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泛海寻真

沿着高低起伏的石板路，路过各色教堂古色古香而蜿蜒的轮廓线，远眺是皑皑雪山，依傍着亚得里亚海吹拂过来的热风，就到达了意大利中部马切拉塔的城市中心——中央广场。这是一个古老传统绵延的城市。利玛窦在这里出生，阿甘本曾在这里教学，每一处砖墙的褶皱都泛起岁月和智识的气味。

那是本世纪初，一段自由放飞的青春年代，陈英和外国朋友们就坐在广场的台阶上，烟一根接着一根的抽，身边的酒瓶也渐渐空了。在吞云吐雾和酒精的熏蒸之间，关于爱情、书籍、音乐和艺术的话题随着热烈而富有韵律感的意大利语形成一个个话语的漩涡，裹挟和冲击着这些年轻人，他们打开胸怀，拥抱生活，世界文化像一阵凉爽的劲风，拂面而来。深受从中世纪而来的底蕴滋养，在读博和每周长达二十小时的汉语教学间奔波，陈英也度过了一生中最充实而忙碌的日子。

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段日子，陈英觉得这是开拓眼界的黄金时代。她学会了包容，理解不同的观点，抗拒狭窄和偏颇，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她眼中浮现参差多态的面目，他们有各自的立足点，那是世界的迷人和有趣。后来，当她成为一名意大利语老师和中国最重要的意大利语文学翻译家之一，她仍然能感受到这段时间对她的滋养。

走向更大的世界，是陈英从小被鼓励去做的。出生成长在陕西咸阳边上的一个小村子，父母没有看过世界，却心怀朴素而开明的观念，希望女儿凭自己本事，想做什么就去做，能走多远就多远。

这也是她的安全感所在。本科毕业后，她曾经在旅行社和华为工作，领着高工资，但没多久就毅然辞职，考取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在北京听着摇滚乐度过的时间，就是合乎心意的，她感觉外界环境对她的影响很小。毕业后，她仍然坚持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如果一时间踮脚够不到，她也不着急，不气馁，想着慢慢提高就好。出国考取语言学博士，是顺理成章的事。

正是在对不同文化的探寻中，她反而找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决定忠于自己。正如同一块拼图在寻求嵌入世界的方式之时，发现了自己的凹凸和色彩，最终学会了契合自己的本性。

“我上研究生之后发现把性别上没了，多好的事啊。上研究生之前，我穿个小白裙，就去面试了，那个扮演感特别强。后来就剪短发，爱干嘛干嘛。我开始意识到别人和社会对你的塑造，是你可以不管的。这是我体会到文化和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对我人生的一个益处。”

来到四川外国语大学，从率性而为的文青到传道受业的教师，背后是十年如一日扎扎实实的基本功磨练，陈英感受到了一种限制，再也不会旁若无人，但那是一种督促，而非桎梏。十几年前，刚走上岗位，她内心并没有定位自己为老师，接受这个身份，用了很久的时间。

“如果不做老师，是个自由散漫的人，就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发挥自己的想象，过自己的生活。作为老师，肯定会有身份对你的限制，这是好事。因为要为人师表，你就要做一个示范。你自己高高兴兴去上课，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他们也会受影响。”她说。她觉得自己做得还挺能让自己满意。她在学生们眼中树立了自强自立的形象，备受信任，也是让人向往的理想状态。

用语言构建自己的身份和形象，本就是外语专业出身的人所具备的敏感。在学生面前和朋友圈上是稳重的女教师，译笔中是或细腻敏感或沧桑舒缓的女性口吻，写文学专栏，是属于自己个性的散文体，到了豆瓣上，碎碎念日常、旅行和文学，女文青的感觉又回来了。

“我们学语言学的，其实这个意识是非常强的，就是语体的意识。埃科说，是你的观众和读者在决定你写什么，他说的挺有道理的。你脑子里会想到你的读者，会用一些用词和句式来表达，不是在日记里呈现的那种状态。”

翻译每一部作品，就是在扮演叙述者这个角色。翻译“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一本从年少开始，陈英会感到用主角的口吻说话是有点困难的，随着主角年长，她感到更自然。而要表达主角细腻的内心，就需要不断打磨文字，就像玩小玩意，把表面磨出油亮的光泽。

坚持文学翻译，是近十年来的事。一开始什么都译，慢慢过渡到经典作品，接一些有挑战性的活儿，直到爆款作品“那不勒斯四部曲”。她原本推荐了另一位男老师，编辑认为女性译者更好，于是，这部现象级小说与她相遇，找到了在中国语境下明亮而有力的声音，一拍即合。

这部百万字的小说书写了两个女孩相互陪伴成长的故事，从求学、写作到工作，历经意大利近现代的历史，女性的处境不断被揭示，女性主义就是始终盘桓的话题，也唤起了陈英本人的女性体验。

两个女孩一度沉迷《小妇人》，做着作家梦，是陈英熟悉的感觉。她还感到，埃莱娜克服了自己的空虚感，不再从两性关系中寻求补偿，投入写作和社会生活，经历作为职业女性的成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

这正是陈英自己的心声。“我就觉得，一辈子还挺长的，你得找个事，你得让你自己乐意去干，然后干得还挺高兴。她找到自己表达的空间，对我的启发挺大的。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工作中的女人。”

正如陈英在《工作的女人——意大利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与工作》中所写道的：“费兰特怀疑，工作会给男人带来尊严，但不一定会给女人带来尊严。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原因。女性身体的生产性，使社会观念把女性的价值与生育以及家庭职责置于女性存在的首位，工作的女性处于夹缝之中，在工作场所，她们的身体会受到多重目光的审视。即使是在当下，通过这些文学形象讨论女性工作的演变，也能让人更清楚地看到一种矛盾和撕裂，同时看到一种抗争和探索，为新一代的女性提供参照。”她自己就体会到了作为一名独立知识女性在这个时代的恩遇。

最近，陈英刚从欧洲回国，切换了一个状态。在不用上坡上课的时候，她一直窝在自己十几平米的书房里，以五六个小时四五千字的速度翻译不辍。她一天翻译费兰特，一天翻译帕韦塞，在不同角色的内心世界里穿梭和揣摩。她还在带领翻译团队，看到学生用娇滴滴的口吻翻译神说的话，她加以纠正，让语言重新入戏，重建一种庄严的语调。

她经常带领学生阅读意大利语原著。从做学生到老师，陈英都树立了目标，要流血流汗，与意大利语贴身肉搏，突破困难，直到体会到母语使用者阅读原文的细腻感觉，这是任何翻译无法替代的。她想与学生一起接近这种珍贵的体验。

每完成一天的工作量，她就挥汗如雨地运动，保持身体和精神的稳健。她叙述中的明快平和，也正流露了这种积极敞亮的状态。

2021年，陈英获得意大利颁发的“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这是对译者无上的荣誉。在中意交流史上做出一点成绩，受到认可，她为此感到高兴。北外的恩师沈萼梅也曾得到这枚奖章，她感到自己接过了这一接力棒。此外，这没有改变她的生活。同事的孩子追着她喊“骑士骑士”，以为她有一匹马，“我就没有马，什么装备都没有”，她笑说。实际上，语言就是她最好的骑乘，渡送她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漫长旅程之上自由驰骋，勇者无疆。

《生活》：您会根据怎样的标准去选择翻译作品？

陈英：首先我得看我能不能做，前段时间，正好有个人找我做一个诗歌方面的作品，是用汉语翻译成意大利语，讲中国古代诗歌美学。我研究了半天，发现搞不定，就没有接。首先是你得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可以驾驭的，如果可以的话，还要看你有没有兴趣，你会不会对这个文本产生一种喜爱的情绪。如果你带着排斥去做的话，你自己很不舒服，觉得这人写得真差，你去做的话，就没有感觉。

你是进入到一种别人的意境里，要使出浑身解数把这个东西给还原出来，把你自己感受到的，把当时激发了你的思想的各个方面，表达出来。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种比赛，一种较劲。你尽量得跟人家至少打个平手，能够基本上呈现出来，不相上下，要不然你这东西做不了。

《生活》：跟作者博弈。

陈英：就是那种感觉。那个文本如果太过于超越你的话，你得想清楚，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挑战。

《生活》：您觉得翻译当中会有哪些困难呢？

陈英：有的时候困难在于一些过于地道的表达。比方说中文，只有处于中国文化里面特别久的，熏陶特别久才能领会有些典故。有的时候我会遇到这些困难，我就会问意大利朋友一些问题，这是啥意思啊，这为什么这么说。前段时间在翻译莱维，因为他是个搞科技的，化学家，他的脑子就特别理性，逻辑特别清楚，他的语言也有科学家的特色。他小说里提到一种蚂蚁，这种蚂蚁是生活在松树上的，就特别专业的一个词汇，我在词典里、维基上都找不着。我同事帮我查外语资料，他说这是莱维作为科学家的一种非常精确的表述。虽然是科幻性质的小说，但这个蚂蚁是存在的，他把这些蚂蚁变成劳工，蚂蚁要帮他们做一些电阻的小部件，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

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科学方面、深层次的文化理念方面的问题，我都是时刻在跟意大利人在交流和学习，这个过程也非常的有趣，可以不断在成长和更新。

面对文本，我们要推测他说这个话的背景，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总的来说，就是猜谜的过程。有时候就相当于解决一道难题，他说这个话，要看前因后果，去揣摩。我经常跟我学生说，翻译有点像侦探推理，可能你用了全身的力气去推，都没推出来。

《生活》：翻译上有很多争议，像许渊冲的翻译，他完全改成中文自己的那种风格，但是有的人就觉得这种不行，不忠于原文，如何把这个意大利语翻译到中文，去适合中文的语境呢？

陈英：得找一个中间道路。原文说：“我的上帝啊”，你要改成“阿弥陀佛”，你就得想一下。我一般走的是中间道路，就是“我的天啊”。翻译时，也不用去把它变得特别汉语，因为毕竟是人家外国人的故事，尤其文化上的一些表达。我在翻译费兰特的过程中，因为它是小说文本，不是一种很严密的科技文，或者是说明文。文中出现的食品有一些在中国接受度挺高的，比如卡布奇诺。有很多食品是没有接受度的，所以不能去翻它的名字，只能把那个内容说出来。但我也不会把“帕尼尼”翻成肉夹馍，所以这个就是中间道路，你把它内容说出来就行了，这是比较节制的一种方式。但我可以往前走一点，也可以往后退一点。

我会考虑，如果读者读到会有什么感觉，尽量不冒犯人，不让读者觉得刺眼。所以我翻的有些东西引起读者的争议了，我觉得不是好事，得让人家顺顺当当读下去，我觉得小说文本就应该这样。

而且，学语言学对我还是有帮助的，因为我对语言还是有设定的。我用什么样的文体、语体，我用什么样的文字，这个还挺管用的。你不能在有些文本里用一些过于流俗的话，要尽量达到一种标准白话文的体验，要接近于日常的表达，你不能用平时就八杆子打不着的那种词。所以这也是接近读者的一种方式。不然就显得特别显摆，好像你知道这个词，你硬要用上。所以有时候会特别别扭，你就尽量自然，符合目前普通话的一种模式。

所以我也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我特别关注现近现代文学，我得看看人家那词怎么用的，那话怎么说的。所以翻译也不单靠我自己的个人语言体验，我在不断借鉴中文作品，要看看现代汉语在走向哪里。中国文学的风格、用语、句式和风格，都是可以学习的。

《生活》：意大利语会改变您的中文吗？

陈英：不会改变我的中文。上翻译课，我就说，学意大利语你就是重装系统，你两个系统还不能互相干扰。干扰特别严重的话，写的意大利语是汉语的那种味，写的汉语是意大利语的味，特别奇怪。我说你们的汉语其实挺好的，不止这个水平，但你们给搞混了，你会发现邯郸学步是真实的故事。

《生活》：您一直还在看一些中文的经典，是不是就为了回到纯净的中文？

陈英:我看各种中文经典，包括近现代小说，都是这个目的。我自己也写散文，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去看自己翻译时，就撇开原文去看，尽量往中文靠一点。有时候也努力克服翻译腔，但保留一点点翻译腔也是好的，可能对于一个语言的成长和演变还是有益处的，不是指那种特别难读的翻译腔，是那种有新颖感的翻译。

《生活》：其实还是不断琢磨纯正的语言是什么样子，让自己更逼近它本来的样子。

陈英：有时候，我特别高兴，因为有些读者一看，觉得这个语言还不错，是一种白话文的感觉，是现代文学或汉语应该有的感觉。这就是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就很开心。

现代汉语有各种模板，比如说比较火的金宇澄的《繁花》，人家就是一种模式，把方言带进去。陕西作家，包括贾平凹、路遥的作品里，也是有很多方言词语。翻译的时候不能用方言，要用比较标准的现代汉语。南方作家的语言有时候是比较值得参考的，南方有些作家写时，借鉴口语可能比较少，有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借鉴口语，所以他们会写一些特别书面的文字，是很标准的汉语，经过长期的汉语学习得到的一种语言，不是一种自发的、原生的语言。我在做翻译的时候，是找到一种比较标准的语言，使用没有太多方言色彩的汉语。

《生活》：白话文发展其实没多少年，就是慢慢地在发展，在生长。

陈英：所以每个人都要做点贡献，有一些比较怪异的，大家都看着不顺眼的东西，最好还是不要出现。

《生活》：您有没有想过您的译本，在这个时代怎么具备一种“权威性”，在这个时代立得住？

陈英：那肯定需要读者，现在如果有读者的话，效果是不一样的。你心里如果有读者，然后读者也认可你，你就能站得住脚。要不然，有些人不负任何责任去做这个事情，跟演戏一样，其实真正会演戏的不是很多，每个行业都是一样的。你正儿八经在那做这个事，是因为你爱这个事，你怎么着都得做，这种情况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我说，你得找到你自己想做的事，这才重要。如果你貌似在做一件事情，实际上你的心不在那，那个效果肯定不好。

《生活》：您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播者，翻译也好，做老师也好，面向相对而言对意大利文化不是很了解的观众，您怎样把他们给带入意大利文化当中？

陈英：从我的作品，就很明显感觉到，有些是难带一点，有的容易一点。比如那不勒斯的世界，我呈现出来，大家一看觉得，很容易走进去。它要营造那种氛围，但是它又是一个陌生的氛围，所以你就要把握陌生与熟悉之间的分寸。

但有些是你带不进去的，比如说我翻译的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他是个大知识分子，住在北部的的里雅斯特，也一直讲述发生在那里的故事。我已经尽力了，但是大家都觉得看不进去，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自己在那一带活动比较多，我对他的世界还是很熟悉的，那我尽量把大家带进去，带不进去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难进入，所以这跟原作者的那个情况也是相关的。

《生活》：您觉得您作为文化摆渡人的工作，对您的状态有改变吗？

陈英：我想的是，我通过讲解，让学生进入另一个语境和文化。比如我们学生怎么说的呢？因为有一些文本，他们看一眼，看不清楚到底讲了什么，我讲了原文之后，这个文本从平面的变成3D的，我就感觉很开心。他们如果一旦进入到文本，探索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也不能够帮到太多，我只能让他们品尝一下这个意境，这个门在哪里。有一些人是特别不喜欢文学的，你再怎么努力，他们也不感兴趣，他们兴趣点在别的地方。但至少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

（原载于《生活月刊》第194期2022年11月刊《汇川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