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新书摘要 | 文学如何思考“物”——物质文化与文学理论

原文作者： JOSÉPHINE VODOZ

原文标题和链接： Joséphine Vodoz, « Cartographie d’une théorie littéraire des objets », Acta fabula, vol. 24, n° 3, Littérature, Mars 2023, URL : http://www.fabula.org/revue/document16166.php, page consultée le 20 mars 2023. DOI : 10.58282/acta.16166

书籍信息：Marta Caraion, Comment la littérature pense les objets. Théorie littéraire de la culture matérielle, Ceyzérieu : Champ Vallon, 2020, 576 p., EAN 979-10-267-0908-4.

摘要：在2020年由Champ Vallon出版的《Comment la littérature pense les objets Théorie littéraire de la culture matérielle》书中，Marta Caraion对于文学中物质文化的表现和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本书通过研究物品在19世纪小说中所引发的两个大的问题域——在独特性和可复制性之间的辩证法，以及物品具有的纪念价值和功能——，为物质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合作奠定了基础。

翻译：祝桑西

Marta Caraion专攻文学中有关“物”（objet）的问题，她在本书中主要概述了19世纪文字和物品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将物质文化研究的成果融入到她的思考中。如今在人文领域流行的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指的既是一种研究对象（即制造物，artefact）也是一个诞生于英文学界的交叉研究领域。正是在这项理论支撑之上，同时也是在法国对物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的大背景下，Marta Caraion提出对文学（尤其是19世纪的文学）进行“物质研究的解读”——她把19世纪经典的和不那么出名的作品放在一起，这些作品见证了在工业革命期间法国在集体、日常和私人消费实践中的转变。

通过对文学进行物质研究解读，本书站在在文学研究中占据稳固地位的传统批评的对立面。传统批评的合法性建立在一项被广泛认同的价值系统之上，这个价值系统通过用“非物质”的阐释将物质的“粗俗”（vulgaire）进行升华——比如将物解读为作品本身的譬喻（allégorie, 一种自反思的假设），或者将物当作“诗意的、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的或修辞的证明”（第11页）。本书要克服的，正是文学批评传达的这种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对立——把物品作为物品来阅读，能更好彰显文学本身对新生资本主义物质文化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导言部分因此首先强调了该理论的两个基本维度：一方面，自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至新小说，物品都在文学的自我定义中扮演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其他人文学科介入之前，文学就在思考并总是预言了工业革命后物质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激荡。所以这样的跨学科思考是双向的，因为文学在被视为其他领域（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技术历史）的“反射板”（第88页）时，同时将这些领域当作自身分析文本的工具。由此带来的好处则是文学得以牢牢嵌入文化、社会和思想的历史之中。

本书结构清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关注西方物质文化及其价值系统的动态基础：“独特性”（原创、真品）和“可复制性”（副本、系列）之间的对立。在证明这种对立在19世纪文学中随处可见的同时，本书不同章节也从各个角度介绍了故事如何不断偏离这个表面不可撼动的阶级体系，“只有在研究如何偏离时，‘艺术-工业’、‘独特-复制’的二分法以及相应的价值体系才有价值。”（第116页）这样的偏离处在文化悖论中，文化直觉认为文学应是一种创新——文学在面对系列生产时虽然也肯定了自身优越性，但同时也在不断质疑这个对立本身的有效性。

对于历史的反思则从1855年世界博览会开始，在当时它已成为激烈辩论艺术、科学和工业之间关系的场合，Marta Caraion为此曾写过一部作品（2008年）。机器不仅被视作是技术之物，也被认为是艺术作品，甚至是Nathalie Heinich (1993)概念下的“物-人”（objets-personnes）。如此不稳定的机器地位也证明了“浪漫主义眼中的‘创造’概念在不断扩大”（123页）后也应用到工业产品之上。小说则以不同方式处理这样的不稳定性：从《人面兽心》（La Bête humaine）中“女性化火车”（locomotive féminisée）到《未来的夏娃》（L'Ève future）提出的激进的机器与人的异种交配——它象征了“对于区分人与物的框架和价值的彻底颠覆”（第168页）。同时，Marta Caraion也观察到了在不同形式文学中——从颓废文学及其对资产阶级工业的抵抗（《À rebours》、《La Maison d'un artiste》、《Monsieur de Bougrelon》），到对商品的艺术性赞扬（《Au Bonheur des Dames》），再到作为消费主义与审美主义矛盾综合的收藏品故事——都存在“将系列商品特殊化”这一文学策略。在第一部分的结尾，作者研究了当物品脱离其原有的使用功能时，当它被伪造、被去神圣化、被赋予生命（奇幻文学）或者被从鲜活的肉体上摘下来（遗骨，répliques）时，人们对这样混合的物品所持有的道德评价。总的来说，这里的分析倾向于将虚构当作一场用以探索物质资本主义世界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复杂性的实验，并使其成为在意识形态上提出要求和确认立场的场所。

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了物品的历史和纪念价值。它首先分析了一项在19世纪被广泛采用的文学手法，即在动态的叙事时间和情感中切入或重提一些物品。这些“记忆-物品”，不论是私藏还是公用，都在市场和使用价值上很普通，而在语义和审美上略胜一筹。

在后革命时期中，记忆问题在私人和公共社会实践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虽然这个现象具有社会文化性，但文学在其中也有着特殊的功能，因为记忆之物只有通过虚构故事的中介才具有了合法性的地位。“记忆-物品”“具有象征、化身、重现逝去时光的回忆功能，且在它们身上这些功能超过了其他功能”（第316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遗骨、死者的遗物或纪念品。对遗骨的热情是试图“保留一切痕迹的拜物教文化”（第354页）的症候，通过分析莫泊桑的两篇短篇小说，作者建立了一个宽泛的有关记忆的文学理论，其中包括自愿（回忆）部分和非自愿（浮现）部分。通过分析在《一颗简单的心》中女仆全福房间里的“非文化”（第393页）纪念品体系，作者强调了资产阶级对于旧物即“家的同一物和令人安心的遗留物”（第401页）的迷恋。作者还特别关注了古董店场景及“复活了的画布”——在“寻宝”（trouvaille）这个主题中，某个闲逛的买家对特殊物品一见钟情的故事还可以追溯到超现实主义作品中。接下来的章节则继续讨论了文学中的物品所具有的隐喻力量。物品作为线索，通过其在语义上占据的地位，具有召唤整个过去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体现在从下水道中挖出的垃圾上（《悲惨世界》），还能在“柳条车”这个被夏多布里昂转换成集体念旧的符号中发现（《墓边回忆录》）。

然而正如本书强调的那样，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人们对于“记忆-物品”不再怀有信念，不再相信其具有召唤力量。福楼拜和其他作家（米尔波、莫泊桑和让·洛兰）会以讽刺或厌恶的口吻对其进行重新的诠释，尤其是在一些关于假遗骨的故事作品中。本书最后的章节则描述了一种称之为“摄影名片”的物品：人们在装潢老套的工作室中拍摄肖像作为自身名片。这样集体性的“社会虚构”（第497页）在未来成为了一种记录阶级的档案，我们应当将这些物品和对应的记录文字（不论是严肃还是讽刺的方式）放在一起阅读。它们共同见证了十九世纪是如何痴迷于有关记忆的物质文化并对其进行社会性建构的。

***

本书广泛调查了十九世纪文学后，明确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虽然物质文化和文学文化在（道德）话语上处于对立面，但物质实践和文学实践却相互关联。不论是工业产品还是记忆之物，都通过叙事在社会中获得合法性；反过来看，文学也在反思物品类别框架中的冲突和颠倒。本书采取了非常宽泛的视角，作者是这样解释她的选择的，“研究物质文化具有紧迫性，不仅在于要把握它本身的多样性，还要把握住由她引起的思想的流动性。”通过将一些专题视角联系起来，Marta Caraion得以绘制，就像副标题所说的那样，一张关于物质文化的文学理论的地图。她也指出了一些潜在的新兴研究领域，包括二十世纪研究，以及物品如何在一些特殊文体比如侦探小说中占据的根本性位置。因此，本文结论邀请我们去扩大文学和物质文化之间的联系，发掘新的关注点和新的文本。当今消费社会中物质文化的复杂性已经越来越多得展现在人文科学之中，文学研究也一定会随着本书的推动而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