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行为中虚化“我”

本文选自“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之《主体的退隐》

第十三章“在写作行为中虚化我：莫里斯·布朗肖”

另一种本真性理论

20世纪没有哪一位作家比莫里斯·布朗肖更谨慎地泄露他的自白。他的一部自传或日记有朝一日会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在现代主体性历史上，他的名字却是不可或缺的，原因在于最初接近他的文本时所遇到的，可称之为存在的那些东西。即使是那些被证明是小说或者是具有文学理论随笔形式的文本，也都围绕着一个问题：思想是什么？写作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思想、写作着的我在写作行为中经验到了什么？成为问题的并不是谈论的对象，写作时思想者追根究源的更多地是上述问题，以至于他的文本成了一种经验的记录。

在《塞壬之歌》（Chant des Sirènes）一书中，布朗肖概述了他在这一文本中致力实现的文类理论。他称之为叙事话语（récit），并将之同（虚构的）小说相区分。小说，他这样解释道，讲述的是发生在日常时间纬度中的地地道道的人间故事，述及的是人类的诸多欲望，而叙事话语所报道的则是日常时间纬度与一般的真理——甚至可能是一切真理之外的一个极为奇特的事件。叙事话语复述的不是一个（过程性）事件，它就是事件本身，是事件的临近，是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叙事话语通常是奇特事件的记录，这些事件脱离了日常形式和一般的世界真理，甚至一切真理。……叙事话语不是事件之间的关系，而是事件本身，对事件的接近过程，事件被要求发生的地点。”①

Maurice Blanchot

作为该文类的例证，布朗肖除了列举奈瓦尔（Nerval）的《奧蕾利亚》（Aurélia）和兰波（Rimbaud）的《地狱中的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外，还列举了布雷东的《娜佳》（Nadja）。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凸现叙事话语的非虚构特性。他并不是要在传统理解的意义上解释本真性（作者在此保证了他所报道内容的现实性），而是将其解释为事件与叙事话语的统一体。在文本之外，事件没有其他的空间；在写作或阅读的时间之外，文本也没有其他的时间。作为书写下的，它总是已经发生了的；而作为被阅读的，它又始终处于未来。如果将《娜佳》理解为对自我的寻找，那么，文本所报道的这一事件果然就与之不可分离。布朗肖郑重其事地对待超现实主义文本中的本真性要求。布雷东将人生与写作如此紧密地互相联结，以至于写作成了人生的一部分，而布朗肖那里的人生，却是写作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夸大意义上的经验只存在于写作之中。②

我死故我在

1941年，在被占领的法国出版的小说《无言者托马斯》（Thomas l' obscur）至今还令人产生疑惑③。第一章便在不知不觉中让读者跌入一个令人诧异的世界。我们获悉到：主人公竟敢在气候恶劣的日子游到深海，上去，虽然险些溺毙，但最终却回到了岸上。但是，在这里我们读到的并不是一个濒临溺死者对死亡的恐惧，或是他与汹涌波涛的殊死搏斗，而是一个奇异的经验。大海从他身边退缩，与此同时他也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感觉。自己与大海，这在他看来只是一种梦幻式思想的对象，而这种思想使他坠人虚空之中。他完全进入到了那危及他生命的物之中，如同进人一片圣地（原文如此），而不企图自救。他并非没有行动，但他所有的行动都是内心的，都是为着作为死者——他几乎已经就是了，来达到自我。

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以便让自己完全地进入其中。这很容易，他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他达到了自我，将自己同自己统一了起来，方法就是将自已放置到一个无人能闯入之处。（Th，第13页）

这里所描述的，同虔诚的神秘家与上帝的统一相吻合，自己的我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但是，这个我不仅放弃了他的肉体，而且还放弃了肉体的一切特性，是一个纯粹的、缩减到必死性的我。从这时开始，托马斯作为一个双重的人活着。那个在旅店的客人之间穿梭，并与一位妇女有着恋爱关系的托马斯，仅仅是另一个托马斯，是那个《无言者托马斯》的容器，在濒临溺死的那一刻才将自己与之连接到了一起。亲历死亡的经验把他和周围一切的人明显地区分开来，肇始了他与他们之间的陌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消除这种陌生，从而使得他的生活听命于孤寂，一种与他人毫不相同的孤寂：这一孤寂使他成为一个活死人。尽管他仍经验到恐惧和欢愉，但它们却都无法与他人的此种感受相比，因为他的这些感受都在死亡之水中浸泡过。他从无尽的距离之外观察着人间的熙熙攘攘，这一切喧闹显得是多么荒谬。对此托马斯感受到的恐惧，只能是自己不能再感受恐惧。一切都置人到了不在场之境，不在场既照亮一切同时也黯淡一切。

亲历死亡，意味着放弃一切规划，意味着安于一种绝望。这种绝望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无法在其中辨别出区别来。死亡的视角从内部瓦解了语句。不再有说出某些确定性东西的任何理由来，因为它已经被与其对立的可能性所囊括。文本能够立足的唯一坚实的东西就是死亡。因此，文本必须不断地用新的词语来嬉戏这将所有的生命都拽人其中的死亡。不过，这是一场隐退的游戏，虚化的游戏，是不能够转变成肯定并因而只是死亡的譬喻的否定性游戏，正如布朗肖在参考黑格尔的观点时所作的说明那样（Th，第133页）。一切矛盾消失的最终原因在于，对于托马斯来说虚无与存在叠合到了一起（Th，第145页）。不过，由此并未产生一个超越自身的辩证运动，更多的是对抗的可能性遭到破坏。

“我思故我不在”

最初对《无言者托马斯》进行阐释的人中的一个，已经注意到布朗肖的文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逃避阐释。④他所结构的语句一再给阐释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没能成功地将文本真正地诉诸语言。或许有必要通过明确的解释来进一步远离文本，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要让他在引文中更多地发言。这样的一种阐释，实际就成了一种寓意性阅读。托马斯在第一章中所经历的，应该就是后来成为思索者、写作者的他的转变。通过深入到语言中，他脱离了真实的人生。他死去了，却同时又活着，从此时开始，他只和词语，那个他迷失其中却又同时感到完全专注自身的大海打交道。同周围人的疏离以及同语言符号的亲近（“他在每个符号旁”；Th，第33页），是他为选择语言而抛弃生命的命运所导致的。当我们说话、思考、写作时，我们运用词语，这通常被认为是最理所当然不过的事，但这在布朗肖那里则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谜。他的文本描绘了一种茫然，谁要是涉足思考之思考、写作之写作，并不去思考或是写作一些什么，而是试图将思考的经验本身诉诸语言，谁就会陷人其中。这种经验首先是恐惧的经验，而这一恐惧显然源于赋予日常存在以坚实性和可靠性的一切范畴的失效。托马斯不仅失去了时空感，还失去了感官感知的能力。思想着的思想者什么也看不见，却仍有感知到某物的印象。悖论最能复述他所获得的经验：“他由于拒绝离开原位而被冲向前方的感觉所攫住。”（Th，第18页）对他而言，他的思考不是作为他的行动，而是作为他所倾心的东西。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在他那里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模糊了。托马斯活动于其中的“夜东西”（nächtliche Masse），在他看来似乎同时就是他自己。（Th，第19页）⑤

如果将这一文本读作思想或写作经验的记录的话，那就会弱化它给读者造成的诧异印象。若是这样，那么“黑东西”便成了思想的黑暗，而这一黑暗既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置身其中的黑暗。

在他的外部存在着某些与他自身的思想近似的东西，他能够以自已的目光或是手掌去触及它们。令人厌恶的念头。很快他觉得这一夜比其他任何一个夜晚都要阴郁、可怖，仿佛它真的是从不再思想自己的思想创口中走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思想变成了某种东西的对象，而不再是思想了。它是黑夜自身。（Th，第20页）

如果用书写下的词替代它的话，那么托马斯的论断，即认为自己面前存在他能见到、触摸到并与他的思想相似的东西，就会失去其神秘性。就其所具有的图式的物质性而言，它是在我之外的，但它仍然与那个我视其为最隐秘的思想相似。根据夜这个字可以断言，它比任何一个实际经验到的夜都更为阴郁、可怖，因为它分享了语言的秘密；在语言中，精神似乎变成了物体。

我经历了无法将自己的思想作为隶属于自己的某物来拥有的情形，因为这个隶属物的前提条件更多地植根于语言中，即植根于一个外部。这个我失去了笛卡尔式我的自我确定性，它无法再将其存在的确定性建筑在其思想的当下之上，因为它经历的思想不是作为纯粹的内在活动，而是作为受某个它无法挣脱的外部的吸引。不在场最适宜刻画它的处境。

我的思想之独一无二之处，并不在于像确认一切物，如石头的存在那样来确认我的存在，而在于在虚无之中确认我的存在，并要求我不存在，以便能感受到自己美妙的不在场。（Th，第 147页）

不在场（Absence），在这里指的不是缺乏，而是某些可以正面经验到的东西。如同我们认为死人作为死者能够接近一样，这个我把自己的“不在场”经验为当下存在的一种方式，同时也作为自我感觉的升华（“目的是使我自己感到我绝妙的不在场”）。我并不是自己思想的主体，而是思想所需的一件活生生的工具。

在浩瀚的原野上，一个闪闪发光的透镜收集散射的光线，燃烧使它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可怕的我，不是在接收光线的那些点之上，而是在将光线投射出去并凝聚成唯一的一束光的那个点上。在焦点，这个可怕的灼热的核心上，透镜极为活跃，它照亮、燃烧、吞噬着；在透镜触及它的那一点上，整个宇宙成为火苗；不将世界毁灭，透镜是不会离开它的。然而我却发现，这面镜子就如同一只活生生的动物，被自身的燃烧所吞噬。（Th，第146页）

这幅画面描绘得极为精确，它表明早期的布朗肖放弃了意识哲学，表明他将自我反思理解为一种毁灭世界和自己的我之过程，其方式就是我拥有自己那非同寻常性。在这异常之中，它辨识出自己是作为一个万能光照的主—客—体：“我想，我是一种强烈光照的主体和客体，他说。”（Th，第147页）意识哲学于是便从内部被撬开了。我清楚自己是毁灭与自我毁灭的力量，并且恰恰在自己的消失、自己的非存在（Nicht-Existenz）之中感知到自已是无所不能的。笛卡尔的我思表达的是对一个不可动摇的事件的经历：我清楚自己在思想行为中作为那一坚定不移的点；以此为基点，宇宙可以摆脱人类的攫取；它不再是宇宙的一个部分，而是世界的对立面。布朗肖质疑这一自信的我。我恰恰不是作为思想着的我，它经历了那些支撑日常存在的一切范畴的崩溃；它不是其思想的主体，而是它的媒介。作为媒介，它觉察到了自己是一个自己也积极参与其中的巨大毁灭过程的中心。由此迸发出一个无所不能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自我毁灭的幻像中超越所有建构者的梦想。消逝的我，这个“虚无中的存在”，不是柔弱的我，而是经验到自己无所不能的我。

主体与作品

在后现代主义的众多关键词中，关于主体死亡的这一关键词或许是最令人不安的，它仿佛要质疑我们对之最为依赖的那个东西，即我们自己的同一性。因此，已经有捍卫者站了出来。但这种行为本身也含有令人不安的成分。因为，只要有辩护士出现，那事情多半是败局已定。——但是，关于主体死亡的后现代论战在诗学史上是有前科的，这一前科能对之做出解释。在诗学史上，论战涉及的是主体与作品的关系。我们现在尝试梳理出一条发展脉络来。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艺术观是将作品理解为一个主体表达意愿的结晶。歌德说过，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宏大自白的一部分。他的这句话简明扼要且便于记忆地记录了这一设想。这一设想的前提是，主体得有需表达的东西，语言或者另一种人工媒介能够复述所要表达的内容（经验），同时读者也要能够接受它们。这些前提条件在现代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被废弃，海涅和波德莱尔就已经不再述及主观的经历，而是每每创造一个扮演我的角色，并使之成为所描述经历的载体。兰波在他著名的《通灵者书简》（voyant-Briefen）中将这种创造性的行为描述为一种介入，介入“另一个人”：“我是另一个人。”马拉美更进一步，将个体我的自我删除作为纯粹审美作品的创作前提：“纯粹审美作品的表达中包含了诗人的隐退，而诗人则将主动性托付给词语。”⑥瓦莱里将马拉美的文学概念作了系统化处理。并不是我在表达自己，它更多地是在创造结构物，其他人从中识别出表达的内容。瓦雷里试图使文学摆脱作为前现代实践所带有的这样一个缺陷，他想在深思熟虑与偶然巧合中分解它。⑦

布朗肖了解这一发展，但又不满足于瓦莱里所维护的、将文学转变成一种制造情感的准技术方法，而是试图去维护文学自身的存在性因素。如果他直接坚持这一点的话，那就有倒回到浪漫主义审美表达上的危险。布朗肖通过将表达理解为有必要从自身走开，将作家的存在性经验不是以充实的方式（作为作品中的自我实现），而是以逃脱的方式（作为必要的自我丧失）来达到避免这一倒退发生的目的。他若想要顾及瓦莱里所强调的艺术创作的一面，即理性地掌握语言表达之手段的话，那他就会被迫使用悖论式表述。在这样的表述中，语言的强大和无能聚合为一个整体。

当这一悖论甚于睿智的表达能力的符记之时，当它是抗拒中介的辩证法原则之思的必要形式之时，如同在布朗肖那里一样，那思想者自己也无法超越它。当然，思想者可以推延它，从而使他的思想重新进入到运动中。在《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一书开首的一个文本中，布朗肖便是这样做的。他将书和作品明确地区分开来⑧。书是作家工作的结晶，瓦莱里所说的能力，在其中反映出来，而作品却具有另一个纬度。在论作品时，布朗肖这样说：“它是”（elle est）。作者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所写的是否会成为“作品”，因为既不存在能确保作品成功的方法，也没有能检验作品的东西。布朗肖想说的，并不是所写之物的品质只在接受过程中才能显现出，他关心的也并非审美判断的历史局限性，而更多的是把作品理解为一种绝对的物——在这一点上，他与谢林是相似的。

作家写了一本书，但是这本书还不是作品。作品之所以是作品，在于系动词是（sein），通过是并在从属于它的开端之威力之中显露之后，发生一个事件，当作品是某个写作之人以及某个阅读它的人的私事时。（EL，第11页）

唯有那些与之交往的个体，即写作者和阅读者，才能感受到某个东西是“作品”。但在这一刻，他们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而是被作品招唤来的人物。倘若作品将与之交往的那些人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和周围环境中剥离出来，并由此而将他们同作为这个世界主体的自我分开，那作品就是纯粹审美的。他们所面对的孤寂，布朗肖将之称为本质性的孤独（solitude essentielle）。这里的孤独一词的词义，不是日常用语中的那个，而是指自我的丧失，当这个自我是通过与他人的关涉来确定自己时。

“作品”从属于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不同的另一种秩序，尽管它完全浸淫在这个世界之中。当它完成了与世界的决裂时，它才证明自己是作品。布朗肖谈到“一种开端之威力”，但在这个开端之处其实什么也没有开始，因为作品早已经存在了。开端之威力只是与其相关的人所感受到的作品对他产生影响的方式而已。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个开端同时也是一个结尾。作品在他那里证明自己是作品的方式，就是将他从自己身边推开（EL，第13页）。因为作家永远不能完成它，所以他无法阅读自己的作品。他必须在其他书中继续写下去。他的书能够向他显现是作品的唯一方式，就是排斥，就仿佛是由写作者发出的命令：别碰我（noli me tangere）。

布朗肖认为写作是一种存在的行动，然而，写作者的这一行动不是达至自身，而是与自身相分离。例如，他不会意识到他是谁。因此，他也就无法审视自己的产品，而是与自身相异化，甚至让自己从视野中消失。之所以会是这样的情形，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语言使用方式而有别于共同体。他既不想说什么，也不想与他人攀谈；他的目的，就是从世界中攫取语言，让语言成为除它自身之外什么都不标明的东西。“写作意味着扯断词语与我之间的纽带。”（EL，第17页）

主体的死亡，对于布朗肖而言并不是痛苦的经验，而是一种即使以逃脱的方式却仍显示出某种本质的经验。对于主体死亡理论的迷恋，或许就源于此，即形而上的经验给予的承诺，较之于那些未明言的承诺在其中更具有说服力。布朗肖没有将这一无声的承诺置于劳作与统治的世界的反面，而是与之并置。不过，这样的并置并未将这两个世界带人明显地模棱两可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中，如同海德格尔对待普通人和本真这两个领域（Sphären des Man und der Eigentlichkeit）所做的那样。在相互承认过程中在对方身上确信自己的我，在与他人一致和不同的游戏中意识到自己独特性的我，在市民社会中工作着复制自己的我，这样的一个我在布朗肖的文本中是没有的，他的文本仅适用于与世界和他人都作了了断的另一个我。远离众人，特别是远离自我，这个我就只有在不可抗拒的、僵化的坠落运动中拥有自己。

20世纪30年代，布朗肖的文本还能直接产生政治威力，这种威力如今已成为形而上的了，它转换成了“开端的威力”。作为这样的威力出现的作品，转换成了让作者退位的“决定”。先锋派梦想的直接的解放行为被收回到艺术领域。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一种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极端否定性能够尽情享受作为已经历的死亡之幻想。

萨特欲使之为社会服务的文学，被布朗肖定义为形而上经验的空间。就我在其中毁灭世界这一点来看，这个空间是恐怖的；就我在其间迷失自己而言，它是神秘的。我在写作中所经历的无能为力，因为自我是我进人文学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与同语言争斗中经历自我升华的我相分离的。对立的在这里重叠到了一起。

通过自我消解来达到自我肯定——巴塔耶为之创造了主权（souveraineté）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指的不是对他人的统治，无论这是怎样的统治，而是一种绝对的智慧，是我认识到：自己什么都不是，并且没有发言权。“真正的主权是一种这样自觉的自我戕害，以致它没有一刻能面对戕害的问题。”⑨布朗肖论作品时说的话，即它是，巴塔耶称之为主权。“它（主权）是不可获取的；它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某种寻觅的对象，它要么是，要么不是（elle est ou n'est pas）”。⑩正如布朗肖没有给予作品任何验证一样（“它不会自我检验”；EL，第11页），巴塔耶也没有给主权一个验证。两位作家共同关注的经验，是彻底孤独的我的一种极端经验。这一经验是不可言传的，正因为这样，它才引发言说它的无尽努力。谁试图将它带回到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这个世界也是劳作和统治的世界，那他就一定会错过它。当他给它的无处所性指定一个处所时，他便取消了它对绝对的要求，而这一要求证明，人的形而上需求并没有随着宗教世界观的失效而消失。

① M·布朗肖：《想像的相遇》（La Rencontre de I' imaginaire），载：同前：《未来之书》（Le Livre à venir）（散文之页，folio essai，48），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86，第9—18页，此处引自13页及以下。

②舒尔特·诺尔特霍尔特（A. E. Schulte Nordholt）在《莫里斯·布朗肖作品中的写作经验》（L' Expé rience de l' écriture dans l' oeuvre de Maurice Blan-chot）一书中绝妙地复原了布朗肖的写作（écriture）概念（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中心印刷厂1993）。

③ M·布朗肖：《无言者托马斯》（Thomas l' obscur），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50（再版），第7页；以下引文中所写为：Th。

④ J·斯塔罗宾斯基（J. Starobinski）在他对《无言者托马斯》一书开首一章的评点结尾处写道：“我担心没能按应有的距离，根据隐秘的真实讲述。”并接着写道：“解释的失败，总之，关于一部作品压缩性和例外已经说了很多了。”（《无言者托马斯》第一章；载：《批评》（Critique）22/1 [1996]，第498—513页；此处引自第513页）

⑤ 此处谈及的显然是一种外在的思考，一种“pensée du dehors”（外面的思想），如福柯在他同名的文章中所做的一样（德文版，载：M·福柯：《论文学》（Schriften zur Literatur），乌尔斯泰因丛书（Ulstein Buch），350 Ⅱ，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1979年，第130至156页），至少在《无言者托马斯》一书中是不切合的。布朗肖在此书中一再地强调，外部同时是作为内部被经验的。

⑥ 马拉美（Mallarmé）：《作品全集》（OEuvres complètes）；主编：H·蒙多（H. Mondor）/G.让-奥布里（G. Jean-Aubry ），七星丛书，巴黎：伽里马出版杜1945，第366页。

⑦ 这里所暗示的内容，参见我的《现代派的散文》一书中的相关章节（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92年第2版）。

⑧ M·布朗肖（M. Blanchot）：《本质性的孤独》（La Solitude essentielle），载；同前：《文学空间》（L' Espace littéraire）[1955]（思想丛书，155），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68，第7—28页；以下引用缩略为：EL。

⑨ G·巴塔耶（G. Bataille）：《作品全集》，第6卷，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73，第119页。

⑩ 同上，第4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