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年腊月廿二日

问题：创作者的生活是否应与创作内容相分离？质言之，作品与生活的分离是否可能？（哲学也可以是作品）

但跟着有更具争议的问题：对于作品的评价，与对于作者的评价是否应该分离？作者与作品（在价值上）的分离如何可能？

以分析哲学的角度思考，似乎是这样两个问题：是不是，与应不应该。但显然，在作者与作品这样的问题域里，尤其当你就是这个作者、而我就是这个读者时——这就是且只是一个问题。（我们甚而可以问，两个问题本身的分离是如何（不）可能的？）

我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我的生活？你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就是你的创作？

这几天读Simone Weil传记，今晚又睇Andy Kaufmann的传记电影……难以摆脱以上的“问题”。

有可能，你与我之间的差异就在于：你希望将生活当作创作，而我希望将创作当作生活。这两种态度上的偏差是决定性的，并不是仿制所谓黑格尔的车轱辘话“生活是创作的生活，创作是生活的创作”就能“点破”的。

创作需要灵感、需要独特、需要异质性，但有什么能比生活本身更随机、更多变？尤其地，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生活更具个体性、异质性。因此，某位历史人物的一生，即可极具“传奇色彩”，即可具有充分的异质性，即可令人物自己将其生活本身视为“作品”。

只是，历史是已实现出的作品，而作品是未实现的历史。无论文学、绘画雕塑、电影、游戏等作品，都比已过去的历史更具可能性……

但作品、理论又因其非现实性，而无法与有死而未死的个体生活，及其活生生的“此性”同日而语。这种鲜活的、同样充满可能的个体生存（存在），却比任何被设想的、已形成的作品，更具有坚实的异质性、个体性、不可替代性。

……

对比分析越多，就越延宕、犹疑、怯懦于生活（实践）本身。无论是SW，还是AK，在所谓的“分离”问题上，都没有丝毫退让。将自我Ta者化——Weil的这个Ta者是上帝，Kaufmann的ta者当然是观众。在你和我的生活实践之前，就已经预设了那个：对自己的言行无所不“观”、对自己的心思无所不察的ta者。

这是真诚的吗？这是真值上真实，且伦理上诚实的吗？或者，不预设这个ta者，也就是不预设这个“反思的自我”/“自我意识”/“我思”是否可能？或者连这个“预设”也是被建构的？意识必然对自身有所意识，所以看似不诚实的、不纯粹的自我反思，实际上是真实的、必然的？

这样仍没有回答开头的问题。但回到中国儒家思想，尤其北宋理学家拈出的“诚”、“慎独”等，甚至明代的“知行合一”……顿悟：自思、我思，与实践哲学中的自律（autonomy）、“我”的行动是不可分离的。我所思/所知，与我所行/所（创）作亦不可分离。分离了，就无所谓知、无所谓行，更无所谓作者、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