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风云（366）：大幕开启
关于均输法，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做专业性和学术性的讲解和论述，而且这对叙事类题材的故事来说也会让读者觉得很是枯燥无味，但其大致的内容还是有必要进行一下介绍。
所谓的均输法其实所针对和适用的只是东南各路连接北宋京师的水运。作为一个人口百万的超大型型城市且是北宋帝国的首都，开封的繁华其实是仰仗于各地财物的供养和输给，百万人口的衣食住行吃穿用度自然会形成商业的高度发达和货物的频繁流通，如此这条商业和民生纽带便会催生出各种利益集团：纳粮的农民、纳税的市民、独立营生的商贩、各类物资的屯货商、具备操纵市场供给能力的大商人、收粮收税的地方官员、为政府和宫廷进行物资采购的漕运机构。
再来看现状。按照之前的法令和制度，此前东南各路按照各地的出产物资的不同，其输入京师的物资也不同且都是有定额的，这一部分叫“税”，比如说茶税（茶农）、盐税（盐户）、粮税（农民）。但是，有些京城所需的东西不在税赋的范围内或是所需不足就得由相关部门通过漕运进行采购，向谁采购？商人集团。既然是公家的钱，那么无论是采购方还是供货商都是相当大方，大伙儿心照不宣地就合伙把这国家的墙角给挖了，但这些还只是漕运经济的冰山一角。总而言之，宋朝立国百年之后，现在的情况就是开封城里有些物资囤积过剩，有些却是严重奇缺，而大商人集团以及与商人集团之间有着各种利益交换和纠缠的官僚集团则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给吃了个肥头大耳。
这种情况我们再说得更简单一点便是之前所说的那种状况：百姓的税赋一分没少，朝廷的国库却是日渐露底，而京城的物资则是旱涝各异，与之相对比的则是官僚和勋贵集团的日子越过越舒适，商人集团的钱包越来越鼓以及他们操纵市场物资供给的能力越来越强。一旦某地遇上什么天灾人祸导致物资紧缺，这些人更是可以趁机狠狠地发一笔横财，而国家则是又出钱还得出粮。如此便导致了现在北宋尤其是京城开封所出现的这种窘境：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繁华似锦的景象，商业繁荣、手工业兴盛、货品流通频繁，商贾权贵们出行时一个比一个金光闪闪银光耀眼，但国库却是越来越薄，以至于皇帝的葬礼被迫降格，以至于宋朝想要教训一下不老实的西夏人却拿不出军费。
说了这么多，再来说均输法到底是怎么个改法。王安石任命薛向为东南六路漕运发运使，由他负责调配进入京城的各类物资的多寡，而且薛向还兼领这六路的赋税主管，也就是说，薛向既主管水运交通又主管水运以及沿途各路的财税征收。重点在于：薛向这个发运使的权力被扩大化，他不但掌管财权，而且还掌管了一定的行政权，他可以根据京城各类物资的存量多少而决定这一年度各路的税赋到底是交钱还是交物，交钱则充盈国库，交物则平衡供需。
这项法案的最厉害之处在于它还考虑到了极端情况下财物的供给，概括而言就是这项法案的精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意即：如果某地的茶叶或是粮食欠收，那么就无需缴纳实物，而是按照平价折算成钱币，然后政府再用这笔钱去采购丰收之地的实物。这中间必然有差价，而这其中的差价利润就归国家赚取。说白了，之前流入商人集团腰包的钱进入了国家的口袋，而这正是反对派所说的“与民争利”。但是，这实际上的“与民争利”其实是“与商争利”，而所谓的反对派正是商人集团以及与商人集团有着利益往来和勾联的官僚集团。
再简而言之，这项法案的实质就是国家把原来吃进商人嘴里的蛋糕给抢到了国家的嘴里从而充实了国库。如此一来，商人集团想要操纵市场供需并从中谋利的情况就被阻绝，由国家官办的这个发运机构就成了一个国有的垄断机构。
为此，宋朝中央政府特意拨付给薛向的这个漕运机构五百万贯的铜钱以及三百万石的大米作为运营资本，此举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薛向的这个发运司就是一家大型的国有垄断企业。在呈送给赵顼的奏疏里，王安石也直接陈述了这样做的好处：“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
千言万语一句话：此法案利国利民，但独独不利商。王安石对此有句名言——不加民赋而国用充足，这话正是有基于此。毫无疑问，此法一出，商人集团以及其代理人自然是群起震怒！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用反对派的话来说，王安石这一举措简直就是在与民争利，是在扼杀百姓的生路。恕我直言，如果你是商人集团的一份子或是其代理人，你也会对王安石恨之入骨，一切就看你个人的屁股是坐在哪一头。
均输法实施后的次月，反对派终于忍无可忍开始集体向新法发难，首先跳出来的就是言官集团里的那帮御史。
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里行钱顗（yǐ）等人向赵顼上奏，直言薛向乃逐利之小人，如果任由其恣意妄为，那么即便宋朝的国库能够得到充实却也是在侵夺民间商贾的利益，如此一来就是在毁坏宋朝繁荣的根基——商业。
紧接着，本属于新法集团内部成员的苏辙也出面反对均输法。他认为均输法是在买贱卖贵，商人行此所为乃天经地义，但国家这样做就是不要脸，是在与民争利，这样下去迟早会祸害民生继而导致自由商业陷入凋敝。
此时担任开封府推官的苏轼也紧跟弟弟的步伐和节奏上疏反对新法，他说新法固然有可取之处，但如此一来却断了大商户的财路乃至是生存命脉，这对于自由商业竞争的影响近乎是毁灭性的。开办国有企业以代替民间商业贸易，古往今来，此举未曾闻也！
苏轼不愧是大才子，但也着实太过直白，别的反对者都知道用“与民争利”来充当挡箭牌，他则直接说出了此法案的受害者就是商人集团。
聪明人其实何止苏轼一人，朝廷里的这些官员哪一个不知道这其中的玄机，他们反对新法的用意和动机也是人尽皆知。至于天子赵顼，他也不傻，他为什么要变法？就是为了充实国库，所以说赵顼能够听得进这些反对者的絮叨吗？
为表对新法的支持，赵顼特意赋予了薛向可自主选聘下属各级官吏的权力，另外还加官薛向为天章阁待制并赐薛向一份亲笔手诏。诏书云： “政事之先，理财为急。故朕托卿以东南赋入，皆得消息盈虚，翕张敛散之。而卿忠识内固，能倡举职业，导扬朕意，底于成绩，朕甚嘉之。前览奏，且虑流言致惑，朕心非石，岂易转也。卿其济之以强，终之不倦，以称朕意。”
如此可见，赵顼对新法以及薛向的力挺可谓是坚如磐石。即便如此，向来以善于也敢于违逆上意而著称的宋朝言官们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往赵顼的枪口上撞。之前最先站出来反对新法的御史刘琦和钱顗因为赵顼的拒绝纳谏转而上疏弹劾王安石妄行法度祸乱国家，除了对王安石各种贬损和指责外，他俩还将陈升之以及宰相曾公亮、参知政事赵抃一并给捆绑弹劾，他们说这三人都跟王安石乃一丘之貉都该被罢免以谢天下。
王安石哪能受得了这鸟气？他建议赵顼将这两个已经因为愤怒而口不择言的人一并罢免外放。新法开始实施后一直躲在角落里看戏的司马光这时候跳了出来，他说这二人虽然嘴上确实有失言之处，但还请赵顼念在其忠直的份上对此二人网开一面。不过，赵顼最后还是选择了为他的宰相集团出口恶气：刘琦被贬为监处州盐酒务，钱顗被贬为监衢州盐税。
一旦言官集团和宰执集团开战到这种地步，下面的故事情节几乎都是千篇一律，那便是一个言官倒下了，另一个接着又站起来了，下面要登场露脸的这位便是范仲淹的二公子、同知谏院范纯仁。
自打从陕西转运副使任上调京担任言官以来，范纯仁就对新法集团颇有微词。当他回京之后，赵顼在第一时间便召见了他并向他询问陕西的战备情况如何，但范纯仁的回答却让赵顼相当困惑。
他说：“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
一句话，陕西那边的情况不好也不坏，一切都马马虎虎。赵顼帝愕然，再问道：“以爱卿之才怎么就只能说出个马马虎虎？你这个马马虎虎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范纯仁无奈之下只好解释道：“臣之所见就是如此，那边的情况确实不好也不坏，只能说勉强凑合。臣愿陛下别老是去在意边关上的事务，陛下若是如此，那么边关的守臣和守将指不定会为了邀功而生出什么事端，这样反而会给国家带来祸患。”
范纯仁此话真乃高见也！照他的说法，只要赵顼把头埋进沙子里，那么边关就能长治久安。此等高见，夫复何言？
除此之外，范纯仁对赵顼继位以来总是向各级官员咨询治国之道也是满腹牢骚。他说：“小人之言若是陛下予以采纳必然累及国家，因为这些人都是目光短浅之辈，这些人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望陛下深察！”
这等指桑骂槐的说辞相信只要是个人都能听得懂范纯仁在说谁，可他不但要抨击他嘴里所谓的小人，宰相富弼在他眼里也是个不称职的家伙。他说：”富弼乃三朝元老，当以天下为己任，可这人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他把自己的利益看得远胜过国家，到头来反而会害己又误国。我家与富弼家两代交厚，况且我又是言官，所以不便在私下里对其进行规劝，愿陛下将我的奏疏公示于众以让富弼躬身自省。”
这还没完，指责完富弼之后，范纯仁随即又加入到力挺吕诲的战斗队伍中，但很可惜他在王相公的面前吃了个败仗。等到均输法开始实行且刘琦和钱顗一同被贬之后，范纯仁的战斗热情彻底被激发了出来。
范纯仁紧急上疏要求赵顼收回对刘琦和钱顗罢官诏书，然后对王安石和薛向进行罢免，而曾公亮和赵抃助纣为虐也应该被罢免，如此方可不负天下万民之所望。赵顼当然不会同意他的请求，于是气得爆炸的范纯仁怒而转求自罢，赵顼让他去做国子监的校长，可他坚决不肯与“奸佞”同处京城，他要求外放为官。
被范纯仁一番指责之后，富弼更加坚定了要在家里当老宅男的决心，而王安石见范纯仁仗着赵顼对他的赏识而到处放炮也终于是忍无可忍。有鉴于范仲淹的缘故，朝中的士大夫尤其是王安石这种学术派的士大夫都对范纯仁可谓是有几分天然的敬意，但此时范纯仁的所为已经触碰到了王安石的红线，他力请赵顼对如此不知好歹和进退的范纯仁进行重贬。
赵顼延续了赵宋官家一贯的好脾气，他说：“范纯仁也没什么大罪，就是嘴巴大了一点，重贬不至于，还是应该给他一个好去处。”
范纯仁最初被外放到河中府，不久又被改任为成都路转运使。当新法开始在全国铺开之后，身为地方官员的范纯仁却明目张胆地以“新法不便”为由选择了拒绝执行中央政府的政令。为此，他又被贬为了庆州知州。其中是非，诸位各自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