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林的花衣魔笛手 视频稿
哈梅林的吹笛人
欢迎来到视频的下半部分,如我之前所承诺的,这里要讲是一个能完美概括我目前发布的视频中所有要点的故事。如果你是我的老观众,或者完整看过之前的两个研究视频,那么恭喜你,这部分就是为你而准备的,新观众如果回头做过功课,一样可以收获一个完整的思考体系。
我要讲的是一个童话,但它的前身是一则真实的历史事件,以它为蓝本改编的动画吹吹拉拉热热闹闹,本篇却被视作一个成年人的鬼故事,其中没有任何骇人的恐怖,却耗尽了许多人最后一丝理智。故事的名字叫哈梅林的花衣魔笛手。
最近我的思绪时常回到公元1284年的6月26号,在那天130名孩童在名为哈梅林的小镇上神秘失踪,这一创伤事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以不同的版本传遍了整个世界,真假难辨的故事先后成为神学、启蒙思想、浪漫主义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
其中正是莱布尼茨在17世纪末率先察觉到传说背后真实事件的端倪,驱动了启蒙知识分子对吹笛人传说的理性解释,到了19世纪这则故事在浪漫主义作者的笔下重获生机,收录于广为人知的格林童话,而在两个世纪后的今天哈梅林的花衣魔笛手俨然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
从格林兄弟和罗伯特·布朗宁流传下来的故事通行版本是这样的:哈梅林是一个闹鼠灾的城镇,所有人都对肆虐横行的鼠群束手无策,直到一位穿着补丁花衣的男人出现,他承诺以收取一千币为条件祛除市区的鼠灾,市长和官员欣然答应,于是他吹起了古怪的长笛,所有老鼠都应声出洞,在花衣男的带领下成群结队地溺毙于威悉河中。人群大喜过望,但市长转脸拒绝支付约定的报酬,愤怒的吹笛人奏起了另一支曲调,这回是全城的孩子们伴着旋律舞动起来,跟在吹笛人的身后出了城,他领着孩子们上了远郊的柯彭贝格山,到了半山腰山峦裂出了一道巨大的口子,等孩子们全部涌入了这个山洞后就合上了,只有一个拄拐的孩子被留在了门外,哀叹他无缘得见的天国蜃景。
这便是哈梅林世代相传的故事,尽管小镇已经变成了吹笛人的纪念城市,那一天的创伤仍然挥之不去,透过历史的迷雾,耳边仿佛仍然回响着无数父母的痛苦哭号,
故事中的花衣魔笛手究竟是何方神圣,哈梅林的孩子们都去了哪里,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在一条正确而高贵的道路面前我们还会再次退缩吗?
接下来我们把吹笛人传说再从头到尾细致地梳理一遍,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和我们的目标完全吻合:
首先从形式上来看,吹笛人传说缺乏任何可称之为直线性的要素,所以在85年的同名动画中,吉利·巴塔有意保留了中世纪哥特式的弯折与逼仄,他将背景的深度空间向上翻起,使其与前景的人物共同运动,因此可以说弯折成为了深度本身。
其次吹笛人形象本身便可视作弯折的集大成者,这位音乐天使的笛声比噪声更多变,比任何凡间的音乐更微妙,而相形之下哈梅林的居民既无法通过语言与老鼠对话,也没法劝住远走的孩童。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信息系统之间只能借助于一种带有魔力的中介加以沟通,因此吹笛人也可算作某种妄想代理人。
再来看看老鼠最初是如何发现哈梅林的。吹笛人传说的背景并非设置于典型的中世纪城市,13世纪的欧洲城镇正处于从封建领主独立的转型时期,哈梅林能够向内征收税款并选举自己的当局,已经可算作一个现代城镇的雏型,它的工商团体在共同体中握有越来越大的权力,其导致的政治秩序的动荡也将莫名的危险请入共同体的内部,日工、游民和乞丐组成了市内越来越庞杂的流动人口
因此有历史学家认为在哈梅林失踪的压根不是孩童puelli而是pueri,即指拉丁语中“没有财产的人”“奴隶,独身者”之类,虽然碑文的记载中确实是孩童的拼写,但可以肯定的是,鼠灾肆虐和完全受制于他人的寄食者增多呈正相关趋势。
与初步现代化的共同体相对,哈梅林人并没有多少对外开销的渠道和信念,他们扎紧钱袋安睡于财富之上,久而久之一股铜臭味从家中散发,伴随着食物腐烂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城镇中,老鼠或许就是被这种味道吸引来的
相比起以强力霸占他人的家园,老鼠们更满足于寄食在城镇每一处隐蔽的角落。而居民开始察觉到事情不对劲,是从奶酪被吞噬殆尽开始的,或许以孔洞的数量来看,整个城镇就是一块大奶酪。鼠群把这座城镇变成了一层厚厚的皮毛,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反倒是人们自己在家中成了陌生人。
在哈梅林小镇的中心有一座钟楼,那是居民日常聚集的地方,也是共同体内部用于公告决策的场所,鼠灾自然成为了事关共同体存亡的严肃议题。但让管理者犯难的是,他们对于这次内部出现的问题毫无还手之力,老鼠并不像人那样好打发,要想不伤筋动骨驱逐这些食客简直是天方夜谭。
随后花衣魔笛手适时出现,他承诺可以凭一己之力驱逐鼠害,只要城镇支付一定的报酬。
出尔反尔并非是市长自私的决定,而是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打算相信这个奇装异服的外乡人,管理层打定了如意算盘,给吹笛人下了道双重束缚:如果他做不到,这笔钱自然能留下;如果他能做到,那么消灾本身就已经是他的报酬,因为这些老鼠说不定就是他用妖术招来以敲诈小镇的,无论如何,这个共同体对他没有任何责任可言,什么吹笛人,捕鼠者,不过是又一条拿音乐换饭吃的寄生虫而已。
对于这项决定哈梅林的居民们也暗自赞成,因为除老鼠以外,吹笛人的存在激起了市民的一致敌意。
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懂得讨孩子欢心的人,他来了之后,孩子们把他团团围住,梦想着成为他那样的人,没过多久孩童模仿的笛声就从这生造的中心传遍了大街小巷。在吹笛人的影响下,市镇和父母树立的榜样黯然失色,恼羞成怒的市民咬定不劳而获的人必须收到惩罚。
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吹笛人还是老鼠都从来没有成为孩子的问题,当孩子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渴望溪流汇成小河,江河涌入大海。大人眼中的肮脏,只让他觉得好奇,在他生机勃勃的双眼中,老鼠仿佛在对他说话,在梦中,他和老鼠一起奔跑在城镇的每一个角落。
约定的时候终于到了,当吹笛人开始奏响那奇妙的旋律,老鼠们终于应声消失于湍急的河流中。在短暂的欢呼声过后,哈梅林的市长按照计划拒绝支付报酬。
相比起吹笛人对此的反应,另一组成员的态度更加耐人寻味。发现共同体在眼前以他们的名义犯了罪,这座城市第一次彻底让孩子们失望了。大人们脸上幸灾乐祸的笑容随即被一种惊恐所取代,他们从来没有在孩子的眼眸中见到过那种眼神,那种夹杂着痛苦的蔑视的眼神,仿佛在望向另一群卑劣的老鼠。直觉告诉哈梅林人,事情还没结束。
吹笛人转而演奏起另一种曲调,和方才老鼠的队伍相对称,这次是全城的孩童们共同组成了一支跳舞的游行队伍,凡是他们路过的地方,一场无辜的叛乱就在所难免,他们手舞足蹈地出了城来到了远郊的柯彭贝格山。
山上的风景可真不一样,哈梅林城原来只有绿豆大小,云朵仿佛触手可及,高处的眩晕带来一阵阵迷醉,天国般的蜃景显现于山峦的裂口中,那里正是一处字面意义上的恐怖谷和属于孩子的灵薄狱交汇的场所,是搬家的终点,也是弯折的终点,或许也是下一期要讲的摹仿的终点。
在此意义上《妄想代理人》可理解为一个吹笛人传说的变体,其中作为吉祥物的老鼠反过来圈养了人类,而拿着弯球棒的信使起初被视为一种外部的威胁,最终却被发现与老鼠是一丘之貉,它们一并领着所有人心中的孩童去往幻觉的家乡。
如果把登场的所有角色进行分类,就可以得到成人、孩子、老鼠、吹笛人这样的四元组。
为什么说这是独属于成年人的鬼故事呢?在哈梅林故事的所有变体中没有孩子,没有老鼠,抑或没有吹笛人都是可行的,因为从头到尾只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在变换形态——老鼠或许只是大多数人为家里的噪声找的借口,吹笛人可以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影,孩子还没来得及成为什么,但你显然并不希望他们在成长路上落入老鼠或吹笛人的控制。换言之,这是一个所有脱离你掌控的事物夺走你最珍视的宝物的故事。
在这个四元组内部只存在无法维持的差异,如果把它视作一个完整的系统,一旦运作起来就无法阻止各元素之间相互混同,换言之,它的动力就源自于完美的互惠等效性。
小白鼠并非平白无故就成为了科学研究的最佳实验对象,事实上它和同为哺乳动物的人类几乎共享所有基因序列,因此它能代替我们承受非人的折磨和苦难。
而只有在实验室之外,老鼠才会进一步向我们显露它们真正的本性,它们极脏,并不只是因为会携带致命病菌,而是因为一种极端的无差异性(undifferentiation),
这种生物乐此不疲地侵犯整洁和脏乱的边界,也践踏个体和群体的分别,与其说是它们带来了致死的瘟疫,不如说它们充当了跳蚤和人类之间的中介,因此也更接近于那种自远古以来就抹煞一切区分的瘟疫,更糟的是,每一次人类把诸如此类的事归咎于鼠类,前者就向后者的实质迈进一步,因为人和老鼠正是在最恶劣的根性上有所重合。
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曾在研究自然界的攻击性行为时发现许多动物的进攻活动都有如舞蹈般美妙,唯独在老鼠身上他看到了一种真正的残忍——“当一个陌生氏族的成员进入它们的领地时,老鼠的表现是可以在动物身上观察到的最可憎的事情之一。”洛伦茨不安地发现这种歇斯底里的群体仇恨(group hate)和惯于在替罪羊身上发泄怒火的人类如出一辙。
在20世纪诸多小说家之中,君特·格拉斯的作品最好地呈现了人鼠混杂的世界。你可能听过他最有名的小说《铁皮鼓》,但我这里要讲的是他集大成的作品《母鼠》。
在主人公的梦中母鼠说了这样一段话:
只有用鼠性优化、充实、控制人的本质,使其有所增减损益,使其脱离个人的“小我”,面向集体的“大我”,如此脱胎换骨从而再具生活能力,我们才可能僮憬未来。 “智人”只有靠“挪威鼠”才能康复。造物的梦想会成真。只有"鼠人” 才有未来。
说了这么多,我希望借助老鼠的特质重新开启对一连串关键概念的讨论,并借此进一步廓清自己的研究进路。
熟悉精神分析和文学批评的人都知道,弗洛伊德曾经写过一篇名文《论诡怖》uncanny以讨论一种异样的恐惧感的源泉,通过将词源追溯至unheimlich,弗洛伊德得出了诡怖者源自于一种家庭内部感受到的异样感,是经历了压抑的某物的回返。
出于此洞见在第一个视频论meta与阈限空间的章节中我将诡怖的定义和恐怖谷的完整曲线嫁接在一起。
但对于吹笛人传说中诡怖感的源泉,也就是老鼠而言,它们与其说是不知从何时侵入到家中的被压抑者,不如说是从一开始就内置于系统的参数中,只要有适合的环境和条件就可以沟通家庭这个封闭系统和外界的中介者,它们总是已经和爸妈一样在家了,但这种单纯的噪声你很难真正驱逐它们或接纳为家中固有的一份子。
在成人-孩子-老鼠-吹笛人的四元系统中,老鼠是人类公认的丑怪分身,代表着无法被收编的无差异化的他者。
而精神分析往往对这类群体行动的生物感到无所适从,在著名的狼人公案中弗洛伊德认真地分析了一匹狼和几匹狼俄狄浦斯化的释义,却忽略了狼本就是群居动物的事实。在吹笛人传说中也是如此,精神分析家不可能不知道,作为一种不可控的生命,直到18世纪老鼠和儿童都被同一道音符联系在一起,它们混沌的意识远远甩开了分析师的思维定势。
我之所以把最初的今敏研究视频命名为「搬家」,指的就是要离开家庭罗曼史的范畴,也即精神分析的源头之外去思考,因为我相信我们能去往哪里比来自哪里更重要。
弗洛伊德在文中为了支撑自己的论点,举了E·T·A·霍夫曼的《睡魔》为例子,我也用吹笛人传说驳斥了前者以一个坏爸爸取代好爸爸来阉割孩童的结构,
哈梅林的孩子们恰恰没有被预设好的情结,他们对大人的谎言满心蔑视,要求的也仅仅是离开这个充满双重束缚的环境而已。
正如在阿部谨也的专著《花衣魔笛手》中,众多假设中最为可信的之一便是,吹笛人只是一个移民代理人,孩童们集体“搬家”到其他地方是为了躲避真正的灾难,比如说人口失衡饥馑和瘟疫。
再回到四元组的系统中,互惠等效性的基础源自于在主体与他者之间建立同一性的能力,这种能力我将之归结为「双身」,这个概念从我为漂流少年做的第一个视频开始就如影随形,而在《论诡怖》的文本中对「双身」武断的处理我认为是此处破题的关键:
弗洛伊德认为霍夫曼通过复制、分裂和交换自我,使得同一化的关系得以彰显,而正如梦喜欢用复制或增加阳具象征物的方法来表现阉割情结,双身也首先表象了从死亡的威胁中幸存的欲望。
可以看到在双身的所有功能中,弗洛伊德径直走向了否定,固然双身有超我威胁性的一面,有强迫重复和原初自恋的一面,为什么「复制」不首先是一种加倍的肯定呢?
双身从来不依靠彻底的同一化来运作,它总是能够提醒两者间最小差异的存在,然后反身递归提供元语境的描述,通过对欲望的形状加以铭刻,再实现精神的转移和替代,最后以主体的奔跑象征性地重新整合这一形象冲开阈限空间的大门。
兰克和弗洛伊德试图把古老的双身接纳到家庭内部的叙述中,我倒是认为双身恰恰出现在一个孩子离家最远的时候,并且其现身是进入符号秩序的个体探索人与人之间关系可能的关键,
当下有一种友情被称作“世另我”,通过接触符号秩序中的另一个“自我”,有助于重新探索镜像阶段暧昧而异化的认同体验,从而成为引领我们走出和他人之间紧张的侵凌关系的一条窄路,这是我在电脑线圈中学到的最宝贵的一课
说的差不多了,来总结一下我们迄今为止的发现吧
首先我们从上文中奠定的四元组出发
左右分为 中心 边缘 划定家的边界
中心与边缘的划分顺理成章地带来了 洁净与肮脏的区分
上下 音乐 噪声 世界的可理解性
天真 经验 取自威廉·布莱克的诗集《天真与经验之歌》
两种无法沟通的存在状态 系统化的嫉妒的来源
在天真与经验的断裂居间中 可以发现阈限(liminality)阶段的存在
在音乐与噪声之间则是语言 人类所特有的信息处理方式
洁净与肮脏的划分标准取决于神圣的秘密知识
中心与边缘 的边界由共同体决定 被神圣既吸引又被排斥
神圣和语言的交界 诞生了一种与他者沟通的能力,甚至可以说是掌控万物的能力 但这门语言也容易让人迷失方向 需要有一位忠诚者对抗污染和噪声的影响 守护回家的路
阈限和神圣的融合 孕育了共同体规则外的阈限空间 僵死的语言不足以把握它的实质,只能从内部加以体验
原先清晰的边界变得含混 甚至无法区分诅咒或祝福
它被选作克服主体阈限阶段的过渡地带,稍有不慎也会转变为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监牢。在用于审判时,innocence的两层含义 无罪和无经验 可以同时成立
再来看共同体和语言的结合 由于共同体话语主要负责对罪责和污染的阐释,又无力凭借自身穿透老鼠和吹笛人的奥秘,它不可避免地陷入自身的盲区
相应地,在孩童眼中现实与话语的巨大落差产生了 诚实与谎言 的问题
这是整个吹笛人故事的寓意所在,也是创作者再现这个故事的两条进路,围绕它诞生的作品也可算作共同体话语的一部分。你可以像迪士尼那样渲染天真的歌声 也可以如吉利巴塔那般站到吹笛人的位置追究谎言的罪责
最后,在阈限与共同体之间 是「免疫的童年」
这是成年人在看透了孩童和吹笛人之间的共谋之后 所构想的终极手段,容我再解释得详细一些:
意大利当代政治哲学家埃斯波西托在《免疫的共同体》immunitas这本书中指出,共同体的成立条件是一群人通过共同的债务和责任结合在一起,其反面则是从任何义务中得到豁免的个体,也即一个被免疫的人。
一方面,130名孩童集体失踪的创伤性事件彻底改变了哈梅林共同体的样态,共同犯下的过错munus转变为所有人对共同体的责任,花衣魔笛手的创始神话进一步推动它脱离教会秩序的束缚,这是它从中世纪的城镇步入现代共同体的显著标志。
另一方面,哈梅林儿童的消失使童年的出现真正成为可能,而且只有当历史本身变得模糊时,儿童才会以一种不同于往常被认知的方式被恢复。
这次幸运的坠落(felix culpa)诞生了一个不曾存在过的纯洁童年的幻影,使得启蒙思想家和浪漫主义者开始孜孜以求地在孩童身上再现这一灵魂状态。童年自此被免除了所有义务和责任,是一种没有礼物或债务的免疫童年,他们褪去不可控生命的阴翳,被还原为脆弱和不稳定的生命,从而被切断了和污染的神圣再次联系的机会。
这个共同体永远无法信任吹笛人的奇迹,但通过巧妙地利用弱化的吹笛人传说,童年最终将得以幸存。
所谓童话和现代童年的发明相伴相生,并非童话作者偏爱黑暗和残酷,而是童话本就是一针弱化的毒药,通过将历史可怖的残影注入到童年内部,共同体话语可控地免疫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真正的危险。自此吹笛人的灵薄狱化作了彼得潘的永无岛,搬家的尝试被无害的冒险所取代,这些白日幻梦孩子一经长大就能够将其彻底抛弃。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儿童再度被关进那座大山,他们被带到其他免疫/监禁机构,比如学校。孩子们这次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父母分离,成人也由此从儿童身上得到解放。
只有当吹笛人和老鼠淡出视野后,成人世界才逐渐顶替了它们的位置成为童年最大的污染源,不仅如此,孩童还必须免于其他孩童的过度接触,使得差异始终被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准。只有这样免疫的童年才是作为现代社会的独立个人项目起点的最终实现,也是精神分析式童年的历史渊源。
1284年的6月26号,130名孩童被吹笛人领入山中,七百多年后的今天,正是哈梅林孩子们的失踪留下了现代世界的蓝图,我们正生活在吹笛人所创造的世界中。
在此意义上童年可能比成年更为严肃,波兹曼所谓的“童年消逝”只是把隔离的老问题重新表述,他误把一种持续的免疫措施当作一种自身独立的状态,只要我们还持这种立场就仍然无法和童年沟通。
当成年后的个体回头张望自己的来路,他会发现一个似曾相识的孩童,一个曾经是“我”的孩子,站在灵薄狱与恐怖谷的交界,他既是天使也是寄食者,在大千世界无可救药的丰饶中尝试学习一门混乱的语言,他不可避免地为诚实与谎言的边界所困扰,因双重束缚的困顿而逃家。
作为一个在动画繁荣的世代中成长起来的普通观众,我第一次理解了这些年来它们一直试图告诉我的一件事
在动画中有一处芜杂的花园,它正在从过去的创伤和症状中恢复过来,它感到音乐再次滋养自己的梦境,风中捎来了童年再生的消息。
我想把这个讯息传达给未来的创作者,吹笛人和所有的老鼠都会尽数归来,但愿这次在一条正确而高贵的道路面前我们不会再次退缩。
延伸材料:
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
camel-song within a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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