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puy《生命的灾难》笔记（1）

Dupuy的新书《灾难或生命:我的新冠思想日记》。

2020年3月10日，为了去看我的巴西女儿，我在一架飞在大西洋上的AF447上。我女儿曾买了这个航班的2009年6月1日的著名空难的第二天的票。她当时年青，就说若果她买了6月1日同班的，那么，空难就不可能发生了。尽管我是数理逻辑专家，我后来开始信她的话了。

这个时候去巴西，我这个78岁的动过心脏大手术的老人，是在奔赴灾难。此刻，我甚至希望飞机坠毁，落地前就死于窒息或燃烧。

这样死要比在呼吸机旁死好很多。

呼吸机是自然呼吸的反面。它挤压我们的喉床，将氧气压入，来打开肺泡，不让来自身体的各种粘液缠住它。

挂上呼吸机，你就像纵身跃入大洋，开始努力游泳。但总是缺氧气，就像一条鲫鱼被扔在了地板上，血压骤降，血管堵塞。

至今天，在纽约，上了呼吸机的65岁老人几乎都死去了。他们中只有2－3%人愿意这样死去。我也不想这样死。

但是，这种死又什么都不是。

与我的生命彻底无关。

伊璧鸠鲁、奥利留、卢克莱修都说，这死与生命无关。

死是我裤袋里的手机。

《福音书》里，基督说:让死来埋葬死者吧。基督看来是相信:死与生命无关。它像一个黑洞，吞下了什么之后都不会犯恶心的。

所以，我们必须对死说不。

但我们的战斗必然会导向死。

只有一种办法来救治我们，正如Vladimir Jankélévitch说，人应该欢快地委身于将要到来者和未来，le consentment joyeux de l'homme à l'avenir, au futur(《不可逆转者和怀旧》，1974:13)。

为什么要来写这一思想日记？

因为阿伦特就是这样做的。

另外斯坦福停线了下课，所以，我决定只要上网课，我就写思想日记，来补补不能见面的缺憾。

Dupuy，《生命的灾难》，69。1948年，von Neumann提出了大胆的猜想:必然存在着复杂的存在者，它们能生产出比它们自己更复杂的存在者。人造的计算机比人复杂了吗？必须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没有。

基础是建立在它所托起的东西的吗？人是基于它所发明的计算机的吗？

不！

这个猜想里，控制论被称作目的论力学。海德格尔彻底误解了这一新学科，称它为"原子时代的形而上学"，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最新阶段。

但与海德格尔理解的相反，控制论是对生命和人类性的机械化和解构，而不是将机器人类化。

难怪，基于基因编程的分子生物学革命，是诞生于控制论的。后基因组革命:细胞代谢被基因编程和编码取代，后者成了生物组织的中心。

细胞能做到，而计算机还不能做到这个。

Dupuy，《生命的灾难》，74。灾难越学论健康和医药:我的敬爱的导师Illich与我一起写过关于使社会摆脱对药的依赖的书。

我们认为:

绝不应该消除痛苦。绝不应该治愈所有的感性问题。

我肯定将死亡。

对健康的追求，是有害健康的。

对健康是没有科学和技术的解决办法的。

接受人类现实的偶然和脆弱，是我们的日常义务。

我们生病、病倒和死，是与我们希望、笑、庆祝一样的。我们都见证过互相帮助过程中的快乐。

使我们康复和痊愈的方式有千千万万。我们的感受性不应该被限制在一条单一和庸俗的路上:去医院的路上。让我们拒绝追求健康，而去培养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的活的艺术，受苦的艺术，和死的艺术。

这三种艺术对每个现代人都很重要。

使我们康复和痊愈的方式，其实有千千万万种。

Dupuy，《生命的灾难》，77。Illich本能地仇恨学校、医药，是因为他深信：生命是人人手里的一桩艺术，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做好它，出于日常需要，但也更是为了得到快乐和友爱。他爱大笑，大笑得有点残酷，他要用大笑来对付人类的愚蠢，来嘲笑知识分子们的早将人类生命划到社会生活、经济生活、裸生命和生物生命之中。

1970年，分子生物学家Francois Jacob就写到:实验室里的生物学研究已经与生命无任何关系了。生物学家们只对活物世界的各种算法(les algorithmes du monde vivant)有兴趣。DNA被发现原来是遗传所需要的分子，转而通过控制论，而发明了分子生物学。

我的导师Illich是福柯的反面。在《词与物》里，福柯对不带生命的生物学感兴趣。

而在晚年的访谈里，Illich谈到，1498年5月23日，多明各兄弟会会士Girolamo Savonarola被焚时，对另外两个被焚的会士说:昨晚我梦里得到了启示，在行刑前，我们应该对刽子手说，我们不要先喝毒药，我们想被活活烧死。

Illich认为，我们不是自己的死亡的主人。如果我们不得不照上帝给我们安排的方法来死，那我们应该感到很幸福才对。

Illich要我们藐视、践踏、征服医药和医院，来获得我们的自治。

我们的生命是纯粹的馈赠，每天被奇迹般地更新(每人身上100多亿个细胞每天每个都代谢150万次以上)，是比死强大得多的。生命自己是比我们人类更懂得什么时候该死的。

这也应该是我们面对新冠病毒变异版本时的坦然态度。

Dupuy, 《生命的灾难》，90－。新冠疫情是像海啸冲击核电站那样的灾难。是人让人受的。人站在了上帝的位置上，成了恶的作者。反人道主义。活该。人的世界里缺意外、偶然、事故，人的世界被人的毒手控制了。救这个世界？这样的人如何来救这个世界？

生命的灾难:

我们把所有的药吃一遍，只要能够不死，就愿意把该做的手术全都做掉，到最后，实在不行，死亡像一场海啸那样到来，我们就死于一场个人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干瞪眼，像秋蚊被吸入一块琥珀那样地、姿势很难看地、血肉模糊地死于急救室的台子上。

这就是我有可能走入的个人的生命的灾难。关于我的个人的生命的一种开明的灾难论应该是怎样的呢？

那就是：我看透了药、设备和手术给我的生命的技术延异，通过我自己的坚强的生命叙述和真实奋斗，使我面对一个被预料和预防的另外一个未来，把所有令我恐惧的未来都擦掉，甩掉，而落进一个未被我预判到的未来之中。

这就是我的生命的艺术和死亡艺术的目标。

把生命和死亡当艺术来做。

而不是像粮食到机器里被加工出爆米花那样地，将我的生命交给医院和医药公司来处理。我们买了医疗保险，治了各种治，熬到80岁以上，我们知道，最后，我们就一定仍会无助地等待着生命的灾难像雷电一样在最后时刻将我击倒的，到最后我仍会死得莫名奇妙，因为想苟活到第二天，所以，死得就像遭遇了一场惨烈的车祸。

如果我们向那位弗罗伦萨的多明我会会士学习，在火刑前仍担心被执行得不地道，怕得不到与死亡一起到来的那些痛苦，我们如果沉着地对每一种死事先已练习过很多遍，已经有点按捺不住，跃跃欲试了，这时，我们就会搞得死亡很难出牌，于是，到最后，死亡就是作为一片意向不到的风景来到我们眼前的，仿佛是我们自己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那样。

这就是Dupuy的开明的生命灾难论。疫情措施只管得了统计意义上的生命，最终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无关的。

如果疫情期间的城市小区集中营关死了人，那也是死于技术事故，死得毫无意义。

Dupuy，《生命的灾难》，126。2020年3 月号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登了一个医生与一个医疗经济学家的对话:

医生:20多的人比50多的人有更多的生命信用余额，应该被先救。

经济学家:你太可怕了，五十以上的人显然对社会有更多效用。

伦理学家:不论几岁，一个人的一年是与另一个人的一年一样有价值的。

我们来看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句:

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基于正义的、哪怕用全社会的名义也动摇不了的不可侵犯性。

罗尔斯在考虑底线。实际上，个人的生命之间是不平等的，因而不可比。

法国人类学家、哲学家Vladimir Jankélévitch说，死与生命之间没有交叉地带。一个老人剩下一刻钟最后的生命甚至100万分之1秒，也是与青年的生命的1秒一样珍贵的。

所以，在灾难中，救人时的正确选择是不选择。

Dupuy，《生命的灾难》，143。1946年-1953年的Macy会议，决定了控制论和认知科学的方向，决定了今天的媒介的性质，确定了一种关于精神的物质主义科学，也影响了生育学，影响了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控制论导向了分子生物学。

原子弹氢弹、计算机、人工智能、运筹学、量子理论和数理逻辑，都是其后果。

1948年，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伊曼基于其数学哲学，对复杂性作了如下定义，一个递归式定义:一个能导向复杂化的系统是复杂的。只有能走向比它自己还复杂的系统的系统，才是复杂的。

冯.诺伊曼证明的是:基于莱布尼茨对于可能性的构想，以上的定义不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复杂系统是可能的。因而，增加复杂性并不必然产生意识，但肯定能导致自治和自我指称。自我生产的自动体只有在冯.诺伊曼的复杂之意义上理解，才是可设想的。

他证明，基于随机系统的吸引子概念，我们可以说，完全偶然的意向性，是有可能形成的。基于涌现的概念，我们可以妥协汇合(吸引点)和分叉(可能性的树形发散)。是的，基于自我超越模型，内在性和超越性可被一起思考了。

直到1948年维纳选用控制论这个字，它一直被称作"目的论力学"。一种让计算机为一种目标、目的、意图或终极性，而去模仿、建模的能力。这是要让因果组织导向终极性和意向性。这甚至导向了新物理学:灾难、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吸引子和分枝、临界现象和对称分裂、自组织及其临界状态、非线性热力学机器耗散结构、无序系统物理学、决定论式混沌学等等。

复杂系统的自我矛盾决定了:

它不能导向人工脑、真正的人工智能和真正的自动化。哈耶克的市场论也假设了市场的这种人工脑:不用通过人类精神的构想和意愿就能自我构成一个复杂秩序这一前达尔文幻觉，是Adam Smith和Adam Ferguson的市场神学:the result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这就向我们大家脑中灌输了一种"自然机器"的形而上学观念。其伦理和政治后果巨大。有了计算机和手机，我们就更倾向于把自然和生命当人工机器，认为它可由人工和设计者捣鼓出来:分子生物学家和信达尔文主义者都这么认为。

或者就将生命当自然机器，认为它虽没有设计者，但有自身的内在终极性，是复杂的自组织的动力系统。

这两种对生命的看法都是不对的。

Dupuy，《生命的灾难》，151。黄金三角:艺术、技术与生命:自然与技术:自然机器。

157: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说的生命，就是控制论所说的精神，需要用"目的论判断"来确定它，基于"内在终极性"。对生命的目的论判断:将它当做有客观价值的。

控制论从一开始就担任这样一种角色:使生命看上去像生命。

康德综合了自然的自组织理论和审美判断力批判这两者。

在艺术中，创造者发现了他想要做的东西。一旦作品被做成，我们就发现它只能就这样，不能是其它。之前无法预见，一旦出现，就认为只能是它了。

这里，起作用的既不是偶然，也不是预先就存在的计划。作品通过自我塑造就发现了它自身的法则。发明和执行是同时发生的。作为作者，艺术家发现自己是同时整体地自由和彻底臣服的。这是一种辩证的坏事:既是被形成的，却又去赋了形。

在描述La Jeune Parque的构成时，诗人瓦雷里将之描述为:人工之花的天然长大，croissance naturelle d'une fleur artifcielle。

Dupuy，《生命的灾难》，162。控制论、分子生物学和纳米技术必然导向对自然进化的不满，使人想要修改人本身的设计。Neil Shubin2008年的《你的那条内在的鱼》就认为，人的解剖结构里的许多部件和线路设计太糟糕了。这是双重误解:将生命当自然机器，企图用人工机器来替换它，来绕开愚蠢的达尔文式进化。

Jacob认为不能让人与自然的关系再这么业余下去了，必须有智能设计，做更好的构思。

Dupuy，《生命的灾难》，164。超人类主义，或今天的控制论导向的分子生物学和纳米技术，最终目标不是改进生命设计，而是凭空创造出生命。生物进化已到了这一制造人工生命的关键阶段。

Canguilhrm引用瓦雷里来定义什么是人工性:人工性是指:走向一种人所定义的目标。它与活物对立。人工性、人类性、或人类型是与活物性和物活性有区别的。所有导向以纯粹和有限目标的形式的出现的东西，都成为人工物，增长的意识都有这个走向人工的倾向。人对自发的对象或现象的最逼真的模仿，都有走向人工的倾向。有意识的思想本身也会将自己变成人工物。如果生命有目标，那它就不再是生命。

对生命的设计不是对生命的掌握，而是相反。DNA或ARN的分子并不是活的，新冠病毒并不是活的，它们需要寄生，寄生到已经存在的生命上，才能有活性。

科学只在生命面前摇摆，一会儿极度狂妄，一会儿又极度谦卑。

在生命面前，科学家接近于那些无差别杀戮的恐怖主义者。

阿伦特:制造人造生命是在毁灭人类。使人不朽和制造出人造生命，是消灭了人的死，也使人的活不可能，因为人必须向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