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贾樟柯分段论

…… 　　1.外省 　　虽然贾樟柯也曾被“归纳”入了“第六代”这个界定有些含糊的群体概念，但他和第六代当中几位代表性人物的区别仍是显而易见的。 　　与张元、王小帅、娄烨等大都市居民相比，贾樟柯的外省小城生活背景，决定了他所受到的文化熏陶、审美趣味乃至思维角度都和前者存在着确实的分野。巴尔扎克说：“外省就是外省，巴黎就是巴黎。”这句话并非单纯表明了一种客观的生活地域差异，而是具有文化比较层面上的现实深意。那些“第六代”电影作者们的生活经验主要立足于北京------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文化交流和国际性的资源优势为其他普通城市难以企及，这使得他们程度不同地造就了都市化的、学院式的、带有精英心态的气质。即使是在作品中把眼光投射于城市的底层和阴暗，他们的怀疑和忧虑也很少直接指向城市生活本身。贾樟柯的情况则不同。他的生活阅历积累基本上是在山西汾阳，一座边缘性的凋敝的小县城内完成，其艺术理念、思考立场的雏形应该在那一时期就已奠定了基础，贾樟柯的精神坐标也矗立于此。 　　在《小武》和《站台》中，贾樟柯一再借用了吴宇森《喋血双雄》的对白作为背景声音，是因为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录像厅作为外省小城的青年人最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之一，对他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刻影响。首都的“第六代”们，可以通过各种直接便捷的方式来接触外界文化，但在汾阳这种小城，录像厅播放的香港或美国电影，构成了贾樟柯最初汲取到的电影养分，也提供了一个“外面的世界”的想象参照。然而，这种通过海外电影搭建的过于浪漫空幻的都市想象，一旦遭遇当下中国的真实情境，就有变成冷酷的碎片的危险。 　　在中国当前的客观条件下，作为一名外省青年，贾樟柯必须通过跻身北京的学院和文化圈，来求得顺利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或许也正是这种“必须”的经验，让他反而更加难以体会到那种融入感，并愈发认识到了自己的外省根源，以及对都市无法消除的“他者”身份。大都市对贾樟柯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既令人向往羡慕、又充满陌生疑惧的距离感明显的的巨大矛盾混合体。 　　贾樟柯对现代大都市的间离态度，使他拥有了与其他“第六代”导演迥异的视野。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保持着贾樟柯一成不变的对底层小人物的关注，事实上，这仅仅是表象。《世界》与其说是贾樟柯一如既往偏爱底层，不如说是他对中国当代城市生活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全面质疑、批判和辛辣嘲讽。而贾樟柯的武器，是他作为一个都市异己分子所特有的冷峻观察。 　　城市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差别、乡村空虚化等问题，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中的普遍性。特别是在进程速度奇快而乡土文化传统历史悠久的地域，对城市化的犹疑、抗拒和直斥其非也更加密集强烈。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台湾，文学界、电影界乃至流行音乐界都出现了这种思潮，新电影的一大批以乡土为题材或背景的作品，就是极好的例证。 　　中国大陆的这一进程以改革开放为起点，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与其他地域对比起来，其特点相当明显。首先，城乡差别的扩大急剧而且惊人，政府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反而奉行如Kirkby所说的原则：“他们今天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制度化会加速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大陆当前的城乡差别严重程度已接近断裂的地步，并且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状结构：在塔尖的是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都市，一方面生活水平遥遥领先，另一方面具备国际化特质；塔尖之下依次是区域枢纽性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但由于断裂的巨大张力，导致一些城镇亦加快了乡村化的沉陷。作为贾樟柯前三部作品背景的汾阳和大同，就存在这种倾向。其次，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城市化除了享有资源配置上的有利条件之外，更获得了意识形态话语的优越地位，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意识形态的“高地”在农村。在其他地区，譬如说台湾，城市化会受到来自乡土立场的思想挑战，象征着自然田园和纯朴民风的乡土依旧具有价值观上的强势。（在侯孝贤的《在那河畔青草青》和因主题曲《橄榄树》而驰名的《欢颜》中，都出现了都市青年知识分子甘愿到乡村执教的情节，并在爱情上击败了拥有都市富足生活的竞争对手。）而在中国大陆的新时期内，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以“现代”、“文明”、“与国际接轨”的形象，占据了意识形态制高点，学者严海蓉将这种“城市目的论”形象地比喻为“城市包围农村”。 　　贾樟柯的电影，从他的灰头土脸的汾阳出发，难能可贵地揭示了这一严峻的真相。到了《世界》，他和他那些来自中国“第三世界”的人物，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式城市化的代表、“第一世界”首都北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不同于《混在北京》似的影片，它展现出的不只是“混”或“飘”在北京的个人命运浮沉故事，而是上升到了对社会文明发展模式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