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生：是什么治好了我十年的暴食症？

不带一分钱从大理徒步到尼泊尔，到底是行为艺术还是对自我的重建？上一篇写了小乔的故事后，我开始思考，我究竟想要通过这些文章表达出什么。很多反馈告诉我，小乔的故事很有力量，给到了他们勇气；也有人说，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勇气。

我常常在想，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人，低谷期当是人生中会出现的常态，真正困难的事，或许并不是与外界做抵抗，而是坦诚面对自己的内心。这篇我将要写的故事主人公，我采访了她三次，每次聊天的过程中，我都像是被笼罩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潮水中，我尝试着顺应她的呼吸，但有时却悲伤的发现，我难以呼吸。我反思着自己是否过度将自我代入，但我想尽可能地真实呈现出她的故事。这是我重新对自我文字的审视。

简单的一篇文章是远不足以呈现他人的人生故事的，而我能做的，仅仅只是尽可能的多面与真实。因为感同身受的力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体验。

成人大学，

是一条挤不进的「虚无」赛道

树生是在上个月重又回到沙溪的，她说，我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决定回来了。

树生从小在上海长大，但与我最初所想象的繁华都市里长大成人的小孩不同，她是与打工的父母一同来到上海生活的，他们住在上海老小区的一个20平米房子里，这个房子是树生与父母生活了快接近三十年的地方。她的父母开了间理发店，理发店就在家里，「家和店是在一起的，爸爸妈妈拿木板子一隔，我们就有了自己的房间。」

“只是房间在一个小阁楼上，需要我们很费力地才能爬上去，坐在床上的时候腰都伸不直。”树生说到这里的时候瘪了瘪嘴，“妈妈身体不好，我并不想她总这样爬上爬下。”

树生家的理发店在上海的老小区开了要有20多年了，可她说，二十年来，父母从未涨过价，上海的物价水平一涨再涨，可去他们家理发店理发却永远只要十块钱。她说，“去年趁爸妈回老家，我偷偷涨了5元钱，担心回来后妈妈会骂我，但后来她回来却一句话也没说。”她说，他们不敢涨价，他们不敢。

树生家的理发店

树生的父母老家是在江苏扬州下的一个村子，她的父亲成年后在不同城市辗转学习理发，曾经一年多在理发店里不停地做杂工，甚至连客人的头发都碰不到。又去了其它城市，凭自己的毅力终于自学成了理发，然后与树生母亲结了婚后来到上海挣钱。

父亲对自己的理发技术是自信的，而母亲，树生顿了顿，“我的母亲只读书到了小学二年级，后来全家的担子都落在了她身上，她没有学历，父亲也不愿教她理发，所以理发她也是在日复一日的经营中逼自己学会的。但她从来都没有自信过。”

——母亲她从未自信过，甚至于她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和我的父亲。

树生小的时候常去他们家开店的小区一个人捡别人不要的东西玩，她说，父母有时会愿意带我出去玩，但却又总是放我鸽子。「他们太忙了。」所以小的时候总是觉得很孤独，他们也常常骂我。父亲为了彰显自己男人的地位，常常当着亲戚朋友和客人的面将母亲数落得一文不值。母亲常在家里愤怒地咆哮，可是父亲仍旧想方设法地惹怒她。——他总是偷偷地拿走家里的两百块钱。

母亲从小到大都在怀疑我们偷了她的两百块钱。

我问她，“当你被母亲怀疑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她说，“一开始是愤怒，后来我习惯了，她甚至常常说要把我和我父亲告上电视。但就像后来我患了暴食症，当我问我父母他们是否能带我去看医生的时候，他们都只是选择无视。他们甚至并不指责我。”这是一种习惯，像是习惯了父母的斥责、习惯了20平米直不起腰的房间、习惯了母亲随时都在怀疑自己偷了钱、甚至也习惯了父亲可能会对母亲动手。

“有一次，母亲的胸椎被打断了。然后父亲给她跪下了。那时候我很小，可我已经不会哭了，我总是木木的杵着。我希望他们离婚。”树生说，我希望父母离婚，在我小的时候，那次我母亲被打伤去拍片，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她再一次斥责了我，她说我脑子有问题。树生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与父母沟通过，他们彼此也不沟通，家里总是让我觉得窒息。”

——我的家，最缺少的东西是倾听。

树生

树生给我的感觉像是一只非常有安全感的温暖大熊，可她说，直到长大，每当遇见很紧急很危险的事情时，她都不明白自己能做什么，她总是木木的杵着，手足无措。

18岁的时候，本来应当去参加高考，可树生由于并不是上海本地户口，所以她没有与大家一起参加高考的资格。她选择了成人大学。平时父母从不与她沟通，但那次他们却帮她挑起了专业，树生本想选择园林或是摄影，但父母坚持认为这些专业未来都挣不到钱，所以最后她在父母的要求下去学了数字媒体。

——听说是个未来可以挣钱的工作。

成人大学的课堂没多少学生，一周只有两天的课程。其余时间都是工作和实习。学校里会有一些合作的企业，他们也会来学校帮忙招生。所以树生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去哪儿网的公司里当订单员。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她坐在工位上，没有人来与她说话，她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拿出手机玩了十分钟。可是工位上方装了摄像头，后来领导把她叫去了办公室，用上海话不停地骂她。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糟，可是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我突然觉得第一份工作就让我有点提不起劲儿。”

我问她，这份工作的月薪是多少。她说：“1500元。”

——那是十年前的上海。

在去哪儿网实习工作了三个月后，树生辞职了。她说这份工作不是她喜欢的，她不喜欢总是坐在一个地方处理别人的投诉与订单，让她觉得生命不断地重复相似的事情，而她是个喜欢动的人。所以下一份工作她去了一家西餐厅当后厨。她说，“我喜欢食物，喜欢闻食物的味道，但那时候我也有很严重的暴食症。”在那家餐厅她工作了一年多。

我问她，“你会不会遗憾自己曾经无法参加高考呢？”

她说：“其实我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参加高考不是特别在意，因为我没有概念。我只是有些想体验全日制大学的生活。成人大学其实很难体验到这些，我除了工作时间还是会回家住宿。可我并不想回去，那时候的我已经在充斥着父母、客人和邻居的20平米小家里非常不自在了。我在那里没有任何空间，但凡自己做一些事情都会被斥责，所以几乎除了睡觉的时间我都呆在工作的后厨。那里会比家里安静许多。”

——因为仿佛能够拥有安静的、能够与自我相处的空间是一件极度奢侈的事情。

树生想要在大学里好好学习知识，所以除了每周五天要非常辛苦的在餐厅打工外，每天晚上和周六周天她还要去成人大学上课。学习的课程需要用到很多电脑，树生是靠画画考进这所学校的，但是她非常不擅长电脑，小时候家里也没有电脑这种东西。树生说，自己努力想要把课程跟上，可是全班同学包括老师，都并没有认真的对待学习这件事。

而在那段时间，树生认识了一些狐朋狗友，她开始跟着她们翘课、缺考。她说，“小时候我没有朋友，父母不是我的朋友。他们也没空陪我。”可即使有了朋友，那几年成人大学的光阴，于树生而言也并不是真正愉悦的，她说：“人们总说，你经历过的事总归是有意义的，而后来我反反复复去想我的那几年，我找不到意义，我觉得那几年像是黑魆魆的洞，我只看见了虚无。”

——那几年成人大学的时光于我而言就是虚无，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最后，树生没有拿到成人大学的毕业证书。

骑行川藏线，

是一场自我的不归途

在成人大学期间，树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去餐厅端盘子、去后厨做餐点、也做过客服...她说自己是喜欢与食物打交道的，但最后工作了一段时间还是辞职了。她决定离开上海。

我问她，“餐饮的工作不是你喜欢的吗？为什么又要离开呢？”她说，“因为在上海这座大城市里，我必须像个陀螺一样快节奏地与城市一起旋转，但久而久之，在我工作的间隙，当我停下来的那几秒，我突然觉得自己不是个人，而是个机器。”

那一年，树生22岁。

那时候，她在一个叫行者的APP上看到了川藏线的路线，于是她决定开启自己的第一次川藏线骑行。在那以前，她除了老家与上海，从未去过任何地方。尽管从小到大什么都没有，但唯一陪伴自己的，就是一辆穿梭在上海大街小巷的自行车。

在出发前她在一家化学公司做行政工作，开始为骑行存路费。

“很多时候我都有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从小到大都有。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而我想停下来思考。

所以尽管父母再三劝阻挽留，她还是决定离开了。她说，“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感觉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每天只是这样子活着而已。”

——只是活着而已。

所以这次旅途，于树生而言，是一场不归途。

树生于骑行途中

第一次上路是一次新鲜而愉悦的体验，很多时候早已忘记路上疲惫的感觉，明天的路有多难骑，自己要翻过什么山，那些也都不再重要了。队友问树生，“你出来那么久了，你想不想爸妈？”树生说，“我完全不想，从来没想过，我想永远在路上。这样的生活跟我过去的生活太不一样了。”

就这样一路骑行到雅安、到泸定桥，树生遇见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她说，“我是一个容易通过他人影响自己想法与观点的人，而在路上遇见的这些人，他们不断地塑造着我的价值观，让我转变了许多自己曾经的想法。”

只是到了雅安的时候，树生身体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她独自去雅安的医院打吊水，于是和队伍的其他人分开了。可是树生说，那趟旅途改变了我太多了。与树生一起骑行的队友告诉树生：“旅行只是旅行而已，它不会改变生活中琐碎的、你要面对的事情，旅行只是旅行，很多时候不用把它过度的美化或者神圣化，它只是一趟很不一样的经历，在这一段路上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人，看过你很多没有曾经没有看过的风景。”

我想，树生那时候应该想明白了一些事情，而那些，是旅途中的人带给她的。

而那趟旅程，同样让树生想明白的，还有关于痛苦与比较。她说，在途中她还遇见了一个徒步的大哥，那时候他跟我说：“现在人的很多痛苦来自比较。”后来的树生意识到，曾经自己思考的事情，其实在早几年前就有人已经为此埋下了种子，但是需要时间的加工沉淀，自己才会更好的理解和感悟，而到后来在生活中自己去做一些人生方向的选择时才会惊觉，很多时候人的痛苦确实会来自于比较。

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过家庭正向鼓励的树生，一直对自我有着非常强烈的不自信感。那时候的她常常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擅长的职业方向，她常常看见了他人的优秀，却放低了自己。

仿佛父母习惯性的斥责早已深深融入了树生的血液里。

「糟糕才是正常的，正向的激励是对自己的捉弄。」

树生说：“过去我常常羡慕很多人，我觉得自己过的很不好。而我如今再回头去看，发现我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了我羡慕的样子。”

她看着我说：“我现在已经停止比较了，我也相信自己的以后会越来越好。”

第一次川藏线骑行，让树生成长最大的，是终于开始向外打开自己，与外界接触，逃离开真空一般的生活。

十年暴食症，

是什么让我放下了

从川藏线骑行结束后回到上海，很长一段时间树生都期待每天晚上能够像那段骑行的日子一样，有人躺在自己的旁边，陪自己聊聊天。可是没有。

回到家以后一切确实如队友说的那样，生活的琐碎一如既往的摆在那里，就像家里那个放了二十多年隔开理发店与床的旧木板。

生活依旧如同陀螺一样旋转。树生又换了一份工作。17年的时候树生23岁了，那年她在工作间隙去了一趟东极岛，她说，“那时候我看到了海洋，我试图跳进大海里。”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没有理由，只是后来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自己总会想到东极岛的那片海，总会想要回去。

23岁那年树生的状态非常差，经常上班上着上着就莫名其妙的开始哭，有的时候憋不住了，在店里无法发泄，回到家里后，她只能拿一些家里喝完的空牛奶瓶在小区里没人发现的地方往空旷的地方扔，树生说，“我觉得实在受不了了。”

那时候暴食症已经伴随着树生接近8年了，总是忍不住吃东西，几乎没有什么积蓄，所有积蓄都被用来买吃的了。身体感觉很空，不停地往胃里塞满食物的时候，仿佛能够将身体一起填满。树生说，那趟旅途之前自己的生活里被狐朋狗友和工作填满，可那趟旅途结束后，自己也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了。因为那种丰富，是假象。可是还没有找到新的方式去填补虚无，食物是最好的救济。

另一方面来源于树生的家庭，暴食症于他们而言是一种陌生的疾病。当时邻居家有个女孩因为暴食症自杀了，树生的父母从未斥责过她暴食，但却选择了漠视。她的父亲唯一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是「你像隔壁的女孩那样吃撑死算了。」

同时她说，“那时候是我与他们拉扯最大的一年，因为他们开始想要控制我未来的工作方向，我的婚姻，他们想要试图让我在他们能够控制的范围内，按照他们想要的规矩走下去，他们可能觉得那样对他们来说是安全的，但是我不是这么想的。”

树生的父母那时候五十多岁了，她的母亲想要回到老家去，父亲则想留在上海。家庭的冲突这些年并没有停止过。他们问树生，你想要找一个上海还是老家的男孩结婚？

树生说，那时候我已经清晰地意识到，我喜欢女孩。我是一名性少数者。

但在与父母出柜的时候，那顿饭，父母沉默着不说话，过了许久，父亲才憋出了一个词。

变态。

「变态。」

树生说，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不想骗他们，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真诚的人。

想要追求真诚，原来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树生内心拉扯着的痛苦与她的暴食症一起吞噬着她。内心里不断地浮现出东极岛的那片海。

而我已不想再追问树生关于父母对于她是一名性少数者后续的态度了。但是树生说，她后来也谈了一段很失败的恋爱，母亲不知怎的知道了这件事，她没有选择告诉她父亲，也没有斥责她。树生说，“我知道母亲是爱我的。”

25岁那年，树生因为身体问题，去医院做了一次体检。她说，“小的时候有国家队来班里挑乒乓球运动员，我被选中了，但是父母不肯。可是我知道自己从小到大体质非常好，我很喜欢运动，长大后也不喜欢总是坐着的工作。”可是，她低了头，因为暴食症，现在我的身体被我折磨得千疮百孔了。

甲状腺出现问题，膝盖在上一趟骑行时也出现了问题，每到阴雨天全身骨头疼痛到无法动弹，因为常年暴食，催吐导致她的食道常常灼烧般的疼痛。树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极大的问题，她去做体检，发现各项指标都不太正常，那时候的她不了解甲状腺病变是什么意思，但是她开始害怕了。

因为选择了继续生活下去，那么身体是她唯一可以坚持下去的本钱。

树生说，那次体检报告出来后，她的暴食症奇迹般的自动好了。

我问她：“是因为后来的你不那么孤独了吗？”

她说：“是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没有条件孤独。”

——自己是没有条件孤独的。

骑行中国，

能够真正与自卑和解吗

18年的时候，在纹身师的朋友圈里的看到骑行中国的资讯，树生决定重新踏上旅途。某一天，在从上海的郊区走回市里的路上，树生在自己人生仪表盘上开始动摇，她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也不知道未来的路该往哪里铺，而骑行的声音突然一下子重新在那天晚上被点燃了。她说：“我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路该往哪走，于是我想着，那要不我再上路一趟。”

但是那趟路却跟第一次骑行川藏线完全不一样了。树生回忆起第一次骑行川藏线的时候，一路上都有非常多的小伙伴陪伴着自己。但这一次上路确是自己独自一人，心情也非常迷茫，不知道接下来往哪里走，加之身体上的疼痛，树生骑了三个月，从非常繁华的南方城市再到宁静平和的云南。

她说，“途径南方城市时，自己非常非常孤独。因为都市的繁华，自己处在人群中便格外凸显出孤独，每天从早到晚都是一样的感觉，那种感觉与第一次骑行时的那种愉悦感是截然相反的。”

3月份骑行南方，清明前后的雨水也越来越多，而树生的身体持续着不舒服，但是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完成这件事，于是便一直咬着牙往前走，尽管身体一直不断发出着疼痛的信号。

一路遇见的人都告诉树生，你如果还要自己膝盖骨的话你就必须得停下了。

于是到了云南的时候，树生停了下来。她选择了一家客栈当义工，但当时恰逢云南的淡季，一个月仅仅只接待了一波客人。没有人来的时候树生都是独自一人呆在客栈里，她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不断让自己的念头纷飞，直至最后胡思乱想。

后来回到上海后她去看医生，医生说，你的精神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想问树生那趟旅途带给了她什么。但是我总觉得我也仿佛进入了她的那片潮水里，我们在海水深处彼此望着对方，她说，这趟旅行还是一趟排除法。

「我本以为当自己环中国骑行一圈后，我会找回自己的自信。可是越往后骑行却越发现自己的渺小。」

——环游中国骑行并不能找回自己的自信。

原来，向外探索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

树生已经很久不会哭了，她似乎忘记了悲伤的感觉。她说，“后来也是，我来到沙溪与朋友们聊天，我突然意识到许许多多东西它们不过只是附属品，别人喜不喜欢你是因为你这个人的品行，你这个人好不好，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经历。只是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是，只是每天坐在角落里看别人的生活。”

——那趟旅行，没有解决我的自卑。

我突然深深地被她这样的一段话触动，别人喜欢你，不过是因为你这个人而已。与你的身份、你的经历、你所谓的价值，可能一点关系也没有。

摄影这条路，

是热爱但也决定放下的执念

旅途中除了反向排除生命中于树生而言的意义外，另一个让树生收获最大的地方是她开始接触摄影。虽然只是简单地尝试用手机拍照，但是周围的人不断地反馈给她，这些照片都非常特别，甚至超越了一些大片。

这些鼓励的话让树生开始更加投入于摄影这件事。从云南回到上海后，树生便开始疯狂投递摄影师的履历，但总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应聘了很多家但一直被拒绝。后来她的康复师看到了她拍摄的照片后，便开始为帮她推荐一些拍摄工作，同时豆瓣上认识的朋友以及路上认识的剧组朋友也开始为她推荐工作。因此，树生体验了在项目活动里帮大家拍照，体验了帮别人拍婚礼现场照，也体验了进横店的剧组帮演员拍摄。只是这些工作都零零散散的，支撑不起她的生活。

树生的摄影作品

但她业余时间总是尝试自己去拍摄一些照片，这次回到沙溪，身边的朋友们都热情地帮她出谋划策，让她去尝试推广自己的摄影接一些旅拍。但树生那天晚上却突然在黑暗里告诉我，她可能不想再继续尝试以拍摄作为自己的工作了，她努力了很多年，也深知这是自己心里多么热爱的一件事情。但做过的工作，拍摄的活动照片却都让她不断觉得她在消费摄影，那不是她心里的摄影。

树生说，“进了剧组之后，第一次发现因为拍照赚到钱了，竟然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我突然意识到，工作的本质就是交换，我满足了对方的需要，然后去拍这种很流水线的东西。”

——摄影在树生眼中是一种热爱着的纯粹。

但也或许只是她摄影生涯的一次瓶颈期，她说，“我总是很难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出来，快消拍活动照时更加困难，尽管他人给我的反馈已经足够好了，但我自己却接受不了。”

我想，或许这是她的一次职业生涯瓶颈，但或许更是她面对自我内心与原生家庭的一次瓶颈。

那次我们一起外出，树生仿佛一个孩子，当她让大家看向镜头的时候表情是轻快的。是另一个与现实全然不同的、干净而澄澈的世界。我觉得她在摄影里找到了她的世界。

树生的摄影作品

我突然在对话的某一刻出了神，我多么希望每个人，当他们走在自己想要的终极自由的途中，可以是更加轻快的。

回到沙溪，

原来成长是一条永不止息的道路

一次又一次重新出发，又回到上海。树生的内里犹如抽脂破茧一般不断一次又一次发生着蜕变。她不断地更加理解着她的家人、她的现状，以及她自己。

她说，这次回到沙溪是因为朋友邀请她来参观自己「雪洞一样的家」。于是就来了，好像也没想那么多。但是沙溪这个地方太神奇了，树生说：“我常常觉得只有旅行才能够带给我与在上海原有的生活全然不同的感觉，但是在沙溪，我却体会着与旅途中一般的感觉，每天都仿佛是全新的，我不知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活在了当下，我去感知每一刻自己的变化。”

可能当人选择在一个可以允许放慢脚步的地方时，她的心也就渐渐的慢了下来。

树生现在的生活仍旧充斥着不确定性，不确定自己是否要继续这样一直在路上，不确定是不是要继续回到上海和父母学理发，不确定究竟能够在这里呆多久，不确定自己的明天究竟会迎接什么，不确定自己是否要继续坚持她热爱的摄影...但我突然意识到，也就是这些不确定性，才组成了探索的一部分。

虽然也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树生说起她的故事时，仍旧常常让我感受到一股压抑于心的委屈与脆弱，可是当我与她一起沉浸于深蓝色的潮水中时，我恍惚间看到了一些光亮，那是她握紧一路的东西。纵然人生路途总是充满跌跌撞撞，但探索着前行，确是坚持成长的途径。

我看见她握紧着的那个东西，是善良与真诚。

后记

我思索着这篇文章，到底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我几次提笔写到一半又忍不住停下，我感受着她的每一度哽咽与过往的苦痛，也感受着她的坚持与成长，可树生却似乎还仍未达到大多数人认为的「完满」。

「完满」是什么？是不断的探索终究找到自己力量的方法，也是不断的体验终究实现某种梦想的勇气。树生到底达到了吗？但我意识到，这些根本就已不再重要了。

因为关于「完满」的解答，在我写完这篇文章以后，就被打碎了。

结束采访后，树生问我，“你觉得你采访过的这些人都有什么区别呢？”

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人。所有人，都在花一辈子的时间，面对自我的内心，追逐真正的幸福。」

区别是，没有区别。

撰文丨阿绵

图片提供丨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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