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 (复旦新闻与传播学译库) (Chinese Edition)》

注释和标注：《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 (复旦新闻与传播学译库) (Chinese Edition)》作者：莱文森

译者前言

标注 (粉色) - 位置 176

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理论。1979年，莱文森在他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里首次提出这个理论。他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像人，技术在模仿、复制人体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人性化趋势”从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得到灵感。他仿效达尔文的选择理论，把人比喻为“自然环境”，人要对技术和媒介做理性的选择，用以维持生存、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认为，媒介的演化服从人的理性，有无穷的发展潜力，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完美，人总有办法扬其长而避其短。这是最乐观的技术学派思想。

3　印刷媒介催生近代社会

标注 (粉色) - 3.3　作为知识引擎的印刷术 > 位置 999

地球上的DNA成功的奥秘在于其无穷、躁动的重组，同理，最终从人脑兴起的科学方法的实质在于试验、再试、传播和可重复性。古代世界之所以能践行科学，那是因为有了文字的发明和稳定的作用。在文字之前的社会里，作为理性的、可验证过程的科学是闻所未闻的，那时的“科学”只能以巫术的形式存在。科学在今日之世界享有突出的地位，那要归功于印刷机。科学区分个人的思想和经过检验的思想；无论其精彩与否，个人的思想还是个人的思想；经过外部现实验证的思想则是超乎个人的——如果这样说，我们就捕捉住了科学的关键所在。此外，虽然个人可以用外部现实来检验自己的思想，但别人却无从知晓，他的检测报告是否准确和真实。我们无从知道，他是否偶然或刻意破坏了检测报告或带有偏见。针对这些问题，唯一、未必完美的补救措施是我们自己动手检测，或依靠另一些人重复那样的试验。要有足够的人数去检测试验，以保证试验的报告、思想本身没有个人的偏见，或不符合现实。在一定意义上，这样的检测过程发生在DNA层次上。有机体与现实的每一次接触都

标注 (粉色) - 3.3　作为知识引擎的印刷术 > 位置 1008

是对其生命特征效能的检验，也是对产生生命特征的DNA的检验。当然，在有机体的层次上，失败的后果极端严重，DNA的失败常常是个体的死亡。反过来，个体的存活或群体的存活本身就是雄辩的证明：有机体与现实的接触获得了最低限度的及格分。除了这种“决斗定生死”（trialbycombat）之外，人类另有选择，那就是在此基础上改进。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1972，p．248），“让我们的假设代替我们去死亡”。不过，波普尔和坎贝尔（1974a）又意识到，追求理论包装的思想既可能使人犯错误，也可能使错误持久；我们在本书绪论里也做了简要的探讨。

标注 (粉色) - 3.3　作为知识引擎的印刷术 > 位置 1032

在印刷术复杂的大循环层次上，以及近代社会出现的层次上，我们又看见，科学信息的大规模传播激发了新一代的思想，新思想成为科学进程的营养，这是需要检测并成为科学的原材料。阅读科学论文的一小群人重复论文里的观察或实验。一群更多的人成为事实上的舆论法庭。第三群人比第一群人还少，他们延伸、修剪或修正第一群人提出的理论。第四群人无疑最少，他们提出自己的理论，他们的著作反过来触发第一群人的检测，于是，一个自我复制、自我超越的知识循环就上路了。不久，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知识循环开始发展，且必然互相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以教会为主的反对知识增长的力量就被削弱了。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是科学的天然盟友，是印刷术点燃的知识大循环里的同胞兄弟姐妹；科学能改善人在地球上的生活。

标注 (粉色) - 3.3　作为知识引擎的印刷术 > 位置 1045

这一切的发生有一个前提。人们自己读《圣经》，用民族语阅读新世界，阅读经过反复观察和检测而保存下来的科学发现，这一切的前提是自己能读书。这就使我们来到课堂的门口，我们将考察公共教育的兴起。

标注 (粉色) - 3.4　公共教育存在的缘由 > 位置 1050

但公共教育尤其初小年级的兴起与印刷机还有一个更加基本的关系。为接受并加工从印刷机流淌出来的信息，人们需要知识工具、技能和手段。他们需要足以承载新信息的载体，即书籍，这是他们需要登陆和起锚的港口。乘客们需要思想的载体，去航行，

标注 (粉色) - 3.4　公共教育存在的缘由 > 位置 1052

去有效地获取知识。人们必须学会如何读书写字。

17　电子水印：数字时代知识产权的高身段亮相

标注 (粉色) - 17.4　信息也许想要自由，但信息的创造者仍需要吃饭 > 位置 3948

说句公道话，巴洛的思考比一般人更加深刻，超越了信息“想要自由”或信息固有“泄露性”（Cleveland，1985）的说法。实际上，他提出了数字时代信息补偿的一种模式：为靠信息完成的任务付酬，而不是为信息本身付酬。无疑，我们早就倚重这种模式，表现在我们与医生、律师和多种顾问的关系中：我们付酬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信息，而是因为他们能调动信息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并不关心创造这些信息的源头。这一模式的问题是，它只适用于完成“任务”的信息已具备的情况。但如果没有人写歌让歌星演唱，如果没有人研究医学知识指引医生给人治病，首先就不存在歌星演唱的歌曲，不存在医生治病知识。信息可能想要自由，但信息不会长在树上。信息是由人创造的，创造者必须因自己的创造而得到报偿。巴洛的方案的可行性必须要一个前提：信息的创造和运行携手并进——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两者相比，信息的创造要罕见得多。

18　真实生活里的人工智能

标注 (粉色) - 18.1　蛋白质沙文主义的危险 > 位置 4186

我们常把三元组合的三场革命挂在嘴边：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和弗洛伊德革命。哥白尼革命废黜了我们宇宙中心的地位，达尔文革命剥夺了我们独步天下的理想身份，弗洛伊德革命颠覆了我们理性的自我总是或通常控制局面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