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发展史（二十九）
7. 袁枚及性灵派诗人
袁枚生活通脱放浪，个性独立不羁颇具离经叛道、反叛传统的色彩。他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主张即“情”求“性”，突出尊情，认为“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袁枚标举性灵说，与沈德潜、翁方纲的格调说和肌理说相抗衡，形成了性灵派。
“性灵”，其含义包括性情、个性和诗才。性情是诗歌的第一要素，诗生于性情，性情是诗的本源和灵魂，他提倡创写“有我”之旨，还要做到灵机与才气、天分与学识要结合并重。他推重独创，反对模拟。
袁枚的笔触相当广泛，反映现实、咏物怀古、描绘山川自然和表现个人志趣，大都不受传统思想束缚和正宗格调限制，而且清灵隽妙，具有情感奔放、议论新颖、语言晓畅、句法灵巧等特点。
与袁枚并称“乾隆三大家”的是赵翼和蒋士铨。和“乾隆三大家”对称的“后三家”是舒位、王昙和孙原湘。其中舒位、王昙是龚自珍的先导。
8. 盛世中的哀唱
乾嘉诗坛上，吟唱盛世悲歌，可视为性灵派外围的是郑燮、黄景仁等。
郑燮为“扬州八怪”之一。他论诗提倡“真气”“真意”“真趣”三真，推崇杜甫，主张诗歌应该为民而作。黄景仁“好作幽苦语”，放言无忌地倾泻“盛世”积在心头的怨愤，他常以“落日”“斜阳”等意象写景抒情，敏锐地感觉到世事殆将有变的征兆，写出个人对社会变迁的“忧患”。诗人能博采唐人而自出机杆，“自作声”以发“不平鸣”。他的七言古诗以雄伟的笔触描绘壮丽的自然景色，既似李白豪宕腾挪，又兼韩愈盘转古硬。
经过元明两代的沉寂，词在明清易代之际摆脱柔靡，出现了中兴的气象，陈子龙于词推尊五代北宋，以“婉畅浓逸”为宗，后来抒写抗清复明之志和黍离亡国的哀思，突破闺房儿女的纤柔靡曼。遗民词或写怀念故明，或记抗清复国，或咏物言志，扭转了词风发展的轨辙。王夫之、屈大均、今释澹归等为其代表。
9. 陈维崧和阳羡词派
阳羡词宗陈维崧学习苏、辛，使豪放词大放异彩，词作逾千首，居古今词人之冠。他以词并肩“经”“史”，摈弃“小道”和“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继承《诗经》和白居易“新乐府”精神，反映明末清初的国事，无愧“词史”之称。如《贺新郎·纤夫词》《南乡子·江南杂咏》等。
其风格导源于辛弃疾，但开疆辟远，比辛词抑郁悲哀更重。他也学苏轼逸怀浩气，却因生活沉重，没有苏词的洒脱旷达。抒发悲愤苦涩的感伤故国之情、壮志难酬的悲壮襟怀，以豪情抒悲愤，是陈词的风格特征。如《夏初临.本意》。
阳羡派词人还有万树、蒋景祁、史唯园、陈维岳等，随着清朝统一全国，走向鼎盛，其悲慨健举、萧骚凄怨之声，难合形势而成为别调异响。
10. 朱彝尊和浙西词派
以朱彝尊等为代表的浙西词派顺应太平，以醇正高雅的盛世之音，播扬上下，绵亘三朝。朱彝尊与李良年、李符、沈嗥日、沈岸登、龚翔麟号为“浙西六家”，和陈维崧并称“朱陈”。
他推尊词体，崇尚醇雅，宗法南宋，以姜夔、张炎为圭臬，与汪森辑录《词综》，提出词的功能是“宴嬉逸乐”，歌咏太平。他的词中也有“言愁苦者”，但他的情词最为世称颂，独具风韵。
浙西词派在其影响下，标举清空醇雅风格，蕴藉空灵，无轻薄浮秒之弊，也不落浓艳媚俗。句琢字炼，力除陈词滥调，音律和谐。但他重在字句声律上用功夫，限制了创造的天地，也给该派带来堆填弄巧的风气。
11. 纳兰性德和“京华三绝”
纳兰性德是清词振兴的硕果。个人命运的“幽怨”和回顾历史引发的调怅，同悼亡的心灵创伤融为一体，酿成哀郁凄婉的情调。纳兰论词主情，崇尚入微有致。爱情词低回悠渺，执著缠绵，真挚自然，婉丽清新，善用白描，不事雕琢，运笔如行云流水。
他吸收李清照、秦观的婉约特色，铸造出个人的独特风格。况周颐把他推到“国初第一词人” 的位置。与曹贞吉、顾贞观并称“京华三绝”，曹贞吉多咏物怀古、哀生伤逝之词，《留客住·鹧鸪》是其“绝调”名篇。顾贞观的《金缕曲》纯以性情结撰而成，《弹指词》以情取胜，宛转幽怨。
12. 浙派词的嬗变和常州词派的兴起
浙派中期领袖厉鹗，推衍朱彝尊“醇雅”说，向往“清空”境界，学南宋姜夔、张炎，再揽入北宋周邦彦，让音律和文词更为工练。
13. 常州词派兴起的背景
嘉庆初年，各种社会矛盾趋于尖锐激烈，浓重的忧患意识使学者眼光重又转向于国计民生有用的实学。阳羡末流浅率叫嚣，浙派把词引向淫鄙虚泛的死胡同。张惠言创立常州派。
张惠言与兄弟张琦合编《词选》，又名《宛邻词选》，在创作和批评两方面均具特色、以地域集结起来的词人群体的存在，因此，《词选》成了开宗立派的旗帜。他主张尊词体，倡导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和“深美宏约”之致，对扭转词风和指导风气起了积极作用。
常州派至周济发扬光大，他以艺术审美眼光推尊词体，突出词的“史”性和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政治感慨；阐明词“非寄托不入”和“专寄托不出”，揭示最有普遍意义的美学命题。周济以宋四家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为学词途径，既纠正浙派浅滑甜熟，也使“常派”真正风靡开。
此时不傍浙、常门户，博取各家之长的词人，却成了填词的佼佼者。扬州词人郑燮、继承阳羡词风的蒋士铨、黄景仁、洪亮吉等，或以凄厉之笔，倾泻“盛世”的悲哀，或以幽怨之情，打发惨伤的心怀。其中郑變与张惠言、周济等和稍后的项鸿祚、蒋春霖并称“清词后七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