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不少村民出去打工，远赴珠三角。对于村民来说，家是此岸，珠三角是彼岸。而我从小就生活在他们的彼岸，现在总算是走入了他们的此岸。在我小学的时候，F市从农村变成了一个小城市，或者可以说是城乡结合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制度，就是将村民的土地交给大队管理，出租给各种各样的企业，座座工厂平地而起。它作为世界制造业的底层，无数外来务工人员来到这里组装电脑、手机、电路板，一时间村里面涌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变迁下长大。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村民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村民需要他们这样的新鲜血液维持经济的运转，又痛恨他们对自己领土的入侵。我们村许多人就建起了七八层的握手楼，顶楼自己住，剩下的楼层都租给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屋子大多都是将自己的楼梯和租户的楼梯相互区隔，再将租户的房间划分成无数个狭隘的小空间进行出租。所以，当我在听到“假三层”的时候，听到淑芬说F市的房子很好的时候，有种我自己成为了他者的感觉。

原来，F市在他们的眼中是这样的存在。我的语言、我的书写就如精致的工具，构建合理性、正当性，让童年的经历用另一种方式复现，回顾童年中的片段，并让我更加痴迷于流动、认同、归属等话题。引用列维-斯特劳斯在《一个人类学家的成长》(2005：55) 中提及，“他生活与工作的情境，使他不得不远离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长久的时间；由于曾经经历过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环境改变，使他染上一种长久不愈的无根性；最后，他没有办法在任何地方觉得使适得其所；置身家乡，他在心灵上已成为残废”。L村，它与我的生命原本是没有交集的；而今仔细端详，却看见了曾经眼中的他者。可是，我现在却理解与再现这些他者，努力构建一个由事实和个体组成的真实世界，这个双重他者的身份就像一面镜子，激烈地碰撞着我的知识。

在这第一次的田野中，感受其魅力之余，亦有知识以外的思考。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是可以互动的，并且对象能够质疑、对抗研究者的。在田野中，我们详细地记录村庄中的大事小事，将其转述成为文字保存，并坚信琐事也是有被记录的意义的。然而，丽娟表示自己对我们的善意提醒却被解读为一种训斥，并在村民之中四处地传播时，她愤怒地表示：你们这样天天去每个人家里面调查，还将这些东西发出去，这个村子以后不会好的。我感到惊讶之余，也在思考是否有弥补的可能，可是事情早就给丽娟带来了困扰。我们在这田野中记录着他者的故事，忘却了书写看不见的自我。我们自认为研究者的身份具有专业和权威的概括性论述，但其实对对象的了解是如此浅薄，并还执意认为自己在观察和分析。

田野期间，指导老师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写流动不要写成了仅有政治经济的分析，政治经济分析是基础，但在这之上还有更多的东西。在组织材料、将田野笔记撰写成报告时候，我一直提醒着我自己：不要为这个地方加上苦难的宿命感。说来惭愧，但感觉总有经济不安全感、城乡差异、规训类似的不平等萦绕在这篇报告中。而后，我又宽慰自己，背景性信息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报告中，政治经济也是必要的。在写到隔代抚养的部分，自责的感觉又再次袭来。我总是在描写代际关系的矛盾。报告中，我选择性地忽略了珊珊和吴姨温情的场景，选择再现冲突的氛围，试图去回应我流动、断裂与延续的主题。随后，我又安慰自己，人类学本就是书写的一种途径。

后记写得杂乱，却觉得直至现在，我才完成了人类学的“成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