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的衰落：从行当到职业

一、“行当”和“职业”的区别

孔志国先生在《寻找今日中国的职业伦理》里提到中国也许并没有真正的所谓“职业”，有的只是行当。他所给出的理由是，在中国当下，一个不收红包的医生就是好医生，一个不坑骗当事人的律师就是好律师，诸如此类，说明了当今的中国人评价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是否能称其为“好”，乃是看其是否满足最低要求，而不是最高要求。而按照孔志国先生的逻辑，用最低要求来规范的是“行当”，反之才能称其为“职业”，所以他断定中国有行当，而无职业。譬如，他自己如此解释职业的定义：“职业是一个包含规范和神圣的字眼，也就是说，处在同一个职业里的人，有自己交流的规矩，知道怎样共同确立自己的职业在社会上的信誉并且会自觉维护它。”

孔志国先生对于“职业”与“行当”的区分是相当有启发性的。但我觉得他把两者弄反了，也就是说用道德上的最低要求来规范人们的工作行为，正是“职业”意义之所在；而用最高要求来规范人们的才是“行当”。行当对应的是一个行业，对应的是一个共同体，面对的是靠这个行业吃饭的所有人，而职业对应的是单个的人，更多的是一种对个人在德性上的要求。

行当指的是按生产同类产品或具有相同工艺过程或提供同类劳动服务划分的经济活动类别，如饮食行业、服装行业、机械行业等。而职业是人们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谋生手段的工作；从社会角度看职业是劳动者获得的社会角色，劳动者为社会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并获得相应的报酬；从国民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角度来看，职业是指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操作的专门劳动岗位。从这两个定义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行当与职业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行当强调的是一种身份，而职业强调的是一种岗位。

二、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导致了对行当的消解

今天人们在填各种履历表时，往往填的是“职业”，而非“行当”，这种语言习惯上的变化其实质是反映出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分工不断细化的事实。这种不断细化的劳动分工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行当。比如

我们现在如果说一个人的职业是“教师”，往往指的是进教室站讲台面对学生传道授业，但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从事教育行业，那他除了是实际上课的教师，也可能是在学校办公室干行政工作，跟传统意义上的教书并没有直接联系。

如今整个教育行业也不再是单纯地教授知识，更涉及到对这个行业的自我管理，所以这个劳动分工在这个行当中是必然的。人们把从事教育行业的人分为专业技术系列、职员系列、工勤系列，正是体现了劳动分工不断细化的这一社会发展必然趋势。整个行业更像是一架庞大的机器，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坐标，都身处一张网格之中，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被明确要求了权利和义务。当前人们普遍诟病教育行政化，但放到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来说，教育行政化似乎教育行业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具有的一种天然趋势。

之所以具有这种天然趋势是因为现代化社会中采取了普遍的科层化管理方式。因为科层化的管理形式必然要求一种清楚明晰，可以量化，便于操作的管理形式。从某种意义上看，古典时代的私塾重在经营，现代社会的学校却是重在管理。因此“规范”“量化”就成为管理要求的关键字，而这恰恰是道德的弱项，道德的力量正在于心照不宣的舆论判断与自我良心的隐秘纠结，与其说这张职业网格中的人们受道德的约束，不如说更多受制度的约束。因为这张网格，即人们俗称的体制，已经代替道德向人们提出了各种明确无误的要求，人们只要按章行事就可以获得体制的认可，从而确保自己的坐标无虞，同时，网格也会提供一个升降的路径说明，以供人们明确遵守。

所以，从道德这个层面看，不断膨胀的行业实际上反而是在蚕食“行当”的范围。在古典时代，一个行业中的若干从业者彼此之间存在竞争，但他们作为一个行当的子集，都必须受这个行当的约束与管理。这种约束与管理有明确的制度条文，也有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其实质都是集体观念的约束。如果违反这种集体观念，就无异于自我驱逐，将自己从这个行当剥离出去。一旦离开整个行当，不管是从事职业的个人，还是整个铺子，享受不到行当的公共资源倒在其次，致命的是与整个行当的脱离，在世俗公众的眼里是一种道德破产，这种道德破产在某种意义上也宣告了当事人在社会存在的合法性的破灭。在古典时代，行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从事这个行当的人的母体，人们必须寄身其中。而现代社会，传统的匠人和铺子正在逐渐消失，这种与整个行当相匹配的风俗习惯也在逐渐消失，这正是古典职业伦理的一种衰落。

所以现代社会科层制兴起后，尽管行业的规模和人数提高了，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约束力却在下降。比如现在的各个学校，彼此之间同样存在竞争，但基本上各自为政，除了国家层面的制度约束，很难说学校彼此之间有一个共同道德约束，也几乎不存在荣誉共同体的说法。所以从行当的角度来看，德性其实是萎缩了，行当整体的伦理规范逐渐退化成对个人的职业的道德要求。

三、从行当到职业的转变对应的是德性的衰落

而从行业到职业，反应的正是在现代性背景下社会变迁中的一种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在德性劳动领域的一种衰落：职业伦理从一种共同体的集体约定弱化为对个体的基本约束。如前所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道德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古典时代，社会管理不发达，律法之外，更多是道德在承担着各种协调关系，而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法治”，道德在公共领域的作用大为减弱。换而言之道德跟宗教一起，对人们的约束从公共领域更多地退到私人领域。

2013年2月刊发的《人物》杂志有专访郭德纲，也许记者本意并不是想谈论演艺人员的职业道德，但从整篇访谈中，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郭德纲在相声行当中的坚持与无奈，郭德纲以“老艺人”为一种身份自觉，坚持以传统来要求自己和德云社的同仁，更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弟子。在讲究师徒传承的古典时代，伦理和德性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锁链，一头系着师傅，一头系着徒弟。而在现代社会，尽管有师徒名分，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彼此并不存在依附关系。所以，对于郭德纲而言，电视台封杀德云社造成的伤害远不及他两个徒弟的出走，前者只是一道外伤，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慢慢抚平伤痕；而后者是一次撕裂，是对师徒之情的破坏，更是对他念兹在兹的古典传统的破坏。封杀之后还可以等待解封，但对心灵的伤害却是灵魂上永远的烙印。

郭德纲身上所体现的老艺人传统表现在：艺人们与他们身处的剧团班子是无法分割的，尽管其中有利益的牵涉，但更多的是一种共同体带来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所以我们一旦要审视他们在职业上的道德状况，就要把他们放入整个行当来审视，他们的工作无法脱离他们所处的小集体而被单独审视。

四、古代的职业伦理是内在于职业之中的

正如孔志国先生指出的那样，当今的人们是把“律师”和“好律师”、“医生”和“好医生”作为不同的概念在区别使用，也即是说，人们的逻辑通常是“他现在是一个律师或者一个医生，那么他更应该是一个好律师或者好医生”。而麦金泰尔在《德性之后》里面提到在古典时代，德性是一个实然概念而不是应然概念。在古希腊人那里，“好”是天然存在职业概念里，比如在古希腊人的思维里，“医生”这个概念就意味着这个当医生的人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如果一个人做不到这两点，就不能被称之为“医生”。我们会发现当下我们界定一个职业的时候，其实是摒除了各种道德要求，以一种科学主义的，实证性质的眼光来审视，比如我们首先会审视这个职业的具体岗位，所必备的技能条件，所能获得的回报，而至于对应于这个职业的德性要求，全部单列出来，成为今天所谓的“职业伦理”。

所以，“职业伦理”这个提法的出现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了德性的一种衰落，它就像一张被剥离出来的漂亮皮草，不再跟血肉躯体紧密相连，而变成了一套随时可以拿下来又放上去的附属品。在古代，德性和人紧密相连，德性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内在的，天然的属性，而现代，德性衰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外部约束。所以道德的要求日益走低，一个人只要符合所从事职业的基本要求，人们就觉得难能可贵了。就好比以前的窗口行业实行承诺制，于是便有银行柜台承诺“微笑服务”，但从古至今，带有服务性质和商业性质的工作难道不都是把态度友善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么？由此可见，本来就应该存在的德性要求，被当成一种鼓励和赞赏的目标。在古代，这些德性做到了是应该，做不到会被谴责；而在今天，这些德性做不到不会被谴责，做到了反而被表扬。

所有这些都是德性的一种衰落。职业伦理正是这种德性衰落在劳动领域的体现，工业化现代社会的大生产导致了大规模、细分工，冲击了古代社会手工作坊似的工作模式，也使得行当这种职业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被消解了，从而使职业伦理日益从一种对劳动共同体的集体荣誉感的感召弱化为对劳动者个人的道德约束。当然，职业伦理在当代社会所遇到的种种困境并不简单是因为劳动分工所引发的形态变化，它也跟一个社会的法制成长、文化传承等因素密切相关，但那已经是另外的话题，留待今后再细作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