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忒梅的雨季 | 希伯来的线索 笔记摘抄

本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卡斯忒梅的雨季”，仅作个人记录使用

1、 远古希伯来与中古英格兰君王暴死状况对比与简析

两个王谱的暴死烈度都很可观，生死比例50%对50%！都出现了著名的“house divided”格局，在英格兰是约克与兰开斯特互怼，在希伯来是北方以色列联邦和南君主国犹大互怼，继而造成各种分裂，诸如民族分裂、王室分裂、京畿重地与副中心分裂、至圣所宗教崇拜分裂、国民效忠分裂、判断境外势力的敌友身份分裂、盟友分裂、战争与和平分裂，基本上是不想好好过日子的节奏。

不过很奇怪，尽管有如此混乱的内讧和外侮、如此狂暴的君王横死史，这两个民族不但没有沦为万民之林中微不足道的费拉标本，反而给这个乱糟糟的地球分别留下了“普通法”和“圣约法”这两套高等文明的尺度。从此以后，凭靠前者的庇护，高贵的保守土著可以骄傲地守卫家园，而激进的游牧难民则可以在后者的启示下开疆拓土、大海星辰。

2、迈蒙尼德这部《律法书》（Sefer Ha-Mitzvoth）【《The commandments》】是我的案头书，还没有完整读过一遍，但常常翻查各种章节线索，是很不错工具书。这部书是迈蒙尼德在12世纪用阿拉伯文写成，Soncino出版社在二战前（1940）出版过一个希伯来文译本，但被敌对势力摧毁。二战后（1958）又新出了第二版。我用的这个是同一出版社推出的第一个英译本（1967）的第五次印本（1990）。这部《律法书》顾名思义，记录了613条律法，是迈蒙尼德从《五经》里面荟萃而成，其中包含了248条“积极律法”，规定了“你应当做的”（thou shalt），365条“消极律法”，规定了“你不应当做的”（thou shalt not）。

《五经》中的律法纷繁复杂，条目众多，迈蒙尼德之所以把数目确定在613，据说是因为人体一共有613块骨骼。含义很清楚，易腐易烂易受诱惑的血肉之躯需要坚硬的骨架来支撑，律法担当的就是这个作用，是文明正典的骨架，负有支撑和阻挡的使命，这就是“katechon”的意思。如果有一天这幅骨架软了，塌了，被风蚀了，那么文明也就消失了，——前面推荐的书《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记录的就是一个骨架坍塌，血肉消灭的故事。

具有深意的是，按照迈蒙尼德的区分，在613条希伯来五经律法中，“积极律法”只有248条，剩下的365条都是“消极律法”。——消极压倒积极，这是什么含义呢？这当然展示了圣经民族深入骨髓的“世界感”：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不可爱的、不可效忠的、急需避让和撤离的（“Kαὶ μὴ συσχηματίζεσθε τῶ αἰῶνι τούτῳ”——法利赛人保罗如是说），这种消极的世界图景和世界感受，才是律法主义的至深意图（比较柏拉图《法律篇》第9卷开篇853a-d对“法的精神”的纲领性陈述），这当然是更高段位的灵知主义。

3、古代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Momigliano）尝试捕捉四世纪的根本演化线：

“四世纪的核心特征是，教会开始作为同国家进行竞争的组织形态浮现出来，从而吸引了受教育和有影响力的人。国家尽管试图规制所有事情，却无力阻止或者压制来自教会的竞争。如果投身教会，一个人事实上就可以逃脱国家的权威。如果喜欢权力，一个人也很快就会发现，在教会能够找到比国家更多的权力空间。教会吸引了大部分有创造力的心灵，比如西方的圣哲罗姆、希拉里乌斯（Hilarius of Potiers）、圣奥古斯丁和东方的阿塔纳西乌斯、约翰·克里索斯托姆、格里高利（of Nazianzus）和凯撒里亚的巴西尔；这些人都是天生的统治者，而且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统治者，这种类型的统治者除了学者型的皇帝朱里安之外，在帝国皇帝宝座上几乎是找不到的。他们融合了基督教神学和异教哲学，融合世俗的政治能力和对不朽价值的稳定信仰。他们可以教导有学识者和无学识者如何行事，由此而改造着越来越多人的日常存在的外部特征和内在意义。”

公元四-五世纪的基督教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与古代异教的争端，而且还有一股新的势力，即野蛮人。这股势力对基督教会的担纲者提出了更具政治色彩的任务。——根据莫米利亚诺的观察：

“野蛮人一旦进入帝国，异教社会和基督教社会之间的冲突也就改变了面相。一种新的因素进来了。异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应对野蛮人问题时，究竟谁做得更好，这还有待考察。从公元四世纪结束时开始，人们便要求教会不仅要驱除魔鬼，也要驯服野蛮人。野蛮人便是当日的问题所在，仅次于撒旦。和魔鬼一样，野蛮人也遍布各个角落，不过和魔鬼不同，野蛮人不是任何简单的令谕就能够驱除的。在这个问题上，教会必须小心谨慎，应对不同的形势：它必须证明自己对于异教徒的优越性。”

在这个时段，我们遇到了古代晚期摄人心魄的一幕，涌入帝国的野蛮人是异教与基督教的共同敌人，但是，他们并没有使异教与基督教团结起来一致攘外，反而加剧了双方的敌意：基督教会与异教政府都试图获得对这些野蛮人的统治权，为此不得不竭尽所能，展示各自的统治能力和政教理念。在这场争夺治权的“三国演义”中，基督教对于野蛮人并没有很深的敌意，主教们的敌人是罗马帝国，与之相比，野蛮人倒显得友好很多。——莫米利亚诺说：

“圣奥古斯丁本人并不十分肯定帝国就是一个好东西。他的学生奥罗修斯（Orosius）则在一段意图生动的文字里谈到了那些更加愿意生活在野蛮人统治之下的人们。法兰克的神甫塞尔维安乌斯（Salvianus），也就是写于450年的《论神的统治》（De gubernatione dei）的作者，也对日耳曼人的品质有着深刻的印象……野蛮人作为解放军进入帝国的画面尽管是对史实的奇怪扭曲,然而，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在西部，对野蛮人的心理抗拒并不像东部那样强大……在西部，教会为削弱帝国提供了助力之后，便倾向于同野蛮人合作，甚至倾向于以野蛮人的领导取代罗马权威。”

耐人寻味的是，早在两百年前，罗马帝国的候补执政官塔西陀在他撰写的《日耳曼尼亚志》中就第一个对野蛮人唱起了赞歌，只不过，他的愿景并不是希波主教的“civitas dei”，而是共和遗老的“res publica”。

公元四世纪以后的这段帝国史、教会史与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共享同一种背景：将帝国境内的野蛮人改宗基督教，藉此使其罗马化，是由主教、神学家和皇帝们担纲完成的，其意图与其说是拯救罗马帝国，不如说是以新的方式组织一个新罗马。

4、“熟人社会厌恶识别，基督之爱即是对上帝正义识别的衡平。”

这句话可以视为全文的点睛之笔，非常深刻，甚至玄奥，既有基督教《新约》克服犹太教《旧约》的含义（这是最表面的一层含义），还有更加激进的诺斯替主义（灵知教派）的演化线索

简单地讲就是，人脸识别的神学前提是《旧约》首卷所谓“神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人”这句话，关键词就是“样子”（image）。造物主必须紧紧盯着自己的造物的脸，时刻防止造物的样子发生变形，也就是防止“陌生化”或“异化”的出现，因为那意味着他创造的失败。他像一个身居王宫的暴君提比略（Tiberius）一样，尤其厌恶秘密团契、熟人社会、封建小共同体之类的“邪教异端”（sects），那无异于共和派贵族的阴谋，他不能容忍背叛，害怕被弑父，他是一个孤独的神（“除了我，你不可有别的神”），他更是“一个嫉妒的父神”。

“嫉妒的神”是《旧约》造物主最真实的谓词和属性，它决定了《旧约》秩序必然是一个高度律法性的秩序（这个问题很复杂，此处不表）。基督教《新约》的“恩典”理念及其隐藏的诺斯替激进“自由主义”逻辑正是一套弑父的逻辑，诺斯替教派以《旧约》律法精神为根本反题与敌对，其对《旧约》的克服战术正是鼓动世界的“陌生化”或“异化”，也就是说，离异造物主和他的造物，甚至不惜离异人与世界本身，让人意识到世界是造物主为了留住他们而精心打造的幻象，继而意识到自身的异乡人身份。——为了颠覆造物主的监禁，诺斯替大师不惜颠覆整个世界的宜居性，实施彻底的“祛魅”，这是一个极端危险且代价极高的战术，即虚无主义战术，虚无是自由的巅峰（此处涉及的问题同样非常复杂，不再深入讨论）。

诺斯替教派古代残卷（Nag Hammadi Texts）有大量关于“形象”、“观看”、“幻象”、“窥视”、“影子”的讨论，所有讨论都致力于这些与视觉相关之物的彻底虚妄性，是对造物主的注视的全面颠覆和废止。——对视觉的颠覆，可以说是诺斯替教派核心的神学—政治战略，我在另外一篇笔记里将之称为“政治光学”，这里不再深入。（这个环节以一种极其悖论的方式与摩西十诫中第二诫关联起来，此处不讨论。）

我想说的是，人脸识别这种监控术，从那个嫉妒成性的“旧约神”耶和华按照他的样子造人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跟他的全知全能比起来，边沁的“圆形监狱”和现在满大街的摄像头只不过是漏洞百出勉强凑合用用的廉价赝品、希伯来“旧约”神权政治的山寨物。

最后，我想补充的是，如上所述，在希伯来《旧约》律法传统中，“视觉”有一种渎圣的含义，它总是跟嫉妒、占有、效忠与背叛形影不离，具有高度的道德色彩。我们都知道，古希腊异教传统也是一条“视觉路线”，但是，在古希腊人那里，视觉是纯然天真的，它是一种对寂静无声的宇宙万物的好奇和静观。——这是另一个话题。

5、《民族主义美德》（Basic Book，New York，2018）这本新书更新了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古老战争，战线追溯得很长，从17世纪欧洲共和革命及其反叛理论一直到今天川普治下的美利坚。而且，冲突双方的宗教维度被重点追溯和突出，即新教民族主义vs天主教普世主义（Protestant nationalists vs.Catholic universalists）。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者明确将此处的“新教”与某种共和主义式的“旧约”精神予以联结。英格兰、荷兰、苏格兰以及美洲清教徒复兴了《旧约》中对民族独立的强烈爱欲，继而将其从世界帝国的重轭下解救出来，这个世界帝国被作者明确指称为“日耳曼-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German-CatholicHoly Roman Emperors）。这场灌注着“旧约”精神的新教-民族主义革命重铸了这个星球的政治格局，激发了后来超大规模的民族自决运动，——“从波兰到印度，从以色列到埃塞俄比亚”。

熟悉欧洲16-18世纪政治思想史的读者，应该能够一眼辨认出作者的这个论证是对“希伯来共和国”这一隐藏命题的援引和发挥。海涅早在1854年的《自白》中就“泄露”了这条希伯来线索，他在荷兰、苏格兰、英格兰的新教共和革命者（格劳秀斯、布坎南、弥尔顿、克伦威尔等）身上看到了“巴勒斯坦精神”、犹太元素、法利赛人的语调和“希伯来人”的身影。——“我总觉得犹太国像是西方的一部分，但消失在了东方。”——海涅如是说。真相是，犹太国是东方的神国，只是它有几支线索伸展到了西方，侵入到了欧洲的故事脉络中，并且发生了复杂的扭曲，也使欧洲变了形。

新教民族主义vs天主教普世主义这条思路不算新鲜和陌生，从中不难辨认出“罗马与耶路撒冷”的古老冲突这个命题的影子，这个命题诞生自“第二圣殿”前那段充满磨难的战争岁月，那时，罗马仍然是欧洲异教的罗马，耶路撒冷也仍然是那个东方沙漠民族的耶路撒冷。后来，当基督教入主欧洲以后，“罗马”和“耶路撒冷”同时发生了剧烈变形，“罗马与耶路撒冷”的冲突命题的含义也变得复杂，且不稳定，直到19世纪的摩西·赫斯（1812-1975），马克思曾经的亲密战友、犹太复国主义理论教父。

赫斯的1862年经典檄文《罗马与耶路撒冷》重新主张“耶路撒冷”的民族主义身份，及其“反罗马”使命。赫斯的刀锋所指，与其说是“罗马”，不如说是那个融合了“罗马”和“耶路撒冷”的连体怪物，即“天主教罗马”及其所有可能的衍生体，比如第一罗马、第二罗马、第三罗马之类的东西。——必须把“耶路撒冷”从“罗马”的肌体上剥离出来。让罗马的归罗马，耶路撒冷的归耶路撒冷。换言之，赫斯试图净化“耶路撒冷”，或者说，赫斯反基督教，而基督教化的“罗马”反犹，这就是伸展在这里的几条战斗锋线。

写到这里，禁不住想到施米特（Carl Schmitt）在1923年《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开篇写的那段像先知预言的话：

“有一种反罗马的情绪，从中滋生出反对教皇制度、耶稣会主义、和教权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集结了众多的宗教和政治势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推动着欧洲历史的行进。不仅狂热的宗派分子在罗马发现了敌基督者和《启示录》中的巴比伦淫妇，历代新教徒和希腊正教徒亦如此。这副图景的神话力量要比一切经济计算都更加深刻和强大，其后效持久地绵延下来……每当具有神秘炫惑力的耶稣会教士粉墨登场时，都会引起明显的紧张和不安。然而，从文化斗争（Kutulkampf）、反对梵蒂冈公会议的整个斗争以及发生在法国的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来看，其情绪武器库与克伦威尔魔鬼般的狂怒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自18世纪以来，这场辩论日益转入理性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轨道，变得越来越功利、浅陋。唯独在以为俄罗斯正教徒那里，在刻画了宗教大法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反罗马的恐怖情绪才再度表现为一种[与之匹配的]世俗力量。”

我们知道，施米特是天主教罗马秩序的当代守护者，自诩“最后的罗马公法学家”，终其一生，用专业的法学修养，为他所理解的“罗马”提供法理辩护，抵制“耶路撒冷”从东部展开的侵袭，他当然是一个谋求公开决斗的反犹主义者。

施米特和赫斯就这样似乎形成了一组奇妙的对比关系，双方都致力于“罗马”和“耶路撒冷”某种意义上的切割与分离，都像原教旨主义者那样，分别效忠自己心中的那座理想的城。这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赫斯的“耶路撒冷”固然试图回归民族主义，但“耶路撒冷”的民族主义含义却是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同样，施米特的“罗马”固然有某种反民族主义意图，但它并非简单等同于普世主义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赫斯的“耶路撒冷”进路和施米特的“罗马”进路似乎隐藏着联手的逻辑线索，共同抵制某种更根本的敌人。

不管怎么样，末日临到这个星球之前，“罗马”与“耶路撒冷”的战争不会有终结的那一天，这是《民族主义美德》这本书试图向人们提醒的东西，只不过，这一次的主战场不在巴勒斯坦，也不在欧洲，而是在美利坚。作者用极其自信和坚定的论证把民族主义确立为《旧约》的原教旨以后，提出了自己的观察：自从1960年代以来，世界的潮流发生逆转，开始冲击民族独立的理想，在欧洲和美国，全球主义者把“二战”和“大屠杀”归罪于民族主义，并推出了“世界政府”的美好蓝图，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张蓝图激起了更深的仇恨，并复活了17世纪新教民族主义与天主教普世主义之间的宗教战争。究竟是要一个多国并存的世界，还是要一个世界帝国（目前看来，这必然是美利坚帝国）？所有人必须追问这个问题，并选边站队。《民族主义美德》的作者显然与民族主义站在一起。

近几年，美国右翼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民族保守主义运动（NationalConservatives），他们正在为川普工作。该运动有众多分支，其中包括以色列民族（国家）保守主义（Israeli national conservatism），强调国家中的犹太元素，而淡化其民主成分，该分支领袖正是《民族主义美德》的作者哈佐尼博士（Yoram Hazony），他是以色列裔美国人，担任耶路撒冷著名的赫兹研究院（TheHerzl Institute）院长，本人也被视为当代以色列著名政治哲学家，本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罗格斯大学获得政治哲学博士学位。赫兹研究院与美国众多顶级智库（哈德逊、布鲁金斯等）有紧密合作。“施特劳斯学派”重要成员出席过《民族主义美德》新书发布会。我的老朋友马克·里拉教授提醒我注意这本书。

从学术层面看，这本书尝试检阅和恢复16-18世纪欧洲政治思想史的犹太元素（这和哈佛大学Eric Nelson教授的路数是一样的），其对福特斯丘（John Fortescue）、塞尔登（John Selden）和伯克（Edmund Burke）这条英国保守主义线索的讨论尤其引人注目。

这本书的论证相对来说比较专业和艰深，2018年出版，在美国亚马逊网站已经收获多达一百多条高赞评论，很不容易。我的评价：这是一部近二十年来问世的值得列为重点关注的、兼具智识愉悦与挑战的政治哲学著作。

我的问题：区区民族主义蓝图真的能够安顿被称为“世界的第四部分”的美洲新大陆吗？抑或是，这块大陆已经老化溃败，继而到了转轨的时刻，应该卸去“例外主义”妆容，以“正常国家”的身份进入天下万邦的自然循环直到泯没无闻了吗？

6、 “伊历8世纪（耶历14世纪）中叶，在阿拉伯东方和西方发展的国家，都发生了瘟疫，人们死去了，家园荒芜了，民族受到摧残，光辉灿烂的文明荡然无存。在这场灾难到来的时候，正是这些国家衰老年迈之际，演化到了尽头，于是，它们的影响也大大缩小，锐气也已丧失，权威变得软弱无力，财富也快消失殆尽。没有了人，也就没有了发展，国家城镇、道路建筑都遭到了破坏，十室九空，国家衰败了，部落衰败了，世界完全变了样。好像有一个宇宙的声音向世界大声呼喊：要毁灭、消失！于是世界马上回答道：安拉继承大地和大地上的一切。”（李振中译本，第45页） 我说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文字是最后这两句宇宙规模的呼召和应答，它讲的是文明的彻底消亡、秩序的彻底更替、乃至世界的彻底毁灭，这当然是天经民族的启示录图景，在灵知派的世代（移涌）替换观念那里，或者在斯多亚学派的宇宙大火观念那里，也能看到这种超大规模的衰亡与溃散图景。

读到赫勒敦这句话的时候，想到了另一句宇宙规模的可怕宣告：潘死了。普鲁塔克《神谕的废止》（De defectu oraculorum）第17节讲了一个传说：罗马第二皇帝提比略时代的一个夜晚，一个名字叫Thamus的埃及水手航行在靠近Echinades群岛附近的希腊海岸，当时风平浪静，船只在海面静静滑行，接近Paxi岛的时候，从岛上传来一个声音叫着Thamus的名字：

“Thamus，Thamus，当航行到Palodes岛的对面，你要高声宣布——伟大的潘神死了。”

Thamus到了Palodes岛以后，遵照神秘传言的嘱咐，高声呼喊：“伟大的潘神死了！”Palodes岛立刻传出巨大的悲泣。据说，就是在那一夜，在“伟大的潘神死了”的传言开始散播的时候，另一个神，通过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进入了世界。

赫勒敦写上面那段话的意图，是想指明史家的工作内容，也可以说是历史的性质，或者是一种历史哲学。他的原话说：

“如果整个世事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宇宙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整个世界都变了，好像是新的创世，一次再生，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来记载人类、社会、朝代，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情况。”

希罗多德似乎早就规定了类似的史家工作性质：“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粗略地看，赫勒敦的意图跟希罗多德一模一样，但细看之下，却另有隐情。——希罗多德以历史写作为记忆术，企图对抗的是可以被打捞回来的遗忘，而赫勒敦着眼的，是更彻底、更无情的不可逆的宇宙更替和毁灭。

“潘死了！” “要毁灭、消失！安拉继承大地和大地上的一切。”

这种cosmic级别的宣告，这种cosmic级别的更替和毁灭，就是“历史哲学”或“历史神学”得以可能的前提图景和智识条件。——只有在潘死了以后，这个星球才会告别沉寂无声的异教年代，作为朝向终结溃散的可怕演化的“历史”才会破茧而出，史家也不再单纯地记载过往，徒劳抵抗遗忘，而是像奥古斯丁—约阿希姆那样，着眼于终局的裁判清算和再也不可修复的断裂，为来日不多的日子发明可能的意义。

——《诗篇》90章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历史哲学就是会计学，正如救赎就是经济。

7、 古典穆斯林把世界划分成“伊斯兰区”和“非伊斯兰区”，大家都知道“伊斯兰”的意思是“和平”，那么他们这两个区划的意思就是“非战区”和“战区”，也就是说，伊斯兰秩序的核心区是和平区，外面异教区是战争区，说白了就是战利品获取区，是猎场。我们知道，穆斯林世界第一部战争法典（10世纪？具体年代我忘了，反正比基督教要早，因此也可以说是这个地球的第一部战争法典）就是以战利品的占取和分配为核心的，从战争、占取和战利品分配中衍生出公正的理念、意志和第一块基石，这部法典是对他们古老风俗与法度的忠实反照。

那么，这里问题的重点来了。——相对于“伊斯兰区”而言，“非伊斯兰区”就是“边疆”，边疆就是盛满战利品的地方，可被占取的区域，可以逐鹿的地方，这个意义上的边疆几乎就是“无主地”了。这种地球划区方法看上去很邪恶，赤果果的帝国殖民军国恐怖主义凌霸。是这样的，不过这不重要，地球人似乎只配得上这种命运吧（Note Bene霍布斯的“SPNBS”）。

伊斯兰秩序的地球划分不是它一家特色，而是万民风习，只不过在它家这里以古老严峻的天经律法文字表述出来后显得木秀于林了。基督教也是照着同样逻辑干的，比如“教皇线”、“友好线”这种东西，古犹太更不用说了，古希腊区分文明与野蛮，未尝不是一种弱化版的伊斯兰式的区划格局。这万民的风习说的都是一个东西——逐鹿边疆。

逐鹿边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点。边疆是战区，满地皆战利品，是可占取之地，而秩序的核心区——“中原”——则一定要确保它的非战区的静好地位。一个族群及其秩序，如果其中原地带老是被逐鹿，那么这个族群必定是不幸的。

一个其“中原区”老是被逐鹿的民族就是“战败民族”，它往往会活在一种战败道德中，用战败者的眼光看待世界，最后永远失去征服者的视角，世界图像由此在单一维度中被彻底扭曲。

这种可怕的扭曲催生出的演化是全方位的，那么我是研究战争法的，所以我最关注的演化线索就是，这种不幸的战败民族，在法理智识上基本上不再可能构造出对“战争法”的丝毫感知了，战争法是征服者民族主持的法律。对战败民族来说，世界不再是战利品，从而，他们不仅失去了探险、发现、殖民、传教、征服、分配、建国的精神兴趣、道德血气和生物基因，而且，也永远错失了律法、秩序和正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战争和占取。说白了就是，他们苟活其中的，是一种存在着致命缺陷的不正义的秩序。

8、 谈到“天文”和“人文”，古希腊的天文学是不配叫天文学的，它地地道道的人文学，因为它所有的努力都是企图为地球土著们构造一种能够在地球表面安居下来的小天下秩序，古希腊那种天文学对“天”而言其实是封闭的，甚至是敌对的，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著作有大量证据可寻，它的着眼点在于构造一套宜居的大地秩序（即诉诸美学感官意义上的自然法），化用最近一个网红概念，就是“nomos of earth”。这就是“地心说”的本质，背后是一种地心引力（自然意义上的和道德-形而上学意义的）在起作用，真正意义上的天文学是抵制地心引力的，它的姿态是反中心主义的，离开尘世那个固定的位置（希腊人称之为“topos”，这个位置就是所谓“天下秩序”的锚点，每个种群、部落、民族或共同体都有一个这种锚点把他们死死地钉在大地上），向虚空飞散，——听起来有种魂飞魄散的虚无主义赶脚，只有挣脱了地心说框架所主宰的旧的“人文主义”道德，地球土著式的天文学传统才能发生一场真正的革命，继而真正成其为“天”文学。天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因此是反地球、反人类，甚至反自然的。——这个结论听起来比较bold，甚至荒唐，但天文学史似乎能够证实这个论断：天文学的演化史一方面是对一部自然法则的发现史，另一方面未尝不是一部对既有自然法则的不断颠覆史，没有任何知识门类比天文学充斥着更多的颠覆。我认为这就是“天文学”的罪性所在，用“巴别塔”来隐喻这种罪性再合适不过！我甚至认为，如果必须给真正的天文学配一句描述性题词的话，就用《哥林多前书》的一句话最合适：“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没有比这句biblical verse更精确地归纳天文学的激进本质了。Astronomical=Biblical。如果搞不懂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那么我们耳边就总会出现诸如宗教愚昧、科学先进这种缺乏深思的反智“启蒙”胡话。

9、 公元前后500年，以地中海东岸为核心区的大片地域爆发了一种被斯宾格勒命名为“麻葛心灵”的文化样式（“麻葛”，古汉语称“穆护”，转译自摩尼教的东渐路上），它的核心在于宣扬一种异世的天国及其如何降临的思想。它是怎么降临的呢？最著名的“麻葛文献”——《彼得后书》第3章第10节说：要像贼一样在地球人不知不觉中降临。

麻葛民族传扬的“天国”会对地球实施什么行动呢？大概两种：毁灭和拯救。

麻葛民族的经书上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巴别塔倒了以后，万民离散在地球的球面上，以“民族国家”——我称之为“小天下”——的土著部落组织形式暂时定居下来，延续人类物种及其脆弱的文明，但是有一支神秘的部族留了下来，他们的使命是守护巴别塔废墟，在时机到来之际，这个部族将发出呼召，以普世性的“英特纳雄耐尔”把离散的万民从“奶与蜜”的诗意栖居的幻相中唤醒，重新组织在一个人类联盟秩序中，重启巴别塔的通天（航天）计划。

我猜想巴别塔的那堆废墟可能就是被废弃的航天飞船发射场，古老的巴别塔部族是否掌握了航天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一套关于天国与拯救的魔术，一旦技术瓶颈被突破，这套魔术将爆发出启示录级别的威力。

好几个千年过去了，蜷缩在无数个“小天下”的各个土著族群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疑惑不安地打量着自己的身份，灵魂深处涌起尘史终结、普世联合的神秘欲望，麻葛天经民族开启的天国迁徙计划似乎正在又一次被唤醒。

懒惰而凝重的各民族历史，正在从庸碌温情的世相中醒来，加速吧，朝着另一个更高的“世代移涌”快快演进……

10、 霍奇森这段归纳是关于伊斯兰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批判，非常精到地捕捉到了初创时代伊斯兰阵营中的理论高人捕捉到的最重要讯息，也就是，他们从纷繁芜杂的神学教义中辨认出了那些使犹太教和基督教成其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最具个性的教义，并进一步指出，恰恰在这些教义环节演化出了最致命、最失败的结果，从而为凯旋的伊斯兰神学-政治征服铺平了正当性的道路。

第一，犹太教的专属特色教义在于其对“特殊神恩”（particular providence）的发明，即上帝及其救恩只属于犹太人，外邦皆罪人。这个教义旨在保证犹太人的民族纯洁性，从中既可以演化出一种特殊的属于神圣选民的极端右翼民族沙文主义理念，也可以演化出一种无空间的（spaceless）、去国家的（stateless）、极其抽象的、反人类自然的激进左翼普世主义理念；前者的代价是退出万民史的战利品竞逐游戏，与世界隔离，蜷缩在隔都，并招致全世界的敌意，后者的代价是征服万民，取消万国，终结世界史战利品竞逐游戏，天下定于一尊，末人永久和平。

第二，基督教的专属特色教义是对耶稣的神化，将之与上帝并列，与此逻辑相连的是其神秘主义式的隐修精神及其相关政治建制。伊斯兰阵营尖锐指出，过度的神化一个凡人，并向其奉上神秘主义式的负典效忠，最终将导向对圣经律法正典的取消，忘掉圣经之经世初心和以律法创世的古老使命。——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圣经是一部征服与经世的正典，而不是鼓动圣经子民逃离世界的灵知负典。

不难看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专属教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战败者”教义。作为亚伯拉罕家族后来的小兄弟，伊斯兰在没有战败之前，不甘心接受这两套战败教义，对他来说，老大和老二的教义只是“额外的负担”、“多余的教条”，古兰经应该予以革除。这就是我们在阅读塔纳赫、新约和古兰经这三部经书的时候，会强烈地感受到何以战败者道德主宰前两者，而征服者道德主宰最后者的原因所在。——伊斯兰教不是战败者宗教，这是它的初始成功的秘密，也是它后来所有麻烦的源头。

有人说，以第四黄金哈里发阿里为核心所演化出的一系列什叶派“出走”理论应该属于战败者宗教。也许是这个样子，但阿里党的这套战败者理论战败得还不够彻底，从而最终不具备基督教和犹太教驾轻就熟的那种从反方向谋求终极救赎的负典格局和技艺，这也许是阿里党高不成低不就的关键原因所在，党内哲学高手的理论天花板不过就是消极避世、积极享乐的波斯灵知而已，伊玛目永远隐遁了，隐遁久了也就被忘却了，不会有救世主重临，也没有以西结在巴比伦河边看到的天外神车负典，只有醇酒、妇人和诗歌，这与希腊正典溃散的晚古时期的斯多亚丧家世界主义者们相比，又能高明到哪里去呢？

11、 借助基督教神圣喜剧的利刃，解构了古代异教的命运剧，把善恶决断的知识和义务——柏拉图视此为政治哲学的巅峰知识和义务——污名化为“堕落”以后再奉献给一个抽象的绝对者暴君。——所有人都被解除善恶判断的道德-政治武装，曾经善恶交织、活色生香的异教式的花花世界被终极祛魅，幻化为一片中立化的区域，成为某一个唯一造物神的圣地，就这样，世人通过中立化，告别了命运古神不稳定的领地，迎来了世界的最高魔魅。——这就是GC主义或自由主义这对难兄难弟的终极愿景。

12、 大主教德尔图良，这个曾经充满敌意地视灵知大师马克安为基督教时代的伊壁鸠鲁的神学政教大宗师，就这样为灵知传统的“不拯救”保留了一个珍贵、公正、充满睿智和审慎的秘密空间。——这和但丁在他的“救赎喜剧史”之外修葺一处静谧的“灵泊”（limbo）供那些古代灵知们在对崇高秘密的闲谈中安度“剩余时间”可谓异曲同工。

就这样，德尔图良，或但丁，他们在洪水般普世浩荡的救赎史进程中，为某一类人，——其实也是为他们自己，保留了这个“不拯救”的小空间。他们和从来不曾真心实意反对过自身的摩尼教本色的奥古斯丁一样，都深深珍视着他们自己的灵知底色，凭借这份底色，他们才可以拒绝被洪水袭卷而去，坚定地立于救赎史与世界史的临界点。这就是“阻挡者”的含义。

13、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有句口头禅：“事物的表面就是事物的核心。”这是他研究学问的方法，这个方法使他留在了“表面”，也就是说，留在了政治世界，留在了只能通过“辩证<dialectic>言辞”和“诗性<poetic>言辞”描述的世界，一个抵制“推理<dianoetic>言辞”的世界，在这个表面的世界里，施特劳斯遇到了表面的知识、政治的知识，或者说"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认为，柏拉图也留在了“表面”，从而触发了一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以柏拉图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自诩，不过，他更喜欢用“political scientist”称呼自己，以此唤起“scientia”（知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保留的古典含义和尊严。因此，在他这里，“political scientist”不应该译成被赋予过多当代实证主义含义的“政治科学家”，换成“政治学问家”似乎更合适。

索尔·贝娄在其晚年小说《拉维尔斯坦》里以施特劳斯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叫“达瓦”的芝大教授（Professor Davar），“达瓦”这个词所对应的中古阿拉伯-犹太政治学述传统中的丰富含义特别契合这种由于居于事物的表面而探达事物核心的政治学问，尤其可能与伊历三世纪出现在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仪激进支派所主张的“da'wa”（被至高者引领着的言辞和传教）有间接渊源（——这是笔者个人的发现和猜测，待论证

某种意义上，在纷繁复杂的什叶异端群中，唯有伊斯玛仪教派最激进地继承并发展了（新）柏拉图政治学问的“内学”（Batin）中的神秘含义，当然，作为古兰子民，他们始终保留了古兰律法的外学，即表面（Zahir）。伊斯玛仪教派堪称“事物的表面就是事物的核心”这一解释学方法的最成功的践行者，凭借这一点，他们超越了古代晚期欧洲区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们（普洛提诺、波菲利），后者是的一群丧失了“表面”因而丧失了政治、律法和国家的战败流亡者。以此为背景，再来看施特劳斯的学问进路，会非常有意思，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进入柏拉图异教世界的道路是中古伊斯兰—犹太律法传统中的那些兼具正统的“表面”与危险的异端“核心”的哲学家。（——顺便提示一句，哲学就其本质而言，都具有“什叶性”或“伊斯玛仪性”，即反正统的异端品性，即趋于神秘知识的诺斯替灵知品性，尤其当其丧失“表面”认知的时候。）

这样一来，就比较清楚了，施特劳斯是留在“表面”展开他的哲学研究的，这使他收获了政治的哲学，这是他无限强调哲人具有“立法者”的原教旨使命的原因所在，哲学家并非是天生的反律法的灵知，与政治世界也并非必然存在致命冲突，恰恰相反，他们是依据神圣律法的命令而研究哲学的，用施特劳斯的原话，“They philosophize upon divine commandment” 。——哲学家的哲学研究是受了至高神（尤其是伊斯兰—犹太神学传统中的律法神）的委托和命令的，这意味着，他们的哲学必须是政治的、立法的、亦即律法主义的。施特劳斯在希伯来-伊斯兰先知（Prophets）和古典异教的柏拉图（Plato）这两个大传统中辨识出了这种出于“divine commission”（神圣委托）的政治哲学，他统称之为“古典的理性主义”（classical rationalism）。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把法利赛祭司（耶稣的死敌）的律法主义也纳入到了这个光辉的立法-哲学传统中！

可以尝试总结一下，施特劳斯的“中古伊斯兰-希伯来式”的柏拉图完全不同于古代晚期的普洛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柏拉图，前者属于征服民族的律法主义的柏拉图，后者是战败者的非律法主义的柏拉图。——普洛提诺主张律法不在场的灵知主义，施特劳斯则是更高的律法灵知主义者，二者都秉有哲学的“伊斯玛仪元素”，但后者多了一个“逊尼元素”所守护着的“表面”，这个“表面”是律法神最瞩目的区域。

上述所有这些差异，对于施特劳斯而言，远非琐屑的纯粹学术趣味意义上的差异，而是具有深邃的民族政治考量的。作为一个因为战败而流散了两千年的“神圣民族”中的知识分子，施特劳斯决定——不再做战败者。这是他的“Selbstbauptung”。

哥伦比亚大学的里拉教授（Mark Lilla）在一封邮件中提醒我，“事物的表面就是事物的核心”这句话不是施特劳斯的原创，它出自十九世纪末维也纳象征主义诗人霍夫曼斯大塔尔（Hogo von Hofmannsthals，1874-1929），据说，里尔克尊此人为时代的首领，是哈布斯堡王朝崩溃前夜的最后余晖、最精美最纤弱的文化符号。这句话的英文翻译在网络上广泛流行，已成箴言——“Depth must be concealed. Where? On the surface”。原文应该是德文，我没有查到，这句话出自诗人自编的格言集《友人书》（Book of Friends），具体成书年代我也没有查到。“Book of Friends”是拉丁文“Album amicorum”的英译，是一种富有文人气息的传统制书格式，诸如影集、相册、格言集等等都可以用这两个字做书名，其用意在于立此存照、怀念。

14、 切斯特顿这段话对“希腊化”的线索梳理以穆罕默德征服收尾，跟我想到一块去了。希腊化即东方化，东方化即“麻葛化”，“麻葛”文明主宰之下的东部世界（从阿姆河到尼罗河）趋于消极、厌世、厌战，最终秩序趋于坍塌，是最佳战利品和俘获物。只用了半个世纪，就被阿拉伯半岛崛起的武装游牧阿萨比亚所征服，四大正统哈里发时代还没过完，这片极度溃烂的希腊化区域就被以战利品掠夺与分配为主体的伊斯兰战争法（其实就是原始自然法）所规制和驯服了，新秩序在新月的标志下重新开幕。这就是“希腊化”线索在世界东区的演化情况。在演化的终点，我们看到，希腊传统的“视觉路线”（拜偶像）被替换成亚伯拉罕传统家法中的“听觉路线”亦即律法主义路线了。——尘世的秩序就是这样，在对视觉幻象的沉溺中败坏解体，在对神圣律法的聆听与服从中又被重组。

15、今天看到"神车论"秘传知识的说法，Account of the Chariot？有英译就是“metaphysics”。《迷途指津》里出现很多的一个概念。如果理解没错的话，大概就是指“上帝是什么？上帝的意图是什么”之类的终极知识。

〓 神车指的是《圣经·以西结书》开篇，希伯来先知以西结（Ezekiel）看到的天外神车异象，中世纪穆斯林-犹太哲学家把它解释（附会）成希腊形而上学。

1 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原文作我〕在迦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　神的异象。

2 正是约雅斤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

3 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4 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

5 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像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像。

6 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

7 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

8 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

9 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

10 至于脸的形像、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

11 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

12 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那里去、他们就往那里去、行走并不转身。

13 至于四活物的形像、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

14 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

15 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轮在地上。

16 轮的形状和颜色、〔原文作作法〕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作法、好像轮中套轮。

17 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

18 至于轮辋、高而可畏．四个轮辋周围满有眼睛。

19 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

20 灵往那里去、活物就往那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21 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22 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像、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

23 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

24 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哄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

25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

26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像、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像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

27 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精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

28 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像．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 我的理解是以西结看到外星飞船了也未可知。

▲ 不是没有可能，就跟摩尼想象的那个高度机械化的拯救装置一样，都有外星飞船的痕迹，这东西无法证伪，西亚沙漠荒野区有很多奇异事件，只有到了世界末日才能揭晓。

〓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天外”突入“天下”的反宇宙论事件，而且它是为“被掳的人”量身打造，也就是难民、战败者。——由于在此世“天下”的位置和命运已经失去，只好诉诸“天外”秩序，天外秩序专属于世界难民，二者在反宇宙意图上是相通的。中世纪穆斯林-犹太哲学家把这个希伯来先知的“天外”异象解释成形而上学，也就是把它给希腊化了，这样的话，它的反宇宙论特质基本上就被消解了，化为一种无害的元素，融入“天下”秩序的正典结构中。换句话说，希伯来先知的反宇宙论被转化成了希腊哲学家的宇宙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解释。这显然是哲学家或者出于占有世界或者出于贪恋世界的原因向尘世秩序做得一种妥协，跟基督教发明的“道成肉身”理论是同样意图的，即把二元论强行扭转成一元论或者准一元论。作为结果，它得到了进入世界的通行证，但不可避免地折损了“天外秩序”的负典锋芒。

▲ 神车论的生态位处在托勒密天球的凸面，希腊形而上学的生态位置处在托勒密天球的凹面。可以这么说吗？想到了电影《楚门的世界》。

〓 可以这么说，不过需要立即补充一点：对于希腊形而上学来说，天球那个凸面是不存在的，希腊人的智识天花板就是天球的凹面，至于外面是什么？他们保持沉默，也无意像楚门那样把天球捅破看看外面究竟什么状况；他们甚至有意识地保护天球完好无损、美轮美奂，并陶醉于其中，希腊哲学的美学品质就是从这里来的。

▋ 的确，在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冲动最纯粹的“前苏格拉底”阶段，其审美品性最浓厚。

▲ 看来，尼采把那段时期的哲学称为“悲剧时代的哲学”不是偶然而为的，前苏格拉底哲学表面上看是自然哲学，其实是形而上学，又是天文学或天文神学，更是美学。

〓 可以这么说，但是希腊人的天文学和亚伯拉罕天启传统的天文学是两回事，希腊天文学是关于天球凹面的天文学，是对一个完整无损的天球秩序及其有规律的运动（自然法）的研究、礼拜、模仿和沉醉，近人康德对道德律和星空的崇拜就是这种希腊审美的残留。和这个不同，亚伯拉罕天启传统的天文学则着眼于一个破碎的、不稳定的、没有规律的、甚至丑陋的天球，以及天球凸面以外的神秘领域，即天外秩序，他们这种悲惨的视野全部都凝缩在“创世论”这个学说中，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宇宙、天球）不像希腊人假定的那样是永恒的，而是偶然出现的，是被一个巨大的工匠制造的，因此可能是有缺陷的残次品，而且最终会毁灭的（凡是被制造的最终都难逃消亡的命运）。

▲ 所以说，哥白尼之后的天文学尽管承袭了希腊科学元素，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显然是站在亚伯拉罕一边的。

〓 是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亚伯拉罕天启传统和哥白尼天文革命的后代们，他们面对的都是一个坍塌瓦解的古典天球、破绽百出的天下秩序、以及天球碎片以外的无限神秘空间，这是二者的出发点，也是现代世界的出发点，培根所谓的“现代方案”从亚伯拉罕天启传统诞生之日就开启了，换言之，现代性始于古老的《圣经·创世纪》。

▲ 所以说，“古代”和“现代”并不仅仅是年代学意义上的先后排序和替换，而是两种最原始的、最具支配性的精神原则的冲突，是“古代性”和“现代性”的原始冲突。

〓 是这样的，这组冲突的另一个表述就是“雅典”和“耶路撒冷”，这显然不是地理学名词。

▋ 这样的话，把希伯来先知的“神车论”解释成希腊“形而上学”就是把天球凸面的东西挪到凹面了，把“耶路撒冷”强拆改造成“雅典”，这在建筑理论和操作上难度太大了吧。

〓 不是难度太大，而是荒谬。神车是宇宙难民的“反宇宙论”救赎工具，不是哲学家们静观的“宇宙论”风景。当然，在终极意义上，希腊哲学也是一种救赎的知识，但他们并没有想到可以把人救到天外，而仅仅满足于把人救到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一个无空间的、抽象的、被希腊化时期丧家没落的知识分子美誉为“普世”的秩序里，也就是斯多亚学派所说的“宇宙城邦”（cosmopolis）里（“白左病”的源头之一就隐藏在这里）。希腊讲的拯救是哲学家的拯救，跟希伯来那种难民拯救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希腊哲学家也有他们自己的拯救神车。

▋没有神车的民族会是什么命运？

〓 战败，然后迅速沦为“费拉”。【费拉：阿拉伯语，فلاح, fallāḥ，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彻底丧失战争血气的埃及农奴，上世纪初，作为一个关键概念，被德国大史家斯宾格勒纳入其巨著《西方的没落》，用以描述世界史整体意义上的“去武装化”所造成的普遍空虚、贫乏和无价值。】

16、在某种形态上，伊斯兰什叶阿里教跟基督教相似，都是从主流正统分裂出来的所谓“异端”。所谓正统主流，就是有一个强大的律法化秩序，所谓异端，就是反律法，诉求某种高于律法秩序的灵性世界或神秘等级。

不同的地方在于，犹太民族发生了大规模的军政失败及至亡国流散，它的律法秩序也就垮了，用斯宾诺莎的话说就是国没了，那么这个犹太律法（相当于他们的国法）就没有必要再遵从了，这样的话，在律法之外谋求救度的异端思路就会很自然地应运而生，这是基督教这支犹太反律法异端能够出现而且气运悠长的原因，它最后甚至被颠转到正统位置，也说明了西方正典文明框架从一开始就给“战败者”存留了一处空间位置任其生长演化（希腊悲剧议题之一），这是一种弱者和难民的基因，这就是后来所谓“消极自由”的基因，“消极自由”的原教旨理论家圣保罗把它表述成一句石破惊天的箴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καὶ μὴ συσχηματίζεσθε τῶ αἰῶνιτούτῳ.”《罗》12:2）后世的战败者们又通过这句箴言反过来占领了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正典。

回头再看阿里教，情况则刚好相反。黄金哈里发时代，甚至整个古典伊斯兰历史（阿拉伯征服期），从来没有出现过丧权亡国这种历史横遭逆转的大灾变，因此古典伊斯兰律法秩序始终是坚挺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产生异端的理由了，尤其产生不了象基督教那种专门应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问题从而可以开启新天新地、扭转文明轨迹的巨大异端。与基督教这支犹太异端相比，阿里教的格局要小得多，因为其面对的危机太小，没法和耶稣、保罗比。不过，因为毕竟是异端，阿里教也因循所有异端必然都会有的道德情感和政治愿景，比如反律法、神秘论、弥赛亚的盼望、乃至“消极自由”等等，但这些情感在阿里教那里始终处于被打压的处境，也就是说，始终没有机会翻身成为正典，换言之，这股负典势力始终没有机会进入正典的躯体里面参与这副“躯体”的生长运转，这也说明伊斯兰正典一直都没有遭到犹太人曾经遭遇过的那种致命挑战和危机。古典伊斯兰始终是以征服者的律法主义面孔出现在世界上的。一个没有遭到致命政教危机的文明是不会容许异端负典的存在的，也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就这样，伊斯兰律法正典由于其匮乏一种“反律法”的柔性的负典元素，所以会使基督教民族或“基督教化”的民族感到生硬僵化，因为在基督徒的血脉里流淌的，不仅有正典律法基因，还有更浓的异端负典基因。

基督教相当于犹太教内部的宗教改革，这场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把丧失领土国家与律法正典的犹太难民安顿在律法之外的另一个秩序中。解决方案就是天国理念的提出（负典），实施结果则是把天国构筑在地上（负典转为正典）。古典伊斯兰历史没有发生因为亡国而造成的文明统绪之大断裂，阿里被刺只是一场哈里发权位更迭史中的一次常规宫廷阴谋事件，其中蕴含的“受难”和“牺牲”的分量远远低于犹太负典传统中耶稣被钉的事件。所以，在十字架事件之后的基督教区（犹太负典区）的两千年政教演化线索，伊斯兰区是不存在的。

当然，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忠信于阿里的党徒中，还是有很多类似圣保罗那样的理论高人的，他们紧紧盯住阿里被刺事件，借助新柏拉图主义神秘论、古代灵知教派教义、犹太弥赛亚学说等等一系列伟大负典，硬生生地将一场篡逆阴谋事件逆转成一场有着“更深沉的牺牲含义”的殉难行动，继而极具创造性地演化出诸如“隐遁的伊玛目”这种奇异瑰丽的弥赛亚学说。

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征服者”和“战败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军政史地位”是分属于伊斯兰正典和犹太负典（基督教）的神学提问的不同起点。起点不同，决定了后面所有演化路径的不同，比如改宗问题。“战败者”的逻辑注定会发展一套把自由改宗予以正当化的理论，即我称之为“叛教自由”的理论，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前史。在最初的环节，自由主义是为战败的一神教子民量身定制的安顿方案，这个方案在古典伊斯兰秩序里是没有存在的逻辑前提的，因为古典伊斯兰世界里没有战败者。

因此，一个有趣的“定理”也许可以从这里推导出来：对于伊斯兰世界以及非一神教民族而言，“自由主义”是一种不具备存在理由和逻辑前提的非必需品、多余的溢出物，或者白白领取的过剩福利。——这个“定理”能否成立，需要更辽阔的深究。而当今世人关于“自由主义”的消费性谈论有太多陈陈相因的教条废话，对于“自由主义”的神学-政治逻辑线索及其刀光剑影的历史前提却罕有深思。

17、

FN的读者都知道，他频繁地向希伯来正典（旧约）表达敬意。在这一点上，他和威尔豪森、欧维贝克站在一起，蔑视那些肤浅的反犹主义分子。

在FN针对希伯来正典的致敬文字中，上面这段话最热烈，最崇高（《善恶的彼岸》第52节）。不过，引起我注意的是FN在这里对欧亚大陆空间位置的理解。——“......古老的亚洲和它延伸出来的欧洲小半岛......”，这个小半岛试图凭借“进步主义”资源和理由逃离亚洲巨大的母体。

这个欧洲逃离亚洲的空间图景可以很方便地让我们把欧洲理解成一个“浪子”的形象，他要逃逸保守的东方父亲，这就是欧洲的意图，就是欧洲“进步主义”的意图。——没有止境的逃逸，没有止境的进步，先是制造了东方专制和欧亚世仇的地球历史哲学总框架，然后圣保罗创制了“子”的新约联合晚古欧洲世界主义难民叛出亚伯拉罕“父”的国度，再然后，逃到不列颠列岛经营大海，甚至构想大西岛高科技乌托邦，后来干脆斩断根脉，扬帆新大陆，另起炉灶，在遥远的未来，可能是彻底逃离已然全部“东方化”的陈旧地球，向幽暗的深空星际移民。

——就是这样，一波又一波逃离，“进步主义”都贡献了理由、技术支持和道德论证。“进步主义”也一再升级，威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可怕，“进步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背叛，一种高傲的负典越狱，一种自由欧洲从东方亚洲重力拘禁的突破，一种从土元素到气元素的“元革命”。

“进步主义”的逃亡路注定是一种大型弑父现场秀，逃亡不止，则杀戮不停，这就是欧洲这块被永恒转动着的亚洲父体甩出来的破碎小半岛的存在价值和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