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诗学（六）：青年柏拉图与被焚毁的诗稿》

「他自问：“也许我所不理解的，未必是不可理解的，也许还有一个逻辑学家禁止入内的智慧王国，也许艺术竟是知识必要的相关物和补充？”」

青年悲剧诗人柏拉图并不知道，当他决意做苏格拉底的学生、并首先焚毁了自己的诗稿时，他的老师是个只能读懂伊索寓言的人，而且这唯一的诗歌品类对于苏格拉底也是带着勉强的微笑去理解的。

苏格拉底将悲剧归为谄媚艺术之列，认为其既讲不出真理、也不描写有用之事，并要求他的信徒禁绝这种非哲学的诱惑。柏拉图同样谴责悲剧，说它是对假象的模仿，因而是比经验世界更低级的领域。

然而，一个青年满腔的艺术冲动，又使柏拉图不得不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这种新艺术混合了一切既有风格和形式，游移在叙事、抒情和戏剧之间，散文与诗歌之间，因而与既往艺术形式便有着内在血缘联系。这些遇难的古老诗歌和她所有的孩子，总算在柏拉图的“一叶扁舟”上得救，它们挤在这弹丸之地，战战兢兢地服从舵手苏格拉底将其带入一个新世界。

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的是斯多葛派作家，他们不仅创造了“狂人苏格拉底”的文学形象，并且在生活中竭力扮演这个角色。只是我们惊讶地发现，作为思想家的柏拉图辗转迂回而后抵达之地，恰好是他作为诗人始终视为家园的地方，也是索福克勒斯以及全部古老艺术庄严抗议他的责难时所立足的那个地方。

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是小说的原型；它可以看作无限提高了的伊索寓言，在其中诗对于辨证哲学的地位，正与后来许多世纪里辩证哲学对于神学的地位，即处于婢女的地位。这就是柏拉图迫于苏格拉底的压力强加给诗歌的新境遇。这里，哲学思想的生长高过了艺术，迫使艺术紧紧攀援辩证法的主干。日神倾向在逻辑公式中化为木偶，一如我们在欧里庇德斯那里所见之情景，而酒神倾向则移置为自然主义的激情。

苏格拉底——柏拉图戏剧中的这位辩证法主角，令我们想起欧里庇德斯剧中主角的天性，他必须通过讲理和辩论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因而常常令我们丧失对悲剧的同情。现在道德主角必须是辩证法家，德行与知识、信念与道理之间必须有一种必然和显然的联结。

早在索福克勒斯，即已表现出处理歌队时的困惑——这是悲剧的酒神基础在他那里已开始瓦解的一个重要迹象。他不再有勇气将悲剧主要效果委托给歌队，反而使其从乐池移至舞台、和演员处于相同地位。辩证法扬起它的三段论鞭子，把音乐逐出了悲剧，也就是说它破坏了悲剧的本质，而悲剧的本质只能被解释为酒神状态的显露和形象化，为音乐的象征表达，为酒神陶醉的梦境。如此我们认为，在苏格拉底之前已有一种反酒神倾向发生着作用，只是在苏格拉底身上这种倾向得到特别严重的表现。

我们并不把“苏格拉底现象”仅仅理解为一种破坏性的消极力量，当然其直接效果无疑是酒神悲剧的瓦解，但苏格拉底深刻的生活经历又迫使我们追问，在苏格拉底主义与艺术之间是否必定只有对立关系，一位“艺术家苏格拉底”的诞生是否根本就是自相矛盾。

事实上，这位专横的逻辑学家面对艺术有时也感到一种亏欠、一种空虚，一种也许耽误了的责任。他在狱中同朋友说，他常常梦见同一个人向他说同一句话：“苏格拉底，从事音乐吧。”他直到临终时也如此安慰自己：他的哲学思索乃是最高级的音乐艺术。他创作了一首阿波罗颂歌，还把一些伊索寓言写成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