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专题｜从伊朗电影禁令到新浪潮神话的破灭
11月25日-27日，2022伊朗电影大师展在杭州顺利举办。除开幕片《一次别离》外，还展映了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科克尔三部曲”、《特写》《樱桃的滋味》等在内的七部影片。
其实阿巴斯和杭州的缘分不止于此，早在2015年，阿巴斯在马拉喀什电影节上透露自己有计划来杭州拍摄新片《杭州之恋》，一个关于杭州文化风情的爱情故事。但在2016年7月4日，阿巴斯在巴黎不幸病逝，这个项目也就搁置了。
自1970年拍摄短片《面包与小巷》开始，阿巴斯一生执导了四十多部影片，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阿巴斯创作了“科克尔三部曲”，包括《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9）、《生生长流》（1992）、《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这三部影片聚焦于伊朗西北部高原地区小山村科克尔的现实状况，描绘出伊朗底层人民贫瘠而真实的生活处境。
在此期间，阿巴斯还拍摄了《特写》（1990年），这部影片精准地创造了纪录形式与剧情虚构之间的戏剧张力，事实上，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在阿巴斯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以纪录片的形式进行剧情结构的提喻。法国《电影手册》在1995年以48页篇幅详细推介了阿巴斯的生平，称“他创造的影像标志着当代电影每年都在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樱桃的滋味》讲述的是意欲自杀的巴迪想寻人替自己收尸的故事，巴迪开车在伊朗乡村兜兜转转，一路觅寻不问前世今生的摆渡人，助他挖出一道人生绝路和赴死捷径，他试图从不同年龄分布者身上找到灵魂救赎的契机，完成进阶的“三重”即本我、自我和超我审判。本片抛弃了道德评价，如同一则经世预言：鉴于生死，须自掘坟墓。
到了1999年，延续《樱桃的滋味》的死亡议题，阿巴斯拍摄了《随风而逝》，作为外来者的工程师（观察者）与村子里的孩童建立友谊，并借此打听村里老太太的病情，以及村落的现实状况。当他最后放弃了追问，村子却传来老人去世的消息。而当他驱车离开，迎面而来的是一张衰老的脸，写满了死亡的意志力。本片荣获第56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
进入21世纪，伊朗国内创作环境更趋恶劣，阿巴斯被迫放弃了他所熟悉的生活和题材，并由此开始了创作的转型，先后拍摄了《十段生命的律动》（2002）、《合法副本》（2010）、《如沐爱河》（2012）等作品，并接连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这些作品慢慢脱离了伊朗本土化叙事，进入更为广阔的创作视野。
此外，阿巴斯还是一位多产的纪录片导演，从早期的《小学新生》（1984）、《家庭作业》（1989），到后来的《十段生命的共振》（2002）、《伍》（2003）等等，他偶尔也会制作实验电影，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和艺术家。阿巴斯由此备受国际影坛的推崇，一跃成为伊朗电影神话的锻造者。遗憾的是，在留下遗作《24帧》之后，阿巴斯与世长辞。
“当我听到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去世的消息时，我深感震惊和悲伤……他是那些对世界有着特殊了解的稀有艺术家之一，伟大的让·雷诺阿曾说过：‘现实总是神奇的。’对我来说，这句话总结了基亚罗斯塔米非凡的作品。”
马丁·斯科塞斯对阿巴斯之死有感，他称道“阿巴斯的电影代表了电影艺术的最高境界”，他回忆起在戛纳电影节上第一次见到阿巴斯的情景，发现阿巴斯本人“优雅、雄辩、非常安静、用词非常谨慎，深思熟虑又洞观一切。”
“我发现我愿意花时间和这些电影中的人呆在一起，”斯科塞斯谈到他观看《橄榄树下情人》《随风而逝》《特写》等电影时的心情，“花时间感受那些电影、那些世界的艺术精神，这就像一次净化，让我以一种全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充满希望的方式看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
阿巴斯的离世，让全世界都为之扼腕叹息，但萦绕在伊朗电影顶部的“诅咒”却始终未曾消失。2022年7月，穆罕默德·拉索罗夫、贾法·帕纳西、穆斯塔法·艾哈迈德等电影人被伊朗政府逮捕，帕纳西被判六年监禁。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伊朗政府经常逮捕和监禁电影界人士。
而在2010年3月帕纳西被关押在德黑兰的伊文监狱之后，阿巴斯于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公开过一封抗议信，这封信后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在为帕纳西等伊朗电影人鸣不平的同时，也相应批判了伊朗政府的恶劣行径，以下为此信的具体内容：
我不太清楚这封信是写给谁的，但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而且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这既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两位伊朗电影制作人，贾法·帕纳西和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现在正被禁锢在监狱之中，作为独立电影浪潮的代表，他们对伊朗至关重要。
同样作为独立电影创作者，我多年以前就已经对在我的国家放映我的电影不抱希望了。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拍摄低预算的私人电影，并没有指望能够得到伊朗电影部门和伊朗文化及伊斯兰教令部任何形式的援助或协助。
为了谋生，我转向了摄影，并将所得的收入用来制作低成本的短片。我甚至从未反对这些作品以盗版形式进行传播，因为这是我和我的观众唯一的对话方式。多年以来，政府部门和电影当局对我们这些独立创作者缺乏关注，而我并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异议。
即使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选择无视，即使构成政府文化主体的国家电影管理局早就将他们自己的电影制作人（局内人）和独立电影制作人（局外人）区分开来，但他们实际上早已抛弃了伊朗的独立电影。然而对我们来讲，拍电影不是犯罪，这是我们唯一的谋生手段，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不可少的存在方式。
我现在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同于整个电影界传统和惯常的创作方法，我开始制作自己的短片和独立电影，希望为我所爱的人赢得一些荣誉，并为我来自的国家伊朗赢得声名。有时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可能会在境外制作电影，但这最终不是出于个人选择或品味。
然而像其他人，如贾法·帕纳西，他一直试图寻求官方政府的支持，探索同样令人沮丧的创作路径，却依然要面临同样的窘境。多年来，他也一直寄希望于得到相关政府机构等官方的援助和协助，从而让自己的电影在院线顺利公映。他仍然认为，基于自己对电影的贡献和为国家带来的声誉，他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些问题。
按理说，伊朗文化部对贾法·帕纳西等人所面对的困境负有责任，他的任何不当行为（如果有的话），都是电影部门官员管理不善的直接结果，若是政策不当，他们除了求助于电影同仁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这让他的电影生涯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毕竟他也是靠电影谋生。
对他来说，电影创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他需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并有权期望电影部门为这一创作过程提供便利，而不是障碍。也许这些部门目前无法帮助贾法·帕纳西解决困境，但他们需要知道，这些年来，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这些“反文化”政策在世界媒体产生的可怕后果而负责并进行反思。
我可能并不赞成贾法·帕纳西以绝食等激进的方法进行誓死反抗，但我很清楚他的困境并非选择的结果，而是来自上层的强制和压迫。
多年以来，官方以强硬的方式封堵了帕纳西电影创作的所有通道，一步步将他逼近死胡同，而他却要为此买单。
纵使贾法·帕纳西的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解决，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电影艺术作为他们的表达方式和职业方向。这更加凸显出政府和伊斯兰文化部的职责所在，这些有志伊朗青年的现实目标是独立创作，远离复杂的官方程序和现存的偏见。
贾法·帕纳西和穆罕默德·拉索罗夫是伊朗独立电影界的两位电影制作人，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他们的电影在全球范围内一直是提振伊朗国家名声的重要文化标志。它们拓宽了世界文化的边界，成为国际电影文化的一部分。我希望他们能够立即从监狱获释，同时也衷心希望艺术家们不再因为他们的艺术而被囚禁在这个国家，独立和年轻的伊朗电影不再面临障碍和偏见、缺乏支持和关注。
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存在的最终意义。
ELEVEN FIL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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