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乌调查（第四至五章）

第四章 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

(一)农村人口成分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零四五

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四

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　　　　　　　　百分之三

破落户　　　　　　　　　　　　　　　　　　百分之一

新发户　　　　　　　　　　　　　　　　　　百分之二

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　　　　　　　　　百分之四

中农(够食不欠债的)　　　　　　　　　　　百分之一十八点二五五

贫农(不够食欠债的)　　　　　　　　　　　百分之七十

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

专门脚夫)　　　　　　　　　　　　　　　　百分之三

游民(无业的)　　　　　　　　　　　　　　百分之一

雇农(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百分之零点三

(二)旧有田地分配

公田　　　　　　　　　　　　　　　　　　　百分之四十

地主　　　　　　　　　　　　　　　　　　　百分之三十

农民　　　　　　　　　　　　　　　　　　　百分之三十

(三)公共地主

A.祖宗地主

寻乌公田多，成了各区普遍现象。各种公会多得很，祠堂里的公会如什么“公”什么“公”，差不多凡属死人，只要是有“后”的，而他的后又是有钱的，他的所谓后者必定从他们的家产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个公。这种凑份子立公的办法是什么姓都普遍采用的。凑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现钱。再则那什么公还在时，他自己就留出田产立起公来，这一种比前一种更多。公田一经成立，就年年收租。租除祭祖用费外，大概总是有多余的，便把它积蓄起来。积蓄的方式不是拿谷积蓄，而是拿钱积蓄，就是每年把多余的谷子粜给贫民，把钱积起来。积得若干年成一笔大款，便购买田地。如此下去，这一公的田地就渐渐地增多起来。但这积蓄增多的在全部款子中只占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的子孙均分了去。多半是子孙穷苦的多才主张分的，子孙富足的多呢，那便不主张分了。分是在什么时候呢?又是怎样一种分法呢?就是当那过年过节时候从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没有分(有些族上寡妇有分)，每人分得几斗谷、几斤肉。这种谷叫“红丁谷”。肉有四个项目:一是“胙肉”，从前是秀才、举人有功名的人分的，后头加上“毕业生”。二是“房股肉”，每房一份。三是“老人肉”，七十以上的人每人一份。四是“丁肉”，每个男子一份。分的次序:先分胙肉，次老人肉，因为这两种人是可贵重的，每人大概分一斤。次房股肉，每股十斤八斤的有，十多二十斤的也有，整的分出去，再零分与房众。为什么要分房股肉呢?这是一种斗争，房下人少的要分房股肉，房下人多的反对分房股肉，主张分丁肉。但结果各地多半是照了人数少的房份的意见分了房股肉。为什么少数对多数胜利呢?因为这种公的产业，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权利的。次分丁肉，不是每个公都有分，多数公是没有丁肉分的，这是因为公款不多，或是人太多了的原故。有少数公堂谷肉不是平分而是轮分，名义叫做“轮收”，又叫“管头”，轮流替祖宗收租的意思。租收了，每年开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头的荷包里，这并不算“吃油饼”，因为这样做正是公堂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呢?当他那个祖宗还没有死，把家产分拆给儿子们的时候，为了怕他的子孙日后把分得的一点田产变卖了弄得没有饭吃，就从田产中挖出一部分不分，作为公田，永不变卖。一面有了他死后的祭费，一面呢，他的穷困的子孙便得了周济了，这叫做“留出后路”。他的子孙也很赞成这种办法，因为这就是为自己留出后路。凡那祖宗生前没有立起会的，祖宗死后，子孙们只要稍为富裕也必定为他立会，出名叫做祀祖，其实是为了自己。所以轮流收租名则是轮流替祖宗收租，实则是轮流替自己收租。在这个意义之下，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那些穷苦人闹着要分公田也不是要分了田去耕种，他们是要分了田去变卖，得钱还高利债或买明天的早饭米。在这种情形上面，看得出贫农群众因为他们苦得没有米煮，便把什么“祭扫”呀、“慎终追远”呀等等封建思想逐渐地不要了，他们的生活迫着他们要不了这些宝贝了。

总计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六十。

B.神道地主

神道地主即神、坛、社、庙、寺、观六种。“神”是指的各种各色的神，许多都有会，如赵公会、观音会、关爷会、大神会、真君会、婆太会、赖爷会、公王会、伯公会、文昌会等等，都是没有庙的。还有一种醮会，祈神之用，也属这一类。在上述的各种神内有一部分是立了“坛”的。坛是立起一块石头，有的几块石头垒成一个小屋，那里面藏着好灵验的神呀，因此叫做坛。不论神、坛，凡有会都有公田，出钱弄这种神会的通通是富农地主。神会的产业百分之九十五是田地，百分之五是谷子和钱。这种田、谷、钱，叫做“会底”。目的:一是为神，因为神能保佑他们人畜清泰，财丁兴旺；二是吃东西，神诞那一天吃一顿，过年过节还有肉分，但要斗了份子的才有吃有分。斗过份子后来穷了的，有顶退份子的办法，譬如每份是五块钱会底，人家就出五块钱给他“顶”了去，他就算是“退”出了会。“社”是与“神坛”有别的一种“社坛”，每个村子有一个，即使那个村子只有三家人，也有个社坛。为什么要社坛?保佑禾苗没有虫子食、牛猪六畜不至于遭瘟，保佑人们得到康健。每个社都有会，二月起，十月止，每月都开会，会期普通是初二，有些地方是十六。开会那天，同社的人每家来一个，不分贫富，一概有份，杀猪买酒，大吃一顿。吃过之后，开堂议事，作陂开圳呀，禁六畜伤害禾苗呀，禁胡乱砍伐山林竹木呀，条规不一，议论纷纷，也没有什么主席，也不要什么记录。虽然乱讲一顿，却有一种自然的秩序。就是当那所谓“老前辈”或所谓“更懂事的”讲得“更公道”的时候，大家都说他的话“讲得好”，就是这样子成了决议。这种社是群众的，虽然也信神，却与地主富农的神坛完全两样。这种社的会议是农民作主，不是豪绅作主，也不完全是富农作主，是大家来而“更公道”的人的话为大家所信仰，这个人就作了无形的主席。社坛有公堂的最少，大多数是每月初二开会(要敬神)时候大家斗钱，每人每次二毛、三毛至四毛，不来吃的不出。再讲到“庙”。庙是有屋子，而屋子里面有菩萨的。庙有个庙祝，土名叫做“庙老”，是个老头子，服侍菩萨，招扶香灯。庙多少有庙田，也有无田的庙。有庙田的，庙老吃庙田的租，无庙田的，庙老伙食从群众中捐钱谷。庙有城隍庙、关帝庙、三官庙、三圣宫、赖老庙、龙王庙、关岳庙、杨公庙、东岳庙、江东庙等等。庙的性质，是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的意思。神坛是地主需要的，社坛是农民需要的，庙是地主、农民共同需要的。庙的田产很少，租入不够香纸费及庙老用，所以不是严重剥削所在。“寺”则完全不同，它是和尚的巢穴，是剥削厉害的地方。寺产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为什么施田地给和尚呢?因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大地主为了“修子修孙修自己”，所以施田给和尚。五福庵、回龙寺、正觉寺、观音阁、东笔山、大悲阁、鹅湖庵、西竹山、天台山、狮子岩、三角岽、角公岩、法华庵、西华山、南阳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龙山，都是城区附近的和尚寺。道士斋公的叫做“观”，则有云盖岽、大山里、川塘坑等等。观的田产的来源和剥削的状况，与寺无二样。

总计神道方面(神、坛、社、庙、寺、观)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二十。

C.政治地主

又分二类，一是考棚、宾兴、孔庙、学租一类属于教育性质的，一是桥会、路会、粮会一类属于社会公益性质的。

县城的考棚田收得六百五十石租，经手的豪绅“吃油饼”吃去一百八十石，交出四百七十石与考棚。考棚田的来历是前清时候修建考棚，大地主捐了许多谷子，建筑余款，置买田地，作为考棚年修经费。起个“尚义祠”，把那捐款大地主的姓名写在木主上，捐多的主高，捐少的主矮。

宾兴田的来历也是地主捐起的，田散在全县各堡，多数仍由原主管理，年交收获之五成与县城宾兴祠。宾兴祠在各堡设有分局掌管田产。田产的用途是作为乡试、会试的路费及中了举人、进士的奖赏(主要还是作为乡试路费和乡试奖赏)，奖赏的别名叫做“花红”。县宾兴祠年可收千五六百石谷租。乡试(省考)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举行。每届寻乌试考的一百多人，每人路费二十四元，中了举的有花红百多元。宾兴祠内有百几十块木主，写的都是出捐的豪绅们的名字。科举废后，凡在赣州第二师范毕业的，每人发参观费三十元，使他们好往江浙一带参观。此外，往外国留学的也曾津贴过一回，一个留学日本的给了三百六十元。县城办简易师范及高等小学，即是用的宾兴祠的经费。

建筑学宫也是地主捐钱，因此也如尚义祠、宾兴祠一样，起了一个“好义祠”，纪念那般捐主。后头祀孔经费又捐了千多元，是款子不是田地。

学租是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如篁乡古姓有学租一百石，车头邝姓有二百多石，至少的也有几十石。此外城区有“薪水会”，各区也有。各区普遍地有“文会”，性质同是奖励取功名，但系一种地方形式，由几姓或一区集合起来的。还有篁乡古姓某地主(古柏的祖父)捐出一百石租起个“尊育堂”，却是奖励全县读书人的，算是一个特别形式。

总计教育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至于公益性质的桥会、路会、粮会的土地，数亦不少。不但大桥、长桥有会，村落小桥也往往有会。有会就有田，都是地主、商人捐起的，目的是修理桥梁。起始钱少，逐年放债堆积起来成了大数，置买田地。每年十二月算数、敬桥神，名之曰“做桥会”，捐主都来吃一餐，吃了之后还分猪肉，所以桥会实在是个剥削机关。桥会大的有八千元，田产每年收租五百石，那就是留车的浮桥。小的有二三石租的，乃是很小的小桥。

路会不多，会田也少，全县不过十大几个(十五个以上叫十大几个)路会，每个路会不过收七八石谷。为什么桥会发达路会零落呢?因为路烂了修补易，不修补也不至于完全不能走人，桥则不然。

粮会也少，全县不过几个，如篁乡的严姓，大田的梅姓，车头的邝姓，吉潭圳下的刘姓，各有一个，各有些田地。多的如车头邝姓粮会有五百石租的田，原是“军田”，现充粮会。粮会的作用是代替一族人完粮，抵制政府向族内各家迫粮。各方敲榨，各人不利，故斗钱成立粮会，或由各小公出钱斗成。有了粮会，法警只找粮会一处，免得各家受害。没有粮会呢?法警来了，脚钱多过粮钱，逾限不完要算利息，利又非常之重，因此起个粮会。粮会起始钱也不多，也是逐年放利积起来的。

总计公益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四)个人地主

A.大地主

以上说了公共地主部分的土地，再说个人地主部分的土地。个人地主土地在全部土地中占百分之三十，比公共地主土地要少。个人地主土地中又以小地主(收租不满二百石的)土地占大多数，中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上但不满五百石的)土地次之，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土地最少。

全县共有八个头等大地主，如城区的刘土垣，篁乡区的罗含章，南八区的谢杰、邝文荣，双桥区的梅洪馨，兼三区的潘明征(绰号“屎缸伯公”)，澄江区的林朝官、王菊圆，收租都在千石以上。其中最大的算“屎缸伯公”，他是兼三区的项山堡人，连田地、房屋、山林、牲畜及他在吉潭圩上开的药店、杂货店，共计价值三十万元，田地收租一万石左右。他是全县豪绅的领袖。民国初年他的第三个儿子潘梦春(是个文理不通的脚色，没有考过科举，也没有进过学堂)做过县财政课长(国家财政)。民国六七年他的大儿子潘奕仁(是个秀才，粗通文理)做过三年县财政局长(地方财政，管理考棚、宾兴、牛捐、赌捐、护商捐等款)。民国十三四年潘梦春又做全县保卫团总公所长，统辖七区保卫团，全县实权都在他手里。他在总保卫团任内为了要钱用，同时北洋军阀邓如琢部队到县要军饷，发了许多纸票，使用了几个月，被一个中地主叫赖翱虚的在省城一状告了他，才停止了。民国十五年国民党势力来，他就失势，但他立即和原来带资产阶级色彩的、这时已经和地主妥协了的新寻派结合，当上了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今年三月豪绅们把县长胡泽凡推倒，他就上台做县长，红军到来他才跑往武平。他有七十多支枪，被武平钟少奎收编去了。刘土垣算第二个大土豪，但不活动，是个中学毕业生，在县里没有权。谢杰，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做过赖世璜的师长。现在上海组织什么赣南钨矿会，争钨矿自办加入改组派，组织“江西自救会”，出版《自救日报》，反对蒋介石。对于“剿共”，呼号甚力。王菊圆，赣州第四中学毕业生，澄江方面很有势力，和流氓很要好。他在澄江圩开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卖生意，店的后楼开个鸦片烟馆，让流氓们去吃不要钱，因此取得一班流氓对他的拥护。他嫖人家的老婆，别人若不识高低也去嫖时，流氓们就要给那个人以厉害的打击，有受这种打击弄得倾家荡产的。

寻乌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有十二个。曹善成(西厢田背)，收租五百石，祖父发的财，是个“老税户”。丘树烈(西厢图合)，收五百石，无大用。他的儿子是个工程师，南洋大学毕业，到英国打过一转，现在天津什么锅炉公司当工程师。曹愿森(东厢)，收五百石，本城高小毕业，四十岁了，在东厢有权。黄甲宾(北厢长举)，收七百石租，国民党员。何子贞想利用他，他不出来。现在投机，向农民表示好意，要枪交枪，要钱出钱。他说:“国民党没有用，出了钱不能保命，出到苏维埃还可保命。”谢善德(三标鸭子墓)，五百石，读老书的，是个“山老鼠”。王佛盛(水源垇背)，五百石。儿子王维藩，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国民党员，在外未归。蓝绍宗(澄江)，五百石，蓝死了，寡妇当家。曹国栋(吉潭)，六百石，从前称万户，造房子用掉一些，高小毕业，“屎缸伯公”之戚，与潘梦春合作。易展良(双桥区桂石下)，五百石以上，开头反动，田快被分掉，又罚去千多元，穷了，不反动了。赖鹏池(双桥区丹溪)，称万户，五百石以上，前清附生，老实得很，辫子还留着，但不反动。邝明经(南八区鸡子叫)，六百石，他的第四个老弟当白军营长，反动，全家走尽。陈万保(廷岭)，六百石，做猪贩，做烟土贩，开杂货店。他自己不反动，他的老弟是新寻派，和他共家，很反动。以上头等大地主八个，二等大地主十二个，共二十个，江西人所谓“万户”就是指的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逐一列出来?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

为的这个理由，我们还要把中地主列出来，只是小地主为数太多不便列举。地主阶级中为什么要分出中地主，因为中地主的政治作用不但和小地主大有分别，和大地主亦显然有分别。

B.中地主

首先举城区。丘伟伍(西厢图合)，收四百石，日本帝国大学皮革科毕业，在赣州贫民工厂做工程师半年，民国十一年回寻乌做教育局长，进国民党，新寻派领袖之一，为新寻派计划，是个厉害的东西，红军到寻乌，同谢嘉猷一路跑了。黄甲奎(北厢长举)，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寻乌国民党指导委员，新寻派分子(新寻学校教员)，积极反动。骆松盛(北厢长举)，收三百石，城内开骆晋丰杂货店，不积极反动。有个侄子是国民党员，高小毕业，说共产党的坏话。何挺拔(北门城外)，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干事，新寻派主要人物，努力于反革命。刘佛荣(小东门外)，收三百石，不反动，做医生。

三水区:雷昌响(三标长排)，三百石，是个“山老鼠”，无用。胡恩荣(三标圩)，三百石，是个斋公，不问世事，专门要两个铜钱，在家里困觉。胡镜如(三标圩)，二百石，赣州第四中学毕业，二十多岁，三标有名的土霸，参加县政权。凌鲁石(三标径口)，三百多石，老秀才，做过多年财政局长，又做什么课长，又做考棚首士，一连干了十多年，赚了钱，在三标起了新房子，五十多岁。袁德和(水源袁屋，最反动地方)，二百石左右，中学毕业，国民党员，反革命。此外，三水区还有中地主多人，记不清楚。

澄江区:蓝子乾，四百石，省立中学毕业，在澄江圩开蓝协泰杂货布匹店，反革命。谢嘉猷，三百石，高小毕业，四十多岁，做过十四军谢杰部下团长，寻乌团防总队长，改组派，把红军五十团第一营消灭的就是他，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凌希贤，三百石，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澄江新圩开个店。

兼三区:陈玉横(吉潭)，三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吉潭的土霸，新寻派主要人物，“屎缸伯公”的孙婿，很活动。刘太宗(吉潭圳下)，四百石，赌博头子，流氓出身，赌博发财，民国五年还是“当乌”(做贼挖壁，夜间出门，叫做“当乌”)。潘金棣(项山)，二百多石，梅县师范毕业，新寻派，国民党积极分子，吉潭靖卫团总。潘明瑞(项山)，四百石，“屎缸伯公”亲属，吉潭圩上开了两间杂货水货店，项山反动首领。潘观澜，虽是个百多石租的小地主，却是反动首领，潘丽死于他手。赣州高小毕业，做小学教员五六年，那时并不反动，三二五暴动前后就腐化反革命了。他的父亲是个赌博头子，以此发财。潘明典(项山坪地)，百多石，前清拔贡，民国法政毕业，做过陆丰、会昌两县知事，又做本县教育局长数年，还担任许多别的事，有“身兼九长”之称。本是个中等地主，运动省议员用掉四千多元，还是落选。去年做南昌高等法院管狱所长，今年在九江做高等法院书记官，是个官僚主义者。说话很漂亮，字也写得好，样子也好看，又很规矩，像个孔夫子。潘景文(项山大坜)，三百多石，前清秀才，老先生。潘国才(项山村)，三百石，也是个老秀才。潘国卿(项山村)，只有五六十石租，高小毕业，叶子輋土匪的秘书，反革命。刘翰元(剑溪)，二百多石，不中用。

篁乡区:李其琅(篁乡圩)，三百石，赌博出身，儿子李含辉高小毕业，反动派重要分子。刘玉接(篁乡圩)，二百多石。儿子刘金燕，南昌心远中学读书，又进了沪江大学、上海大学各读过一下，过去接近合作社派。刘玉麟，刘玉接的弟，四百石，是个哑巴，四五个儿子均小学毕业；小儿子读过中学，参加三二五暴动，现反革命。赖寿成(红头岭)，四百石，儿子赖世芳梅县东山中学读过书，反革命。赖翱虚(红头岭)，四百石，秀才，上海理化专修科毕业，做过县立高小校长一年、教员五六年，运动省议员失败。两个儿子中学读书，其中一个又在北京师范毕业，接近合作社派，三二五暴动时新寻派向他进攻，现在两个均反革命。汪子渊(山子下)，二百石，篁乡的反动首领，是个大劣绅，做过保卫团总，宾兴分局长。刘经曦(司城村)，三百多石，梅县中学毕业，父亲在胡谦那里干事，被土匪打死了，不反动。刘荃兰(司城)，二百石左右，高利贷起家，现在也不反动，儿子加入农协，因误会被农民乱枪打死。罗成添(溪尾)，四百石，买半毫子黄烟都要同人讲价钱，是个守财奴，要钱不要命，他那村子整个的反革命。罗福寿(溪尾)，前有三百石，分开了，反革命。罗佩慈(溪尾)，二百石，做过于都县长，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三二五暴动前大家还在秘密准备，他看出来了，在农村中散布改良欺骗主张说:“家里的谷子要赶快平价，不要钱，发与本姓的贫民，不然不得了。”是个反动首领，豪绅中很厉害的。罗禄寿(溪尾)，二百石，儿子是新寻派，喜出风头。古乐三(塘背)，两兄弟合计三百石。他哥子是个秀才，做过两任省议员。他自己在胡谦那里做过军需，陈炯明时代做过五华县的一个区长，全县反动首领之一，带三四十支枪，跟谢嘉猷跑了。古光瑞(塘背)，二百多石，高小毕业，反动。古化南(塘背)，二百石，是个老实人。古光禄(塘背)，四百石，守财奴，顶好便宜，买小菜都要讲价。他儿子在梅县东山中学毕业，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以上塘背各古，均古柏同屋人。)古有余(塘背)，五百石，开纸行，又卖烟土，又开花会，纵赌。他是个守财奴，不问世事，专门要钱。因他是强房中的弱股，他的亲支大家欺负他，向他要五十就五十，要一百就一百。严锦绣(高头)，过去唤万户，做屋做穷了，剩三四百石谷，开了间铺子在公平圩，子孙十几个，不问世事，发财为主，算得个“山老鼠”。严国兴(高头)，百多石租的小地主，以做生意为主，公平圩开杂货店，同时贩纸，商家来往扯得通。贝岭、岩下的商人借钱给他，连同他自己的钱，共用掉六七千元，运动省议员，失败，现负债。篁乡区的反动首领之一。严锡柏(高头)，二百多石，开了间杂货店在公平圩，不甚反动。(以上兼说了几个小地主，因为他们是著名脚色。)

双桥区:黄庆云(黄田)，二百石，不反动。罗守汉(黄沙)，二百石，不反动。赵尚钦(腴田)，三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反动。谢友丰(腴田)，二百石，不反动。陈德全(留车)，二百石，在留车开盐行，反动，二十一纵队把他枪毙了。陈镜日(留车)，二百石，不反动。儿子陈继光参加三二五暴动，梅县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失败，跑往南洋。陈山牛(留车)，赌博鬼，二百石谷，不反动。陈标记(留车族坑)，过去是万户，分开三四家。陈标记死了，他的儿子“不子六”有三百石，在留车开水货店，反动首领。陈国才(留车族坑)，二百石，梅县中学毕业，反动派。陈吐凤(留车族坑)，二百多石，大劣绅，寻乌五虎将之一。“潘(明典)谢(虚左)陈(吐凤)彭(子经)邝(太澜)，寻乌五虎将。”“新寻”、“合作”两个新派起来后，老的五虎将就倒台了。陈及潘、彭、邝都是秀才，只谢是毕业生(寻乌简易师范)。廖洪贵(石碣)，二百石，开个水货杂货糕饼店在枫山圩，不反动。刘俊福(坵坊)，过去称万户，分开了，现有四百石。儿子刘鸿翔，赣南中学毕业，又在北京文化大学读过书，狗屁不通，却十分反动，双桥区反革命首领之一，现还在死守炮楼。刘石福，刘俊福的兄弟，二百多石，过去拿钱办过小学，现亦在炮楼中。刘元瑛(坵坊)，二百多石，在炮楼中。刘作瑞(坵坊)，四百石，三二十个人的大家庭，参加革命，把田分掉了。原因是早前和刘俊福争田买，又为了一个奸情案起衅，三二五暴动他家有人参加，失败，刘俊福诬告他，并勾结叶子輋土匪把他家烧掉了。现在他侄子刘国香做区苏维埃委员，刘日升做乡苏维埃委员，他自己在家不问事。他是梅县第五中学毕业生，老实得很，二十三四岁，比他侄子还年小，官司是他侄子的父亲即他的哥子主持着打的。刘宝华(石贝)，三百石，儿子在县中山中学毕业，参加革命，做共产党区委书记。刘开香(石贝)，二百石，高小毕业，不反动。汤思贤(下磜)，三百石，梅县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十分反动。汤立贤(下磜)，二百石，黄埔生，做过靖卫队长，新寻派。汤佛淑(下磜)，二百石，是个劣绅，人称土霸，小学教员讲习所毕业，新寻派走狗。曾超群(上磜)，百多石[31]，梅县中学毕业，不反动。曾锡麟(芳田)，三百石，读老书的，放高利贷放得很厉害，他和他的侄子曾光华(小学毕业)反动到十二分，均在坵坊炮楼里被农民围困着。曾菊香(芳田)，二百石，侄子曾产丰，高小毕业，是个共产党员，房子被叶子輋土匪烧掉了。曾海澜(伯公垇)，过去是万户，最近分拆，他得二百石。参加三二五暴动，被曾锡麟告状用去千余元，叶匪又罚他，老弟被叶匪捉去罚款六百多元。现不反动。易颂周(桂石下)，二百石，前清秀才，是个劣绅，与叶匪有勾结，现跑走了。何子文(丹溪)，过去是万户，分开了，现在二百多石，反动不厉害。钟寡妇(丹溪)，二百多石，反动派，跑了。赖荣俊(岑峰)，二百多石，过去是小劣绅，现不反动。梅仁华(岑峰)，二百石，不反动。梅调先(大田)，秀才，三百石，反动派，逃走。赖文莲(大同)，三百石，红军二十一纵队捉着罚了二千元，田分掉，现不反动。邝春龙(雁洋坪)，二百石，高利贷起家，没收了，现不反动。邝世仰(雁洋坪)，二百石，梅县师范毕业，国民党员，死反动。邝应绍(黄羌坪)，二百石，不反动。邝兰春(黄羌坪)，二百石，不反动。陈陶香古(族坑)，三百石，寡妇管事，赌博起家，反革命。

南八区:刘篁先(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枪决了。刘添运(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杀了他一个儿子，屈服了。刘焕通(龙图)，三百石，被红军罚款千余串，现不反动。刘世滴(龙图)，二百石，前清秀才，反动派，全家逃走。刘振广(河角圩)，二百石，第三个儿子反动，跑了，其他不反动。刘梅荣(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曾月辉(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寡妇管事。曾路福星(河角圩)，二百石，有余钱，勾结叶匪，全家反动，跑了。陈二赖禾(鸡子叫)，二百石，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侄子被红军枪决，很反动。赵芷香(车头)，二百石，老先生，过去有点子“劣”，不反动。赵赞杨二(车头)，二百石，全家反动，跑到坵坊炮楼里去了。他是赌博鬼，祖父发的财。赵奀二(车头)，二百石，老实，兼做生意，在车头开华兴店，今年第三次四县会攻时店被烧了，他的父亲被杀，不反动。赵应华(车头)，二百石，过去是万户，分了一半给他四个儿子，余一半归他两公婆，“坐灶子”(把家分拆，自己留一份，叫“坐灶子”)，不反动。他的余积是临时分给他子女比较多的儿子。温赞标(青龙)，二百多石，高小毕业，不反动。钟文发(珠村)，四百石，兼做盐米生意，祖父遗财，不反动。钟斑三(珠村)，三百石，祖父遗业，他过去曾赌博，有时会做和事佬，不反动。钟继善(珠村)，二百石，梅县中学读书，参加革命，在红军十一军五纵队工作。钟大面六(珠村圩)，三百石，老税户，赌博，反动，全家走尽。钟咏柳(珠村圩)，二百石，东洋留学生，做过武穴警察局长，在本县做过一等课员、承审员、实业局长，在谢杰部下亦干过事，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逃到平远去了。彭子经(古坑岗)，三百石，前清秀才，本县五虎将之一，清末做过湖南凤凰厅巡检，民国时代又在本县做过财政局事务员，收过赌款，最近在团防队做军需股，每次清乡都参加。一个儿子彭秉彝，梅县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做过知耻小学校长。全家反动极了。黎祖德(古坑岗)，过去是万户，做生意，做蚀了本，剩下三百石，全家反动，走了。彭宏云(下廖)，二百石，不大反动，开个杂货店在下廖村。彭宏权，彭宏云老弟，二百石，反动，跑往平远。彭锦汉(下廖)，二百石，兼做生意，开药材和杂货铺，死爱钱，不反动。韩佛仙(满坑)，二百石，兼做生意，又耕田，老实人，但亦逃到平远去了。钟奕材(林田坝)，三百石，高小毕业，祖父手里是万户，两家人分，过去不赞成革命，逃走，现自愿罚款，要求回家。钟丁四(林田坝)，二百石，祖父遗业，子弟也有耕田的，不反动，“怕共产”。钟树芬(林田坝)，二百石，他自己死了，老婆当家，罚款二百元，不反动。谢瑞琳(牛斗光)，三百石，医生，不承认罚款，逃走。谢肇凡(牛斗光)，二百石，新寻派，赣南中学毕业，做过保卫团总，最近做过靖卫团总，南八区革命胜利后，在反动县政府当秘书，是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陈春荣(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儿子高小毕业，当白军连长，反动，全家走平远。陈六记(牛斗光)，三百石，在留车和牛斗光各开一个油盐米豆行，勾结叶匪，很反动，全家走了。陈忠俊(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他的儿子过去做过保卫团总，不反动。谢佩钦(牛斗光之枫树岗)，四百石，是个高利盘剥者，很多赌贩向他借钱，他的儿子在新寻学校读书，反动，逃走了。陈安如(廷岭)，三百石，兼做猪牛贩，开火铺，罚了他的款，现在不见得反动。曾人升(莲坪)，三百多石，自己会耕田，赌博发财，不交罚款，逃走。钟星奎(珠村龙虎坑)，二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做干事，南昌训政人员养成所毕业，新寻派的中坚分子，反动之极。

以上全县七区，共有中地主一百一十三个。

C.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请一个工人，只有“万户”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单薄的方才请两个工人。为使工人不致“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开做杂事外，便要他耕点田。

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大中地主的生活，依寻乌状况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他们的生活比较奢华。他们看钱看得松，他们什么洋货也要买，衣服穿的是破胸装，头也要挥一个洋装。派遣子弟进学校也颇热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学等类学校毕业的。这种人在地主阶级中比较少，而且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澄江的王菊圆就是好例。第二种是半新不旧的。他们赞成一点“新”，但随即就批评“新”的坏处。他们也办学校，也做教育局长，但他们办的学校是专制腐败的。做教育局长是为了拿到一种权，可得到一些钱，而不是为了什么“开通民智，振兴教育”。但历来的教育局长多半是他们做，第一种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们的生活介在节俭与奢华之间。他们人数在大中地主中占着大多数。守旧是地主的本性，这第二种人为什么也要半新不旧地随和时势一下子呢?完全为了争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城区的丘伟伍，兼三区的潘奕仁，澄江区的谢嘉猷，就是这个阶层的适例。第三种是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他们的住地是在与河流及市场隔窎的山僻地方。他们始终希望恢复科举。他们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他们的生活很节制。他们至多挥个光头，有些仍是薙去额发一二寸。这种人在大中地主中依寻乌说是占着少数，双桥区(大田)的梅洪馨就是适例。大中地主阶级中新的占百分之十，半新的占百分之七十，全旧的占百分之二十。但所谓新的，是说他们走向资本主义化，不是说他们革命。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还有一种情况要说明的，就是大中地主阶级的新旧，不仅是以地域的原因(河流与山地，近市与远市)而形成，还有以年龄的原因而形成的。一家之中，老年人多半守旧，少年人多半维新，中年人就多半半新不旧。这种年龄的原因即是时代的原因。老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最深，同时他已行将就木，也无能力讲新，所以只得守旧。少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浅，同时不维新没有出路，所以他们比较不顽固些。中年人则介在二者之间。举一个例，大地主“屎缸伯公”是很顽固的。他的儿子便主张办学堂，但办出来的学堂却是半新不旧。他的孙子则往广州，往上海，往北京，往英国，有六七个出外读书，研究所谓“新学”的。不过无论怎样研究新学，依然是彻底的反革命。“屎缸伯公”的孙子潘作琴在英国医科毕业回来，现在汕头行医，称汕头西医第二个好手，每天收入四五十元，每月能收千多元。他初回国时，寻乌教会医院出千二百元一年请他，不肯就，因为他在汕头的收入更要大。

E.小地主

小地主(二百石租不满的)数目更多，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32]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但是小地主在地主阶级中是占着绝对大多数，而且显出下面的特点，即:(一)做小生意的多。他们开小杂货店，收买廉价农产物候价贵时卖出去，大概百个小地主中有十个是兼做这种小买卖的。中地主虽也有做生意的，而且他们一做生意就比小地主做得大，但他们做生意的成分比较很少，即中地主多半还在一种封建经济的领域中过生活，不如小地主商业化得厉害。(二)特别表现小地主商业化的，还有他们派遣子弟进学堂一事。小地主子弟进初等小学是全部，进高等小学也几乎是全部，至少十家有八家，进中学的亦十家有三家。这个阶级接受新文化的形势是比哪一个阶级要快要普及。他们在全般政治生活中是受中地主阶级统治的，即是说他们是没有权的。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却表现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寻乌的合作社派(即中山中学派)的运动，就是代表这个阶级的运动，而和他们对抗的新寻派(即青年革命同志会派)的运动，却是代表中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运动。为什么小地主阶级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即民权主义的革命文化如此之迅速普遍，他们的革命要求与活动如此迫切与猛进呢?则完全是因为他们这阶级的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破产得非常厉害的原故。由这两个阶层(小地主与大中地主)的斗争，引导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即代表中等地主而多少带了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寻派，日益与大地主妥协结成反革命战线，而代表小地主带着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合作社派，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形成近来的土地革命斗争。

上面所说的小地主，不是说小地主的全部，只是说他们的一部分。普通所讲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百分之三十二。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百分之零点九六，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刘鸿翔、赖世芳、刘瑞标就属于这个阶层。他们都是合作社社员，三二五暴动中以及失败后，就陆续表现反革命了。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寻乌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阶层。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璆(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点六四，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以上说所谓老税户破落下来的小地主，它的第二、第三部分一般说都是参加革命的。以合作社社员来说，有三十个中学生，一百个高小学生或小学教员，都是过去或现在参加革命的，都属于这两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阶层，尤以第二部分为特别多。

普通所讲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这个阶层是在一种“方新之气”的活动中。他们的经济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种(雇长工帮助的很少，雇零工帮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窎远的瘦瘠的土地租与别人种而自己收取租谷。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粮食年有剩余，并且有许多不是把谷子出卖，而是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甚至去平远的八尺等处发卖，以期多赚几个铜钱。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放谷子出去，压迫贫民“上档量本，下档量利”(上档下档即夏收冬收)。他们又放“捡谷钱”和“捡油钱”。什么叫做捡谷钱?趁着青黄不接时候，以钱捡与农民，到了收获时候以谷还与债主，大概捡给两块钱，就要在收获时还一担谷，而那时谷价常常值得四块钱一担了，这是一种对倍利。捡油钱也是一样，多属对倍利。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大地主、中地主放债也是放的加三利，加五利非常之少，捡谷钱、捡油钱可说没有。还有更凶的“月月加一”利，即见月还利百分之十，一年便对倍有过。这种借贷都要抵押品，并且要借一种“会”做面子，如“订同会”。还有“印子会”，是月月加一，利上起利，比订同会更厉害。这些都是大中地主所少做的。前清时候放恶利的比较少，民国以来放恶利的渐渐加多。“现在人心更贪了”，就是贫民对于高利贷者含有历史意义的评语。“今个人，人心较贪了咧”这个话，在寻乌贫民群众中到处都听见。这班新发户子看钱既看得大，更不肯花费钱米抛弃劳动送他们子弟去进学堂。所以他们中间很少有中学生，高小学生虽有一些，但比破落户阶层却少很多。至于破落户阶层为什么进学堂的多，就是因为他们看钱看得破些(因不是他经手赚来的)，而且除了靠读书操本事一条路外，更没有别的路子可以振起家业，所以毕业生就多从这个阶层中涌了出来。上面所说那种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在有些人的说法却不叫小地主，而叫它作富农，即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五)富农

另有一种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普通说法叫他们作自耕农或中农的，实际仍是一种富农。前边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则不叫作富农而叫他们作小地主。贫农群众便是作这样看法的。这种所谓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理由是他们没有半地主性，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自劳动不是剥削他人来的。其实在贫农眼中，他们仍是一种特殊阶级。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因为他们有钱余剩，他们有多余的土地。他们在自己农产物上面加工，如使谷子变成米子，自己挑了出卖。他们还做些小的囤买囤卖生意。他们供着猪子、猪条子或大肉猪。以上这些都是与半地主性的富农一致，而与自足的中农不相同的。因此，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

(六)贫农

——贫农中的四个阶层——

什么叫做贫农?我们简单回答道:不够食的叫做贫农(不够食的原因是受剥削，那不待说)。但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若从贫农里头再加剖解，便知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他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阶层。第一个是半自耕农。他们是不够食的，因为他们的土地不够使用。他们须从地主那里租来一部分土地，完了租去，自己又不够食了。但他们在贫农群众中则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不但有牛，有犁耙，多少有些活动本钱，而且有一个表现他们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自己有一部分土地。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十点五，在贫农全数中则占百分之十五。第二个是佃农中之较好的。他们有牛，有犁耙，也多少有些活动本钱，但没有一点土地。他们的特点在于有牛，大多数有一条牛，极少数也有两条、三条牛的。他们比半自耕农穷，即比半自耕农更不够食，但比别部分贫农却要好些。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占贫农人口百分之六十，是农村中一个最大的群众。第三个是佃农中之更穷困的。他们同样无土地，他们虽有犁耙，但多窳败，虽也有几个本钱，但是很少。他们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是每家有牛的，他们是几家共一条牛，或有一条牛，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地主为了节省饲养费交给他饲养的，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一下子这条牛的劳力，寻乌所谓“只能定得一爪子”的就是指这种牛。这一个阶层之不够食的程度比上举两个阶层都厉害。他们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十点五，占贫农全人口百分之十五，是一个与半自耕农相等数量的群众。第四个是佃农中之最穷的。他们除没有土地之外，还没有一点本钱，借米借盐是常事。他们又没有一点牛力，农忙时节，候别人把田耕过了，然后同别人(那些亲戚家族们)借了牛来，或租了牛来，耕那数亩用重租租来的瘦田。他们虽然有犁，但没有耙，因为打一架铁耙要好些钱，他们力量不足办此。这一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七，占贫农全人口百分之十，是一个并不很小的群众。他们衫很烂，要讨来着。三餐饭两餐食杂粮(粟板呀，番薯片呀)。做米果卖，砍柴火卖，挑脚，就是他们添补生活的办法。

(七)山林制度

寻乌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脚的氏族手里，后到的氏族便没有山或少有山。因为先到的占领，所以也有小姓先占了山，大姓后到仍没有山。田与山的情形不同，田地转移很快，小地主和农民的田地，用典当的方法一年转移两次的都有，一年转移一次的就更多了。至于卖绝，也是常有的。山地则因其生产力小，通常一姓的山(一姓住在一村)，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所谓“公禁”者，不但禁止买卖，而且绝对地禁止自由采伐。除非死了人，“倒条把子树，搭墓棚”，才得许可。为公共利益使用，如作陂，开圳，修桥梁，那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只有定期开山，蕗基三年两开，树木两年一开。由“禁长”召集本村同姓人等到场议定开山日期。到期，每家出一工，到山采伐，所得蕗基或树卡(开树木山又叫落卡，即砍树枝)共同分配。也有按山林生产情况分成若干小块，召集公众到场拈阄，然后按所分地段各自去采的。以上是家族主义的山林“共产”制度。还有地方主义的山林“共产”制度。多半以村为单位，由村内各姓人等公举禁长。严禁私采，定期开山等等，都与家族“共产”的山林一样。禁长三个起码，多的到十多个，依村落大小山林广狭而定，以五六个为最普通。禁长均由选举，任期不定，有一年换两回的，有四五年不换的，全看他尽职不尽职。凡做禁长的都要铁面无私，公公道道。“不管你天皇老爷的奶子，捉到了你偷树子，偷蕗基，均要罚的。”南八区龙图乡有个禁长，捉到了一个偷树子的女子，那个女子对他说:“我倒条子树子搭下子亭子，不要罚我，我同你龙图人都是亲亲戚戚，为什么你就这样没有情呢?”那个禁长回答她道:“不要说你这个卖板子(米果)的昭凤妈，今天就是我的舅婆也要罚，要晓得我刘世烈狂是铁面无私的。”若是禁长不能维持，大家又乱砍乱伐不顾公益的时候，就要“暖禁”(唤起大家注意，恢复从前规矩，叫做“暖禁”。疏忽神明，重新致敬，叫做“暖神”或曰“暖福”)。禁长们每年召开禁山会议一次，一切关于禁山的规矩都是由这种会定出来的。禁山会临时召集的多，也有“有底子”的。开禁山会的那天，不但禁长们到，而且那个范围内每家都到一人，每人自带酒饭，另外出一毛子或半毛子买菜，并买敬“伯公”(“伯公”就是杨大伯公，什么地方都有，每个树头下，田塅下，山垇上，什么地方都有他)的香纸。以上两种这是说的“共产主义”的公山。还有“资本主义”的私山，乃是香菇山、茶子山、茶叶山、竹山、杉山等，生产品能变卖，出息较大的。这些山原来也都是公山，渐次落在有钱人手里，大概是大地主占一半，小地主(新发户子)及富农占一半。因为开这种山不是有资本的不能开，特别是开香菇山、茶叶山，要大地主，其余则多是资本主义化的小地主及富农。寻乌的山地约作如下的分配:一姓公山占百分之十五，一乡公山占百分之五，私山占百分之十，离人家远开发不到任其荒废的所谓“荒山”，则占了百分之七十。成为荒山的原因，有些是人少山多用不着它，有些则是姓界限制，虽有他姓欲利用的，亦被山主拒绝，只好让其荒废。这种被姓界限制欲开发而无从的情形，到处都有。土地革命之后，这种姓界便消灭了。

(八)剥削状况

A.地租剥削

1.见面分割制

见面分割与量租，两种同是寻乌县的收租制度。见面分割是禾熟时地主与农民同往禾田，农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对分，双方各半，地主部分要农民送到他家里。有些地方分割之先，由地主先取一担，这一担不在对分数内，这种多半是肥田。地主的理由是:此田我买来时多费了田价，你佃户耕了省了粪草，若不先取一担，你占便宜太多。但这种办法是很少的，百家之中不过一家。另有一种，是农民先取出些谷子，叫做“撮谷种”，数量是在全数租谷中撮出一撮箕。理由是:秧子打在别人田内，不在你这个地主的田内，打了秧子的那块田，早子没有收，别家地主要受损失，为了补偿佃户亦即补偿别家地主的损失，所以要先撮出一撮箕。当地主自己或派人到场监视分割时，要吃有猪肉有鱼(有些还有鸭子)的午餐。午餐过了，禾分割好了，农民挑了租谷伴同地主或其雇工送去地主家中时，还要加上两个鸡蛋，放在谷子上面一同挑了去，每天都是如此。农民和地主感情好的，送上七八个蛋的也有。

2.量租制

量租制是“早六番四”。平远是对分。为什么要“早六番四”呢?因为早子价较贵，收获量也更多，交租六成才不便宜了佃农；番子价较贱，收获也较少，故交四成。表面上看，早六番四两档扯平，还是五成，实则不然。地主常得五成六，农民只得四成四。因为早子收获量虽多，每十担中地主现已得去六担，农民只剩了四担了。番子则收获量每十担中往往要比早子少二担，只有八担，交去四担租，自己只得四担，合起早子的四担共得八担。地主却共得十担。成为四点四成与五点六成之比。

大暑(旧历六月)割禾，立秋(旧历七月)量租，地主通知农民把租送来。不见送来时，地主自己打个洋遮子，亲自跑到农民家里去催。再不送来，就派工去取。取又取不着，就调了他的田。有些恶地主呢，就告农民的状，捉了农民去坐班房，不过这种恶地主不多就是。原来见面分割占全县百分之四十，量租占百分之六十。近来见面分割的加多，量租的减少，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为什么见面分割的加多起来呢?因为佃户穷的日多，常常一割下禾就没有谷子，地主怕农民收后不量，所以见面分割加多起来。同时农民为怕调田与吃官司，也宁愿见面分割。

3.“禾头根下毛饭吃”

“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说的是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这种情形寻乌简直占百分之四十。为什么禾头根下毛饭吃呢?譬如耕了二十担谷田的，量去了十一担多租，剩下八担多。去年过年和今年青黄不接毛饭吃时借过地主谷子两三担，加上加五利，又要还去三担多至四担多。打禾了，要买好东西招扶地主。禾打过了，买上一点油盐，舂上一点米子，立秋刚到，一切都完。这就叫做“禾头根下毛饭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阿嗬”。南半县土地斗争中，农民、小孩子普遍地唱了一只歌，那歌唱道:

月光光，

光灼灼。

埃跌苦，

你快乐。

食也毛好食，

着也毛好着。

年年项起做，

总住烂屋壳。

暗婧女子毛钱讨，

害埃穷人样得老。

暗好学堂埃毛份，

有眼当个瞎眼棍。

天呀天，

越思越想越可怜。

事业毛钱做，

年年总耕田。

六月割也就，

田东做贼头。

袋子一大捆，

擎把过街溜。

吗个都唔问，

问谷曾晒就?

穷人一话毛，

放出下马头。

句句讲恶话，

俨然税户头。

唔奈何，

量了一箩又一箩，

量了田租量利谷，

一年耕到又阿嗬!

又阿嗬，

会伤心，

穷兄穷弟爱同心，

穷姊穷妹爱团结，

团结起来当红军，

当到红军杀敌人!

注:“埃”，我。“毛”，没有。“项起做”，继续做。“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样得老”，怎样得老。“暗好学堂”，再好学堂。“割也就”，刚割完。“做贼头”，很恶之意，如贼头一样恶。“袋子一大捆”，用去收租的。“过街溜”，洋伞。“吗个都唔问”，什么都不问。“放出下马头”，打官腔。“税户头”，大地主。“阿嗬”，没有了之意。“爱同心”，要同心。

4.批田

寻乌地主把田批与农民通通要写“赁字”，没有不写的。五年一小批，七年一大批，是全县普通的赁期。这是东佃间的“规矩”，也就是不成文的法律。只有那种恶地主才敢借故破坏这种法律，三四年或七八年调换佃户。赁字上面写明的是:(一)田眼，写明田的所在及界址。(二)租额，写明见面分割制还是量租制。(三)租的质量，写明要“过风精燥”，不得少欠升斗，如违转批别人。(四)田信，写明每年或每两年交一只鸡公。这种赁字，哪怕少到三担谷田都要写一张。因为若不写赁字，一则怕农民不照额交租，打起官司来无凭据，二则怕年深日久农民吞没地主的田地。赁字只农民写交地主，地主不写交农民。

下面是赁字的一个例:

“立赁耕字人邝世明，今来赁到凌贱贵兄手内禾田一处，土名铁寮坝，禾田一大丘，计租六桶。当日三面言定，每年合纳租谷六桶，限至秋冬二次，早六番四，送至家中，过风精燥，交量明白，不得缺少。如有缺少，任田主另批别佃，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赁字为照。

每年信鸡一只。

见人　罗长盛

代笔　谢雨霖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立赁耕字人邝世明”

5.批头、田信、田东饭

批头分“批头钱”、“批头鸡公”二者。批头钱，每石租普通单批(五年一批叫单批)一毛，双批(十年一批叫双批)二毛，也有三毛的如篁乡等处，均批田时交清。批头鸡公不论批田多少总是一只，也是批田时交。单批转到双批，即五年转到十年，批头钱、批头鸡公一样照交。南半县双批多，如篁乡、双桥两区完全没有单批，就是一份田耕几十年的现在也还有，只很少。地主将田批出去后不久卖了与别人时，退还批头钱一部分与农民。北半县单批多，地主卖田时不退批头钱。

田信鸡每年一只，赁字上写明是“鸡公”，因为鸡公(阉鸡)比鸡婆较大，但农民还是送鸡婆的多。赁字上虽说了每年一只，但农民往往两年才送一只。送的时候在冬收后或过年时节。不见送来时，地主常常自己去催。“田信鸡公送了来啊!”“唔曾畜到。先生!等我后圩买到来。”或者说:“毛啊，先生!今年子总要免下子。”

双桥区有田东饭，每年请地主吃一次。别区很少。

6.谷纳、钱纳

送租，全县说来百分之八十送谷子，百分之二十折钱。公堂、神会、庙宇、桥会的租，约有一半是交钱的，因为公堂、神会等佃农亦多半有份，因此佃农常常要照当时市价折钱送去，而把谷子留下备自己食用。这种人多半是兼做小生意的或有猪鸡出卖的，才能得到钱。那些豪绅把持的公堂、神会，为了有利他们的侵蚀(候谷价高时钱卖得多)，便强迫农民交谷上仓，农民亦无可奈何。同一理由，地主田租总是交谷而不准农民交钱，只有离田庄很远的地主才有准许折钱的。

7.铁租、非铁租

非铁租占全县百分之八十，水旱天灾，面议减少，但每石租只减少一斗到二斗。遇大灾害收成大减时，请了地主来看过了，有谷(“有”，当地音胖，有谷，无米之谷)也要分一点去。铁租是在赁字上载明“半荒无减”，在全县占百分之二十。但实际上农民实行得少，仍然是请了地主看过，精有照分(精谷就是好谷)。

8.“要衫裤着去捞”

许多的农民把租交过，把债还清，就没有饭吃了。地主们收了那些租不肯出卖。过年了，农民急于得点谷子，地主把谷放出一部分，但不是卖而是借。因为借谷的利息是半年加五(早前的利率是“钱加三谷加四”，近来谷息加四的少了，大多数都是加五)，比卖的味道更多。地主卖谷是要到四五月间青黄不接时候，那时价钱抬得更高，但他还要三歪四摆。

农民走到地主家里向地主道:“先生，食了朝?”

地主:“唔，系哟!”

农民然后慢慢地话到籴谷:“您的谷，埃来籴两斗子。”

地主:“毛……啊!自己都唔够食。”

农民:“好哩哪!您都毛谷，河坝里水都毛流!搭帮下子，让斗子给埃，等稳就要做到来食啊!”

地主:“好，你十分话紧了，埃的口食谷都让点子把你，你肯不肯出这多价钱呢?”

农民:“先生，莫这样贵，算减点子给埃!”

价钱如了地主的意了，然后把谷子粜与农民。

有个传遍全县的故事:篁乡地主刘福郎，是个著名刻薄的人，青黄不接时候，他把有谷掺进精谷里发粜。有一天，有个农民到他家里籴谷子，他叫他的媳妇和女儿道:“要衫裤子着就要去捞!”农民们把他这句话传了出去，就成了全县闻名的大笑话。为什么这句话会成笑话呢?因为寻乌习惯，女子偷人叫“捞”，把有谷掺进精谷去也叫做“捞”。他当着农民不好明说把有谷掺进精谷，一个不留心，对他的媳妇和女儿说出那句好笑的话来，就成了流传至今的典故。

9.劳役

劳役制度全县都没有了。地主有紧急事如婚丧等类，也常常求佃户替他做事。地主带耕一点田地，农忙时候，也常常求佃户替他做工。但通通是出工钱的。

10.土地买卖

据知事公署粮柜上当雇员的刘亮凡说，民国十四年全县把田出卖的有六百家(买田的不足六百家，因为有一家买几契田的)，以全县三万家计(十二万人，每四人为一家)，每五十家中有一家破产。至于典当，更多于卖绝，每百家有五家把田典出(典进的每百家有二家，因一家有典进几契田的)。即是寻乌近年每年有百分之二的人家破产，有百分之五的人家半破产。

田价:坑田每石租十七元到二十元，塅田每石租三十元到四十元。普通坑田二十元，塅田三十元。典当坑田每石租典价普通十五元，塅田普通二十元到二十五元。

典当分为“过手”、“不过手”。过手，是田主收了典主的典价之后，把田交了给典主，典主收了田或自己耕或佃给别人耕，都由他作主，田主不能过问。过手之后，典主也没有租送给田主了，田主除了保留收回权之外，简直和卖绝一样，因为主权的大半已在典主手里了。不过手，由典主将典价交与田主，而田仍由田主耕种，每年量租给典主，租率是照普通田租一样，每一石谷田交一石谷租(两档共)。譬如塅田典价每石租二十元，田主得了二十元，交出一石租，每石谷价普通四元，利率是年二分。为什么典田利率低于社会借钱利率呢(普通借钱年利三分起码)?因为一般富农(新发户子们)的心理，高利放债不如低利典田靠得住，“把钱放到泥里头”是很稳当的。富农们为什么不买田而去典田呢?因为农民和地主的破产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先典后买”，成了普遍现象。但“田就姓大，一典就卖”，也是普遍现象，故买田与典田仅仅相差一间。过手不过手二者，过手的占百分之九十，不过手的占百分之十。不过手的多半是包租(铁租)，但也有法律上过手，而由原主向典主书立赁字成为东佃关系仍耕着这份田地的。这是于债主(典主)债户(田主)关系之外，再加一层东佃关系。

不过手典当的田，有些是偷典的。就是那些“嫖赌食着”的少爷们，当他们赌输了或者没有嫖钱了，欠了暗帐，不得开交的时候，便瞒了他的父亲把田秘密典给那些强房大姓的富农或地主之手，等到他的父亲死了，然后把田过手。为什么要典给强房大姓呢?因为只有强房大姓才不怕事，秘密发觉了，他就公开起来，也不怕他的父亲不依。

典田不过手，也是典主对田主的一种重利盘剥的机会。因为田主每年交租交不清时，典主就对那未清部分行起息来，年年加多，最后非把这份田完全卖给典主不可。这种欠租利息是三分以上的高利贷，而不是二分的典价利息。

B.高利剥削

1.钱利

钱利三分起码，也是普通利，占百分之七十，加四利占百分之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二十。通通要抵押，有田地的拿田地抵押，无田地的拿房屋、拿牛猪、拿木梓抵押，都要在“借字”上写明。大地主、中地主、公堂、新发户子(发财的小地主及富农)都有钱借。其中以借额论，中地主占百分之五十，新发户子占百分之三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二十。以起数论，新发户子最多，占百分之七十五，中地主占百分之二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五。以借债人论，加五利(年利五分，每百元利五十元)、加一利(月利一分，每百元年利百二十元)差不多通通是贫农借的。加三利(月利三厘，每百元年利三十六元)也有，但极少。以贫农借额作一百，加三利占百分之二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七十，加一利占百分之十。贫农的借主多半是新发户子，三元五元，十元八元，零零碎碎，利上起利。抵押品贫农无田可指，多半指房子，指牛猪。借主时时想吞并贫农的房屋牛猪，或他很小的一块田，或一个园子，察到贫农要钱用，就借给他，还不起，就没收抵押品。也有中等地主借这种吞蚀贫农的小份子债的，古柏的祖父古有尧就是一个例。他曾经用这种借贷法吞并贫农三个菜园子、两个房子。今天借一元，明天借两元，逐渐成一大注，便有资格吞并一个菜园子了。他常常处心积虑，用这种乘人之危、零碎借债的方法去谋人的财产。他于地方的事、公堂的事一切不管，因为这些事颇妨碍于他个人的发财。他算得个典型的重利盘剥者。

加三利，多半是富农向富农借的，借债的用途是做米贩、做猪贩或者往市上开家小商店。为什么富农向富农借得到加三利，贫农只借得到加五、加一利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趸”。普通总是二百元、三百元一借，还了来，作得用，不像贫农之三元五元一借，零碎得很，还了来，也不能作个什么用。二是靠得住。富农有田契作抵押，他的经营又是生利的、有希望的，不像贫农之财产很少，借钱多半是为消费或转还别人债务，很不可靠。

中等地主的钱多半是借给那些小地主中之破落户及正在走向破产路上的农民，他的目的也是在于吞并土地。

大地主及公堂的钱很少借给人家的，因为大地主的目的在享乐而不在增殖资本，做八十酒呀，起大房子呀，留了钱做这些用，送子弟读书也要用钱(这不是他的重要目的)。一小部分商业化的大地主，拿了钱去做生意。因此，也就无钱借与别人。那些有多钱余剩的，没有工商业可以大注地投资，零零碎碎借给小地主及农民，既借不得几多，又不甚可靠，他就宁可挖窖埋藏，不贪这点利息。加以军阀捐派频繁，看见多钱出借之家，就这也要捐，那也要派，闹得不得下地。陈炯明部下林虎、刘志陆[37]，在篁乡向大中地主、公堂、神会派了万多元，派过两三次，因此更发使他们把钱藏起来。

2.谷利

谷利比钱利重得多，乃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十二月、三月两个期间借的最多。贫农为了过年，故十二月要借谷；为了莳田，故三月要借谷。不论十二月借，三月借，均六月早子收割时候要还他，利息均是加五，即借一石还一石半(三箩)。这种六个月乃至三个月算去百分之五十的利息的制度，乃是高利贷中很厉害的。

贫农六月收下早子，还去租谷和借谷，吃到八月就没有谷子了，又要跟地主富农借谷。八月借谷一石，十月打番子时候还他，加二利，要还一石二斗。若贫农十月还不起，只得同债主说:“埃今年毛有还了，明年早子收了再还。”债主就说:“也可以的，本利加算起来才行。借给你的那一石本，算加五利是五斗，那利息二斗利上起利也要加五，就是一斗，你明年六月总共还我一石八斗。”(本一石，加利二斗，又加利五斗，又加利一斗，共一石八斗。)那末从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一个对年，共是加八利。假若他明年六月又还不起，那末从一石八斗再行加五起算。假如那个农民到了那年番子时又还不起，转到次年六月，再转到次年八月，如此转下去，一年转两回，转到十年就成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

3.油利

油利是所有借贷关系中的最恶劣者。所谓“对加油”，寻乌南半县有茶子山的地方都有的，北半县没有茶子山，所以没有对加油。什么叫做对加油呢?借一斤，还两斤，借两斤，还四斤，借四斤，还八斤，这样叫做对加油。什么期限呢?九月打油时候为标准，九月以前一年之内不论什么时候借的，一概对加利。

油山[38]是地主或富农的，租给贫农耕种，地主富农收油租，二十斤油收十斤，六十斤油收三十斤，计收百分之五十。地主富农收了这些油租，大概百分之九十是挑赴市场发卖，百分之十是用对加利借给贫农。但他借时，往往说这油是他儿子或他媳妇的私家油。有些呢，也确是他儿子、媳妇的私家油，富农家里的媳妇们和他还没有当家的儿子们常常有私油。它的来历是，当摘茶子的时候将过了，茶子树下的零茶子遗落没有拾的，他们就拾起，打出油来作为他们的私财，他们就有资格放高利贷。

“先生，借点钱给埃!”

“毛!”

“借点谷给埃!”

“毛!”

“毛有吃了，总要借点子!”

“油就有，埃奶子的。”

贫农目的不是借油，因为油利太贵了，但因为地主富农钱谷都不肯借，迫着只得借油，借了油去变卖成钱，再籴谷子吃饭。

也有借油吃的。贫农们打禾子，没有油吃，提个壶子跑到地主富农家里借一壶油，六月借油九月还，一壶还了两壶去。贫农家里没有秤，有些贫农的老婆、媳妇也不识秤，借一壶还两壶，她们是容易记得的。

4.卖奶子

上面第二节里所说十年拖欠的话是假设的，事实上债主很少准许农民一笔账拖到十年之久。他总是压迫农民很快还清，还清一次，再借二次，因为他怕农民欠久了靠不住。通常情形是准许农民还本欠息，息上加息，推算下去，也只三年五年打止，不准太欠久了。债主怎样强迫农民还债呢?打禾了，债主挑了箩子走到农民的稻田里去，对农民说:“你的谷子还了我来!”农民无法，望着债主挑了谷去。既交了租，又还了债，“禾头根下毛饭吃”，就是指的这种情形。许多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之下扯着袖子揩眼泪呢!

“嫁姑娘卖奶子，都要还埃。”这是寻乌的习惯话。债主们对那种“可恶的顽皮农民”逼债，逼到九曲三河气愤不过的时候，往往是这样说的。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刘亮凡是城区富福山人，富福山离城十八里，那村子里共有三十七家人，分为刘、曹、陈、林、黄五姓，共有五家卖奶子(客籍叫儿子曰奶子)的，内三家都姓刘，是刘亮凡(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的亲房，名字叫做刘昌育、刘昌伦、刘昌纯，其他两家，一家叫林芳廷，一家叫陈良有。刘昌育(刘亮凡的胞叔)是小木工人，余四个都是佃农。刘昌育有四个奶子卖去三个，刘昌伦三个奶子卖去一个，刘昌纯两个奶子卖去一个，林芳廷三个奶子卖去两个，陈良有一个奶子卖去一半。五家都是因为破产到完全没有了，没法子，把奶子变卖得些钱，一面还清债主的账，一面自己吃饭。买主都是附近村庄里的本姓绅士和富农，绅士更多，富农次之。卖价每个百元(起码)到两百元(最多)。卖时两家在名义上不说“卖”而说“过继”，但社会上一般都说“卖奶子”。要写张“过继帖”，普通也叫作“身契”。过继帖上面写道:

“立过继帖人某某，今因家贫无奈，告借无门，人口嗷嗷，无力养育，情愿商请房族戚友将所生第几男过继于某宗兄为男，当得身价洋若干元。自过继之后，任凭养父教读婚配，倘有打骂等情，生父不得干涉。两方甘愿，并无勒迫，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此过继帖一纸为据。

媒人某押

某押

某押

房族某押

某押

某押

戚友某押

某押

某押

父某押

母某押

兄某押

弟某押

某某代笔

某年某月某日立”

这种卖身契只有卖主写给买主，买主不写文件给卖主。所谓媒人即是中人，多的有四五个，都要“水扣钱”，抽卖价的百分之五。房族戚友临场有多到十几个的，都要“画押钱”，归买主出。亲房及强梁的(多半是绅士)画押钱要多，有十多元到二十元的，普通房族戚友画押钱每人一元以内。奶子的年龄有三四岁的，有七八岁的，有十三四岁的。买卖奶子，由媒人背了送到买主家。这时候奶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甚至两夫妻打起架来，妻骂夫没有用，寻不到饭吃要卖奶子，旁人也多有替他们流泪的。刘昌育卖奶子，他的侄儿刘亮凡就是一个看不过意流了泪的。现在讲到调查会的第二个农友李大顺，看他供给的材料又是怎样?他是双桥区的黄沙村人，他那个村是个有人家四百户左右的大村，内中卖奶子而被他亲眼看见的有五家，每家卖出一个奶子。有一家是卖往广东平远县的八尺地方，李大顺在路上撞到这个背着小奶子的父亲往平远方向一路哭了去，这人撞到熟人脸上不好意思到十分。他为什么要把奶子卖往广东八尺呢?因为卖的价钱更高，一个奶子卖得二百多到三百元。不论卖到什么地方，四五岁的幼年奶子卖的价钱更高，因为容易“养得疼”(带得亲)。年龄大了，像八九岁的、十多岁的，反倒卖不起价钱，因为不容易带得亲，并且容易跑掉。至于到调查会的第三个农友梅治平，他是双桥区蓝田村的农民，他村里也有卖奶子的事。他的叔父梅宏波穷得不得了，三个奶子一个过番(往南洋)去了，一个在家，一个卖往平远。附近暗径村，贫农梅传华七个奶子，卖出五个。那天调查会到的就是刘、李、梅三位，他们自己村子里出卖儿子的事，就有上述那么多起。三人中一个是北半县人(刘)，两个是南半县人，那末全县的情形也不难推知了。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刘亮凡说，他曾见过和听过卖儿子的事，在他家乡的附近共有上百的数目。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

听见人家卖了儿子了，债主就急急地到他家里去讨账。“卖了奶子还不还埃(我)吗!”债主很恶声地叫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5.打会

打会的目的是互相扶助，不是剥削。如为了娶媳妇，做生意，死了人要埋葬，还账等等，就邀集亲戚朋友打个会。但月子会、隔年会、四季会，因为标利很重，结果变成剥削农民。

打会的人(会头)不是全无资产的人，多半是中农阶级及小商人中间打会的多。富农不消打会，极贫的贫农想邀个会也邀不到，只有半自耕农，佃农中之有牛力、农具者，自耕农，市镇上较活动没有破产危险的小商人，他们邀会才有人来。

会有长年会、半年会、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五种。

长年会是六个人，六年完满。除头会外，每人出洋十元，共五十元，交与头会。头会“没本盖利”，三年加三(每年盖利十五元，共四十五元)，两年加二半(每年盖利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计六年头会要盖利八十元，本则“没收”去了。二会以后没本盖利制度与头会同，惟利息逐年减轻。如二会是二年加三(每年十五元，共三十元)，二年加二半(每年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盖利息六十五元。三会以后盖利更少。“头会卖脸皮，二会捡便宜”，说的是头会虽得经济利益，但须低头求人才打成会，二会既不求人又得利益。

半年会采取标息制度，每半年标一次，人数八个起码，九个、十个、十一个以至二十多个都有。半年会不是没本盖利，而是每半年一了。(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缺。)

C.税捐剥削

1.钱粮(1)地丁　全县一千四百二十四两，每两还正税大洋三元，附税二角四分。它原本不是钱而是米，每石谷田完地丁米八勺(每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每升地丁米折成忙银六分四厘二，再照每两忙银折成大洋三元二角四分，约计每石谷田完大洋二分。相传从前安远典史杨霄远跑到北京皇帝老子那里，头上顶个盘子，盘子里面覆着许多酒杯子，表示安远、寻乌两县山多田少，手里拿着一篇奏文，上面写着“万顷山冈一线田”等等话头，请求减轻田赋，弄得那个皇帝大发脾气，说你那么个小官敢到我的面前上奏，我可不依，喝声推出斩首。然后拿了奏文一看，看到“万顷山冈一线田”的地方，却说“话还说得有理”，就批准他的奏文。因此安、寻两县田赋较之他处为轻。至今两县地主富农当每年完粮时候，还要拿些香烛到杨霄远庙里祭他一番。两个县城都有杨公庙。

(2)官租　篁乡全区，三标区一部分，城区也有一点，名曰“官田”。政府收官租不收地丁，共计九百四十多两，较之地丁贵得八九倍，大概每石谷田要完小洋二毛。为什么有这种官田呢?明朝篁乡出了个“霸王”，名叫叶楷，盘据篁乡多年，与明朝皇帝作对，皇帝用计把他剿平，把所有篁乡全区叶楷管辖地方的田地充公，名曰官田，禁止买卖，只能用佃户与佃户之间转移田地的名义，叫做“顶退”。三标官田的来历与篁乡相同，那里曾为叶楷部属占据过。城区的一点小的官田，则因那里的人曾经犯了皇帝老子的法，因此没收了他的田来。

(3)合计　地丁、官租二项，合计银二千三百六十余两，每两折三元二角四分大洋，也不过七千六百四十余元。由于沙冲水破，逃亡孤绝，贫苦拖欠几种原因，每年有两成收不到手，实际只能收六千一百十二元左右。

(4)苦甚　上述田赋数量，每年不过六千一百余元，而县署用款如行政经费、司法经费、监所经费、人犯囚粮、慈善经费各项，每年须用一万余元，以之抵充，不足远甚。故到寻乌做官的人，莫不觉得苦甚，便一意勾结豪绅，借种种事故压榨贫民。至于烟、酒、屠宰等税，直接归省政府，不与县署相干，县署能指挥的只有田赋一项。

(5)陋规　县署钱粮经征柜上有几种陋规:第一是银水，每块钱至少吃去半毛至多一毛。譬如市价每小洋十二毛折大洋一元，粮柜上却要收十二毛半，全年六千一百余元，每年可吃银水三百多元，这是粮柜上的第一个大剥削。经征主任没有薪水，专靠银水及其他陋规养他。第二是过割礼，又名割粮礼，民间买卖田地要交割粮礼，粮柜上每户要收过割礼二毛，全年约有六百户割粮，可得一百二十元。第三是填写礼，田地买卖不但要交割粮礼，而且要税契，就是要拿土契到粮柜上斢张官契(财政厅发下来的)，将土契文字填写到官契之上，每张收填写礼二毛，全年所得总数与过割礼同。第四是券票礼，即粮票钱，每张小洋三分，全年约二千张，共六十元。以上四种陋规，除银水外，都是公共的。每个知事新到任，粮柜主任要孝敬二十元至三十元与他，名曰“点规”，即是希望新任知事再点他做粮柜主任的意思。此外，还有过节礼(端午)、过年礼，不但要送知事，而且要送财政科长，知事送物，科长送钱(十元到二十元)。这些耗费都是出之于陋规。

(6)管钱粮的　寻乌县有三个管钱粮的，刘士辉、刘梅芳、黄少堂。民国以来就是他们管钱粮，他们挟着几本粮册做宝贝，勾结历任县知事把这个职务当做世袭。由三人中互推一人为主任，其余两人为户书。红军到城，三个都挟着粮册跑掉了。

2.烟酒印花税

寻乌的烟酒印花税，每月小洋各六十元，共百二十元，一个商人承包，在北门内设个税局。除县城外，每月往澄江、吉潭、三标、石排下、留车、车头、牛斗光、珠村圩、荒塘肚、公平圩、篁乡圩、中和圩、岑峰圩、茅坪圩、龙岗圩、上坪圩等十六个圩场收税一次。每个小酒摊子卖酒，每个小杂货店卖黄烟，都要抽税。老实的，多敲他一点，调皮的，照章程收。每月一百二十元包税，实收可得二百元，赚八十元。税局要用局丁二名、火夫一名。包商多半是赣州人。

3.屠宰税

也是包，每月八十元税额，实收百五十余元，赚七十余元。也设一个局，局丁一名，火夫一名。局丁不但招扶局长，还要帮他出外收税。百五十余元，城中即占四十八元八毛(三个肉案)。包商也是赣州人。只能收到圩场有定案的屠户，章程虽然说的乡下人家杀一个猪也要完税，实际收不到。

4.护商捐

是一种地方捐，普通叫做“百货捐”。国民党经费、靖卫团经费都从此出，公安局没钱用也要拨一份给它。县百货捐总局归地方财政局管辖，县城北门外、吉潭圩、盘古隘，各设分局。油、盐、米、豆、鸡、鸭、牛、猪、羊、狗、水货、杂货、布匹，凡属路途过往货物，无论什么都要抽税，每件半毛起码，五毛为止。米果、水果、柴火、竹木器等附近乡下挑到圩场零碎发卖而非远途过往的东西，不收税。反过来说，一切远途过往的东西都要收税。南半县留车、牛斗光等处群众斗争发展，便无法设局收税。三个分局每月数额二千元以上，吉潭过去有一个月收过二千多元，北门外过去有一个月收过八百多元，盘古隘过去无局，谢嘉猷最近才设立。名字叫做“护商捐”，实则商民恨得要死。

5.牛捐

县城一处，每年一千七百多元，无局，由三四个股东承包，一人出面办理。四年来都是新寻派何子贞的老子何学才出面包办。一千七百多元捐额，实际则收二千三四百元，也是一笔地方捐，归财政局管理支配。

6.赌博捐

名字叫做“公益捐”，包括赌摊与花会，亦属地方经费，由财政局派征收员(何子韶做过两年)管理征收。县城一处每月收一千一百元，盛时每月收过一千八百余元。全县各圩同样要抽。前年每月全县收过三千多元，那时有刘士毅[39]派了一排人来县经办，名曰“防务捐”，每月提去二千元。赣南各县都是如此。后赣南旅省同乡会向省政府告了刘士毅，他不得不撤销，但地方豪绅继续征收如故。这是地方豪绅与刘士毅斗争的一幕小史，许多县都有这种斗争。

7.财政局总收入

财政局的收入是牛捐(年一千七百多元)、护商捐(年二万四千元)、考棚租(二千元左右)、宾兴租(以谷折钱计三千元左右)、孔庙租(三百元左右)等，共计年收三万元左右。其用途是，国民党县党部、靖卫队、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清乡局、公安局、新寻学校(何子贞、何挺拔办的)、普化学校(在澄江，谢嘉献、蓝玉卿办的)的开销，总而言之是豪绅及其走狗嫖赌、食着、鸦片烟的用费所从出。

8.派款借款

省政府的赣省公债派过三千元，二五库券派过二千元，中央公债派过一千元左右，金融善后借款派过四千元，军阀过往，如林虎、刘志陆、李易标、黄任寰[40]、许崇智、赖世璜过了多回，前后派过四万多元。以上这些派借款项，由县署分摊到各区、各村、各圩，凡有一石谷田以上的，小商一百元资本以上的，均要派到。凡操到政权的豪绅地主大商，从县到乡各级机关的办事人，均不出钱，对他们的亲戚朋友也为之设法酌减。于是款子都派在那些老实的弱小的地主、富农、商人身上。还要加派手续费、夫马费、茶水费，如上头要派一千元，财政局就要派一千二百元，接下去区乡两级又各要加派，借此渔利。上面借了款去如公债等，间有还下来的，军队借款亦间有还来的，县城及各区保卫团豪绅们一把吞了下去，从不发还与借户。汪子渊当保卫团总时，吞没军队还来借款一千余元，惹起篁乡一带借户和他打官司，始终没有打得出一个铜板。

(九)寻乌的文化

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

不识字　　　　　　　 百分之六十

识字　　　　　　　　 百分之四十

识字二百　　　　　　 百分之二十

能记账　　　　　　　 百分之十五

能看三国　　　　　　 百分之五

能写信　　　　　　　 百分之三点五

能做文章　　　　　　 百分之一

初小学生　　　　　　 百分之五(五千人)

高小学生　　　　　　 百分之八(八千人)

中学生　　　　　　　 五百人

大学生　　　　　　　 三十人

出洋学生　　　　　　 六人

秀才　　　　　　　　 四百人

举人　　　　　　　　 一人

(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

高小学生多于初小，是因为进高小的多由读蒙馆后直接进去的。全县初小每区不出十个，七区共七十个，每个以五十人计共三千五百人。此外半新不旧的初小，有其名无其实或者连招牌也没有挂的有八十个，学生约一千五百人。两项共五千人上下。

高小每区至少一个。双桥区经常有两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四个。南八区有二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三个。城区有二个(城内之城东学校及田背之曹仓学校)。篁乡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三个。县城有三个(除城东)。全县经常有高小十三个，最盛时期(三二五暴动前中国大革命前后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有十八个。普通每校有一百学生。前清光绪末年办起到最近，最老的有二十多年历史，共有学生一万左右，一万人中已经死掉了二千左右。高小学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与富农子弟各占小部分。

本县有四个中学，但都短命。项山大地主“屎缸伯公”办的知耻中学(项山小杭)办了一年，双桥地主们联合办的尚志中学(在坵坊)办了半年，澄江公立的普化中学(在澄江圩)办了两年，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在县城)办了两个月，总共出了一百多个没有毕业的学生。中学生的大多数是在梅县、平远、赣州三处中学读书的(每处各一百名左右)。全部都是地主子弟，其中亦是小地主占大多数。

大学生中大多数出于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只占着五个。刘维炉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了一学期，刘维锷在北大读了二年，邝才诚在北京师大读了一年多，三个都是共产党员。二刘三二五暴动时被杀，邝任红军五十团参谋长，在澄江被谢嘉猷捉着割死。邝世芳在北京朝阳大学读四年，病死，思想是革命的。凌得路在北京文化大学读一年，到俄国留学，以不能供给饭费，在芬兰使馆教大使家塾，思想是革命的。五人都是由祠堂供给学费才进大学的。大地主出身的二十五个大学生(及专门学校学生)全部反动，主要如何子贞(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寻乌靖卫队长)、赖世源(北京师大预科二年，在篁乡参加反革命)、刘鸿翔(北京文化大学读两年，在南八区领导反革命)，三人均在寻乌，其余多在外头，属于蒋介石派。共大学生三十人，十分之八是读法科。

出洋学生六人中，潘作琴(英国医科毕业，在汕头行医)、丘凌云(到英国走过一回，其实不算留学，天津锅炉公司工程师)、丘伟伍(日本帝大毕业，新寻派中坚，随何子贞跑了)、古子平(从日本买了一张文凭回来，大嫖大赌，篁乡人，做过教育会长，此次在篁乡炮楼中被红军攻走)四人均大中地主出身。曾有澜(最先出外留学的，光绪年间去日本，法科毕业，在奉天、北京、湖北做法官，中山中学派曾捧他为假首领，三二五暴动失败房子被烧，现加入改组派)、邝摩汉(日本留学，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北京文化大学教务主任，与寻乌大地主谢杰在南京办汽车公司)二人出身不属大中地主。曾是小地主，官费留学日本。邝是贫农，高小毕业，进南昌宪兵学校，有个什么人赏识他，供给他钱去日本。

秀才生存者全县还有四百个，其中篁乡区塘背古姓一村六百人中占去十一个，是秀才最集中的地方。古柏的高祖七十岁，死时起个“圣旨”牌坊，中间写着“亲见七代”，两边写着“眼见五廪贡”、“膝绕十二衿”，说的就是那时候他的孙子同时有十二个秀才。塘背古姓的旧文化在全县是最盛的，他们在政治上也历来占着支配的地位。南八区车头乡二千人中有秀才九人，也算是很多的。南八区龙图乡一千四百人中有秀才二个，则算是少的。近数年来，秀才们大多数无所事事，在乡村中当“老太”(本姓农民呼尊长叫“老太”，地方上人称他则曰“先生”)。这班人多半是收租的小地主，一小部分教书(旧书，也有新书)，又一小部分行医以为生。秀才都是地主阶级的产物，但也有极少数是从贫农阶级出身，受地主的栽培而读书进学的。寻乌唯一的现存举人古鹿苹，他的父亲是个雇农，苦得没有饭吃。他小时提个小篮子卖小口(糖子、荸荠、咸萝卜等等)，后来读书，先生见他聪明，不收他的学费，以此读出头来。他做过两任县知事、两任省议员。他在乡间是个极顽滑的，什么人都同他好，他亦表面上赞成新派，同时又禁止他的女儿剪头发，限制她的婚姻自由。南半县土地斗争起来，他采取反对态度，这次红军进攻古姓炮楼，他又主张投降。

南半县土地斗争胜利，每个乡苏维埃至少办了一个列宁小学校，普通是每乡两个，特别地方(龙图、牛斗光)办了四个，每校学生四五十人。学校及学生数比旧时国民学校增多一倍。小孩子们说:“若不是土地革命我们没有书读。”高小因无经费也没有教员(革命知识分子忙于参加斗争去了)，还没有办起来。

第五章 寻乌的土地斗争

(一)分配土地的方法

有几种分配土地的方法。主要的是照人口平分。全县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方没有分配土地。就已经分配了的说，照男女老少平分法去分配的占百分之八十。当土地斗争初起时没有成法可援，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县政府)提出了四个办法，要区乡苏维埃召集群众代表开会讨论，任凭选择一种。那四个办法是:一、照人口平分；二、照劳动力状况分配，劳动力多的多分，劳动力少的少分，即四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为一劳动单位分全田，四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分半田；三、照生活财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艺的少分，无他职业的多分；四、照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施行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个办法。后头斗争发展，寻乌党就采取第一种办法作为主要办法，推行各区，得到了多数贫农群众的拥护。现在照这个办法来分配的土地，占全分配区域百分之八十。这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通通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去分配。

有些地方是四岁以下的不分；四岁以上直到老年，不会劳动的分五成或七成，其余分十成。行这种办法的有留车、枫山、上磜、大同四个乡，约有一万人口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照人口平分之后，不会劳动的因为无力耕种退回田之一部分(退的数目多少不等，由本人自定)于苏维埃，由苏维埃补给有劳动力的人耕种。结果成为有劳动力的多分，无劳动力的少分，与县政府提出的第二种办法差不多。不同的是由农民自动地在分田之后退回一部分田地，而不是一开始就按劳动力标准分配。这样做的有龙图一个乡。还有黄沙乡也是退田，不过不是农民自动退田，而是政府于平分之后见着一些人得了田无力耕种，就命令他们退回一部分。要农民退田，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不过若硬要退肥田，而不准他们退瘦田，他们就不喜欢。龙图、黄沙两乡共有二千五百人。

此外，还有大田乡的自由耕种，愿耕多少就耕多少。这是因为大田乡经过白色大屠杀，杀死壮丁近百、老小数十，有几家全家被杀，又有二三十人当赤卫队，或往外县做革命工作去了，全乡原有八百人，现只六百人，有许多田无人耕种，同时全乡的牛一条不剩地都被反动派牵去了，所以只得任人取耕，全不限制，牛则从别乡土豪家牵来使用。

(二)山林分配问题

全县对于山林，除牛斗光一个乡外，均没有分配，仍由原耕作人经营，名义上全归苏维埃公有，耕种人向苏维埃纳地税。为什么牛斗光的山林分了呢?因为那乡人多田少，农民要求分山迫切。此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仍然迫切要求分山，如附城南门外、北门外一带的农民，因为山权在各大姓公堂手里，小姓农民没山种，他们就迫切要求分山。

(三)池塘分配问题

所有权归苏维埃，使用权归农民，由池塘的邻近人家轮流管理，每年更换一家。全县都是这个办法。

(四)房屋分配问题

没有分，但准许屋少的或被反动派烧了屋的，搬进屋多的人家去住。双桥、南八两区被敌人烧屋很多，那些烧了屋的人都搬进附近地主富农家里去住，搬进中农贫农家里去住的也有。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屋主不欢喜新来的人在他家里生儿子。寻乌习惯，若别人在自己家里生了儿子，就认为他那一家的“精灵”会被那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了。从前双桥区的芳田乡有个进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人们就说是夺了他外祖家的风水。这件事全县闻名。三二五暴动失败，留车暴动总指挥钟锡璆的老婆避难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会生育，就赶快要她走。后头跑到龙川县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山上搭了个寮子才把儿子生下来。现在一般被工农占住的人家，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别人在他家里生儿子，但心里是不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由现在这种“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为了这个，他们不但反对以区为单位分田，并且连乡为单位都不赞成。他们衷心愿意的还是以村为单位分田，使他们本村的田完全为本村所得。所以寻乌现在土地分配状况虽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乡为单位分的，但多数农民对于这一办法并不热烈拥护，而只是不积极反对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积极反对呢?则因一乡之中，村与村的土地数量虽有参差，并不怎样悬殊，照乡为单位分了，他们在经济上所受的损失为数甚为微小。至于那些村与村的土地数量相差很厉害的地方，或者是村的区域很大差不多等于别处一个乡的地方，他们就坚决反对以乡为单位，如城区的城郊乡(分为四村)、新寨乡(分为二村)，南八区的珠村乡(分为六村)等处地方，均以村为单位分配。但这种地区不多，只占全县百分之十五。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这区移到那区农民自己不赞成，就是这乡移到那乡也不赞成。“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还有迷信风水，以为祖宗坟墓所在，抛去不利。农民相信风水是于他们的生产有利的。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还有因为地理的原因，如车头地方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那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小龙去(同一个区，相隔十多里)，也同样是经济理由。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

(六)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城内农民分田最少，每人一石八斗，为全县分田最少的地区。原因是过去耕田的少，过去不耕田而现在要求分田的游民和娼妓很多，因此把田分得少了。娼妓有爱人的跟爱人跑了。没有爱人的无论如何要求分田，她们说:“没有生意了，不分田会饿死。”人们说她们不会耕，她们说:“我来学呀!”实在她们业已在耕田了。游民同娼妓大多数都是分了田的。那些分了田的游民都是比较有耕种能力的，如有儿子，有少数本钱的；娼妓则是有丈夫或儿子的，她们每家有三五口人，迫切要求分田，若不分给，她们就闹。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也就分了田给她们。但也有一部分不分的，就是纯粹的流氓或娼妓而完全没有耕种能力的。以城郊说，游民分了田的占百分之六十，毫无耕种能力不分田的占百分之四十。

(七)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城郊最少，每人每档(一年收两季，每季为一档)一石八斗。城区四厢又多一点，每人每档三石多。双桥区最多，每人每档七石以上。龙图、河角圩每人每档七石。但大多数地方都是每人每档分五石。每人每天要食米一斤，一年三百六十斤，一百八十斤合一石，共米二石，即谷四石。分田石数都是水谷(即毛谷)，每档分五石的，一年两档共十石。十石水谷能晒八石燥谷，食去四石，尚余四石。这四石谷年节做米果呀，蒸酒呀，去了二三石，剩下一二石，不敷衣服、油盐、社会交际(婚丧年节)的日常用度。那末他怎样补足呢?便靠畜猪子、养鸡鸭、种小菜(指城市附近)、种甘蔗、栽竹木、种杂粮(番薯、芋子、包粟、豆子)以及兼做手工(做各种圆木和各种竹器，如锅盖、桶子、饭甑、脚盆、尿桶、水勺、竹椅子、斗篷、簸箕、米筛、畚箕、火笼、竹篮子等等东西。以上那些竹木器，农民兼做的多，专门竹木工做的少，农民甚至有兼做台、凳、椅、桌的)，兼挑脚(挑米脚、挑盐脚、挑豆脚、挑油脚、挑杂货脚，都是帮助人家挑，挑米盐两脚的最多，余较少)，兼做小买卖(贩油、盐、米、豆、猪、鸡以至米果等等)，兼为资本家做工(采香菇、做纸工、采茶等)。上举各项，每人兼做一门或两门，用这种方法补足生活。全家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杂收占三分之一。

(八)留公田问题

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九)分配快慢

后起的北半县分配得很快，如城区从暴动占领县城到田地分配完毕，只有二十天时间。还有南八区的车头、龙图及三水区的上坪分配得更快，只要一天调查完结，两天算清，又一天宣布，此外的时间是照每人应得的数目实行抽多补少，确定每家田地的区划。这样，至快也需要一星期，因为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南半县的大部分(除车头、龙图)却分配得慢。去年二月起，双桥一带就有了武装斗争，但到十一月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才开始发表册下去，做土地调查。调查费了一个月还没有调查清楚。原因是调查方法不对，调查表内容很复杂(人口、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年龄、土地所有权属谁、土地界址、面积数目、每年收成等等)，不必调查的项目也列了进去，调查手续又很麻烦(县革委将调查表发往各乡，调查好了再送县革委审查)，以致延长时日不能分田。今年一月才变更方法，调查表只列简单几项(家长姓名、一家人口总数、能耕种的若干、不能耕种的若干、专做工商业的若干、耕田若干、应分田若干)。调查手续，由乡政府召集“分田大会”，每家出一代表，讨论分田办法之后，当场调查(会场上摆设许多桌子，每个小村的代表们围绕一张桌子，众人口报，一人手录)，送交乡政府核清，将人口总数除田的总数，得出每人应分数目，在通衢公布。从调查到公布，只需四天(调查一天，算清两天，公布一天)。剩下就是实际分配，即从第五天起每个乡政府同时派出指导员十多人，分往各村，踏看田地肥瘦，并验第一天调查场中是否实报无误。踏验明白，执行分配，抽多补少，确定界域。这种踏验、抽补工作较为麻烦，斗争亦多在其中，所以须费一星期内外的工夫。用这种方法从调查到分配完毕，至迟不过两星期即可办完。北半县后起地方，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十)一个“平”字

各乡分田会议中，讨论的问题是，乡为单位还是村为单位呢?人口标准分配还是劳动力标准分配呢?鱼塘、园、坝怎样分配(山林、房屋二者，寻乌没有提出讨论)呢?不准虚报，虚报的怎样处罚呢?至于没收标准问题简直不消讨论，因为红旗子一打起，那就是没收土地的宣告，用不着再有什么文字形式的宣告了。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十一)抵抗平田的人

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坏田。当群众强迫他拿出的时候，他愤然说:“遭人命也不拿!”乡政府不能解决。县政府派人到枫山，才把他压下去，肥田拿了出来。南八区牛斗光也有富农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乡政府怕他们，不敢作主，县政府的人去召集群众大会，才强迫富农小地主照办。双桥区大田乡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动派烧了房子的，自以为有功于革命。当群众要分他的田的时候，他恶声说:“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告知县政府，县政府要区政府去捉他。区政府负责人梅立三是个共产党员，因与梅元坤同族，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梅元坤否认说过那句话，田仍分出来，就此了事。还有双桥区荒塘肚乡政府负责人林某及徐溪乡政府负责人林某(他也是共产党员)，分田时独得好田。群众说“办事人得好田，我们补来的是坏田”，大为不满，斗争情绪因此低落。县政府把两人的好田撤回补给群众，群众才高兴了。以上几个例子，除梅元坤一家是反对没收他的田地外，其余都不是没收问题，而是肥瘦分配问题。所以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

(十二)原耕总合分配

“以乡为单位”，说的是人口单位，不是土地单位。土地是不能以区域限制的。甲乡的人在乙乡耕了田，乙乡的人也在甲乡耕了田，一乡的人在他的邻近各乡都有土地耕种关系。区与区的交界，县与县的交界，省与省的交界，农民都是互相交错地耕种土地。所以一乡的人拿了他们原在本乡及邻乡耕种着的土地，总合起来，平均分配，被认为是毫无疑义的。寻乌的土地分配也是这样。

(十三)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

有三种处理法。第一种是寻乌北半县现在行的(南半县分田在莳田之先，无此问题)，上档(又叫“早子”)归原耕，下档(又叫“番子”)归新户。这种办法，富农不吃亏，但一切耕田少的贫农及不耕田的地主与流氓都不满意。特别是地主与流氓觉得没有办法。不能收租了，地主无法得谷。赌博废止，又没有钱借了，流氓失了吃饭的财源。第二种是新户帮钱给原耕，上档亦归新户得谷。这种办法又分帮多与帮少。帮钱多，原耕自然满意；帮钱少，原耕当然不满意。但贫农及流氓群众就纷纷议论，甚至有的说:“几多子家门都了了，你这几根子狗骨气力都唔掼?”意思是说几多大财东都破产了，你这一点点多余东西也舍不得吗?寻乌法律上没有承认这种办法，农民却有自由行之者。像城区有那食不够的贫农帮一点钱给富农，要求富农让了上档的分出部分给他收割，颇有些人家是这样做。第三种是不论上下档谁分了谁就去收获，广东平远县有行之者。

(十四)非农民是否分田

流氓在县城方面，略有耕种能力的准许分田，毫无耕种能力的不分；在县城以外各区，因流氓人数少，一概分田。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大市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不足的酌量补足一部分。红军士兵和革命职业者，不但分田，而且苏维埃动员农民替他们耕种。地主在乡居住的准许分田。僧尼、道士、传教士要改变职业，即不做僧尼、道士、传教士了，方许分田，否则不分。算命及地理先生无规定，因为很少，大概都是分田的。南半县完全没有僧尼、道士、传教士、算命及地理先生等人了，他们一概改了职业。黄沙乡政府主席的父亲死了，请和尚做佛事，农民反对。寻乌本县很少“看地的”，看地的多属于兴国人。和尚很少，全县不过百把人。耶稣、天主两教，县城一个耶稣堂二百多人，一个天主堂一百多人，篁乡一个耶稣堂一百多人，牛斗光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吉潭一个耶稣堂一百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计耶稣堂五个七百人左右，天主堂一个百多人，共八百多人。耶稣堂属美国，过去县城有一个美国牧师，其余四处均中国人传教。天主堂属德国，有一个中国神甫。教徒成分，寡妇(内有贫农)及老年妇人(地主婆)占百分之三十，刁钻古怪的绅士及其家属占百分之三十，弱房小姓的农民占百分之二十(强房大姓的农民不入教)，地主出身没有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大概进教的不外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很坏的，一部分是很弱的。很坏的也不是流氓，而是那乡村中奸滑阴险想当霸王的，他们进教为了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种是受人压迫贪图保护的贫弱的人，他们的目的在于避祸。

(十五)废债问题

分为债与账两项。债是废除二分利以上的高利贷。该欠商人的叫作账，民国十七年元旦以前的不还，以后的要还。因为寻乌所有的债，没有在二分以下的，所以二分以上的不还，实际上即是整个的不还。亲戚朋友之间讲人情借来不要利息的债务，群众仍归还，但这是非常之少的。欠商人的账多属富农阶级，中农稍有一点。贫农雇农是没有商人赊账的。

(十六)土地税

去年收了抗租所得税，每抗租一石，收税二斗，在双桥、南八两区实行了。今年二月县革委扩大会规定不分等第普遍收土地税百分之十，税率与抗租所得税相等。这是一种不分等第(不是累进的)的税法。五月县苏维埃大会采用赣西苏维埃颁布的累进税法。

(十七)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犁田、耙田、挑粪草、挑谷米等项，虽因体力关系，多属男子担任，但帮挑粪草，帮担谷米、莳田、耘田、捡草、铲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项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帮助；砻谷、踏碓、淋园、莳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荡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项工作，则是女子作主，男子帮助。加以养育儿女是女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土地斗争发展，许多地方女子勇敢地参加斗争，这回四军二纵队打篁乡反动炮楼，篁乡的女子成群地挑柴去烧炮楼，又从反动地主家里抢了谷子出来。斗争胜利的地方她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各处乡政府设立之初，所接离婚案子日必数起，多是女子提出来的。男子虽也有提出来的，却是很少。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一个。男子在这个问题上却采取完全反对的态度，其中一小部分男子就消极起来了。“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这就是他们无力禁阻离婚表示叹息的话。这一部分多是属于贫农。一大部分男子是非常强硬的。芳田赤卫队队长曾家勋原有一个老婆，后来又勾到人家一个女子。原有老婆要求离婚，他不肯，对她说:“我家是有进没出的，你要离婚就一驳壳打死你!”龙图的富农刘学盛，反对他的老婆离婚，对革委的主席说:“她要离婚，我就捂了渠。捂掉了渠，我死都愿!”(“捂”，当地读无，消灭的意思；“渠”，当地读己，他的意思。)这一部分男子多半属于富农。政权机关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有过四次变更。第一次是去年十一月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明显地反对一夫多妻，承认原有老婆后有爱人而老婆不反对者无罪；主张有条件的离婚，而其条件并不甚苛，承认一方有疾病的，女子受压迫的，夫妻反目半年不同居的，男子出外一年无消息的，均准离婚；地主阶级毫无条件可离婚。同时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奸。这个申明传播后，南半县各地发生很多的男女间纷扰，最显著的是龙图与河角圩两乡(属南八区)的青年男女群众，几乎发生械斗。原因是两乡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时常调戏对乡成群的青年妇女。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她们成群上山去砍柴火，比平素归家时间要晏)。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他们两乡是同姓别房。到今年一月，因为发生捉奸的事，反对捉奸的群众就去干涉，结果几乎弄成械斗。上述事情之外，有老婆又新找一爱人的差不多每个乡村都有，老婆们就群起反对。政府在这种情形之下，来了一条相反的法律。今年二月县革委会扩大会，对“贞操问题”决议:“已结婚之男女，不准与另一男女发生性交，私奸者严办。”同时对所谓“爱人”问题亦定了一条法律:“反对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度，原有夫或妇未经离婚，不得另找爱人，过去有些错误的应即马上离去，只同一个结为夫妇。”对离婚问题没有变更。这个决议发表后，纠纷停止了，一致对付当时严重的时局，打破了敌人的“进剿”。五月二日占领县城，同时红军第四军占领了反动的北半县，发动会昌、安远、平远的群众。在这种形势之下，五月六日全县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取消了二月会议的贞操决议，虽然没有明白地规定禁止捉奸，但再不说什么“私奸者严办”了。此次对“爱人”问题采取了二月会议的意见，对离婚问题与前二次会议无异。但大会闭幕不到一个月，第三区苏维埃大会却大大变更了对“爱人”问题、离婚问题的决议，他们的口号是“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当然的结果，不但禁止捉奸，而且什么爱人也可以带了。这个案子通过的地区是寻乌全县斗争最久(一九二八年到今)，又是资本主义最先侵入的地区，时候则又在四军到来，会、安、寻、平四县斗争大大发展的时候。当这个案子提出的时候，提案人的演说是:“四军的人说了，有条件的离婚包含了封建思想。”这篇演说过后，案子就马上通过了。城区是新起来的，建设政权不上一月，男女问题已经闹得不亦乐乎。有一乡拒绝县政府派去的宣传员，他们说:“同志!你唔要来讲了，再讲埃村子里的女人会跑光了!”其实宣传员宣传的是“推翻封建势力”、“打土豪分田地”，离婚结婚问题也是照着法律讲的，但一经发动，就如水之就下不可制止。城郊一乡跑了十几个妇人，她们的老公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乡苏维埃在老公们的迫切要求之下出了一张告示，上面说道:“一般青年男女，误解自由，黑夜逃跑，纷纷找爱。原配未弃，新爱复来。似此养成，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偷偷摸摸，不伦不类……。”这篇告示，明显地描画了成年老公们的呼声。不过这种“不伦不类”的潮流——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

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护婚姻自由的口号。贫农阶级已结婚的成年男子，一般说来是反对离婚自由的，但他们反对的态度不是那种反革命性的顽强态度，他们只觉得老婆跑了不得下地。他们的叹声是:“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他们跑到乡政府请求设个法子，他们也不敢打他们的老婆了，即使是十分呕气的事。富农小地主阶级的成年男子们就完全不同，那种“捂了渠”，“一驳壳打死你”，都是他们反革命性的横蛮无理的表示。至于成年农民男子们为什么要反对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没有问题)呢?非常明显，他们是为了劳动力。

那末，农民男子是反对女子解放到底的吗?不是的，特别是贫农雇农阶级他们很快就会给予女子以完全的解放，在他们整个阶级解放完成了之后。他们之所以惧怕跑掉老婆，乃是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充分看见推翻封建剥削以后的成果的时候所发生出来的一种思想。只要土地斗争一深入，他们对于婚姻问题的态度就要大大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