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苏轼出蜀，有首咏八阵图遗迹的诗，其中有几句：

崎岖事节制，隐忍久不决。志大遂成迂，岁月去如瞥。六师纷未整，一旦英气折。

对诸葛亮的评价很不高。年轻好奇，违理存异，连苏轼都不能免俗。其中如“隐忍久不决”，大概取自司马懿致司马孚的信“亮……多谋少决，破之必矣”；“志大成迂”，也许是千古聚讼的诸葛不采纳魏延建议，不肯出奇兵，定要步步为营；“六师未整”，又好像不太信《三国志》里的记载，说诸葛每次兴兵，止山侵火，以数万人兴造若数十万之功，他死后司马懿按行其营地，单凭遗迹就慨叹“天下奇才也”。

当然最后苏轼还是要说“惟余八阵图，千古壮夔峡”，英气终不灭。而且前面有几句诗说得也很好：

孔明死已久，谁复辨行列。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至人已心悟，后世徒妄说。

生司马大概也要到死诸葛的营盘里学点东西吧。邓艾奇兵入蜀，缒下危崖，发现那里还有诸葛亮设置的营所等着他们，可惜已经荒废了。也叹息，使孔明尚在，吾属皆为虏矣。诸葛亮料势如此，大概是他不肯采纳魏延建议的原因。他自己能为不可败，就也要这样去估计敌人。所以蜀人不论，魏人吴人也都佩服他。待蜀亡后，晋武帝下诏寻访诸葛亮的遗文，想把它们用上。然而诚如苏轼所说，“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人都没了，传其兵学的人也没了，就算找到遗文又怎样呢？即便是木牛流马造法这种工程上的事，一直以来也不太解读得出，何况纸上谈兵最被忌讳。这时姜维已经死于钟会之乱。

姜维能骗过钟会，因为钟会自己就不是善类，况且东汉末年以来，谈不上什么三姓家奴。姜维最后的险招至少有一点和丞相一样，离成功只差一步。钟会以己度人，以常型量逸才，不死于卫瓘，还要死于姜维。

司马氏不能集中皇权，浸淫以至东晋的局面，王导敢跟皇帝把他们家得国之不正娓娓道来，皇帝听后居然会掩面长叹“如此则晋祚何能久乎”，和伦理规范大有关系。徐高阮名文《山涛论》，也是从党争集团分析历史上的事理，但他没有像更好的历史学家那样，将集团的成因分析到家族、理念、政治上出身的途径，而只是说，有“因伦理的缘故而反对贾充的一党”。看似新颖，实则传统。也因此更平情，更合理，也因此可以更新颖。当时的学者说佩服他的推理，但不信他的结论，原因也许是，他推理的基础就不入时，而且，这种不入时的推理不得不有很多弯弯绕绕的地方。王导看似敢直言，但搞不好里头有他的机心；魏晋之交那么多以守礼为名而不顾大义的“名臣”，有的家族倒是很快覆灭，有的绵延数百年，并没有什么天道好还，给后人更多妄为的理由。这些弯弯绕绕，大抵都和规范冲突有关。

很遗憾，这是当代历史学家不甚留意的地方。陈寅恪能够吸收德国历史学家的集团论，唐长孺能够也许不自知地借径日本而取法韦伯的社会理论，是他们被尊为第一流历史学家的部分原因，也造就了魏晋隋唐史领域为中国历史学界理论实证相结合的典范。如果能了解“较新”的社会理论而将之应用于历史研究，也许就能开一新境而延续陈、唐的光辉传统。以下抄取一段豆友读《资本主义的新精神》留下的简评：

相对于力量主义的进路，强调规范、价值对行为和制度的构成意义。任何社会需配以一套相应的证明体制，以规范的理由对社会权力、地位和价值不平等分配关系进行证明。

https://www.douban.com/people/150848271/status/4110168126/?_i=3756395DGfMcxo

一方面，规范有它的“使用价值”，用来“伪装”；另一方面，规范有它自己的历史延续与自律性。任何时代的人使用规范，都是一种“半内化”，既非完全粉饰扯谎，亦非发自内心的相信。而当代人常常只重视“粉饰扯谎”这一面，未免不得其实。上面抄取的豆友简评，后面还有值得思考的内容，但不便直接引用。我们可以借之推理，当代历史学家好采用伦理零假设，好认之为真不加反思，好揭露“粉饰扯谎”以为这就是历史学的任务，反映的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是后代历史学家研究本时代精神史的材料。

钟会默会那个时代的“暗用规范”而被姜维蒙蔽，诸葛亮、姜维真心相信“明示规范”，而大志不成功业未就，王祥、郑冲、何曾示人以“明示规范”而自用以“暗用规范”，虽成名而犹可耻，泰山羊氏、河东裴氏依违两可无可奈何但还要踏踏实实做事，没有人不受煎熬。

有人擅长推事理，看破历史记载，榷论当时实事，是像政治军事家的历史学家；有人擅长推文理，守住字面不逾矩，但要看出文字关联间的意味，是像语文学家法学家的历史学家。姑举几个文理推理的例子。

东晋褚皇后下的诏书里头，有：

《免蔡谟为庶人诏》：

“若遂置之于理，情所未忍。”

《答殷融等重议敬父诏》：

“典礼诚所未详，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详之。”

“情所不忍”“情不能安”是不是相应政治行动的“真正理由”，只是推究历史事实的一方面；而历史事实的另一方面，就是它们的字面意思。“情”是一种规范理由，可以用来证成判断。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晋代礼法会去考虑“自然人情”，“自然人情”作为礼法之本是历史趋势的新变化。而规范理由-证成也是有它的历史的，这是一种可以和历史地理相提并论的长时段史，需要做跨越时代的比较来显示出它的“差异”与“意义”。历史学家忽视规范的历史作用，除了本身所处时代的影响，也有并未深思规范-证成的历史性的原因在。历史学家误认规范只会在历史认知的错误中出现，为竭力避免“影射史学”而错过了历史事实的另一面向。在规范-证成长时段史研究中，一般认为的，历史记载中存在的大量废料，古人常用文体诏奏表记中普遍存在的套话，也都能作为“固定低音”而转废为用。

又如，《以会稽王昱承大统诏》：

明德劭令，英秀玄虚，神栖事外。

表明“玄虚”“不管事”都可以成为做皇帝第一等大事的理由。

再举沈约文集中的一组例子：

《授王亮左仆射诏》

门下：朝端任重，刑政斯出。自非民望时宗，莫谐兹举。通直散骑常侍、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率王亮，器识夷远，风鉴清奥，赞务厘朝，庶绩惟允。宜崇名器，以副具瞻。可尚书左仆射。主者速施行。

（我对官制不太懂，在“四把钥匙”上是相当瘸腿，以唐制例南齐，姑妄言之）尚书左仆射，尚书省的第一副官，尚书令下，主兵刑财政诠选等事。尚书令虚设，则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宰相，品级比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都要高。故云“朝端任重，刑政斯出”。那么，这里的“器识夷远，风鉴清奥，赞务厘朝，庶绩惟允”是授予尚书左仆射的理由，“器识夷远，风鉴清奥”是体，“赞务厘朝，庶绩惟允”是用。

沈约文集后面，还录有一系列诏书（都辑自《文苑英华》），如《沈文季加侍中诏》《崔慧景加侍中诏》《王亮王莹加授诏》《临川王子晋南康侯子恪迁授诏》等，它们都用了类似的理由来证成授予要职的合理性，列举如下：

“业宇流正，鉴识超凡，秉兹恭恪，诚著匪躬”

“志气淹通，识履详正，诚烈款尽，义简朕心”

“睿哲渊深，道风清邈”“德宇夷旷，鉴识凝远”

“志业清敏，器尚夷通”“理识闲悟，思怀韵警”

我们能初步了解的，就是套话中有时代思想的基本概念与构造。如果说清、勤、精于人伦鉴识一直是明示规范，一直可以用于授予大任的合理化证成；那么，滥觞于王弼何晏，在那个朝不保夕年代里无意间发展起来的玄学概念，如“渊深”“清邈”“夷通”，也发展为可用于政治合理化证成的明示规范，是早亡的王弼，横死的何晏、夏侯玄，郁闷痛苦的阮籍，意气昂昂就刑东市的嵇康，他们都想不到的吧。这就是后来者在历史中不得不纵观全局而看到的意义，不是可以用顺时而观的正当性而否定的意义，看到这种意义的后来者也不会、不能否定当局者的人生价值。

给我们这些后来者以安慰的好消息是，苏轼身处的年代，多多少少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君子终于多于小人，君子终于可以放心地舒服地成就一番事业的年代。无论这些事业又带来了什么新的后果，新的意义。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故事，是可以对标奥尔巴赫Figura概念，让人暂时以为，毕竟在历史长河中，有跨越数百千年，并非历史地关联，但互相绾合真实地响应着我们至高的理想而发生的事，这是历史的真事与大事。诸葛姜维，阮籍嵇康，裴頠羊祜，孔子孟子，欧王苏黄，互相关联为拯救之网，前之令后，后之使前，拥有无比真实的存在，拥有无上光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