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文：真理的酷刑(Dits et écrits III, N°208)

原标题：Le supplice de la vérité

作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译者：Parker Tan

译者按：本文是福柯评法国社会学者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Castel)所著《精神病学的秩序，精神病诊疗的黄金时代(L'Ordre psychiatrique. L'âge d'or de l'aliénisme)》一书中讲述“十九世纪初对疯子的道德治疗(le traitement moral de la foli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的小短文；既然福柯开头都写了“我认为对这段文本不需要加以过多的解释(Ce texte n'a guère besoin d'explication)”，那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是一篇比较浅显地反映福柯对精神病学、精神病诊疗实践以及其中知识-权力以真理意志生效这些事情观念态度的文章，值得一读。

《真理的酷刑》

米歇尔·福柯

本文发表于1977年《环城小径》季刊第四版第162-163页，讨论酷刑主题的第一篇，本文是讨论弗朗索瓦·勒雷(F. Leuret-即François Leuret，法国18世纪的医生——译者注)在其《对疯子的道德治疗(Du traitement moral de la folie)》中提出的二十二条意见，具体可见那本书的第429-435页。这部分也被刊登在本刊物同一期的第158-161页(«Le supplice de la vérité», Chemin de ronde, no 1: La Torture, 4e trimestre 1977, pp. 162-163. [Sur l'observation XXII de l'ouvrage de F. Leuret, Du traitement moral de la folie, Paris, Baillière, 1840, pp. 429-435], publiée dans ce même numéro de Chemin de ronde, pp. 158-161.)。后被收录为《言与文(Dits et écrits)》卷三，第208篇(Dits et Ecrits II texte n°208)。

对于该文本，我认为不需要加以过多的解释[1]；我只想指出这一文本观念发源地所处的十字路口。

它对疯癫的态度基于一种古老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疯癫的本质在于谵妄；换言之，对于精神病人或者疯子而言，他们自身不存在单一或者一系列的错误，问题在于他们同现实保持了错误的关系：至少在某些特定的事物秩序中, 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不再拥有“说真话的能力(capable de vérité)”。但在具体这个文本中，出现了第二种观念，这是一个同当代距离更近的观念——疯癫也是一种“叛乱(insurrection)”: 精神病患者具备一种本质上不安分的个性，它仿佛是某种训练有素的本能，只要有人想要驯服他们，他们就会反抗；在这种内部弹簧般的混乱与无序的运动状态中，疯狂的原则出现了；最后，还有第三种观念，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医疗装置是一个处处体现着其复杂性的治疗仪器，它必须经由医生这一“大齿轮(le grand rouage)”带动其相邻的所有“小齿轮(les petites roues adjacentes)”(也就是精神病院看守、护士、淋浴、膳食等等)来协同完成运转。

因此，这个文本的重点，就在于如何让监禁装置(dispositif de l'internement)这一重大“发明(artifice)”在一种“未经驯服的真相(insoumis du réel)”中发挥令其回归真理的作用。在这段文本中，勒雷施展了一整套本不属于单一个人的诊疗技术，不过他也可能是唯一一个具备这种“临床戏剧性(dramaticité clinique)”的人；以下是他这套方法所体现一些要点：

1) 医生是医院这一机构中的关键人物；在医院中，医生就是“现实(réel)”这一事物的主人；他能让以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伎俩来肆意引入现实、发明真相。

2) 病人对医生的服从关系就是现实中我们对真理的服从关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顺从医生或者其所代表的知识型、主动步入这些知识中哪怕是最被人为设置的陷阱、被迫去遵循他们强加于人的游戏规则；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真理中去认识真相。

3) 这一诊疗当中主要的诀窍就是把精神病人当做没有疯癫的人那样去对待：这样，病人就无法躲在精神疾患背后逃避医生的权威；或者把病人置位于一种被关怀、被奉献的地位：这样病人就必须正面接受这种纯粹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权力施加。

4) 就此，承受这种痛苦(souffrance)不再被视作一种补救手段，而是一种必要之恶；这其中的不公正、肆意妄为和剥夺甚至被当做一种社会基本需要为人们所接受；它理所应当地成为了这一权力的顶端。

5) 在这种服从-痛苦游戏(jeu de la soumission-souffrance)结束的时候，真相得以“昭示天下(s'avoue)”。但这一游戏的结束制造出的成果同审讯结束所得到的成果完全不同——它不是对其对象埋藏在内心某些秘密的“揭示(sort)”，而是要求这一真相必须以“再次为人所知(connue de nouveau)”的形式被“公开承认(reconnue)”；这一供认意味着：病人不仅有义务说出这一真相，如果有必要的话，病人还必须重复说上好几遍；最后病人得以自我声明：他或她确实是疯了，但现在已经决定不再疯狂。

不过，这也仅仅只是我社会中有关酷刑仪式(le rituel des supplices)同真理程序(les procédures de vérité)之间关系漫长的历史中一段简短的插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