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科学（UBC & UC 公开课）第五单元 文献 颓垣和遗骨中的宗教 5.3.1延伸材料 斯林格蓝谈宗教历史数据库DRH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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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本次的额外材料里我想谈谈宗教历史数据库。这是一个基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项目。
Ø 在生物学中，当你讨论解释生物多样性时，搜集数据相对来说不成问题。如果你想讨论蝴蝶的多样性，你有哪些数据对其进行考量？也许以翼展、计算胸部的节数作为考量。你有一些训练有素的研究助理，他们能够为你获取这些数据并向你汇报。
Ø 接下来真正考验智慧的是分析环节。获取数据其实是一个后勤管理问题，拥有足够数量的研究助理，确保他们能够使用好藏品，但这基本上不是问题，翼展的测量值不会有很大差异。如果有差异那可能是因为有人从尖端开始测量而实际上他们应该从某个固定位置开始测量。但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你说一下，测量标准，这样你就能得到相当准确的固定的测量结果。
Ø 但当你探讨文化数据，当你探讨像宗教这类事物的数据，当你探讨宗教文化历史，如果你所感兴趣的是早期商代是否有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神灵、道德化的神灵，他们是否认为身心是分开的，这一文化有书面经文吗（你会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但什么算是经文呢？他们有占卜手册，这算是经文吗？人们对所涉及的术语有所争议。
2. 所以这里你就会有几个问题。
1) 一是如果你抱持某种模式的宗教思维，以英语表达这些问题，你的分析术语可能对跨文化研究不合适。经文这样的观点可能并不适用，至高无上的神灵这样的观点也不以你所认为的方式适用。
2) 你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针对大型社会，对于数据究竟告诉人们什么有着严重分歧。人们有大量的文本、大量考古数据考古信息，但对它们的解读各有千秋。人们综合这些信息，然后说是的，商代有一个道德化的至高无上的神灵，或是是的， 这个文化里身心是分开的。这是诠释性的论断，是基于数据的诠释性论断，基于了解分类法和考古项目的专家的意见。
Ø 但这却是个骗局。人们会得出不同的诠释结论，因此当谈到文化历史，它不像自然史的生物多样性。诠释的维度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我的观点里，这意味着这里所遇到的智识上的挑战只是第一步，而得到数据才是困难的部分。因为获取关于历史记录的定性信息，将之转化为量化数据、转化为二元判定--是的，有至高无上的神；是的，身心是分开的，这才是困难的部分，这才是真正有欺骗性的部分。关键是，没有唯一的答案，并不是派遣一个研究助理就能得到答案。在这个领域里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这些诠释的问题，在处理大规模社会时尤其尖锐。
Ø 我们在5.3( 数字人文 2 大规模数据库方法)里谈起过PULOTU项目，那是个有关太平洋宗教的数据库，在该项目中他们使用了研究助理。他们让研究助理回答问题，对太平洋地区的宗教进行二元区分。
Ø 该项目之所以这样做有2个原因，一个是他们真的非常努力，他们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对于太平洋宗教来说，必须研究特定的岛屿，这些是相对来说规模较小的社会。如果你对波里尼西亚文化有基本了解，对所包含的语言有基本了解，你可以参与到一个特定的岛屿，这个岛屿可能有15、20个民族志学者和传教士的报告，花一二个月时间你可掌握这些。因此基本上他们所做的是成为每个岛屿的专家。就其工作量和成就来说，都是难以置信的。但这在小规模的社会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你所需阅读的资料是有限的、材料是有限的。
Ø 但这个策略对于中国的汉代或罗马帝国就行不通了。仅仅是初级材料本身就多如牛毛，研究助理不可能在任何时间段内完成这一工作。
3） 接着是第二层的学术研究和诠释，你需要专家。当你研究大规模的、任何形式的大规模社会，你必须依靠专家，因为他们穷其一生沉浸于定性数据中，他们吸收了定性数据，他们是唯一具有那样的知识、能使他们跨越得出量化数据的人，他们是能够综合所有这些信息的人。然后单击一个框，说：是的，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或：是的，身心是分开的。因此当你处理大规模社会时，你必须完全依靠历史学家或专家。
Ø 这就导致一些实际问题。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依靠专家来参与新形式的技术，在网站上回答问题可不是历史学家通常会做的事情。因此技术必须能完美运行。所以实际上，我们花了1年半差不多2年时间什么也没干，只是致力于项目的技术问题，以确保界面运行完美，没有漏洞，确保专家们在使用时不会遇到困难。因为如果他们在使用时哪怕遇到小麻烦，也会停下，再也不会回来。你可以在一年之后写邮件告诉他们说，回来吧我们修复了漏洞。他们才不想听这些废话。实际上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招聘，只是进行技术层面的优化。
Ø 在研究助理模式下由助理们搜集数据，因此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花钱雇了他们，他们是受雇的员工，你可以让他们使用任何形式的界面。这只是你与专家们打交道时所遇到的问题。这不像你与研究助理打交道，你必须使系统适用。
4） 真正的更大的问题是，你必须让专家们想要使用并关心这个项目。
Ø 因为他们不会为不能解答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不能满足他们需求的项目做出贡献。这些是真正改变了DRH项目的质量与范围的东西，起步时它只是一个数据库，以回答有关宗教历史记录的文化进化问题，结果它变成了多用途、在线专科全书。我们仍然有定量问卷，这个在线专科全书既有定量信息，也有定性信息。
Ø 当我们和历史学家探讨你想要什么、这如何对你能更有帮助，其答案更多是定性的：我们想要更丰富的评注；我们想更容易地对他人的工作进行评论；我们想要人们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评论；我们想要关联图像和文本，我们想在网站上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Ø 有一位中世纪道教的历史学家，他收藏了一些石碑碑文的图像。他整个职业生涯都专注于此，这些都锁在他的硬盘里，以通常的方式这些信息无法出版。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工具，使他能够上传这些图像并进行整理，同时将之附加到他的条目中。人们想要文献资料的支持，他们想要在他们的引用管理程序中引入一些东西。因此我们针对历史学家的需求扩大了很多新的功能。
5） 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向历史学家展示为什么需要这个项目。这确实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最近才遇到的问题。
Ø 这发生在，我正准备在德国向一群历史学家做一次演讲，向他们推销DRH项目，显示该项目对他们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我半夜醒来突然意识到事实上，DRH是对我们所未认识到的人文学科中一个关键问题的回应，而我也在那个时候才认识到这个问题。
Ø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记录归纳的能力。我们讨论过宗教研究中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与宗教研究学者探讨问题，你会说当我们探讨具体问题，我们探讨的是对特定群体的厚描，我们总是在进行归纳，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和课堂里不断进行归纳。当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注意到一件事-即归纳越概括，就越不可能看到所提供的参考或证据。所以如果你说得非常具体，比如这个庙宇在这个时期有600位僧人，他们会给你一个参考资料，因为这是非常具体的事物；他们会说，在这个时期藏传佛教如何如何，大体上你会得到一个参考资料，通常是他们自己的著作，你必须阅读整本书籍才能找到参考资料；如果他们开始谈论他们所研究的总体上的东亚，在中国印度日本所发现的什么东西，你不会得到任何参考资料。
Ø 这并非是学者们马虎草率，而是因为陈述的本质。当你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陈述，你可以指向具体的数据，你可以指出记录这一陈述的信息；而当报告一个大范围领域的巨大感受时，你真正所做的是报告你的本能反应。作为从学术角度了解当时该领域共识的专家，你在报告你的感受，或是从该领域你所认为正确的共识或正确的观点进行报告。
Ø 我认为在学界所发生的是（这一方式曾经奏效但不再足够），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学术界变化太快而我们的学术方法却没有跟上这一变化。比如在二代之前，我说的是像我导师的导师，斯坦福大学倪德卫这样的大家，他可以非常自信地谈论商代宗教或早期中国哲学。因为在该领域只有大约20人，屈指可数的学者以他所掌握的少数几种语言-汉语、日语、英语、法语和德语撰写文章。你被期望以所有这些语言进行阅读，可以在研究生阶段阅读所有你领域的文章。一共只有二份期刊，一年出版二期，你每年都能见到这些人。因此倪德卫可以做出精确的归纳，因为他对该领域所发生的一切有综合性的观察。
Ø 我想也许甚至在一代之前，相对静态的资源仍能完成这一工作。也许你自己不认识这个领域里所有的人，但你可以查阅《牛津商代宗教手册》或其他资料。通过那一小组编撰该手册的编辑们，你可以认识该领域所有的人。所以你自己不可能了解甲骨文学术研究中所有的进展，但他们认识所有懂行的人，他们点出或指出相关章节。如果你想要对甲骨文进行归纳，你就阅读相关章节，以精准方式对之进行归纳。
Ø 问题在于，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仅在我所处的领域，在过去的10到15年间，早期的中国研究、秦朝之前的中国研究，每年在中国都有一本或几本新的期刊出现，其数量多到我已无法追踪英语的学术研究，更别提其他的欧洲语言或汉语、日语、韩语。
Ø 学术研究激增而我们尚未意识到这一事实，即我们已没有好的方法来追踪我们研究领域的进展。手册更新速度不够快，它们每10或15年更新一次，这是个问题。所以有个时间问题，它们不够快速，我认为还有个问题是现在学术圈非常庞大，仅靠一小群把关者没法完成任务。《牛津中国宗教手册》的4位编辑，根本没法真正了解中国宗教研究领域的每位研究者。最后他们通常给自己研究生院的朋友打电话让他们编撰相关章节。因此学术研究仍由说英语的学者主导、仍由欧洲学者主导，因为他们是执缰绳者，他们是手册或专科全书这类东西的把关者。
3. 因此像DRH这样的资源的有力之处，在于它是在线的、开放访问的，世界任何地方合格的学者都可以自愿加入。
Ø 你无需认识他们、无需认证他们，而是让他们对你进行身份认证。
Ø 最终他们可以以任何自己想要的语言与网站进行互动。目前除英语外，我们只有汉语和法语，但我们正开发其他语种。
Ø 我认为它确实是我们所需要的传播知识及综合知识的新工具，因为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或宗教研究者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信息过载。我们无法再追踪我们领域的研究进展，因此必须让个体能够提供他们的定性信息再分解为定量数据：是、否、 不了解。因此你可以即时了解人们在该领域的观点，以及世界各地该领域每个人的观点，而非仅仅是你恰巧在项目或所参加的研讨会认识的那些人。
Ø 因此这是DRH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响应了宗教历史学家和宗教研究学者真实、真正的需求。
Ø 对于那些不关心文化进化解释的人、不关心宗教科学的人（实际上那些人可能对宗教科学的观点抱有敌意），你必须为他们构建这样一个有用的有意义的项目。我想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4. 现在真正的法门在于，为该领域规范化的在线专科全书数据库做出贡献。
Ø 这不是人们通常会做的事情。如果你写进自己的简历，人们会看着它发问：这是什么出版物？我从来没听说过。因此这事关改变该领域的观点、改变观念。
Ø 但我想这个如何让宗教数据库成功地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包含了挑战与调和，将科学与人文结合在一起。
Ø 让史学家和史学界共同协作意味着DRH以我们不曾预料到的方式发生了演化。
5. 人们将之用于我们从未想到过的领域，一个新的用途是作为教学工具。
Ø 迈阿密大学宗教研究系的一个小组，希望在本科生的课堂中运用DRH作为他们课堂作业的一部分，作为期终项目，而不是写一份只有他们教授会读而任何其他人都看不到的报告。他们的期终项目是，在教授指导下，回答关于历史上一个宗教团体的部分问卷，以这种方式学习学者们如何做出论断。
Ø 如果你回答是的，是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或是是的，他们相信身心是分开的，什么证据构成了这一论断？你如何记录这些？哪些注释可被用于佐证你的答案？该项目的出发点是这是学者的看家本领，是一种强大、实用的方法使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年级想要继续深造的学生、想以此为生的学生，接受学者如何做出论断的培训。这样一来学生们还发表了文章，他们是所发表文章的合著者。
6. 所以DRH是模块5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模型，是你研究宗教历史的新方式-利用历史数据探讨宗教认知科学理论。我认为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模型既展现了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一起合作所面临的挑战，也展现了其激动人心的一面。你可以去到自己从未设想过的新的方向，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访问并探索这个项目，如果你是宗教历史学者，我们也期待你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