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桥镇服疫记录

1.封锁的预感

来到上海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住在浦东新区高桥镇。这里是浦东的边缘，临近港口与海洋。我的住处靠近轨道交通站，而且房租相对经济，是个适合维生的处所。虽然过早地失去了工作，但我仍恬不知耻地在这里生活。没有收入的时候，我面对的只是一些庸常的烦恼，菜价、时间与房租之类的。进入三月后，空气发生了一些变化。网络新闻告诉我，上海有疫情发生，并且开始蔓延。我没有在意。实际上，最近的两三年中，我已经习惯了新冠疫情及其相关名词的出现，只要它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似乎可以像看待空气那样看待它。

三月，我在各个公司与医院之间游走。一为谋生，一为治疗我的腿病。3月14日，我与一家公司敲定了劳务关系。3月16日，我在入职前去到长海医院，咨询右腿膝盖时常作痛的原因。我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这并不意外。意外的是，医院附近变得静谧，有警戒线拉起，五角场街道已经开始演绎危城的氛围。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新冠疫情分布地图上，代表我所处位置的蓝色坐标被红色围绕，这意味着我在公共空间内的活动伴随着被感染风险，只要我在呼吸。感染者数量每天都在增加，我时常打开新闻网站观看身边的风暴，可以预感到，封锁的旌旗已经升起。

先于封锁到来的，是恐慌。尽管不屑于囤积物资，在我步入农工商超市的时候，依然被身边的人群感染。我也跟随着人潮于货架中穿梭，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食物储存。泡面、鸡蛋，易于存放的蔬菜，水。食物让房间更加逼仄，我则安心地等待风暴的洗礼。

很快我便被告知，小区要开始为期两天的封控。凑巧的是，在封锁开始之前，我们的单元楼正在经历电梯加装改造，而这项工程不得不因为封控中止。楼道的铁门已经卸下，孔洞暴露着楼内的细节。沟壑与参差的砖头让建筑具有废墟的质感，我走过深沟之上的踏板，回到洞穴中领受封锁。

2.饥饿

食物是足够的。两天不外出，完全可以接受。封锁对于我来说，是值得玩味的新鲜事物。两天过去，我可以再次呼吸外面的空气。病例增幅不减，封控也陷入了循环。我被告知线上入职，并开始居家办公。不必通勤省去了工作中的部分烦恼，不过新的烦恼正在酝酿，只是我还未察觉。

2022年3月27日晚上，我收到几位居住在上海的朋友的消息，提醒我抓紧外出采购。当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而我方才得知，自3月28日凌晨5点起，浦东地区要开始为期四天的封控。临近11点，我出了门。高桥镇的街道热闹至鼎沸，生鲜店、肉店、水果店已被人群围绕。货架大多空荡，我的收获不多。路上，人们在为食物奔走。一辆自行车从我身边路过，我看到了它，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车把上挂着的一袋鸡蛋。我第一次在马路上追赶一位陌生人，目的只是要询问他，鸡蛋在哪里买。他停下来伸出手，告诉我在那里。手指出了一条直线，线一直延宕到远方，那是一个未知的地方。

最终，我的战利品是两份黄焖鸡米饭、矿泉水和酒。酒精，我想，它至少可以在窘迫的情况下，为大脑营造充实的感觉。事实证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它们给了我很多安慰。

打包的两份餐是唯一能称得上“饭”的东西，它被我过早地消耗殆尽。三月余下的几天里，由于没有新鲜食物的供应，吃饭这件事显得窘迫。饮食结构中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占比调换了过来，而那些险些被我丢弃的食物，也成了宝贵资源。一袋过甜的辣白菜被我放了很久，挑剔在此刻成为了美德。我用辣白菜炒了剩米饭，当作一餐。

外卖软件早已形同虚设，餐馆、超市、粮油店全部无法购买。我还有一些速食，比如泡面之类的，它们确实可以充饥，但当你开始规划三餐时会发现，这些东西，不算是真正的食物。尽管315曝光了老坛酸菜牛肉面的卫生问题，但酸菜包作为唯一可食用的蔬菜，依然得到了我的认真对待。我将手放在腹部，透过身体的起伏感受时间的流逝。在三月末，食物的单一已经消耗了我对生活的热情。四月即将到来，我仍怀有重启生活的期望。

3.动物

三月，我所想的是迎接春天。我网购了一双绿色的帆布鞋，穿上它，可以和春天融合得很好。四天的封锁让我近乎枯竭。4月1日的中午，我换好衣服，穿上了那双新鲜的鞋子，走出了门外。这天是解封的日子，我带了一只巨大的帆布袋——想用购物弥补封锁的虚空。走下楼时，我被告知，没有解封，而具体的解封日期，并不确定。我重新换上睡衣，绿色的鞋子显得讽刺。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砸向我，而我不知道该责备谁。约定已不复存在，余下的日子像是在黑夜中跋涉，没有终点，没有期限。

于是，我在21世纪的现代都市获得了一种远古时期的体验。饥饿，真实的饥饿。即使手持货币，仍无法安抚自己的肠胃。属于人类的道德、科技、文化、礼义渐渐褪去，我终于意识到，人本是动物。一颗包菜只剩下白色的菜心，还有少量挂面。我开始认真盘算如何消耗我现有的食物。当我吞咽清水面条的时候，总感到委屈，不是为这食物本身，而是为了没有答案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挂面让我饿得很快，食物的单一更是激化了我的不满足。而我只能忧虑，静止地忧虑。

真实的饥饿降临，生物本能爬上了我的大脑，我的所思所想都与食物脱不了干系。有人问我“生的反义词是什么”，我的反应是“熟”，也只有“熟”。我几乎是用胃在思考了。可供对照的是，当我最初与远方的家人、朋友谈论饥饿时，得到的只是一些戏谑式的关心。因食物而苦恼，多少显得小题大作，如果我身处孤岛之外，恐怕也会作同样感想。

2022年4月2日，上海新增438例本土确诊、778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我对数字的指意渐渐变得麻木。随着浦西地区步入封锁，城市陷入了静止。人在囚笼中，快递不再运作，外卖也毫无指望。幸运的是，购菜软件还可以在高桥地区配送，它们以有限的货品对困顿中的呐喊作出了回响。尽管运力与货物同样稀缺，但相比不支持配送的地区，居住在高桥镇算是幸运。

不同软件的开放预约时间不同。早上6：00、8：30，晚上11：30，是举行仪式的时刻。结果通常是“预约失败”、“前方拥堵，稍后再试”。封锁期间，抢菜是唯一可以主导自己生活的方式，但这一积蓄了过大期望的行动，总以失败告终。失败经验不断累积，抢菜转变成了我的信念：明知前路拥堵，但仍要为其献出徒劳。后来，这一行为演化出了对抗的意味，只是我不知道自己在对抗什么。最终，人只能沉陷至无物之阵中，在没有终点的列车上拘谨地生活。

4.生活规律

孤岛与丛林相似，具有自身的法度。首先是货币币值的改变。外卖软件中，常规份量的食物几乎无处可寻，七宝汤圆店的起送费达到了999元；盒饭四份起买，售价144元，菜品是一个鸡腿、少量花菜与芹菜。这样的价格时常让人在钱与胃之间徘徊，即便如此，售卖食物的店铺也不多。想要找到合适的资源，只能像寻宝一样，不时刷新App，然后快速做出抉择。

4月2日，距离封控结束的时间未知，我买到了四月的第一份外卖。一盒米饭，两片素鸡，售价36元。我不舍得将它们耗尽，如果留下汤汁煮面，那就又是一餐。设想归设想，我还是吃得精光。

餐食已经缩减到一天一餐，但食物来源的不确定让我不敢优待自己的肠胃。工作之余，我时常在各种购菜软件中流连。以往的消费观念也被迫改变。本着经济适用的原则，我的日常饮食大多靠平价食物解决。但在那段日子里，维生的需求被置于前台，钱只是数字。我看到食物便买，只要可以承受就不论价格。当我急切地行使货币的交换功能时，它换取的价值是否合理，便没那么重要了。随之而来的，是饮食的随机性。带鱼意面、包菜宽粉、煮芹菜……虽说怪异，但都是抵抗饥饿的盛餐。

我的作息也被引导得十分规律。从四月开始，每天早上8：00左右，我都会被楼下的喊声叫醒。“六号楼下来做核酸了。”即便不情愿，还是要挣扎着起床，和室友们一起走进队伍里。我们被一根看不到的绳子牵着，在队伍中缓慢移动，直到张开嘴。回到房间后，也许会躺一会儿，也许还会在8：30经历一次失败的抢菜，然后在9：00打开电脑办公。有时我会加班到夜里，但这不是掌控自己睡觉权的理由。

在封锁的60余天里，睡一个完整的觉比吃饱饭难得多。从五月中下旬开始，不再需要每日核酸，但9：00之前的抗原检测-结果上报是必须的。胶体金试剂盒垒在客厅中，层层叠叠。木然中拔出棉棒刺进鼻腔，就像试探自己的命运。我们像一群被圈养的动物，起居饮食已在他人规划之中。当时我甚至觉得，在解封后的若干天里，每天早上9：00之前我都会醒来，然后对着天空张开嘴，完成一次记忆中的核酸检测。

5.瘾症

“如果再买不到烟，我就要死了。”浦西封控前夕，A对我说。她想要的爆珠香烟，超市已经不再进货。“我开始抽烤烟了。”微信里的传来被焦油附着着的嗓音，还有可见的焦灼。尽管时常目睹烟雾在她细瘦的身体前漂浮，我还是说，几天不抽烟，能怎么样？她回我：“烟对我来说，就像酒对你一样。”

其实她说得不完全对。我对这些坏东西都没有抵抗力，而坏东西又总是让人上瘾。4月中旬，我的烟弹全部抽完，先前残留的烟油也被我吸了个干净。这种带有各色风味的小玩意儿比真正的烟草还要让人上瘾。爬虫走过呼吸道，我却无计可施。孤岛的市场上流通着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食物，相比生存，现代人千奇百怪的瘾症显得微不足道。每天，我都将盒子里的旧烟弹倒出来，挨个尝试，直到烟杆散出焦糊味。4月18日，我在小区群内询问，是否有烟弹团购。问题没有解决。为了满足身体对尼古丁的需求，我买了烤烟——它的售价比平日高出60%，并且只能整条购买。

孤岛时期，资源变得极为稀缺，形形色色的瘾症便暴露了出来。它们早已操控了人类的神经，并且让我们变得脆弱不堪。可乐，薯片，蛋糕，酸奶……千百条馋虫埋伏在味蕾周遭。抛开口腹之欲不谈，大脑的渴望让我更容易被击溃。四月，咖啡粉也冲完了。对咖啡的依赖已有多年，不输酒精和烟草。无关情调，我只是化学元素的奴隶。一瓶潮湿到结块，近乎发霉的速溶咖啡被我拿来替代，但这样剂量的咖啡因无法安抚我的大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都没有真正的苏醒。

相比苏醒，入睡同样困难。因得积习，我对褪黑素形成了依赖，而最后一粒褪黑素，早在封控初期就已经被我吞下。当时，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处在严重的时刻。准备休息时通常是凌晨，我习惯了无法自然入睡，只能靠酒精进入昏迷。好在酒的获取算得上便利。四月下旬，便利店不时上线，找准时间便可以买到啤酒。困顿的日子里，黄色液体总在夜间安慰我，而我载着病灶的右腿则变得愈加疲软。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神经被千百种瘾症宰制着。我是孤岛上的可怜虫。

6.人

封控时期，“户”变成了基本社交单位。我和我的室友们时常作为一个集体，参与特殊时期的各种活动。我们以6-101为代号，排队采集核酸、领取抗原检测试剂、收受物资。随着封锁的延长，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共处在高桥镇的四居室中，室友们组成了我能感受到的，所有的人类的气息。

除我以外，屋子里还住了四个人：菌菌、小贝、Kyd、吴。菌菌与小贝共住一室，两人都是老师；吴是房产中介；kyd从事研发之类的工作，从租房软件上的个人资料上来看，是这样的。在疫情之前，我与他们共同生活了近十个月，但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们之间也鲜有交流。幽闭的斗室将我们捆绑到了一起，我也逐渐敞开，慢慢接受生活之中混杂着他人的气息。

早上，我们同时被核酸的呼喊叫醒，鱼贯而出。有时我睡得太沉，小贝会叩响我的房门，叫我起床。她的语气并不急躁，我会在乍醒的瞬间看到自己的童年。我们下楼，等待五个人都到齐，然后一起进入核酸检测的队伍。结束后，我们分别从花园中间的小路回房间，开始各自的工作。小贝通常在客厅上网课，早上出门时，她的电脑已经敞开。我时常能听到她给学生默写单词，或讲某一个词组的用法，有时还能听到“个别同学”如何如何。菌菌是个活络人，经常带些外面的消息给我们，居委采购通知、团购信息、核酸检测安排……都由她传达。有时，我会在取快递时看到菌菌模糊的脸——她时常扮演志愿者的角色。Kyd与吴在公区活动的次数并不多，有时傍晚出来，闻到汤达人的味道，就知道是Kyd在用电饭煲煮面。

菌菌和小贝比我们更会生活，客厅中总是铺着她们团购来的蔬菜，下课后，二人常钻进厨房忙活。晚间，灶火在厨房中翻腾，浓烈的辣味从门缝中飘出，这种气息会让我在异乡生出家的错觉。一天，小贝敲响了我的房门，给了我两个巴掌大的韭菜盒子：“第一次做，不太好。”几天后，菌菌将政府发的筒骨全部炖了，送给我与其他几人。离开高桥镇后，我会怀念曾经的“家庭”生活，不仅因为食物或信息，更是因为我们一起走过的艰难。

灾难之下，共同体比平日凝结得更为迅速。封控初期，同在上海的文宇见我终日哀嚎，为我送来了几斤蔬菜。得益于她的慷慨，我的饭碗里有了不一样的颜色。后来，流落在上海的文宇、Yona、Leon与我，加上杭州的崔娃、DN组成了“求助捡漏”小组。群组的用途是互助与哀嚎。杭州的两位友人帮助我们抢购京东上的货品，上海难民则更多地分享抢菜技巧与封控新政，间或转发些不可信的社会新闻，虽然它们都是真的。此外，我们共同经历的是，在一片向好的宣导之下，向风暴之外的家人解释：不是这样的，不要相信。

7.解封之后

据说养成一个习惯只需要21天，如果这是真的，那两个月的封锁足以让我们习惯囚徒的角色。某天崔娃说起买烟如何如何，我不禁问她，你怎么买到的？她说：“我在杭州。”我在孤岛上瞭望了太久，总以为别人也身在孤岛。尽管食物种类单一，计划经济式的团购已经满足了我的生活需求，可每当看到便利店开放销售时，我一定会买点东西，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对饥饿的恐慌已经刻入了我的行为模式。我时常透过小区的栏杆看着外面，那里已经成了一个无法抵达的地方。偶有即将解封的消息传来，这让我不知所措。已经习惯了狱中的生活，出门后该如何呼吸，如何动作？我不知道。

5月30日，高桥镇解封。中午，我去到小区门口，却始终不敢走出那道门。我问门卫：可以出去吗？出去后可以回来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才走了出去。距离封控已过去64天，街道看起来没什么两样。走在路上，内心没有想象中的欣喜，只是木然。便利店门口排满了人，很多店铺还未营业。我就这么走了一圈，然后回去了。

6月1日晚上，我又走上了街头。夜晚的流放地容纳了更多蛮荒，我们已经默认自己是忘记了法度的原始人类，我们不戴口罩，我们在街上随便走路，我们去可以到达的任何地方。我披散着头发在马路上奔跑，我想哭泣却无法流泪，想大叫又无法发出声音。我就这样在街上荡来荡去。

秩序回归得很快。我恢复了线下办公，也搬离了高桥镇。关于封锁的记忆变得模糊，变得像高桥镇一样远，以至于我想要重述这段历史时，只能带着稀薄的情感，捕捉一些琐碎，有时甚至记不清它是否真的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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