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剧的当代化身

前几天看了一部1929年的电影，主演是美国当时流行的喜剧组合，“劳莱与哈台”，看完只觉得剧作单调得很。我没注意到影片在那个年代的发行方式——它是作为一部典型的“闹剧”来发行的。这种电影形式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按照评价普通喜剧的方式评价它，闹剧的很多情节设计都显得夸张，人物的行为都固执得让人费解。 闹剧的运作有一个原则: 如果只有一个观众，那就相当于没有观众。它的模式极度要求观众的参与，至于“劳莱与哈台”的组合形式，只是闹剧在电影时代的一个化身。 在克尔凯郭尔的时代，闹剧的定位很明确，它只被用于激发观众的一种互通的欢乐。情节非常简单，人物动作非常夸张，闹剧的观众，上至官员绅士，下至贫民小儿，都能够没有障碍地观赏这种戏剧。 营造喧闹氛围的好处是，观众们不必交流就可以共同分享这一种欢乐。闹剧演绎的笑点共鸣正好替代了一种交流的作用。 “他们的喧嚣和喝彩不是对那个别的艺术家的审美评判，而纯粹是他们自己好心情的抒情表露，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观众，而是想一同到那街上去，或者，不管舞台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想一同到那地方去”——克尔凯郭尔 由此，闹剧追求的是一种观众的参与。它自己的戏剧流程倒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是要激发观众的情绪。 如果一个观众不能和他的同类产生共鸣，这个观看氛围就不能成立。在这一点上，闹剧的模式和作为正剧的喜剧模式是不同的。 在传统的喜剧中，它遵循的模式和任何可以称为正剧的戏剧一样，无论喜剧性多么浓烈，它们总是具有一条完整谨饬的故事线索。喜剧情节之间的扣联不仅要具有必要性，整个故事完成以后，我们还能发现喜剧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这种价值通常跟艺术挂钩。艺术性使正统的喜剧超越了现场性，使其作为一部完整的作品而独立出来。因此，喜剧允诺独立观看，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录像带的原则。 闹剧的原则是录像带原则的背反，闹剧没有一种独立的艺术性，它是由一个接连着一个的场景构成的。这些场景用极弱的因果关系勾连起来，因此，闹剧的所有场景实际上都是并置的，每一个闹剧的场景都要求观众及时反馈。在这里，有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技巧，那就是夸张性。在有限的因果事件中，把这种夸张性释放到最大，每一个场景都以超现实的方式突出在戏剧的事件逻辑之上，它的目的仅仅是使人发笑，至于故事本身，只是一个噱头和一个无法彻底抛弃的媒介。 闹剧的深刻影响力，随着闹剧本身的消亡，它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融进了电影院的经营模式，以及每一个观众的观看方式之中。在电影出现以后，闹剧留下的观看方式却在持续地扩散和深化。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区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看电影”与“和很多人一起看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电影院的展映形式决定了一部电影的观众并不是一个人，即电影不是以录像带的形式被个体观看，而是被一个群体，一个可以激发共鸣和共同反应的群体所观看。因此，基于电影院的展映方式，一些当代的类型片就利用了一种类似于闹剧的经营模式。 在这些当代电影中，闹剧的夸大性、非现实的喧闹，彻底消隐了，消隐在一种台词模式中，对动作姿态的捕捉中。当然，种种模式都指向那个古老的风格传统——剧作风格的夸张性，并且，它带有许多共鸣的要素，通常是不需要思索的笑点，或者某个被广泛使用的梗词，甚至是一种让剧中人尴尬、让剧外人窃笑的微妙氛围。在这种当代夸张的风格中，我们能够辨认出那个克尔凯郭尔时代的幻影，这一切的形式都让人想起那些不愿消停的闹剧。 观察一下。这种古老的观看形式其实是先于闹剧而存在的，闹剧本身也只是借用了它的一个方面。它的根源是在一种集体的观看中，个人对他自身的观照，对他身处的集体属性的观照；观众在进入这种闹剧的观看模式中，他是以一个社会性的身份融入，也就是说，“观看”这一集体的行为一向都不是纯粹的——每一个观众，都是带着一种不必说话就能与他人交流的梦想走进了剧场。 在上演着滑稽剧的剧场中，当一个观众大笑时，他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的笑声会感染到旁边的观众，并且，他也很乐意接受他人的笑声的反馈。笑声的反馈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在一种默契的证明下，观众宽容了自己的笑声。 喧闹的集体性同样最能掩盖他的个人性。作为一个暴露在社会目光中的公民，他应该暴露出怎样的情绪，一部戏剧在他心中引起的审美义务，一种默认的观看秩序，内在道德的制约，所有他作为一个受到规范的社会性个人的行为准则，都在这一场闹剧的观众团中被彻底抹消了。闹剧的观众是一小撮刚刚脱离了社会性的观众，与此同时，闹剧的欢乐又是依赖着一种崭新的社会性建立起来的——他处在这个小型的社群之中，喧闹的氛围，以及心照不宣的参与流程使他进入了一种集体“背德”的狂欢。 因此，闹剧的作用途径可以分解为两种，一种是“舞台-观众”，另一种是“观众-观众”。 第一种途径是不具有内涵的，它只起到一个挑动的作用，挑动起观众的兴奋性，因为它极其简易的道德设施，观众一眼就能望穿，明白闹剧舞台上的人物在干些什么，明白他们是以如何夸张的姿态进行的。闹剧就以它自己的喧闹风格允诺了观众的笑声。当一个观众注意到一种激发以后，他当然知道闹剧的激发是笨拙的，但是他依然接受了，这就已经足够了，他可以大笑起来，让笑声激活观众团体的暗通款曲。 当这种“观众-观众”的连接变得异常强烈时，闹剧自己就可以抽身，而仅仅作为一种媒介了，作为一种承载着观众笑声的媒介，同时也是帮助观众抽离普遍的道德性的媒介。观看的这一小撮永远处于社会性的超逸状态中，因为他们组建了一个更小的，只由观众团组成的社会性。 于是，当我作为一个观众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是作为“一个”观众来看电影。我的背后还有一大波的同类，他们等待着与我激活同样的刺激，然后，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临，与我共同享用一种心照不宣的笑声。作为公共场所的影厅因而具有了社会性的意义——它是一个道德发泄的场所；它是由满堂的观众组成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