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散步｜“拯救”观鸟活动的女权主义者

在出门散步的第一期观鸟活动中，我向参与活动的女性们介绍了观鸟这项爱好的历史，以及它身上继承的女权主义运动的遗产，朋友们深受鼓舞和启发。 其实在19世纪的科学传播中，以公众写作为己任的女性博物爱好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她们虽然在自然科学专业化的过程中被抛弃和被边缘，但她们依然承担了远超于所谓“业余爱好者”的公共责任，打通了将科学成果传递给公众的最重要的一条道路。她们不仅影响了整个自然史的进程，还预见了生态保护将成为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任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其重要性不逊色于科学研究本身。 女性与自然的联系不是虚构的存在，对自然的真正关切也不仅仅是由模棱两可的性别特质所“天生注定”和“规范”。翻译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帮助更多的女性观鸟爱好者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博物爱好者们，了解女性在自然传播中的历史地位。我们并不孤独，我们的爱好也并不奇怪，就让这份一百多年前的勇气陪伴着我们，穿透我们的性别，让我们更自在地走进自然、走进野外。 PS：为方便阅读，文章部分内容有编辑和删减。

作者：JAYA SAXENA

翻译：小饼干 原文链接：https://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how-early-feminists-helped-revolutionize-birdwatching

曾经，为了识别一只鸟，人们必须先杀死它。

鸟儿是通晓如何隐藏自己的大师，它们娇小玲珑、行动敏捷，而且又毫不起眼。为了区分颜色和大小上最微小的差异，并让鸟们保持静止以便准确描绘，早期的鸟类学家必须让鸟成为一具尸体，才能知晓所有细节。最出名的博物学家也许就是约翰·詹姆斯·奥杜邦，他的方法独树一帜，他精心设计的网格结构帮助他去描绘自然状态下的鸟类，而不是和当时的博物学家一样只是潦草涂抹出鸟类们僵硬的轮廓。但尽管如此，就如弗洛伦斯·梅里亚姆所说：离开枪，人们是无法识别一只鸟的。

作为美国最早的野外指南之一《使用歌剧望远镜观鸟》的作者，弗洛伦斯·梅里亚姆对此很有发言权。在那个男人统治自然科学的时代，她的性别很不寻常。现在看来，她其实身处时代中心。在19世纪，自然保护、观鸟活动和妇女改革运动交汇在一起，并且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研究鸟类的方式。

弗洛伦斯·梅里亚姆

在19世纪末期，观鸟变成了中产阶级的一种爱好，并受到妇女改革运动的强烈影响。随着新兴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许多受过教育的美国妇女在各种公共领域中跃跃欲试，从废除奴隶制到禁酒运动再到争取选举权，她们积极参与各种公共事业，其中也包括了自然保护。

自然保护运动的推动，既受西部扩张的影响，也受到妇女戴羽毛帽的时代潮流的影响，而后者是新成立的奥杜邦协会（Audubon Society）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根据《双筒望远镜》（Binocular Vision）的作者斯宾塞·谢夫纳（Spencer Schaffner）的说法，梅里亚姆（Merriam）和梅布尔·奥斯古德·赖特（Mabel Osgood Wright）（《野鸟图鉴》的作者）对羽毛贸易的应对方式并不是指责那些戴鸟帽的妇女，她们采取了一种积极的策略，即向公众描述活鸟的美和魅力。她们认为鸟类本身就具有“价值”，而不是它们能够给人类提供美丽的羽毛。

梅布尔·奥斯古德·赖特

在梅里亚姆1883年出版的第一版观鸟指南当中，图片非常少，她给读者的建议是去博物馆，这样“你可以将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鸟与野外看到的鸟进行比较”。由于指南没有图片，她选择用华丽优美的散文来描述美国东海岸的常见鸟类。例如，梅里亚姆在描述知更鸟时说：“他身上的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自尊的美国公民。”她所使用的语言至关重要，梅里亚姆不是把鸟类描述称一个要被观察甚至占有的物品，而是描述成一个活生生的、呼吸着的世界公民。随着插图、照片和现在的观鸟app的普及，对鸟类的识别变得更加视觉化而不是语言化，这让我们与鸟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Florence Merriam 1897 年的书 《镜中鸟》。（照片：波士顿公共图书馆/flickr）

在没有或仅有有限的插图的情况下，语言成为了改变心灵和思想的工具。鸟类不再是动物，而是公民。正如沃特在她1897年的经典作品《公民鸟》中描述的那样，在书里，她虚构了一个医生和一群孩子之间的对话，在这场对话里鸟是“美丽且有价值”的生物，像“音乐般的欢笑”一样动人歌唱。在《通过歌剧望远镜观鸟》一书中，梅里亚姆称乌鸦为“鸟类中的莎士比亚”，红喉蜂鸟为“有着艳丽翅膀的精灵”。这些描述的目标不仅仅是帮助人们鉴别鸟类，而是强调了人类与它们还有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

在世纪之交，女性对观鸟运动的影响不仅仅只是作为观鸟爱好者，她们同时也成为了自然保护运动中的倡导者。1896年，女性创立了马萨诸塞奥杜邦学会，这是第一个州级奥杜邦学会。梅里亚姆、莱特和哈丽特·曼·米勒（另一位观鸟作家，以笔名奥利夫·索恩·米勒闻名）都是美国鸟类学家联盟的成员。梅里亚姆在1929年成为该联盟的第一位会员，并在1931年因其对美国西南部鸟类的全面研究获得了布鲁斯特奖章。莱特于1914年在家乡费尔菲尔德创立了康涅狄格州的Birdcraft保护区。米勒通过她在各种书籍中的记录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赢得了专业自然学家的尊重，这些书籍既包括成人的鸟类指南，也包括儿童读物。

这三位女性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都通过“人性化”她们研究的鸟类来实现自然保护的目标，这是许多男性自然学家和科学家似乎没有兴趣做的事情。或许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更适合向世界推广观鸟这项业余爱好。尽管这些女性在专业领域上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大多数女性（或者说任何人）没有教育或社会机会成为真正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梅里亚姆、莱特和米勒不是不明白她们的处境，但她们同时也知道，在环境保护的斗争中，公众舆论至关重要。所以她们的写作并不是在向科学家发出呼吁，而是向同行者——受过教育的女性和男性，以及任何拥有公园或后院的人发出呼吁。莱特把《公民鸟》献给“所有喜欢鸟类并希望保护它们的男孩和女孩”。女性知道观鸟可以成为每个人的爱好。

由于这些女性的贡献，到了20世纪初，观鸟开始成为一种真正的爱好。出版商也注意到了野生观鸟指南的市场需求。1905年，切斯特·里德出版了《鸟类指南2：洛基山以东的陆地鸟类》，这是第一本将彩色插图和美丽描述结合在一起的指南（他把一只黄腹啄木鸟描述为“因为钻树嘬取树脂而声名狼藉”）。这些描述灵动有趣，但效果逊色于插图——毕竟在野外，鸟吃什么并不重要，只要那只鸟看起来像图中的黄腹啄木鸟，识别的目标就实现了。

切斯特·里德 (Chester Reed) 的鸟类指南 1916 年版中的插图

1934年，野外指南视觉化的趋势得到了延续，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野外指南作家之一罗杰·托里·彼得森出版了《鸟类野外指南》。这本书第一版的2000本迅速售罄，之后又再版了6次。这本指南的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彼得森识别系统”，它着眼于描述鸟类醒目的视觉特征而不是技术细节。另一些原因则是双筒望远镜（和歌剧望远镜）技术的进步，它们使得鸟类在远处更容易被观察到。此外，彼得森的指南里配上了彩色鸟类插图，因为彩色印刷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用于小型野外指南这样的出版物。

直到今天，大多数野外指南都遵循彼得森的模式，而彩色摄影技术的发展使得鸟类的图像资料更容易被在野外获取到。如今，下一个鸟类指南浪潮正在兴起——观鸟手机应用。现在只需要输入鸟的颜色和位置，就能轻松地识别出野鸟的种类。

当目的是识别鸟类时，图像就不再需要优美的散文来搭配了。彩色印刷、摄影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乌鸦的叫声“春天里棕色犁沟中翻涌出的气息”，或者猫鸟“无疑就是波西米亚人”的描述已经不再重要。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自然散文所带来的成就之一。

梅里亚姆、莱特和其他女性出色地完成了她们的工作。我们不再为了时尚潮流而将鸟类的羽毛塞进帽子，也不再为了娱乐而灭绝整个物种。我们不再需要将鸟类视为某个角色，因为它们是否值得惊叹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没有最先为这些美丽生物赋予语言的女性，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么多可供我们观察的鸟类了。

出门散步：一个在北京散步的女性主义文化小组，定期举办读书、观影、手工、桌游、城市游览和自然观察等活动。只有在散步时，我们才真正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