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故乡

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身体和现实层面的故乡，一个是精神和历史层面的故乡。我说的故乡不是通常意义的祖籍。 在身体和现实层面，我的故乡是银川。这是我度过童年的城市，也是我没有精神负担的时光。它多少有点被我美化，因为我可能从搬家到浙江以后，就情不自禁地在美化这个故乡。它因为强大的慰藉作用，在我的脑海中变得神奇。由于我一直生活在西夏区，而且那八年总是走在外面。那些冬天和夏天我极少待在家里，总是在外面玩半天到一天。我总在发愁时间太多，变着花样玩乐。我有一帮好朋友，如果没有发生搬家，肯定是漫长的友谊。这一段完整生活猛然的断裂，给我带来巨大的冲击，由于它发生在十四岁，伤害也十分严重。窒息的孤独感曾让我想自杀，我向父母提出请求：在我的房间安装防盗栏，不然我可能会想跳下去。后来他们在每个房间都安装了防盗栏。幸而文学平息了我极端的怨念，我因为一些小说和诗重新高兴、兴奋起来，重新喜爱生命、喜欢自己。是在这文学带来的复活之后，我开始经常写到银川。高中时我就写过许多童年记忆的诗，比如写捉羊拐，写竹竿打枣，写爬树。当时写得并不好，但我已经开始不断地追忆童年。那不是怀旧，而是一种存在的确认。 2014年夏天我回去过一趟银川，短短三年就发生了许多变化。高二那年我和杨嘉奕开始通信，通信持续到我高中毕业。临近高考的最后一个寒假，金华下雪。我写了一首诗，夹在信里，寄给已经在武汉大学念书的杨嘉奕。后来，我每年都会写几首关于银川的诗。写作在还原我身体的故乡：我随时都能回去。实际上，我一开始正是因为再也不能回去而深陷绝望。那种哀愁后来渐渐淡去，成为了一团灵魂，明亮的部分。 我精神和历史层面的故乡是湖南茶陵县，甚至可以更具体，是湖南茶陵的尧水乡和南岸村，分别是我父亲和母亲的故乡。我的籍贯和身份证号也是茶陵，我在那里的医院降生。降生后我住过父母位于虎踞中学的教工宿舍，他们当时是初中老师。我住过爷爷的老屋。但更长的时间我住在外婆家。这些认识在我的大脑深处，比起清醒时回想起来，它们更多在梦里现形。我在茶陵生活的时间，除了六岁以前的一段鲜少记忆的幼年生活，就只有一次过年、两次葬礼、两次扫墓的短居。茶陵位于湘赣边界，出过许多将军、土匪，离井冈山开摩托只要两小时，比江西萍乡更靠近江西的腹地。作为故乡，它还主要出现在我父母的叙事里，在我漫长的中小学饭桌上，无论在银川的烈日正午，还是在金华的阴雨绵绵，他们说的总也是茶陵，他们的故乡记忆。家里做的是家乡菜，说的是茶陵话，父母的性格、言行都是茶陵色彩的：急迫、暴躁、专断、严厉。这与我的乡亲并无二致，在茶陵，柔弱与温和几乎是一种罪过。我的堂哥生于八十年代，他告诉我和他一届的男生，有一半都坐过牢。 我和茶陵的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可以说是抽象的。我对它没有身体的亲切感，但有精神的不可回避的归属感，就像血缘一样宿命。正如我再怎样把银川视为现实的故乡，我也只能说自己是湖南茶陵人。茶陵话是我的母语，我的家庭是一个山区农村文化底色的家庭。当我回到故乡，那里的风景和物象有着血缘的亲近，我一看就能看到最深处。茶陵在我是近于黑的幽绿色，也是我模糊理解的中国的颜色，历史的颜色。 所以近几年，每当我写到古代背景或历史题材的诗，尤其是没有具体原型的情境诗，它的置景都在湖南茶陵的农村，都在我祖父或者外公的老屋及其周边。我写的农村不是平原的农村，不是水乡的农村，更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山区的农村，是内陆的穷山恶水，是两千年秦制内楚地的农村。我像接受中国是我的故乡一样接受茶陵是我的故乡同样的必然。 我的爱人听我说过许多银川与茶陵。她有次和我说：你没有故乡。这话对也不对。我说：我有两个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