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心學書院文獻叢刊 | 鄒建鋒 王學偉

文獻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在文史領域尤其如此。當代對陽明文獻的整理已經有豐碩的成果，對陽明本人及其後學的文獻整理在近十餘年來都取得了顯著的進步。隨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們仍然認爲，在當代的陽明學研究中，文獻整理仍然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在現有的文獻成果中，主要涉及王陽明及其親傳弟子、再傳弟子的文集，而地方志及書院志中的文獻資料由於較爲分散，鉤沉輯佚，費時費力，以致部分重要的史料至今仍然没有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

明代中後期，陽明學風靡一時，這除了陽明思想本身的因素以外，還與陽明學的傳播方式有關。陽明一生汲汲於講學，他的弟子散佈四方，在浙江、貴州、江西、湖南、廣東、福建、廣西等地都有他的追隨者。陽明本人非常重視師友之間的砥礪切磋，這可能與他的學問經歷有關。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陽明在北京與陳獻章（一四二八—一五〇〇，字公甫，廣東江門白沙鎮人，人稱『白沙先生』）的弟子湛甘泉（一四六六—一五六〇，名若水，甘泉其字，廣東增城人）相識，志趣相契，相約終身共學。六年以後，陽明在送甘泉奉使安南（今越南）的序文中説，自得甘泉爲友，『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根據這段坦誠的自述，可見陽明在學問上的成長多得力於朋友之間的切磋與砥礪。通過講學以及師友之間的切磋砥礪來求得學問上的進步，這是陽明學者群體的共識。在陽明先生的後半生，以及明代嘉靖、隆慶、萬曆年間，陽明學的講會以及書院獲得了蓬勃發展。陽明生前每至一地，總能聚集同志『共學』。如正德初年在北京，有湛甘泉、黄宗賢（一四七七—一五五一，名綰，宗賢其字，又字叔賢，浙江黄岩人）等人。甚至在讁所貴州龍場，在當地土人的幫助下，陽明也建了龍岡書院作爲講習場所。他作詩記録當時講習的情况，説『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爲謀』，同時講學的同志有席書（一四六一—一五二七，字文同，號元山，四川遂寧人）、冀元亨（一四八二—一五二一，字惟乾，湖南常德人）等人。嘉靖初期，陽明在紹興，門人弟子多隨侍左右，每一臨講，環座而聽者數百人。陽明去世以後，門人繼承遺志，杭州的天真書院，寧國府的水西精舍，江西的青原山、懷玉書院等都成爲傳播陽明學的重要場所。

與書院以及講會有關的陽明學史料，主要包括書院志、書院記、書院講義、會語等，這些文獻是考察陽明學的理論内涵以及歷史發展的基本材料。雖然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有關史料并不容易收集。編者長期從事陽明學的文獻研究，今與采薇閣書店合作，將散落在地方志、書院志的有關文獻輯録整理，彙爲一編，相信對於推進陽明心學的研究不無參考價值。

本編文獻大致可以分爲以下幾類：一是地方志中的書院『小傳』，關於書院的創建、修葺、擴建等事宜皆有介紹，是研究陽明心學在明清時期傳播的重要資料；二是自成卷帙的書院志，除對書院的創建、修葺、擴建等詳細介紹外，並對書院的基本制度（如院規、祀典、會則、訓約等）進行了詳細介紹，書院志中還記載了弘揚陽明心學的學者生平、講學軼事、學術講義、書籍藝文等，這對於研究明清陽明心學的傳承流變具有重要意義；三是有關陽明心學書院的課業類文獻，如《陽明書院課業》《安定書院小課二集》等，這對於研究陽明心學與科舉考試的關係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需要特别説明的是，本編中收録了一份極爲珍貴的文獻。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十二月，陽明五十五歲，閑居在越。門人劉邦采（約一四九一—一五七六，字君亮，號師泉，江西安福人）集合江西安福的同志，組成講學團體『惜陰會』，并請陽明書寫會籍。陽明爲作『惜陰説』并親筆書寫了文稿，這篇文獻是關於陽明學者群體講學活動的生動記録，後來被編入《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嘉靖中後期，『惜陰會』成爲陽明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組織。該會成立的第二年，『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規模迅速擴大。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以後，鄒守益（一四九一—一五六二，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奪官鄉居，仿效『惜陰會』的制度，組織同志進行講學活動。隨着講會規模的擴大，鄒守益先後創建復古書院、復真書院等講學場所，極大地推動了陽明學在江西地區的傳播。在清康熙間刊行的《安成復真書院志》卷一中收録了《王文成公惜陰説親筆》，全篇以手稿上版，刊刻精良。雖然不是陽明書法的真跡，但保留了真跡的風貌和神韻。當代通行的《王陽明法書全集》之類的文本皆未收録此篇，僅僅作爲研究陽明書法的材料也未可忽視。另外，該稿還有一定的校勘價值。《全書》本與書寫稿有數處異文。《全書》本『至於發憤忘食也』，親筆稿『憤』下有『而』字。又末句『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親筆稿作『然則小人亦可以爲惜陰乎』。親筆稿篇末比《全書》本多『陽明山人書於稽山草堂』十字。相互比較，可見原稿保留了豐富的歷史信息，有助於研究工作的深入。

關於史料整理，學者通常傾向於『涸澤而漁』，要『一網打盡』。不過，就明清史的研究而言，『一網打盡』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關於陽明心學書院的文獻整理，學術界已經有一些成果。在陳谷嘉、鄧洪波先生主編的《中國書院史資料》（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中就有『王湛之學的崛起與明代書院的振興』的專門節目，其中輯録了有關文獻數十篇。台灣學者吕妙芬的《陽明學士人社群》（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七年）也對陽明講會以及書院的歷史信息作了整理（見原書附録『陽明講會資料』）。此外，當代學者吴震、錢明等先生也有專著或專文論述陽明講會以及陽明書院的歷史發展情况。雖然有這些重要的成果，但就原始文獻的發掘而言，還是有不少『漏網之魚』。我們輯録的《陽明心學書院文獻叢刊》，在選目上參考了前輩的成果，希望能爲有關研究提供一份相對充實的基础性文獻。雖然做了大量的工作，由於文獻情况複雜，『滄海遺珠』在所難免，以後有新發現再陸續增補。本編的選目以及編輯工作，零碎駁雜，頭緒繁多，難免有不當之處，希望方家不吝指正。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