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珉：入世对中国政府的三大好处（二）

二、入世开辟了对政府外部监督的新渠道

世界上古往今来所有的政府和政府官员都不乐意接受、不愿听到批评的信息，这是人性使然。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英明决策、正确施政的前提必须是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了解实际情况。人人都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实际上却十分难于做到。中国政府可以算是世界上自律意识最强的政府，大唐帝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朝代，这两个朝代的开国之君李世民皇帝和毛泽东主席，都是能广纳贤言、集思广益的伟大首脑。李世民常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他晚年教诲太子李治（唐高宗）：“水能载舟，水能覆舟，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舟。”他曾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到十几张好弓，便自以为天下再不会有更好的弓箭了。近来我拿这些好弓给制造弓箭的师傅看，他说都不是好弓。我问何故。那师傅说是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别不够精确。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他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此具有纳谏的度量。他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突出。我们由此可见唐太宗该是非常完美的吧。可是有一天唐太宗退朝回到宫中，竟发怒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他要杀谁。他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恭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稍微平息下去。

毛泽东主席也是个善于博采众议的英明领袖，但在建国后却一意孤行达到了极点。如梁漱溟是一个爱提意见的人，在1953年9月的政协常委扩大会和中央政府扩大会上，梁漱溟敢于大胆讲话，但却伤了毛泽东的面子，于是毛泽东主席给梁漱溟下了一个很荒唐的政治定论：“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之后梁漱溟便居家读书，闭门思过，不问政事，才得免去许多灾祸。

由此可见人无完人，不管一个人有多么伟大英明，个人的道德、理性始终是靠不住的，像唐太宗这样具有如此纳谏度量的伟大皇帝，也差点成了“杀死乡巴佬”的暴君。毛泽东主席的武断曾经达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其实刘少奇、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的被害，都是与大胆提意见有关系的。一个政府和它的首脑，在没有内外制度监督的条件下，压制民意，排斥异己，独断专行会有多么可怕！WTO要求其成员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透明，国内的经济法律制度要与WTO原则接轨，并且定期检查其有关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情况。国内一些在入世之前不能制定或很好实施的制度，在入世之后却很快出台和较好地实施了，因此入世在事实上是开辟了一条对政府施行外部监督的新渠道。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在入世条件下，通过增进全方位的经济交流、监督与合作，中国政府一定能成为一个决策科学、民主，能管理好大市场，能为市场主体提供完善服务的强势政府。

当然外部监督并非完美无缺、灵验无比，有些不恰当的监督反而会刺激和强化独断专行，这是必须要注意和预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