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rt of Gandhara (2): Foreign Styles and Urban Tastes

异域风情与城镇品位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期公元前336-323年）征服了大夏国、犍陀罗和斯瓦特。在他逝世之后，这些地区转由他的将领们统治，因此初步诞生了一些横跨印度和希腊的王国，被视为广义上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位于阿富汗大夏国的城市艾哈努姆（Ai-Khanoum）拥有许多希腊殖民的特征，因此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其占领时间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45年。确实，艾哈努姆在建城初期生产的艺术具有典型的希腊化风格。这些艺术并非由外部交流催生，而是希腊艺术家为本土受众而制作的。

在犍陀罗腹地，一些繁荣的城镇中心由此建立。其中，唯一被完整挖掘的是塔克西拉（Taxila）的古城市锡尔开普（Sirkap），占领时间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2世纪早期。作为公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的印希首都，自公元前1世纪始，锡尔开普就被一系列中亚入侵者相继攻占，其中包括赛迦人（Shakas），斯基泰人（Scythians），以及波斯帕提亚人（Persian Parthians）。最终，在公元1世纪早期，这座城市被贵霜人（Kushans）所征服。当艾哈努姆还是区域性的希腊殖民地时，锡尔开普已经成为一座南亚大都市，居住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并且以国际贸易为生。

犍陀罗与希腊的陆路贸易大概始于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此地区之后。但是，在公元前1世纪海运开启之后，从地中海地区到中国和南亚的贸易量才得以极大地提升。（图4）。由一位亚历山大商人在公元初编撰的航海手册，《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显示了到犍陀罗的货品须经由亚历山大红海南岸的埃及城市，并在季风的助力下，穿过阿拉伯海到达吉拉特、印度以及著名的海岸城市巴里加扎（Barygaza）。在这里，货品被贩卖到犍陀罗商人手中，并由他们穿过围绕犍陀罗的北部高地走廊，携至丝绸之路，由此被运往中国。因此，犍陀罗的繁荣和海运的兴盛直接相关，因为陆路贸易总是能够轻易地绕开这一地区。

《海周航记》和其他资料记载了罗马对黑胡椒等异域香料、用于凹雕的玛瑙、印度棉织物和中国丝绸的进口情况。但是南亚人显然对西方货品不那么感兴趣。因此，大部分来自罗马的商品都流往东方。为了弥补这一经济损失，西方国家出口珍稀原材料，比如铅、铜和玻璃，以及食物，包括鱼露以及大量的酒。我们会看到，虽然一些奢侈品有通往南亚的销路，但这往往是次要的。

希腊化、帕提亚人以及南亚交流

至公元前2世纪末，犍陀罗的城镇精英已经培养出对异域货品的精致品味，从而促使犍陀罗的艺术家在创造具有犍陀罗风格的艺术时，选择性地化用了许多外来的风格、图案和形制。在一批最早期的犍陀罗雕刻遗存中，包括了数量繁多的石碟（图片1-6），其艺术风格反映了与希腊化世界以及和帕提亚、赛迦传统的交流。在二十世纪对锡尔开普的发掘过程中，与这些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中相当的石碟被发现在家庭住宅之中。根据地层信息，可以推断这些石碟诞生于至公元前2世纪晚期到公元1世纪。这一时间推断可以通过具体的风格、图案和材质进一步精细化。大多数石碟使用的是手掌大小的页岩、千枚岩和滑石。与之后几乎所有犍陀罗佛教雕像不同的是，这些石碟被发现于普通家庭内而非佛教圣址，说明这些石碟很有可能被用于家庭内部的仪式，以及石碟表面雕刻的场景内容与这一仪式直接相关。

这些碗状的、浅口的石碟有装饰性的边沿。一个得以细致雕刻的场景往往能恰好贴合内部，剩下的空间则被隔断（图3、5）。其中一些场景中的人物举着酒杯（图2、5），另一些人物很有可能被描绘成醉酒到不能站立的状态（图1、3）。这些人物通常骑着一种拥有海洋生物尾巴的混杂的龙形生物（图2、4），或者是带翼的狮子。骑在上面的人物通常手中举着酒杯，很有可能意味着通过狄俄尼索斯式的醉酒可以前往天域。文献记载了亚历山大入侵时期犍陀罗地区存在葡萄种植和饮酒现象。很有可能的是，在犍陀罗地区，狄俄尼索斯的饮酒传统和农业繁荣紧密相关。饮酒造像以及石碟中被分隔的空白区域代表着这些器皿被用于仪式中的献酒，可能是为了让逝去的人拥有愉快的来世。

在其中一个石碟上，我们看到达芙妮正转身向后看着走来的阿波罗，这一构图说明了创作者对希腊图案和叙事结构的熟稔。同时，创作者选择赋予阿波罗一顶帕提亚尖头帽，从而有效地将这一场景置于犍陀罗的氛围之中，吸引本土受众。这些直接描绘或是间接体现希腊神形象的犍陀罗艺术品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犍陀罗人对这些异域的神感兴趣，还是这些神代表着全新的抑或是完全不同的意涵？鉴于狄俄尼索斯仪式在犍陀罗的显著重要性，譬如说，可以将达芙妮的形象仅仅视为一个饮酒过多后极度兴奋的、需要帮助的女人。对被两个女人托举着的醉酒的赫拉克勒斯的描绘（图3），同样强调了酒及其兴奋作用。因此，这些浮雕似乎可以置于犍陀罗吸收狄俄尼索斯仪式的语境下进行解读，而不是纯粹的经典神话片段之中。

通过对比犍陀罗艺术形象和一块诞生于亚历山大港的滑石石碟，可以证明犍陀罗艺术家并非简单地复制异域的艺术品、造像或是风格特征，而是将其重新调整以适应本土的需求。在亚历山大港出土的石碟上，人像居于上半部分，由外侧的植物花边和内侧的莲花花瓣环绕。后侧装饰着同心花瓣、葡萄藤和一个花圈。犍陀罗石碟（尤其是图1、2、4和6）与亚历山大港石碟在材质、大小、人物位置和装饰植物图案的使用上非常相似（图4-6），尤其是内侧的莲花瓣和背后的花圈（图6）。虽然亚历山大港石碟的用途未知，但是上面雕刻的埃及神（在此，伊西丝和何露斯）意味着这一器物拥有某种宗教功能。虽然犍陀罗人显然对这些埃及神不感兴趣（这些神从未出现在犍陀罗造像中），他们确乎是将石碟这一形制融合进了他们自己的仪式之中。此外，亚历山大港石碟的雕刻手法，尤其是对帷帐线条的处理方式，也见于犍陀罗艺术当中（图4）。

一块来自罗马或是亚历山大港的刻有阿佛洛狄特和厄洛斯的石膏浮雕（图6）是展示复杂的西方神话场景和古典风格是如何在进入犍陀罗之后被理解和改造的典型样本。我们知道这些浮雕曾沿着贸易路线向东传播，因为在阿富汗古城贝格拉姆一堆1至3世纪的货品中发掘到了与此相似的石膏浮雕。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想象，一个犍陀罗艺术家曾经在一块片岩石碟上重新阐释某一个神话场景，尤其是当该场景可以通过本土的宗教形象被理解的时候。这种艺术品对于我们理解犍陀罗艺术如何吸收希腊式的叙事人物的布局方法非常重要。譬如说，以浮雕装饰和石碟之间的一对平行人物来表达阿波罗对达芙妮的追求（图1），特别的是，石碟中的人物都被赋予了同样的三维特征。然而，将各种风格和影响与犍陀罗艺术的时间发展连接起来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艺术家非常随机地从其他传统当中借鉴。譬如说，在一块描绘一个女人乘骑着某种海洋生物的石碟上（图4），对于帷帐的线条处理和对人物的僵硬呈现——几乎从侧面展示——显示了其与帕提亚和近东浮雕的相似性，比如说一块来自巴尔米拉（译者注：叙利亚中部的古代城市）的墓碑。这令人不得不联想到公元前1世纪帕提亚的入侵将这种强调层级和朝前的形制带入了犍陀罗。这种风格和更加自然、空间更加复杂的希腊形式非常不同（例如图2），因此为我们断定这块浮雕的年份提供了一种途径。但是，与此同时，犍陀罗还在和地中海西部和帕提亚进行贸易，所以这种相似性也可能仅仅只是不同的作坊在同时生产不同种类的石碟以吸引一个种族多元社群之中的赞助者。

在另一块石碟上（图5），一个男人穿戴着头巾、披肩和精美珠宝，并有两个穿着优雅、手举酒杯的女人在侧。广义上，这是一种引进自印度北部的早期佛址巴拉特的风格。在斯瓦特山谷中，我们发现了在公元1世纪浮雕上的具有相似穿着的人物形象。这帮助我们将这一石碟断定至同一年代，因为这种风格只在当时的斯瓦特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