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与外在物

辩证法与外在物

本文选自《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辩证法的韧性》

作者：弗雷德里克• 杰姆逊

译者：李永红

由此，任何事情开始于我们能否想象一个如此根本不同、标新立异的思维或哲学化的方式，先不说我们自己实践它的事。辩证思维常常被描绘为反思性、自我意识、“倾向第二力量的思想”（“thought to the second power”，作者偏爱的说法，这里的“力量”，即如本书原版页码第161—162页所描述的,那种拎起自己的辫子把自己拔起来的力量——译者注。），以及对日常思想程序的疏远，即“为把它们也囊括进它的认知（awareness）而开阔它自身眼界的程序”。那是一种表达它的方式，但它的有效性十分依赖于这种自我意识辞藻的新颖；当“意识”自身作为一个概念或范畴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时候，自我意识就明显不再能说明什么了。反思性（如你偏爱的话）已经是后现代时代中不再具有权威性的现代性思维包袱的一部分。

《否定的辩证法》给了我们概括这种辩证过程特征的另一种方式（现在清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至少阿多诺被考虑的话）。我们现在被要求（而这是我的想法）去思考概念另一边的、外围的和外部的面貌，这像月亮的另一面，我们从未能直接看见或触及：但我们必须警觉地记住并将这另一面考虑进概念的观点之中，同时以老的方式保持于其内并继续使用和思考它。如果“无意识”观念显然时常自我欺骗，我们要抵制把它作为某种终极哲学的解决办法，并明白那个观点也不过是某种简便表达及许多估计中的一个，它同样试图赋予思维理智以极端他性的一个维度，这种维度至少在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上必然总是在结构上不为我们理解，并仍然永不可及。像天文学家一样（列维•斯特劳斯的比喻）我们能估测在那里从不能成为我们部分体验的某种大规模无形夭体或重力源的在场，即使我们能利用它的假设去指摘，并有效地羞辱非中介的有意识思维。

但这种表达方式导致了某种令人误解地概括阿多诺的方式：法兰克福学派对弗洛伊德开拓性的利用是把后者的范畴作为一种补充性的社会心理学（压抑和破损主体是交换过程和资本主义变迁的指数和结果）而从来不是作为核心组织概念。

为了明白思想如何能被想象成会“进行反对自身的思考”，我们必须回到第一章的出发点，从此处开始改写阿多诺老套（后马克思主义的）版本的两个基础概念，同一性和总体性。有关同一性，我们已经看到它事实上是阿多诺用来表示马克思关于交换关系（他亦经常使用的术语）概念的一个词：他的成就在于由此有力地概括了比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或辩证法传统的思想家更详细地、在更高哲学层次上交换价值原则的反响和含义。有关总体性我们现在要断定，阿多诺不仅不是这个被太多污蔑的思想的敌人和批评者，而且这个概念恰好用来解决，在以上被提出的、既使用概念思维又反对概念思维的难题。概念藉此立刻被保留和被解物化（dereified）（用另一类简要说法）的基础性运作涉及到概念再次嵌入总体性或体系（这个术语，它在哲学体系与社会经济体系的观点之间的摆动将是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如我们不久会看到的）。至于总体性，它在把我们从概念的“魔力”下解放出来中扮演了一个战略性角色，如下面初步的概括（一个反克罗齐的争论）所表明的：

只要意识恰恰被它自身朝向统一性的生成所驱动，只要它恰恰测度到与它自身不同一的东西反对它自身对总体性的要求，被区别的东西就会显得分歧、不和谐和否定。这就是辩证法展示出的意识矛盾状况。（ND17/5—6）

在本段，仍然有个提议，即向总体性的驱动（卢卡奇的总体性意向）有些地方是非法的，它表现了概念的唯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概念贪得无厌地寻求把每个东西纳入它自身的统治和安全领域。这种东西在阿多诺那里无疑是存在的，这一点并没有不同于另外一些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由于坚持总体性观点的迫切性和中心性而被指责为“极权主义者”。误解在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于这个范畴不可或缺性的哲学强调要么等于赞成它，要么等于以较强形式的反乌托邦论点把它绝对永恒化为哲学领域之外的一个现实或所指物。由于这个强调只是再次确认它要求指责的东西，所以，批判、讽刺或典型性的谴责就不可能。

总体性观点是哲学体系的或系统性思维理想的观点，当我们转向对这种观点更纯粹的哲学调整时，这个误解的关键之点就变得更明显了。《否定的辩证法》确实在表面上是对这种理想的批判和对哲学体系（甚至黑格尔的那种）的实践；正如已经看到的，显然要促进的这样一个思想实践，在其外部局限上，它恰恰认可那些为相应后现代哲学所赞成的、暂时的、碎片式的及自我耗尽的概念运演。

然而，现在所要确定的是所有这个问题的对立面：即，不论这种后现代哲学的自由游戏多么合乎人意，但现在它不能被实践；尽管它已经能被构想和想象为一种哲学的美学（但重要的是要问，这种特有的理想概念和想象它的可能性的历史前提是什么），反体系写作在今天注定要保持在“体系”之内。我们可以在这个悖论上开始回到与所谓后现代主义相关联的特定的反乌托邦论证上：因为确定的是，在对哲学体系的谴责上、在提议某种激进非体系的辩证法上、在反驳“体系”自身上，阿多诺保留了体系概念，甚至使之成为像批判的靶标和对象一样的、他自己反体系思维的中心。在这个含义中能被——而且必须被——确定的是，他如此使体系的首要性永恒化：他最有力的哲学的和美学的干涉都是对我们囚禁于体系之内不调和的告诫式提示——有时几乎是韦伯或福柯式的腔调，对体系的忘却或压抑把我们全部以眷恋同一性幻象的方式更紧密地捆在它上面，当然在某种含义上体系实质上与同一性是同义的。

然而，同一性是有点闭塞的体系、被忘却或压抑的总体性，同时它继续更有效地履行体系的工作。在这含义上，对体系或总体性有意识地再次引入是完结同一性的一种解决方法。它不能把我们从体系的幻象和海市蜃楼中解脱出来，因为纯粹凭借思维无法做到那一点，但它突然使这些幻象可以被看到，并且使人瞥见现代生活被套入并固化于其中的有着巨大魔法的“魔力”（der Bann）［这个实质上浪漫的形象在当下思想中有一个悖论性的变迁，由于它完全是对世界的启蒙和去圣化（desacralization）——韦伯的祛魅（Entzauberung）——它可概括为全新的物化领域：明显是马克思从18世纪人类学中借来的一个术语。

尤为确切地说，体系是那种概念的外部面孔，是我们永不可及的那种外表，如以上所述的那样；仍然要明白如何会是这样，我们需要实验性地差不多以对同一性概念所作的注解层面上的说明的同样精神来记录这孪生的体系/总体性的观点内部的转变和辩证的多义性。然后，在第二个环节上，看起来像哲学体系理想的东西被解蔽（deconcealed）为理性和普遍的要求——同样是抽象的要求：它在概念内的体系化运作可被方便地以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方式来获得。甚至在最孤立和自足的“概念”内，体系的无所不在可在它的形式上被探知，不管它局部的内容恰好是什么，它继续是抽象的和普遍的。而这澄清了我们已经提及的概念的另外一个“面孔”或外表轮廓，因为我们不能同时或以同样的方式思考一个给定概念的形式和内容：对思想形式的注意好像立刻从一种格式塔认知上贬低了思想内容——即，贬低它正式的意义和所指：把它括起来，以至于它将降低到一个随意例子的层次，以至于它固有的“信念”蒸发了或变得乌有。

然而，在通常方式下思考概念意味着“相信”它并且专注于它的内容，在这样一种方式下，对它形式的知觉变成了一种琐碎的烦扰以及一种分散的中断。因此，需要被发明的东西——并且依我之见是阿多诺的辩证法所提供的东西——是一种新的或者是立体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中，概念继续被哲学地思考并且以面值支付，然而在心智的某些其他部分有一种特别不同种类的智力环境统治着一套更加粗糙的和社会学的术语和范畴，在那里，那种概念形式被简要记录和标记，并且在那里，由此被前设的金融和银行体系的存在也被设法估算进去了。

阿多诺

因为正如我们在对同一性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抽象本身——在逻辑中和在共相的形式中特别包括它最复杂的哲学对应物——同等价和交换的逻辑一起一致地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被揭示；那就是说，同资本的逻辑一起。交换关系，即同一性被原始地构想于其中的抽象价值形式，不能作为一个准时的事件、偶然的问题或一个孤立、随意和任意的行为而存在；它与交换体系自身是一致的，所以在这点上哲学术语“体系”调整成了实质上社会的和社会经济的总体性概念（这些是阿多诺在社会学的，甚至是韦伯的官僚和“管理”社会的术语中经常调用的东西，但是或多或少经常被委婉地简称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这种对体系本性的最根本解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地斥责“体系”并就此罢休；甚至更加清楚的是，为什么今天在理性和抽象思想的基础结构维度上“总体性”保持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名称——可以说是它其他的或家族的名称：

普遍和特殊的辩证调解不允许选择这样一个理论，特殊过分冲动地把普遍作为肥皂泡来对待。如果那样做了，在事物的当前状态里，理论将不能理解普遍之有害的首要性，它也不能投射另一事物状态的思想，在这个思想中普遍将发现它自己剥去了它坏的特殊性以便个体恰当地被恢复成属于它们的东西（即特殊性，精确地说是特异性、特殊性、个体性）。另一方面，先验主体的概念，即离开社会的主体以及离开那些不论好坏与他结合的个体的主体，也是不可接受的。（ND199—200/199—200）

然而，这里阿多诺的语言会继续令人误解至这种程度：他熟练使用（普遍性，特殊性）的哲学概念，在这一段落中好像彼此处于同一水平，仿佛一个人能够在一个“综合判断”中把它们简单放在一起，用显然被热切希望的、对主词和谓词的哲学和逻辑层级的任何颠倒来思考。但他对黑格尔批判的重任恰恰落在指控黑格尔从普遍性观点出发来思考这两极之间的关系：“被辩证法所发展的普遍和特殊之间的差异是被普遍自身所规定的”（ND18/6）。这种扭曲是特有形式的普遍化哲学语言的结果，在竭力试图指明不同于普遍的东西上，他继续使用抽象之术语以及特有形式的逻辑对立面或二元论来传达他对那种语言和那种逻辑形式运作的抗议。说“特殊”是在强调“普遍”，不管你用这些词继续做什么。在这一点上我强调这个影响，不仅仅是阐明前面讨论过的由其内容之哲学的和普遍化的体系形式所导致的侧面扭曲，而且因为阿多诺的警告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把他自己所实践的、双重标准的激进性变得晦涩，这一点此处我们已经开始描述。

这就是说，哲学思维和写作上的纯净（阿多诺已经接近了这些事实上相同的后现代立场），这种纯粹的或“内在的”东西，是不可求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些最适合于个体概念的东西也同样——对那些把阿多诺设想为这个领域里唯美主义者的精英的人来说是悖论性的——是适合于艺术作品的。概念不能说出的东西由于它的不完美性必须莫名地只能在它之内被理解（就如单子式的艺术作品必须“包括”它的外表、它的所指，否则就会陷入装饰性的无聊）：不然同一性强大的力量就会不受阻挡地始终统治它。那些把辩证法思想看作是一般的、把阿多诺的作品看作是特殊的人，互不调和，比那些同情者们更清楚地看到这种非纯洁性的运作：他们引起了长期、大胆、微妙的辩证法争论，随后不可避免陷入一种概要式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即依据能够解决每种问题的晚期资本主义而“解释”。

同样不算错的是，注意到“阐释符（interpretant）”——晚期马克思主义、“管理社会”、垄断阶段中心理主体的破碎，等等，等等——从来不是在先行于它的宏大哲学时代展开的相同类型的丰富智力的对象，并且它给予的是一类终结。但双重标准并不意味着在那为辩证法猎物的主题和那应该原封不动被遗弃的真理之间设立了一个边界（因为它们构成了指导其他类型的运作所依据的基点或阿基米德点）。它更意味着在相同的思想之内构思绝不能在这思想的自身理由上被其所掌握的那种思想外表。

顺便对晚期资本主义、体系、交换、总体性的简要指示性提示并不是对其他套路的思想和概念（如格罗斯曼和波洛克的晚期资本主义，以及韦伯的官僚机构理论）的参照，它们在自身原因上会因为它们的一致性、有效性及它们的意识形态系数而受到批判。它更是指向思维外观——不论合理化形式的体系自身，或作为统治和剥削的社会经济机制的总体性——这个外观通过个体思考者或个体思想逃避了表象。这个不纯的外部参照功能，更多的是这样去斥责阐释而非去阐释，更多的是在思想之内包括这个提示，即这个思维外观自身不可避免地是那种逃避它并使之永恒化的体系的结果：甚至在它极端寻求理解和面对的它所沐浴的生存环境的地方，并且它完全同它寻求说明的对象一样，渗透并决定它的主观过程。

由此，如果我们想认真对待内容的话，我们自己必须把形式考虑在内；因为阿多诺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与他的写作和表述中我们称之为“总体性效果”的东西是分不开的。它可能是由德鲁兹宏大的（莱布尼茨式）电影式现代的理论而引起的一个结果，如同镜像或镜头的出现，以及在它之后而它只能是其中一个投影的“世界总体性”，但世界总体性只能通过那投影来表达自身，并且通过连续镜头的自动序列（并且也传达了在总体性上超越它们的修正）之间连续性的循环来表达自身。于是，阿多诺的句子恰如个别“镜头”被编辑进一个更庞大形式的情节（星丛和模型，如我们不久会看到的），贫乏的总体性永远通过小规模和大规模的维度这两者来滋养（的确，通过爱因斯坦，德鲁兹把这种现代主义的和“总体化”体系的一种形式概括为辩证法本身）。

因此，能被变成这种思维和写作形式的哲学异议与在语言层次上产生的“解释学循环”观点的难题实质上没有不同：如果我们必须通过个别的句子，甚至通过它们更大的局部阶段的论证和知识结构，那么可能打开它们殊相（特殊，particulars）含义的其他面孔的总体性概念究竟首先要从哪里来？我们究竟如何能获得一个普遍和总体体系的概念——如果我们注定要通过殊相的话？这明显的回答——即，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它，我们明显从某处获得了这种普遍观点——被一种后现代的情境所破坏，在这种情境中好像可以离开从中派生出其含意的任何超验的普遍或总体性而依次解读殊相；并且在这种情境中我们也怀着深深的猜疑，即，那可能依然幸存的共相事实上是不包括任何新信息内容的陈规。

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尽管不是从根本上满意的）回答可以通过把这个难题转变成它自身的解决办法而获得：这种普遍和特殊之间特有的矛盾构成了阿多诺对现代世界的诊断，并且在那个含义上不能够被解决而只能依据它自身情况的症候被专题化、突出和对待。在他的后黑格尔哲学语言中，调和（Versohnung）——不论这是否被哲学地、存在地、社会地，和美学地理解——要特别精确地被看作是对普遍和特殊之间冲突和矛盾的提升：因此，涉及主体和客体调和的日常理解是错误的，除非达到这种程度，这里客体标明更大的社会秩序，主体标明个体和特殊。然后，从这个视角上，这样的阐释——即依据贫乏的普遍对特殊所做的解读——被辩证地转变和“否认”：生产一种新型阐释，在这其中特殊被解读，这与其说依据普遍，不如说是首先依据在普遍和特殊之间特有的矛盾。阐释现在意味着把文本内部表现出来，并且把它变成一种阐释本身特有难题的症候。

但这种哲学解决——如果它是的话——罕能解除普通解释行为或运作的局部不适；它亦不能有效告知不适的读者有时与阿多诺自己的阐释有同感。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个议题，这可由他对以下尤为文学和美学语境中的阐释所做的评论来判断：

关于所有的艺术阐释形式，甚至在哲学上最可靠的类别，弄巧成拙的（致命的）（das Fatale）是，他们发现自己被迫通过已经熟悉的东西表达令人震惊和不寻常的东西，以至于他们必须必然地通过概念来表达它；由此他们为唯一需要解释的东西辩解：如艺术作品热切希望阐释的那样，他们同等热切地背叛陈规，甚至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NL101）

普鲁斯特

那种“循规蹈矩”的结果——在这儿是指，对先前思想和定势的循规蹈矩——在阐释形式上返回到了消除和驯化作品中努力抵抗它的东西——如纯粹不可同化的特殊性和唯一性。这种精神，在对阿多诺自己“方法”的更严酷的讽刺中，一种敌意的批判列举了阿多诺论普鲁斯特（Proust）主要论文的“发现”（包括《文学札记》完整版的页码索引）：

整体是非真实物（第203页），作为一个封闭体系的预定不和谐的资产阶级社会（第206页），本我的非同一性（第206ff页），在异化中体验的崩溃，作为纯粹表象的美的持续存在（第207页），在功能统治的总体性中爱的不可能性（第209页），等等。”

这表面上确定的一类东西没有考虑到在《否定的辩证法》最后一章中普鲁斯特的明显显现：即，那确实构成了一个全新特征的浅显易懂的“阐释”的参照（尽管会有人认为在论文中标明的批判能力有问题，而不愿承认阿多诺方法本身含蓄批判的任何东西）。

这在它最大强度的环节上如一种对解释学循环的格式塔调整一样运作。特殊对普遍的逻辑联系决不是那种传统亚里士多德式种在属之下的包含关系。就读者习惯性地把判断分类为规范的大小前提而言，阿多诺的命题可以说通过在我们边缘感性的模糊地带的感性演示而故意颠倒了这些。系统地指向要被阐释的特殊、文本或现象的注意——对它来说被阐释项（interpretandum）是屈服于外围视阈的预设总体性——发现已经交代的东西意外地自己处理那总体性并且修正它，而不是针对那作为其借口的特殊。与此同时，对总体性（例如垄断资本主义）的某种专题化抓住这个或那个孤立的历史特殊作为纯粹例证或说明，证明它对于根据震撼与新奇、假定的例子本身而来的惊人修正和阐释，本身已经是一个理由。阿多诺自己记述了这种过程——它能清楚地不把自身提供给对任何事情的一种“线性的”论证——相关于作为形式的论文与文化问题所具有的倾向性密切关系（the elective affinity）：

（论文）把自己像沉入一个第二自然、第二直接性那样，沉入文化现象之中去，不是为了“还原”那些东西，而是通过它那持之以恒的内在性激起它们的幻象。关于在文化和作为它的基础的东西之间的差异，它像“本原哲学”一样未被诱惑。但是对于论文，文化不是某种在存在之上必须被根除的附带现象，不如说是它批判的对象，它假定［按规定（thesei）］的东西是它的基础性自身，即虚假的社会。这是为何对论文来说起源并不意味着比上层建筑更多的原因。它把拥有选择对象的自由和拥有对主观问题或理论的全部优先权的主权归之于这个事实，对它来讲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对象同样呆在中心附近：即是说，原则上所有东西都被施了魔法。（NL28）

那么在修辞上，我们可以说阿多诺所具有的阐释方式，以及他寻求再次讨论的关于体验的殊相的、某种外部和贫乏体系的维度，开启了以下可能性，即，永久转变特殊和普遍之间的立场，以及不加预告地把假定的普遍转变为特殊，揭露所谓特殊其实是披着真正的羊皮或外婆的衣服的普遍。这种定位游戏的确可以追溯到句子本身特有的句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对把主语位置的名词不加提示地转变为宾语的额外偏爱做过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