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魏玛共和国史》

潜滋暗长的罪孽

——读《魏玛共和国史》

用不明确的语言掩饰过去错误的历史学家是对未来的犯罪。

——（瑞士）埃里希·艾克

一百年前，有个国家结束帝制迈进共和时代，随后经历了多年的党派纷争、战火考验，终于逐渐恢复了大国的尊严。这样一条道路在被革命风暴席卷的二十世纪似乎具有一种普遍性，但又因为所谓“大国”的限制而又具有了特殊性。这本书要描述的不是我们念兹在兹的中国，却在很多细节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影子，这使得阅读过程会产生更多联想。

德意志帝国在一战末期的溃败把自己送上穷途末路。集所有能想到的权力于一身的德皇威廉二世，此时再也说不出“朕率领你们向美好时代迈进”这样的豪言壮语了（上卷P9）。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最高军事统帅已经被最高统帅部的军棍们绑架，好几次攸关国运的重大决策只是军棍们拿定主意借他之口说出来而已。然而战争的罪责（以及战败的责任）必须有人来承担，这个人当然非德皇莫属。

人民已经受够了苦（可以看看《西线无战事》），不愿再忍受下去。代表上层的议员说，（来自协约国的）照会并不那么坏，如果皇帝下台，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好的合约。底层的百姓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快结束战争，“如果皇帝挡路，那他就必须滚开！”他是把德国人民引入战争、宣布战争的人，战争既然已经失败，他就得负责。（上卷P43-44）

但是战争就像一匹狂奔的马，不是轻易就能让它停下的。军棍们靠着初期的胜利点燃了征服的野心，不可能接受最后的溃败，这不仅因为军人的虚荣心，也和他们煽动起来的民族狂热直接相关——他们无法以投降者的身份去面对被他们蒙蔽的国人。于是他们一直在隐瞒战况，直到把局势拖到无可挽回，才只好以德皇的退位换来最后的停战。

这些只是魏玛共和国的序曲，因为帝制终结之后，共和国的序幕才拉开。这时是1918年11月。不足十五年后的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这区区十五年，就是魏玛共和国的存在时间，而它的所有内容都在序曲中埋下了伏笔。

我已经忘记了读这本书的缘起，现在想想，大概是想知道德国在这十五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竟然能在随后把整个世界拖入灾难。以前看世界史很少，形成的成见是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英法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让它去对付红色苏联，而被他们当做枪手的大魔头却毫不掩饰征服世界的野心，所以终于导致二战。这种粗陋的描述只能形成最模糊的轮廓，其中的事实全如雾里看花。要想知道德国人怎么成就了希特勒，就必须要看看魏玛共和国这十五年里发生了什么。

魏玛共和国的人民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帝制时代的专制国家思想转变到人民国家思想上去。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人还是有优势的，1866年俾斯麦已经开始推行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国会选举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选举权已经扎根于德国人民的政治意识之中（虽然很多人并没有珍视这种权利，以至于后来他们把手中的选票轻易投给了希特勒）。民权意识的觉醒催生了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政党，在国会的舞台上围绕内政外交的各种议题进行博弈，这本是民主共和的应有之义，但是这些政党常常为党派利益所囿，人为制造纷争，互相拆台，甚至不惜置国家利益于不顾，造成了内部的极大损耗，不仅不利于国事，对民众的政治素养、思想意识也百害无一益。

魏玛共和国的几届政府的中心工作都是解决一战遗留问题，赔款，和法国由来已久的领土争端，赔款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内部的分离主义倾向，如此等等。我们所认为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在德国人眼里一样是丧权辱国的。不同的是我们是战胜国他们是战败国，所以更应该愤慨的是我们。然而代表德国政府在和约上签字的外交部长被暗杀后，他们的民众发出欢呼（作者对民众的行为用的词是“更令人震惊”“厚颜无耻”），在他们眼里，他签了字，他就是罪人（就像马关条约签字后的李鸿章），然后他们又投票把当年的陆军元帅兴登堡选为总统。

战败造成的沮丧情绪无疑能唤起民族自尊心，而德国的民族情绪历来又相当强烈，当这种情绪冲破一条看不见的界限而演化成盲目排外、罔顾事实的唯我独尊甚至会把异族的任何针对性举动都当成对自己的迫害时，它就成了民族主义。《凡尔赛和约》在德国民众中唤起的普遍怨恨情绪，恰恰给了民族主义者可乘之机。阿尔萨斯-洛林是激起德法之间世仇的伤疤（都德写下《最后一课》时法国失去的，现在要收回来了），所有致力于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家，都可能被群情激奋的德国民众视为卖国贼，而他们的怨恨以及由怨恨引起的不理智行动，都会葬送政治家们所有的努力。毕竟已是战后，鱼死网破或两败俱伤都不是理想的结果，和解共存才是正途。

政治家们为了国家利益斡旋奔走，政客们为了一己私利勾心斗角，民众为了生计愁苦，又因为明了或懵懂于眼前的纷繁乱象而做出正确或错误的选择。内阁频繁更迭，问题却层出不穷。民众呈现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他们渐渐“脱离支撑国家的中间派而投向威胁国家前途的左右两个极端派”（上卷P343）。为什么极端的思想和举动都应该被警惕？因为它们常常披上某种冠冕神圣义正辞严的外衣来掩饰它们的实际破坏性，有时只是为了让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为人知。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加之眼前的内忧外患，让这个诞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的“思想的天空”也失去了理智。为了尽快走出困顿现状，德国民众把他们的狂热孤注一掷地押在了希特勒身上。

“一个政府将信赖它的人民引向必然毁灭的道路，显然是一种犯罪行径”（上卷P115）。但是在魏玛共和国黯然落幕时，能预料到被他们捧上天的希特勒是个历史罪人的人还不多，那么不妨说，每一个助长了这种罪恶的人，都应该为后来的灾难负责。

这部书不是全史而是政治专史，体例上很像我们传统的纪事本末体，而不是现代史书的那种分门别类章节体，所以整体连贯性很好，而且作者的语言相当文学化，除了对史实的叙述略感枯燥以及少数长句略显生硬外，有时竟有一种读小说的错觉。比如这一段：

正好下午在北海之滨的施特雷泽曼房间的阳台上，法国总理对于这位德国外交部长讲出了他久久渴望所要讲的话。当时保罗·施密特作为译员参加了这两个人的对话，多年后，他几乎抒情地叙述了这个难忘的下午：“阳光突然更亮了，而大海更加波光粼粼，回光照在这两位政治家的脸上。他们依然相互合作，同两国人民一起为寻求解决办法而努力拼搏。此时此刻，这两人希望，法德两国成为真正友好的邻邦的一个新时代从此开始了。”（下卷P232）

题目“潜滋暗长的罪孽”来自书中下卷237页的一处叙述。为了德国利益殚精竭虑的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在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中引用了席勒的诗句作为结束，来赞扬人民永不枯竭的勤劳。作者的思考却是：“他是否预感到在他身后将会面临‘几代罪孽’大大增加的德国历史的一个时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