年后，蒙古军队开始跨越长江，侵入南宋领土。早年间，文天祥表达了对杜甫诗艺的不满：
昔人谓杜子美读书破万卷，止用资得下笔如有神耳。读书固有谓，而诗不必甚神。[53]
彼时文天祥认为，读书在宣传儒家价值观与促进社会变革、社会管理中有重要作用，而不应用作诗歌创作的资源。然而，文天祥对杜诗的看法在他历经民族危机的时刻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276年，文天祥担任南宋使臣与元朝谈判，为元人拘留，押解北方，但他于京口逃脱，并在自己诗集《指南录》的第二篇序言中写下自己的经历。序言描述了许多濒临死亡边缘的关键时刻，又告诉读者他用诗歌记录自己的遭遇。文天祥在诗集中多通过在诗前置入短文的方式将诗歌与叙事相结合，解释自己的个人经历。这很容易使读者想起杜诗的显著特征：纳入有关“现实生活”的细节，这些细节可能是作诗动机。
在文天祥为元朝囚禁大都时期，从杜甫到文天祥的诗与“现实生活”的移情更为明显。在此期间他创作了《集杜诗》，包括200首辑自杜诗的五言绝句。
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54]
此处，文天祥转变了他早年对杜诗“小伎之游戏”的看法，而是认为它是天性人情的自然表露。源自集句创作的游戏性被真诚所取代，最终为文天祥利用杜诗之举辩护，也加深了文天祥对杜甫关于情感与性情的认同。然而，对于文天祥而言，人情天性并不是独立的，它们为世人所处的外在社会环境所形塑。因此，诗歌也不仅仅是诗人自己情感与性情的歌咏，更是对当代事件与人物的（附以“适当”评判）历史记录。他通过对早期杜甫评语“诗史”的赞同，试图用诗歌作为内心真诚与社会意义的中介。
在鄂州所作的一首诗歌中，文天祥写道：
先时李雷奋为郡守，十月以台论罢，至是无正官。张宴然以城降，金汤重镇，正风寒中而去正守，当国者独何心哉？
鄂渚分云树，春城带雨长。惜哉形胜地，河岳空金汤。[55]
诗中四句分别来自不同的杜诗：第一句来自《过南岳入洞庭》，第二首来自《入行军六第宅》，第三句来自《怀锦水居止》，第四句来自《入衡州》。如题目所示，每首诗都集中于杜甫生平特定阶段的不同话题。文天祥用这四句不同的诗句熟练地创作自己的诗：文诗的前两句描述了自然景象，它们不仅与鄂州建立联系，也为随后的思想情感表达作铺垫；后两句从写景转向文天祥对自己生活的发生之事的反应。在原诗中，第三句用于表达杜甫对成都居处的怀念，第四句则表达了杜甫对安史之乱中国都陷落的哀悼。而文诗将它们用于不同的历史情境，表达出文天祥对自己所处世界的忧虑，以及对当地郡守决定的批判——文天祥看来，正是这一决定使壮丽的形胜（鄂州）化为空无。
将杜诗拼凑为“新”诗这一行为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它承载着杜诗诗学、历史与道德的重量，使文天祥与杜甫对等；另一方面，通过重新组织杜诗，它创作出不同的诗歌，以适应文天祥自己的不同社会现实。然而，这一行为也限制着文天祥——他只能利用杜诗中有限的选项（五言诗句），他的自我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妥协。换而言之，这一创作活动的矛盾之处在于，在第二世界中认同杜甫的行为使文天祥获得了力量，却又威胁到文天祥第一世界的自我。简单地重新组织杜诗可能仍不足与文天祥的人生相联系，文天祥在每首诗之前的小序补偿了这一不足。每段序都描述了文天祥的某一人生阶段或更广泛的情形，或文天祥同时代的人。通过这种方法，与杜甫情况不同的历史细节填补了诗歌的开场。
与鲁訔提出的传记式阅读模式（将读者带入杜甫生平以更好理解杜诗）相反，文天祥在很大程度上将杜甫代入了他自己。文天祥通过将杜诗与自己在第一世界中重历杜甫的叙述相结合，完成了更好的自我呈现。尽管在文天祥的同时代人中也能见到同样的冲动，但只有文天祥成为“亲历/重历杜甫”行为的典范。同时，当他在阅读与化用杜诗时强调历史与公共维度时，也说明杜诗根植于个人的情感与动荡生活，因此，他试图游走在自己于公共/个人两方面对杜甫的经历/重历之间——虽然他明显将前者放在首位。当我们将《集杜诗》与《指南录》并列时尤其如此：前者在模仿历史编纂的整体结构与具体内容方面付出了更多努力。
文天祥在特定历史政治情形下对杜甫生平的体验/重历，为生命阅读模式提供了典例，其事例也使他人参与到他自己诗歌的生命阅读中。同时也强调了宋代杜甫接受的多样性。对于宋代士大夫而言，体验/重历杜诗并不必如鲁訔所说关于第二世界或文天祥所说关于第一世界的关系那样系统。如我们在王安石、王十朋的例子中所见，这一活动可以是选择性的。通常对杜甫的体验/重历活动与杜甫作为左拾遗或漂泊夔州的经历相联系，这些经历凸显了“诗史”形象与他的忠诚。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兴起，激励了杜甫的流行以及他们自己于杜甫的投射。杜甫的形象由杜诗建立，生命阅读模式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共有的价值观，也适应了不同个体在自我身份塑造以及不同背景下人际关系的需求。
除了公共领域，生命阅读模式也与宋代士大夫在家中日常生活以及和他人的社交互动相关，在各种日常活动，如酒宴、谈话或为家中的亭台题名中都有表现。王十朋曾拜访朋友的府邸，于堂中与其他士人论诗，当他的朋友请他为堂室题名时，他引用下列《春日忆李白》的诗句：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56]
尽管前两句的含义对宋代有争议，它通过引入两个相去甚远的地名表明李、杜的分离。当我们读到后一联，才意识到这种分离不仅是地理意义上，也是才智意义上的，杜甫在此联中表达了自己希望与李白透彻地论诗的希望。王十朋表明，他的朋友与他同样经历了这一分离，五年以来没有见面，也没有论诗。最后，王十朋选择了末句中“细论”一词为此堂命名。（译者按，参见《细论堂记》）王氏在此处利用了共有的关于特定杜诗的了解，诗中反映出李杜友谊，刻画出未来人生道路交汇时可能的对面交谈场景。王十朋所拟堂名及随后的解释得到了友人的赞成。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杜诗由于承载着特定的生活的分量，可能在宋代士大夫的社交活动中被重历、纳入个人的生活，或者在家里的亭台轩馆之名中得以物质化。
尽管宋代体验/重历杜诗具有多样性，对于一个诗人、诗歌的生命阅读模式在古代甚至现代学者的古典诗歌研究有很大影响。诗人年谱的创作，为诗歌系年、编年的活动反映并巩固了古代士人广泛享有的共同信念：诗是通向历史的可靠媒介，是通过生活经历连接诗人与后世读者的特殊写作方式。然而，高度的影响力并不意味着这一阅读方式必然占据古代杜甫接受史的主导地位。在杜甫的案例中，南宋面临的危机，尤其是元朝的入侵与攻占，促进了生命阅读模式，使它成为政治与文化潮流。然而，元代杜诗接受史中出现的变化，表明元代读者杜诗阅读重心新的转向，与之相伴的是生命阅读的衰退，直至明末清初，它再次占据上风。
注释
[1] 出自《解忧》，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375页。
[2] 朱翌《读杜诗至“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舟人偶来告饥，似诗谶也》：“迢迢千里程，与汝共艰险”，华文轩《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304-305页。
[3] 《九家集注杜诗序》，《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788页。
[4] Charles Hartman, “The Tang Poet Du Fu and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i,” CLEAR 30 (2008): 43–74.
[5] 严武《寄题杜二锦江野亭》，《杜诗详注》卷十，第1072页。
[6] 《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88页。
[7]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54-5055页。
[8] 欧阳修《新唐书》卷二百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38页。
[9] 《壮游》，《杜诗详注》卷十六，第1740页。
[10] 《王定国诗集叙》，《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8页。
[11] 《杜鹃》，《杜诗详注》卷十四，第1512-1513页。
[12] 苏轼“辨杜子美杜鹃诗”，《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101页。
[13] 前者出自《晚出左掖》，《杜诗详注》卷六，第535页。后者出自《春宿左省》，《杜诗详注》卷六，第533页。
[14] 《寄左省杜拾遗》，《岑嘉州诗笺注》卷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60页。
[15] 《老杜补遗》，《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6页。
[16] 《北征》，《杜诗详注》卷五，第490页。作者按，本文对最后两句的翻译与宇文所安稍异（译者按，作者译文：We never heard that when Xia or Yin declined/ the rulers themselves executed Bao and Da.），此处需要说明两点：其一，许多传统批评注意到夏、商最后的君主之与褒姒、妲己之间的差异，妲己是商纣的宠妃，而褒姒是周幽王的妃子，而不是夏桀的妃子。仇兆鳌《详注》把“褒”换作“妺”以保持两句的统一，仇氏也明确指出其他诸本皆作“褒”（译者按，原文为“妲”[Da]，仇注及作者原意应为“褒”）。此处译文并没有遵从仇兆鳌的选择。有趣的是，根据一些传统批评，这一差异正反映出杜甫炼字造句的高超；其二，这两句诗可以用不同方式翻译，宇文所安译为：“We would never have heard of Xia or Yin’s decline/ had they executed Bao and Da midway.”进一步在脚注中说明：“此处明显类比杨贵妃，作为对比，她奉旨自裁，杜甫认为，通过这一行为，王朝得以拯救。”一些传统评注者认为此二句表明了杜甫对玄宗的忠诚与崇敬，因为诗句暗示了是正是玄宗本人意识到杨贵妃是祸乱之肇后，愿意下旨赐死她。现代学者鲁迅对此两句作出讽刺式的扭曲，以否定这种观念。鲁迅认为，即使夏桀与商纣，也没有牺牲他们的妃子，作王朝衰落的替罪羊。见《女人未必多说谎》，《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12日。此处的翻译尽可能容纳不同的解释。
[17] 《长恨歌》，《白居易集校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943页。
[18] 《临汉隐居诗话》，《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4-325页。
[19] 作者按，诗史既可以指诗人也可以指诗，因而可译为“poet-historian”（强调人）或“history written in poetry”（强调诗）。此处我选择前者，以便讨论杜甫形象。
[20] 《本事诗》，《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页。
[21]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杜诗详注》卷八，第798页。
[22] 《本事诗》，《历代诗话续编》，第15页。
[23] 《新唐书》卷二百一，第5738页。译者按，原文为：“善陈时事，律切精深”。
[24] 《义鹘行》，《杜诗详注》卷六，第576-577页。
[25] 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37页。
[26] 王观国撰，田瑞娟点校《学林》，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3-264页。
[27] 《哀江头》，《杜诗详注》卷四，第402-405页。作者按，此处选择了仇兆鳌《详注》本，改动了宇文所安译本选择的郭知达九家集注本。郭本中“一笑正坠双飞翼”作“一箭正坠双飞翼”。尽管郭本远远早于仇本，但仇本的异文“笑”与另一宋本赵次公本相同。同时，也并不一定说明找本更接近原文。传统批评于此处异文有很多讨论，但没有明确的结论。
[28] 例如，宋代学者宋敏求、孔武仲、张礼等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提到这一事件。
[29] 孔武仲《宗伯集》，《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114-115页。
[30] 《程氏东坡诗谱序》，《全宋文》卷七〇七八，第1页。
[31] 出自范温《潜溪诗眼》，《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7页。
[32] 《集杜诗自序》，《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四部丛刊版，第1a页。译者按，原文为“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
[33] 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722页。张晖讨论了“诗史”与《春秋》的关系，见《重读〈本事诗〉：“诗史”概念产生的背景与理论内涵》，《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2期，第35-42页。
[34] 《左传正义》卷十六僖公二十八年经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页。作者按，此段英译参见理雅各译《春秋左传》（香港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07页。我对最后一句“且明德也”的理解与理雅各的解释不同，故调整了他原本的译文“and also illustrate the excellent service of the marquis of Jin”（译者按，作者译文为“and also illustrates virtue between ruler and subject”）。
[35] 《左传正义》卷十六僖公二十八年传文，第455-457页。
[36] 《杜诗详注》卷十，第1025-1026页。
[37] 陈善《扪虱新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5-76页。
[38] 《成都草堂诗碑序》，《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92页。译者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引自《草堂诗笺》，《杜诗详注》附编“出处”后有“去就”二字，第2713页。
[39] 《寄题江外草堂》，《杜诗详注》卷十二，第1225-1226页。“上元”“宝应”俱为唐肃宗年号。
[40] Stephen Owen, “The Self’s Perfect Mirror: Poetry as Autobiography,” in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 ed. Shuen-fu Lin and Stephen Ow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74–75.
[41] 《杜少陵年谱后记》，《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86页。
[42] 鲁訔《编次杜工部诗集序》，《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323页。
[43]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324页。
[44] 《公是集》卷二十四，《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78页。
[45] 王安石著，李碧笺注《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十三《杜甫画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316页。《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80页。作者按，“青衫”说明杜甫的社会地位低。译者按，《王荆文公诗笺注》有“赤子”二字，《汇编》版无。
[46] 《杜诗详注》卷十，第1008-1009页。
[47] 《孟子正义》卷九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48] 关于“乌台诗案”的讨论，可参见Charles Hartman, “Poetry and Politics in 1079: The Crow Terrace Poetry Case of Su Shih,” in CLEAR 12 (1990): 15–44.
[49]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411页。关于姜尚（太公）的治理成就，可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50]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411页。
[51] 《重校正杜子美集后》，《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277页。
[52] 《读四家诗选四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第275页。
[53] 《跋萧敬夫诗稿》，《文山先生全集》卷十，第9b页。
[54] 《集杜诗自序》，《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第1a-1b页。
[55] 《集杜诗自序》，《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第4a页。作者按，此诗后三句英译见宇文所安译本杜诗，此处首句译文与宇文所安不同。
[56] 《春日忆李白》，《杜诗详注》卷一，第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