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老炮：反渎局“铁虎”的命运沉浮 | 人间

配图 | 关斌斌

作者：左权

前 言

“舍得一身剐，才能干政法”。

每当看到这句话，我就想起我的师父曹兵。他离开军营后，从检几十年，过许多大案，是一名真正的检察老将。

师父曾对我说，每个老检察官都是中国司法制度“活历史”的一部分。年岁长，鬓染霜，他的检察官生涯几经浮沉，身上的制服从豆绿变成淡蓝，见证着检察院的变迁。

1

2000年过后，检察院人员调整，我的师父曹兵和杨建军调到了自侦部门。杨建军担任反贪局侦查一组组长，曹兵被调到法纪检察处（后来改制为反渎职局）侦查三组。虽然两人在自侦部门待的时间都不算长，但却很怀念这段日子。

师父回忆说，自己在反渎局的办案经历，可以用一个犯罪嫌疑人给他起的绰号来概括——“铁虎”。那个嫌疑人是个涉嫌渎职的警长，是师父在反渎局啃过的“硬骨头”之一。最初接受讯问时，那个警长跷着二郎腿，高抬着下巴。师父没说话，走到他面前，重敲着椅上的扶手：“把腿放下，这里是反渎局，你身上还穿着警服。”看见师父像条大铁棍似的杵在跟前，死盯着自己丝毫不容妥协，那个警长只好悻悻地放下了腿。

师父在讯问时自有一套固定的节奏，对方根本没法打乱。他耐心地先听完警长的狡辩，再列出证据逐个击破。那个警长一时语塞，师父也不说话，只是久久地凝视着他。当那个警长嗫嚅着试图做最后的辩解时，师父当即打断他：“狡辩对你没有一点用，这些证据是铁证，你这身警皮要被扒了！”

“你真是一只铁老虎。”那个警长终于放弃了争辩，仰靠在椅背上，不停地摇头。师父抬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警长也领会他的意思，就把自己给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帮助其脱逃的事全坦白了。

师父身边的同事听见“铁老虎”这个词，觉得很有趣，便在局里传开了。此时师父已年过半百，可人却不服老，非叫大家把那个“老”字去掉。

“我其实很喜欢这个绰号，它概括了我的性格。”师父说。

可老虎也有无奈成为困兽的时候。

2006年9月，检察院受理了一起组织卖淫案，在提审的最后，嫌疑人主动要求检举揭发，并在监室写下了举报材料，由检察官转递给反渎局。

曹兵所在的侦查三组签收了这封信，时任组长徐常华拆开信封细读之后，面色凝重，把信又塞了回去，准备递交给局长。曹兵注意到了，就问组长这封信有什么问题。徐常华看着曹兵，说：“你正好在这儿，跟我出来一趟，有事找你谈。”

徐常华把曹兵拉去检察院的侧门，抽出一根烟，叹了口气说：“这个案子我们组不能办，被举报人跟你的关系比较特殊，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得交给局长重新分配。”

“被举报人是谁？”曹兵好奇地问。

“尹东明。”

曹兵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别着急，在调查清楚之前，不好轻易下结论，也有可能是那个犯人急着立功，又跟尹东明有过节，存心冤枉他。”徐常华吐了口烟。

“我相信尹东明的人品，他的性子跟我很像，是容易得罪人，但尹东明他自己是警察，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绝对不会知法犯法。”曹兵说。

徐常华捻灭烟头，摆了摆手：“话先不要说得太早，毕竟人是随时随地都会变的。整个检察院都知道你和尹东明的关系，不仅是战友，还联合办过案。‘严打’时你们兄弟俩拿过荣誉，在本地的政法系统出过名，还登过报纸。可时代变了，很多事情啊，不好说……”

徐常华顺便提及，去年冬天，他受邀去某个政法学院开讲座，提到检察院的“反贪反渎”时，他还专门给学生们讲解了贪官的“59岁现象”。讽刺的是，那个讲座结束后一个星期不到，自己的一个老同学便被反贪局调查，年纪恰好59岁。

铺垫完这些后，徐常华异常严肃地命令道：“曹兵，你要保证自己绝对不会插手干预尹东明的案子，一句话都不能说、不能问。另外，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和尹东明见面，也不能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包括打电话、发短信、写信。如果我发现这类情况，就公事公办，绝不姑息！晚上你写一份保证材料，放到我的办公桌上，到时候我把材料和信一起交给局长。能做到吗？”

曹兵一下愣住了，回过神后，朝徐常华艰难地点了点头。虽然他觉得像是有万吨山石压在颈项，把他的头颅硬生生按了下去，但心里明白：徐组长看似话说得很直接，其实还是给自己留了几分薄面的——徐组长完全可以正常怀疑，尹东明被查，你曹兵也可能有问题。所以为了保障办案的合法性，他必须先让自己回避，并重申纪律。可自己的权力很小，也对得起身上这身制服，有什么值得怀疑呢？

此时曹兵不会料到，从尹东明案开始，接下来发生的事，用他自个儿的话说，是“好汉被逼成缩头乌龟”，憋屈极了。

2

就在两人谈话的那个下午，尹东明接到通知后来到反渎局接受调查，被带到专门的隔音房，至于这个房间的位置，没有人说，曹兵也没有问。在那之后，尹东明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保证书写好后，曹兵把笔一摔，放到组长的办公桌上。徐常华随即对他说，最近反渎局招了一批新人，全都是政法大学挑出来的好苗子，“他们明天去省厅培训，时间不长，也就5天，由你做领队，严文锋陪你一块儿去，好好带一带他们。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随时联系你”。

曹兵憋着火，却只能答应。他知道徐常华这是故意支开自己，严文锋则是他监视自己的“眼线”和“耳目”。受到尹东明的牵连，自己现在几乎也成了一个“准犯人”，要随时准备“交代问题”。

曹兵坚信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却始终没明白他视为兄弟的尹东明到底犯了什么事。过了好一段时间后，他才从局里公开的典型案例中，得知了相关案情。

举报尹东明的嫌犯名叫黄文，声称尹东明帮助他逃避过处罚。这个名字曹兵似曾相识，询问了以前的战友，才想起此人和尹东明曾在部队共事过，亲如兄弟，“人长得贼眉鼠眼，两颗眼珠子整天乱转，好像要算计你似的，我当年懒得跟他废话，也劝过尹东明，少跟他来往”。

同期转业后，黄文被安排到基层法院做了一名法警，尹东明则进了公安局干刑侦。他们工作后的第二年，尹东明的母亲罹患直肠癌，手头拿不出钱，医疗费的大窟窿对他来说好比补天。曹兵也急，为他东拼西凑，还是差了不少。这个时候黄文曾站了出来，帮尹东明把钱凑齐了。

那时黄文早厌倦了法警这份差事，说“这种日子一眼就能看到头”。身边一些战友下海经商，做出了名堂，他看着眼红，也想谋求更好的财路。2000年后，他筹够了钱，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养生按摩馆”，这家店面在当时来说，已颇具规模。

2006年，公安局接到举报称，黄文的店内有人从事卖淫服务，便立即派人突击检查。按着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治安支队民警在会馆3楼现场抓到了一名嫖客。嫖客交代称，他走进按摩馆后，见几个技师衣着暴露，便问能不能“开荤”。技师暗示他说，这里只能提供“敲大背”、“打飞机”这样的特殊项目。嫖客就对技师说，要玩得再刺激一些，愿意加钱。于是技师将他带往3楼技师的休息室，室内的西墙有道暗门，打开后，里面的布置类似宾馆的客房……

被带到讯问室的黄文，说自己对此毫不知情。然而，那些女技师面对民警，把他组织卖淫的事干脆掀了个底朝天。犯罪嫌疑人刑拘入所后，检察官在讯问时通常会把“有无检举揭发”的问题放在最后，但黄文却狗急跳墙，刚报完自己的户籍信息，马上就说：“我要检举公安局治安队长尹东明！”

黄文对检察官说，按摩馆做的不是正经生意，需要有个“保护罩”，他经过打听，知道尹东明正好从刑侦调到治安支队做领导，就想给这个老战友送礼，希望在治安大检查的时候，可以为他通风报信，他也能提早有所防备。

“我和尹东明私下见过面，给他带了2条软中华和3万块现金，但他没有收，说他看在以前帮过他的份上，破例帮我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也不会再联系，说什么让我自己好自为之——他就是在装清高！后来有几次，他给我的手机发过一条短信，意思是叫我小心点。我那些小姐本来是穿旗袍的，开叉开得很高，我赶紧叫她们换了衣服，下面穿西裤。预约3楼的客人，我也让他们改约了……”

黄文还强调，治安支队确实来自己的按摩馆检查过，并未查出异常。他在检举时态度极好，在答话的后头必定加上一句“谢谢政府”。检察官说，检举揭发的情况必须经过核实后，才能算立功。黄文的头点得像小鸡啄米，说“绝对属实”。

做法警的时候，黄文押解过很多的犯人去法庭上接受审判，最后他自己也成了押解对象。不仅如此，他还把曾经的战友拉下水。曹兵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大腿都快要拍肿了，骂尹东明“为了哥们义气，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尹东明被收监后，曹兵乘坐长途大巴专程赶到监狱去探望过。这对老战友隔着厚厚的玻璃，握着话筒的手僵在耳边，半天都讲不出话来。

跟我回忆起那天的场景，师父说，他只记得有一声沉重的叹息，不知道是谁发出的。

“我很了解尹东明，你在关键时刻帮过他，他就会永远记住，一定会想办法报答——当年借钱帮他妈治病的事，肯定也成了黄文后来的筹码。”

3

2008年晚春的一天，曹兵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对方的喉咙像被砂纸磨过，说出的话像是带着毛边，可曹兵一听这个的口音和说话习惯，还是辨认出来电话那头的人是尹东明——2年期满，他出狱了。

两人约定的碰面地点在公园，他们以前一起散步的地方，时间和地点都是固定的，连具体方位都能用暗号代替。在电话里一对暗号，曹兵就听见尹东明说话发颤，他自己的鼻子也像灌了醋，分外酸楚，随口说了“不见不散”，便匆忙挂了电话。

次日傍晚，暮色苍茫，平静的湖面起了一层薄雾。曹兵坐在湖边的木长凳上，看见了尹东明远远走来，急忙起身想打招呼，但却愣在了原地——尽管他过去过监狱看尹东明，但眼前这个人，还是让他感到陌生：原先的尹东明走路时昂首阔步，如今却低着头，有些畏首畏尾，那张脸挨过了风刀霜剑，显得更为苍老，头发稀疏斑白，身形十分消瘦。曹兵只觉得心酸，就搂住他的肩膀，故意加大摇晃的幅度，希望可以借此触摸到那个记忆中的兄弟。

两人原先常去的面馆已经改成了一家外贸服装店，曹兵带着尹东明去了另一家面馆，尹东明要了三两宽面外加两个卤蛋，下筷子前，手腕却被曹兵握住。曹兵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罐辣椒酱，拧开瓶盖，挖了一勺放进尹东明的面碗里：“我知道你无论吃什么都要加一勺辣酱，而且嘴巴只认这个牌子，我特地给你备好的。”

尹东明的脸就像被狠扇了一巴掌，五官都聚拢了，赶紧埋头吃面，不让曹兵看清他的脸。可曹兵却听见强忍的抽泣声，眼泪“吧嗒吧嗒”地全都落进面汤里。曹兵装作没看见，闷头吃了一口面，面条不够筋道，口感远不如当年那家。

面不再是以前的面，眼前人也不再是当年的人。曹兵百感交集，放下筷子，右手遮挡住眼睛，声音略微颤抖，刚说出“兄弟”这两个字，喉咙就哽住了。

尹东明终于哭出了声，曹兵也跟着落泪。

走出面馆，两人回到公园里的健身步道上。尹东明说自己曾在监区撞见了一个以前办过的犯人，两人打了照面，彼此都傻眼了：“老曹，你能想象吗？你曾经抓过他，结果你现在成了他的狱友，穿着一模一样的囚服。他不敢直接说，但是话里有话，那种挖苦、嘲讽比枪毙还难受。”

尹东明说，2年多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算是他人生中的坎儿。可这道坎儿也是他人生的分界线，那身警服扒下来以后就再也穿不上了，当年擒拿凶犯的“公安英雄”，成了刑满释放人员，这种身份落差，让他“早在心里把自己枪毙了几万次”。出事后，妻子跟他离了婚，房子划过去了，但常来监狱看他，送过衣服和钱，女儿在国外结了婚。如今他出来了，无依无靠，也无处可去。

曹兵想说点鼓励的话，但觉得光动嘴皮子并不管用。他想了想，带着尹东明来到附近的建行，从ATM机取出2万元现金，塞给尹东明说：“不怕你笑话，平常单位发的工资都上交了，这是我的一点私房钱，全都取了，你先拿着，也别急着还，凭你的能力，我知道肯定能还上。”

3天后，曹兵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尹东明出事了，人在医院里。他跨上自行车就往医院赶，到了地方才知道，下午尹东明去菜场买熟食，看到有人抢钱，想都没想就冲了出去，追到半途，脚被巷道堆积的钢材绊倒，疼得根本爬不起来。好心人帮他打了120，曹兵借给他的钱，在医院就花掉了1/3。

那年尹东明49岁，当年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升职升官，自己却落得一无所有。他卧在病榻，对曹兵感叹：老了，警服被扒了也好，要是穿警服抓贼，把自己弄成这样，那真是闹笑话了。曹兵也发愁，平时省吃俭用、背着老婆偷偷攒的私房钱全部借给了尹东明，可眼下他左腿骨折，后面的护理还要用钱。

光顾了尹东明那头，曹兵却没顾得上自己。

一个天色阴沉的上午，曹兵正在组织大家给汶川捐款，局长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跟他谈了半小时，等他走出房间，只觉得“脚下发飘，天旋地转”。

局长向他下达了人事通知——当前，检察院控申部门的信访量已攀升至高位，接待窗口严重缺人，反渎局也面临新一轮的机构调整，昨天下午，“检察院政治部、反渎局和控申处经过开会研究，决定将曹兵同志调往院信访办公室指挥工作”。

曹兵不想让同事们察觉出异样，回到办公室后，硬挤出笑容，继续登记捐款名单。组长徐常华想必已经知情，过来找他聊天，想安抚一下他。曹兵却挥手拒绝：“局长刚才已经通知过了，老徐你先忙吧。你放心，我只要在反渎局一天，就会把手头的活儿做好。”

反贪、反渎是检察院的门面，更何况，曹兵本人也在反渎局立过个人二等功，多次荣获市政法委颁发的荣誉。他在组里人缘也很好，年轻的同事们都很喜欢他。让他“下沉”，只是官方的说法，调他走的另外一个说法，是他多年以后听到的：由于性情坦直，他不慎得罪了领导。

“所以说啊，人一定要心态好，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关键看自己怎么去对待了。你要是说岗位‘下沉’，那肯定越想越气，容易想不开。可你要是说‘锻炼’、‘履新’，就不会那么难过了。”七八年后，已经成了我师父的曹兵，如是对我总结。

4

曹兵最初调到信访办的时候，很难适应，“那真是一段令人血压升高的日子啊”。老搭档杨建军就专程赶去信访办，给他做“心理疏导”。十几年的交情，杨建军太懂曹兵的性子了，也明白这种调动摆明了就是要让曹兵吃苦头的——曹兵过去在办案中积累的工作经验，到了控申处很难能派上用场。

曹兵时常要去控申大厅巡查。有个老爷子，背着灰蓝色斜挎包，拎着黄色塑料袋，里面放着保温杯和干粮，每周一、三、四的早上9点，准时到控申大厅门口“报到”。老人告诉曹兵，他家住在偏远的郊区，坐公交车过来要花费2个多小时。向曹兵诉苦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老人越讲越激动，用食指戳着曹兵说：“我血压很高，受不了刺激，要是把我气得血管爆掉，你们全都要对我负责任，还要对我家老太婆负责！”

曹兵劝慰了一番，待情绪好不容易平缓后，老爷子又细说了自己要反映的情况：他坚持认为自己家动迁核算面积有误，疑似存在失职行为，想上门找“有关部门”要个说法，不料却被踢来踢去，好不容易找对地方，对方却一直拖延，久而未决，无奈之下，只好跑到控申大厅来了。

“答应了他，就得帮他处理”，可“有关部门”仍然一拖再拖。曹兵看不下去，只能亲自打电话问询，遇到对方给他打官腔的时候，他也只能“三连问”——你说的“尽快”是不是猴年马月？“抓紧”到底抓得有多紧？“落实”究竟落到实处了吗？

“那里气人的事太多，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在信访办，曹兵的血压时常飙高，觉得头昏脑涨，只能开始学着收敛爱发脾气的性子，怕跟别人一着急，自己血管先爆掉。那时，他的健康已经亮起了红灯，“六高”全占，一样不差。高血压是他的“老朋友”了，最早发现超标的时候，他还以为是血压计坏了。他的口味很重，爱吃腌菜，在家自制香辣萝卜片，撒上芝麻和香瓜子仁，闷进玻璃小罐，味道确实一绝，还喜欢吃黄油饼干和油墩子这些高糖高脂的食物，所以血糖偏高，血脂严重超标，体检测出的甘油三酯指标比正常值翻倍。但他对这些都没放在心上，从未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活着还有什么劲？”

家里也不顺，儿子嫌他催婚催得烦，跟他打冷战，半个月都没理他；再看看股票，一片“绿水青山”，全部套牢，他舍不得割肉，只能自我安慰“钱乃身外之物”。

师父回忆说，那时他照着镜子，都会对着镜中陌生的自己发愣：“我的头发本来是非常浓密的，天然卷，每年能省掉几笔烫头的钱。可那时候我都快秃了，变成个荷包蛋，跟杨建军有得一拼了——不过世事难料，我自己刚调换部门没多久，杨建军也被从反贪局调了出来。”。

在一起外地案子成功办结后不久，杨建军便收到检察院院政治部的通知，被调到驻看守所检察室。

此时曹兵已在信访办工作了几个月，两人时常通电话。杨建军打电话说了自己调岗的事，提醒曹兵别忘了随身带降压药和保心丸，曹兵也让他调整好心态，准备驻所工作。

驻所检察室在监所外围，屋内的地砖还是90年代铺的，从未翻修，采光也差。依照杨建军的检察职级，算是监所处的三把手，但眼下的情景，仍然让他颇感失落。在这里，他要负责第二监区的巡查，管教民警告诉他，二监区关押着很多重刑犯，“个个都是刺头，人人都是奇葩”，着实令人头疼。杨建军听后自嘲道：“我在反贪局就掉了好多头发，现在估计全要掉光了。”

果然，不出半年，他大半个脑袋就秃了。

驻所以后，杨建军的烟抽得更凶了，每天打底一包半。看守所内严禁吸烟，他在室外找到了个合适的吸烟点，又在窗檐边上放了个空茶叶罐当烟灰缸。有同事来了，他就发两根，没人的时候，他就站在石阶上，凝望着高墙外的天空。

曹兵下班后常常骑车到看守所，每次都能把正抽烟的杨建军抓个正着。他向来是反对杨建军抽烟的，嘲笑对方没有毅力，不像自己“说戒就能戒”。

“老杨，抽到这种烟屁股就不要再抽了……”

“老杨，你这样下去不行，两个肺比煤饼还要黑。”

“老杨，你为什么还在抽？！”

曹兵找到杨建军的同事，用开着玩笑的口气建议他们没收杨建军的烟盒，对他每天的吸烟量实行严管严控：“以后你们抽了5根，才能给他发1根，明白吗？”

其实曹兵理解杨建军的“复吸”——那时驻所检察室缺人手，看守所的羁押量又逐月升高，杨建军不仅要巡视自己管辖的第二监区，还要巡查对面的第三监区，很多工作也要他亲自去办，整天忙得连轴转。那时杨建军要值夜班，食堂的夜宵只有馒头、稀饭和咸菜，有时候，曹兵会在自行车车筐里放着自己在家腌制的香辣萝卜片，还有两大包苏打饼干，带来给他改善伙食：“坚决支持老杨同志的工作，给你带了点‘战略物资’。”

杨建军笑了，跟曹兵聊起看守所的人偷偷给他取的绰号：“上次我抓到办案人员‘单人提审’，又查到监区特保私卖香烟，发了几份《纠正违法通知书》，后来他们就背地里就叫我‘黑面杨’——这外号还挺好记。”

“那我以后叫‘白脸曹’吧？这样我还是你的老搭档。我们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

“那谁演关公？给你来一个‘捉放曹’。”杨建军笑道。

“尹东明”三个字像条件反射一样到了曹兵的嘴边，又被他生生咽了回去——他和尹东明都喜欢看电视剧《三国演义》，尹东明的眉眼跟关羽的扮演者的确有几分神似，又像关二爷一样重情重义，可这“一捉一放”，令曹兵又想起尹东明心中的暗疤，于是换了话题。

5

过了些日子，曹兵又去了驻所检察室，他进屋后，往桌上放了苏打饼干和胃药，对杨建军说：“我在外面看着你走过来又走过去，碰到了什么问题？我帮你参谋参谋。”

杨建军告诉曹兵，最近他很关注一个名叫童永兴的在押人员。此人今年23岁，技校肄业，因涉嫌盗窃于2008年10月被刑拘，羁押入所后被分配在225监室。童永兴犯的案子有点特殊——盗窃邻居晾晒的女士内裤，后来发展到入室行窃，结果被男主人抓住，扭送到当地派出所。进了监室后，他在“铺头”的胁迫下，交代了自己做的事情，刚一说完，犯人们就哄笑起来，直到引起管教的注意，才勉强忍住。

童永兴肤色苍白，身形瘦弱，1米8出头，大腿跟胳膊一样细。打架没有身材优势，犯下的案子又令人鄙夷，同监们争相压榨他，逼迫他值岗、洗衣服和打扫卫生，后来就开始抢他的食物。童永兴被如此一番折腾，肠胃的老毛病复发了。一天晚上，他挨不住胃痛，向管教打了报告，然后被带到了看守所5楼的医务室，可偏偏对症的药品正在补货。这种药杨建军是随身携带的，曹兵也经常给他“补给”，知道童永兴跟自己同病相怜，就把药给了他。

在管教和杨建军的盘问下，童永兴终于吐露出了实情，并央求他们放过那些犯人，“不然我以后的日子会更惨”。杨建军沉吟片刻，对童永兴讲：“你别担心，好好吃药，把身体养好，这个事情我们帮你解决。”

监区领导和管教介入后，霸凌童永兴的犯人们受到严惩，童永兴也被调到了新监室，待遇有所改观。但每次面对问话时童永兴心事重重、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还是引起了杨建军的注意。杨建军约谈了童永兴同监的犯人，那人也说童永兴最近心神不宁，胃口也差，饭菜只吃了两口就饱了，晚上老是在铺板上翻来覆去，都影响别人睡觉。犯人们看他老实巴交的，才没有发作。

凭据经验，杨建军推测童永兴肯定有心事，且这个心事多半与“隐案”有关——是他自己犯下的，还是另有其人？

深挖隐案是杨建军的日常工作，但他并不打算立即开展谈话教育，因为还没到最佳时机。杨建军偶尔找童永兴谈话，关心他的病情，提醒他“要时刻遵守监规监纪”，唯独不提案子的事。时间一长，童永兴对杨建军逐渐产生了信任。

转眼到了11月底，在杨建军照常巡视监区时，童永兴终于鼓足勇气喊了报告：“杨检察官，你现在有空吗？我有事情向你汇报。”

杨建军却说：“快到饭点了，你先吃饭吧。”

他是故意这样说的，目的是让童永兴的情绪彻底到达临界点。果不其然，次日上午9点，童永兴又一次提出要求约见检察官。

坐进谈话室，童永兴说：“我要揭发我大哥蔡金阳，他和我抢过一个妓女的钱，蔡金阳把那个女的杀了，还碎了尸。以前我害怕蔡金阳报复我的家人，所以我想说又不敢说。”

蔡金阳其实是童永兴的初中同学，童永兴叫他“大哥”，是他的“小跟班”。2005年7月5日傍晚，蔡金阳玩老虎机输了钱后，叫童永兴“到发廊那边招个小姐玩玩”。见童永兴不应声，蔡金阳便一直在旁边唆使。

童永兴有些害怕，问：“被警察逮到了咋办？”

“你他妈就这点出息！”蔡金阳说，“怕什么，出了事我帮你顶着。”

童永兴刚把蔡金阳看中的小姐领进屋里，蔡金阳便将她扑到，骑在身下，双手猛掐女人的脖子。女人没了声响，蔡金阳伸出食指放在她的鼻孔下方探了探，然后冷眼盯着地上的尸体。童永兴被吓住了，蔡金阳朝他翻了个白眼，说了句“干活了”，就拽过女人的黑色坤包。拉链的质量很差，滑到中间卡住，他就双手抓住拉开的两侧，使劲往外扯，把人造皮革都撕出了细屑。蔡金阳翻出1000元现金，分给童永兴200，然后踢了一脚尸体，警告他说：“今天的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你要是敢说出去，我就来找你麻烦。你听清楚了吗？”童永兴不敢出声，只得拼命点头。

“呵，我看你这个怂包也不敢。”蔡金阳抬起下巴，用蔑视的口气说，“反正这个婊子是你给我叫的，现在你跟我在一条船上，你永远也别想撇清。死人让我来处理，你帮我把垃圾袋扔掉。”

交代案件时，童永兴一直低着头，声音小而细，像蚊蝇在盘旋，瘦长的脸上露出苦笑：“说起来也可笑，明明我是蔡金阳的帮凶，结果杀掉那个女人，我自己倒留下了后遗症——关在这里，我总是半夜睡不着，反反复复就在想这个问题，当初蔡金阳为什么会选上我？可能他就是看上我胆小、好欺负吧。假如我换成他，再借几个胆子给我，也绝对不敢杀人。不怕你笑话，别说是杀人了，就算打架我都不敢，也打不过。”

杨建军说：“我不会笑你，你敢把这件事讲出来，就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跟我说。”

童永兴说他怕蔡金阳被警方抓获后，将罪责全部推卸在他身上，导致自己罪加一等。

杨建军让他不必多虑：“在罪责方面，我们会依法查证，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你交代的这个案子，如果查证属实，法律上会从轻或减轻处罚。”

6

公安局追逃办收到杨建军移送的线索材料后，立即展开调查。民警们发现，2005年7月市区发生的一起失踪案，失踪的是个女人，相关信息与童永兴的供述高度吻合。

但是，蔡金阳却迟迟没有落网。

杨建军说：“找不到蔡金阳就前功尽弃，案子确实存在，可是人又逃到哪里？”

“别多想，有些事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曹兵说，“说不定哪天他就被抓到了呢？”

那天曹兵刚从杨建军那里出来，转头又去看望尹东明。进屋后，尹东明和他并排坐在破旧的黑皮沙发上，无意中聊到了杨建军，曹兵便说起老杨最近办的案子。

“那个凶手叫什么？”

“蔡金阳，你认识？”

尹东明是随口一问，曹兵也是随口一说。可是话刚说出口，曹兵的肠子就悔青了——这个蔡金阳，正是尹东明过去的狱友，因为盗窃进去的，比尹东明早2个月刑满释放。

直觉告诉曹兵，尹东明很可能想借这个机会弥补他不能再当警察的遗憾。可他已不具备调查和执法权，如果在调查中做了出格的事，这个责任没有人可以担当得起。曹兵告诫他：“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线索，那就再好不过，可以提供给杨建军，也可以交给公安，但你自己千万不要擅自行动。”

尹东明望着手中的烟，许久才点头。

蔡金阳在服刑期间，跟狱友聊天时说，等他一放出去就去“开荤”，直奔发廊和足浴店，还大言不惭地讲，那边方圆几公里的足浴店，所有技师全都是他的“老相好”。这些话是尹东明手头仅有的线索，有没有用，尹东明自己也不确定——可即便是蔡金阳吹过的牛皮，尹东明也要亲自撑开看个究竟。

尹东明骑车去了蔡金阳说的地方，根本找不到那些店面，问了附近晒太阳的老人，才得知原来街区做过一次“大整顿”，那几家经营范围暧昧不明的小店全被拆除了，整条街面刷成了一堵干干净净的白墙。

尹东明又赶到另一个蔡金阳提过的居民区，那里有一片群租房，住着他的狐朋狗友。可这次又扑了空——这2年城市变化很大，街区推掉了危险的群租房，只在垃圾厢房边上看到半个损毁的铁架床。

尹东明不甘心，打算一直找下去。曹兵觉得干这事费力不讨好，问他图什么呢？可尹东明却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也没有证明的必要，只是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把自己丢掉的尊严找回来。

知道尹东明是头犟牛，认准的事谁也拉不回，曹兵也就不劝了。

因为怕违反工作规定，案件的后续进展，曹兵没再问杨建军。尹东明骑车跑了好几个区县，啥也没找到。他发动曾经的“狱友团”，寻找蔡金阳的下落，却没人理他，还有人笑他“闲着没事干”。

就连自行车也笑话他，后轮罢工了，在路上嘎吱作响，刹车也慢了半拍。尹东明把车拖到了街角的修车铺，在路边点了根烟。头顶烈日，街上行人稀少，他无意中看向马路对面，看见了自己的狱友倪敬东恰好蹲在对面的路牙上。

尹东明打开兜里的录音笔，过了马路，甩给对方一根烟，马上切入正题：“你在里面跟蔡金阳关系最好，知不知道他在哪儿混？”

倪敬东说，出来后，蔡金阳找他，还送来了一部二手的黑色诺基亚。他猜到这手机来路不正，没敢收。

“我最近怎么没看到他？你知道他到哪里鬼混了？”

“要不你去北郊找找看，那里有个二手市场，什么人都有，每次蔡金阳干完小偷小摸就跑到那里销赃。”倪敬东讲到这里，有点起疑，“别人放出来都恨不得跟里面的‘老朋友’撇清关系，你怎么那么想找到他？”

尹东明不动声色，又给倪敬东发了烟，说自己出来后很难适应新生活，没朋友，也没人愿意跟自己交朋友，就想找人叙叙旧。

“我好心提醒你，出来找谁也别找蔡金阳，他这人不想走正路，说不定又进去‘回炉’了，你能找到他才怪呢。”

“多个朋友多条路，你看我不是找到你这个老朋友？但是你放心，我自己做事有分寸。”尹东明假装存了倪敬东的手机号码，又套出了对方和蔡金阳相遇的时间和地点。

倪敬东说，如果真想找蔡金阳，还可以前往另外两个地方：一个是西郊棚户区，那里还残留着几家发廊；一个是北郊的歌舞厅，用废工厂改建的，毗邻二手市场，蔡金阳销赃完，就会去那里潇洒。

7

尹东明不是没想过亲自去抓蔡金阳。他自认是个练家子，当年从部队出来可是在警校当过教官专门教擒拿格斗，对付蔡金阳不在话下。可他又害怕，真出了什么岔子，“回炉重造”的就是自己了。

权衡之后，尹东明让曹兵把录音笔转交给杨建军，说录下的资料有没有用，他也拿不准。

曹兵把笔放进左胸口袋，郑重其事地说：“尹东明同志，你这半个多月跑得那么辛苦，把自行车都快骑报废了。如果线索真实有用，一定要给你奖励，至少要颁发奖状。要是没人发，我自己给你颁一个！”

到了驻所检察室，曹兵则对杨建军讲：“老杨，你看尹东明提供的这些材料有没有用，没用的话，我就随便编个理由安慰他，跟他说‘这些线索真的太有用了，我们准备奖励你’。奖金就算了，我手头也没多少私房钱，老婆最近查得越来越严，到时候我们请他吃顿饭就好。”

“不，你低估了他。”杨建军给出肯定的答复，“尹东明做的这些基础工作非常关键。”

公安局追逃办收到尹东明提供的线索材料后，经过多方协力，最终将蔡金阳成功抓获。

正如童永兴所担心的那样，到案后的蔡金阳辩解称，当时他自己只负责招嫖和望风，杀人、抢劫、碎尸，全是童永兴一人所为。杨建军说，当时刑侦支队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专程赶赴看守所对童永兴进行突审，并于当晚召开了案情分析会。警方在会上指出，童永兴和蔡金阳两人的口供存在很大出入，都互相把罪责推给对方，只有对赃物的供述是一致的——他们都说对方从被害者那里拿走了一部黑色的摩托罗拉。

公安调整了侦查方针，决定“以人寻物”。几天后，北郊二手市场的一个店主从公安出示的照片中辨认出了蔡金阳，说自己3年前曾从蔡金阳手上收过一部二手的摩托罗拉，手机的特征与蔡、童二人的供述相符。店主记性不错，说由于手机的按键磨损严重，他起初并不想收，后来蔡金阳反复强调说“半卖半送”，最终以40元的价格成交，那手机后来也没转卖出去，现在还放在玻璃柜后面的抽屉内。

公安将手机交由报女儿失踪的老两口辨认，他们声称这就是女儿曾使用的手机。与此同时，另一边刑事技术科也传来捷报，经过相关的生物比对，凶手正是蔡金阳。

公安火速赶往看守所提审蔡金阳。面对铁证，蔡金阳瘫在椅子上，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知道杨建军挖“隐案”的事办妥了，曹兵也跟着舒了口气。

杨建军荣获市政法委颁发的“先进个人”奖励。表彰大会结束后，他给曹兵打了电话，让他把这次的“无名英雄”尹东明约出来。

老哥仨重新聚首，杨建军提议拍一张合照，就像十几年前捕获“奸杀恶魔”后他们在检察院门口拍的那样。尹东明摇头，曹兵只好跟杨建军说：“照片就不拍了，我们都老了，拍了也不好看。”

杨建军心领神会——相较当年，他和曹兵只是调动了岗位，可尹东明却已不是警察了。

3人在饭馆聚餐。杨建军点了几个家常菜，没要酒水，只喝桌上的大麦茶。虽然曹兵觉得“喝了酒，该说的、不该说的，都会说出来”，但如今，他们都是知天命的岁数了，有些不能说的话，彼此也心知肚明。杨建军说完开场白，以茶代酒，敬了一杯，之后没再说什么。曹兵连讲了几个笑话用来活跃气氛，直到饭局结束。

饭后，落日正圆，树影微动。3个人漫步在空旷的街道，曹兵随口哼着歌，调子抑扬顿挫，杨建军和尹东明也跟着哼起来。

师父记得很清楚，那时他哼唱的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8

2013年，我调去检察院侦查监督处，曹兵成为我的师父。

初见曹兵，我觉得他的长相也太过凶神恶煞了——眉似刀剑，眼如铜铃。往好听了说，像从寺庙的天王殿里偷跑出来，一副明眼鉴察人间，倒是能震慑住嫌疑人；往不好听了说，这副凶巴巴的样子，总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欠过他的钱。

我给师父留下的印象也不好，他后来总是带着调侃的语气，说初次见面时我“戴副眼镜，看起来愣头愣脑的”。

刚开始共事的第一个月，他看到我总在敲键盘，随口就问：“你写审查报告的时候，怎么从来都不去翻橱子里的工具书？”

我解释说：“咱们的系统里有个法律工具软件，点进去以后，涵盖了全国所有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他连连摇头，说身为检察官，不能总是依靠互联网，应该牢牢记住那些法条，背得滚瓜烂熟，然后活学活用。我心想，你这个老家伙也过于因循守旧、不懂变通了，嘴上只敢说，侦监处承办的案件量很大，办案期限也很紧张，“只有依靠电脑软件才能更好地提升办案效率啊”。

“如果别人让你释法说理，你想到某个法条，脑袋瓜突然卡壳，然后对他说，‘不好意思啊，我忘记了，你等一下，我到系统里面去查。’这不是让别人看笑话吗？”他不肯让步，“做检察官这一行，那些法条就应该像你的老朋友，面孔什么特征，脾气什么样，你在心里要一清二楚。”

这话说得有理，我没法辩驳。从书橱里抽出那本厚重的大部头，书页边缘粘着五颜六色的便签条。师父还在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摘要，字不算好看，但很端正，至少能看清。我想象着他戴着老花镜、伏案在大部头上做笔记的画面，心里有些羞惭。

拇指拨弄书缝，纸张一页页快速翻过，在中间的某一页骤然停下——那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背面的水渍已发黄，在边角处晕开，显然有些年头了。照片上站着一个陌生男子，大约30岁，身穿笔挺的军绿色制服，立的是标准军姿，双手紧贴着军裤中缝，气宇不凡。

那时，斗嘴就是我们师徒之间的家常便饭。一次，我们去看守所提审嫌疑人，由于支气管炎发作，我咳得厉害，师父很嫌弃地说：“这还没上战场呢，你就咳成这样了，不是让犯人看笑话么？你平常肯定不锻炼，一个小伙子，病怏怏的。”

“师父你别光顾着讲我，上次是谁爬个2楼就气喘得不行？我吓得都想给你打120抢救。”我也没好气地说。

“我是因为有高血压。你不信可以问问别人，几年前我在街上对付一个抢女包的，大气都不带喘一个！”他也许是真的老了，而且也太爱把那个“见义勇为”挂在嘴边了，这句“大气都不带喘一个”，我都听过很多遍了。

抵达看守所，师父没有立刻到监区提人，反而先拐到杨建军的驻所检察室，要了一盒润喉糖，塞到我的手里。

下午2点半，我们提审一名涉嫌强奸的嫌疑人。那个犯人翻供了，反复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辩解。师父很讨厌这样的人，厉声问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案子有铁证，翻供对你一点用都没有。欺负女同志，你还有理了？！”

说完，他就用左手食指轻敲着我的玻璃水杯，示意我多喝水。

第二天清早，我的办公桌上多了一盒止咳糖浆，问了同事才知道，是师父偷偷放的。他平时习惯早到，和当年一样，不爱动嘴，总是悄悄地把事做了。

磨合了一年，我慢慢发现师父身上的“闪光点”：他富有正义感，虽然年事已高，但身子里好像永远有一股劲儿。他从不说官话、空话，只说大白话，虽不中听，却不乏真知灼见。

他知道我自尊心很强，从不会当着别人的面批评我。只有我们师徒二人在场时，他才会反锁上办公室的门，像谈心教育一样，把我在审查工作中欠缺的地方罗列出来。他对我的工作要求很严格，制作法律文书的时候，别说是案件分析文本，哪怕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允许出错。

但当我在市检察院组织的辩论赛上获得最佳辩手时，他甚至比我还要兴奋。那天下班，他还去了驻所检察室在杨建军面前显摆：“你看我徒弟多厉害！”

9

2016年12月的一天，师父把我写的检察调研文章专门打印出来，戴起眼镜认真看。过了5分钟，才放下眼镜，揉着眼皮说：“比以前有进步，措辞更严谨了。”

我趁机嬉皮笑脸，说想写一写身边的老检察官的故事，可以先从他写起。为了让他放心，我说保证会在文章里把他“往好了写”。

“那不行。”师父摇头，“你写的是故事，又不是写‘曹兵同志的先进事迹’。”

“那我就得先深入了解一下了。”我说——然后，就想起那张夹在大部头里的旧照，没过脑子，张口就问师父那个穿着老式警服的男人是谁。

师父微笑着的脸一下就变了，眼神也黯淡下来，仿佛被戳中了一块不为人知的伤疤。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这张照片夹在书里很久了，我一直没跟你说，其实，说出来也没什么……”他起身走向书橱，双手微颤，缓缓地抽出大部头里的那张旧照片。

照片上的男人叫赵嘉辉，与曹兵是同年入伍的战友，退伍后分配到公安局工作。这张照片拍于他第一次穿上警服的那天。能看出，当天的光线很充足，赵嘉辉站在阳光下，嘴角微微含笑，昂首挺胸，警服合身，英气逼人，像广场上的国旗手。

1993年11月7号，赵嘉辉所在的县城发生一起特大抢劫杀人案。凶犯在作案前盗取了一把“五四”式手枪，杀了饭馆老板家中四口人，劫走大量现金。公安赶到现场时，在几具浸在血水中的尸体里，发现老板的大女儿尚存生命体征，便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抢救。最终，她保住了性命，却终生瘫痪。

公安局紧急制定抓捕计划，很快锁定了凶犯的藏身处。师父说，小赵很勇猛，在部队时射击成绩总是排第一，对自己的枪法十分自信。展开抓捕时，小赵看见凶犯举枪对准身边的同事，情急之下也举起手枪，跟凶犯几乎是同时扣下了扳机。

子弹无眼，赵嘉辉打穿了凶犯的肩膀，凶犯的子却弹击中了他的心脏。眼睁睁看着同事倒地，公安干警火速发动强攻，选择顽抗到底的凶犯身中3弹，失血过多，死前表情狰狞，紧紧握着手枪，怎么都掰不开他的手指。

次日上午，赵嘉辉殉职的消息由战友转告给了曹兵。闻此噩耗，曹兵愣了整整半天，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连笔都握不动。杨建军问怎么了，曹兵就哽咽着道出实情。杨建军听了，拍了拍曹兵的肩，没有说话。

在小赵落葬后，曹兵久久地伫立在墓碑前，亡人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朝墓碑做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过了很久才舍得放下。他粗糙的手掌往脸上胡乱一抹，转身的一瞬间，他感到身后站着一个人，目送他离开。

师父把照片轻轻地放在桌上：“我和你之间可能有代沟，你不一定能够理解我们这代人的观念。有句话叫‘人活一口气’，我们部队的人，这口气就是给国家准备的，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我把小赵的照片一直夹在书里，尽管有时候翻到，我心里还是像被放了冷枪，但是我能提醒自己，从事的是什么工作，职责是什么，也不要腐化堕落，变成一个被自己鄙视的人。”

往后的日子，师父常常给我看他的那些老照片，午休时便成了我的采访时间。他给我讲的第二张照片，就是他和杨建军、尹东明在1996年破获“12.26案”之后的合影，那张照片被他摆在书橱第二排最显眼的位置。他总会问我：来得及写吗？我点头说没问题。他又说：“你拿手机放在桌上录音也可以，都是我过去的事情，不是什么涉密内容。”

师父又翻了几页，找到他过去参加政法工作会议的照片，用龟裂的浊黄指甲盖指了指照片中的几个人——他还记得这些人的名字和职位，如今他们有人已离休，有人离开了政法岗位，甚至也有人锒铛入狱。

师父说，他一直怀念当年在批捕科、反渎局的热血豪情，但当下，他也无悔无憾：“我做了几十年检察员，最自豪的不是办过哪些大案，得过哪些荣誉，而是带出了两个争气的徒弟。一个叫杜勇，以前我在信访办的时候带过他，你肯定对他很熟悉，因为他经常出现在电视里面，后来成为全国优秀公诉人——另一个嘛……”

他刻意停顿下来，我们相视而笑。

10

2018年春节过后，我收到通知，调往市院重罪检察组。

面对离别，我能感受到师父的不舍，但他不愿表露出来，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嘴里哼着老歌。早上8点一刻，他在行装处借来一部手推车，我往车里装上要搬走的纸箱，然后一起进了电梯。我想我应该跟师父说点什么，就算开个玩笑也行。平常说的话很多，但此时我反倒卡了壳——也许又只是内心藏了太多话，全都堵在了一起。

师父送我到门口，快要上车时，搭住我的肩膀，说：“不要舍不得，分了合，合了分，这都是人间的常态。再说了，人往高处走嘛，你调过去是好事，重罪检察组里面都是精英，对你来说是一个绝佳的锻炼机会。”说完，又不忘告诫我：“无论到了哪里，夹紧尾巴做人。”

我说：“不管走到哪儿，我师父都是曹兵。”

这话，“师兄”杜勇曾经也对师父说过。师父听后，把头别了过去，一直没有转回，只挥了挥手：“快走吧，不要耽误了。”

汽车驶出20米，遇上红灯。我看向后视镜，发现师父还是站在检察院门外，望着车子离开的方向。街道行人稀少，他看起来很孤单，还有几分落寞。

几个月后，我回区检察院办事，顺便看望师父。他说，司法改革以后，检察院反贪反渎的干警转隶去了监察委，今天反渎职局要摘牌了，正好是最后一天，问我能不能帮他和牌子拍一张合照，日后留作念想。

天色已经有点发暗，我们赶紧下楼去到检察院的门口。他缓步走到白面黑字的竖牌旁边，整理着装，像在参加一场庄重的仪式。领口、领带和袖口全部理了一遍，却还是不满意，又问：“我的领带正吗？”我到他跟前，为他摆正红领带的那一瞬间，突然想起，几年前我们去看守所提审，那时是他为我整理的领带。

整理完仪容，我半蹲下来，用手机给师父拍了照。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咧嘴笑的，唯独这一张，神情肃穆，唇线的弧度反而向下。拍完照片，他侧过身望着牌匾，抚摸着“反渎职局”那几个黑字，轻声说道：“再见了，老朋友。”

2018年12月的一天，“师兄”杜勇忽然打电话给我：“曹兵出事了。”

我心头一紧。

杜勇说，下午4点多，部门开展政治学习，师父在会上讲话，说到一半，头一歪，整个人从座位上摔了下来，身边的同事吓坏了，赶紧围到他身旁，要扶他起来。师父的意识还算清醒，但是话讲不清楚了，右脸是歪斜的，口水往外流淌。部门领导马上叫了救护车，杜勇报备过后，钻进车厢，陪在师父边上，他握着师父的右手，发觉手背像冰块一样凉。随车医生说这很可能是脑卒中，让师父尝试着举起双手，但他只能举起左手，右胳膊怎么也抬不起来。

“他目前在抢救室，我知道你跟曹兵的关系，想来想去，还是要告诉你，否则你到时候会恨我——你现在方便过来吗？”杜勇随即说了医院的地址。

“我马上就到。”

我鼻子发酸，不停地安慰自己：师父不可能有事，我想写他的那篇稿子还没写完，答应过要给他看……我时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象着他看那篇稿子时的神情，而我在一旁等着他的夸奖或是批评……

即将到下班高峰了，我赶忙用冷水冲了冲脸，振作起精神，驱车抄了最近的路线，驶上中环高架，直奔医院。

在急诊大厅门口，我和杜勇碰了面。我问他师父情况如何，杜勇摇了摇头，神情有些颓丧。他好像怕我扛不住，把声音放得轻：“半边儿动不了了。”

我愣在原地，说不出话——半边身体无法动弹，就意味着师父今后的生活要在病榻上度过了。可他向来是个待不住的人，稍有空闲，便和杨建军出门钓鱼或者去逛花鸟市场，往后可怎么办？

“医生看了CT片子，说耽误了。现在人躺在抢救室吊盐水。”杜勇说完，又告诉我一件事——今天上午10点多，师父跟同事说，他有点偏头痛，内眼眶很疼。同事问他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他还摆手说不用，可能就是感冒上火，马上到了午休时间，睡一觉就好了。

我们进到抢救室，师父在西面3号床，人还算清醒。师母守在床边，我跟她打了声招呼，师母的声音有些哽咽：“刚用了白蛋白的药，只能先把命保住。”

我点了点头，把目光放到师父身上，他脸色苍白，半张脸松垮下来，看起来很疲惫，眼皮在打架，却不想睡。我轻抚着他的手背——那是一只大手，淡褐色的老年斑从腕骨那里翻越而上。师父现在连转头都很吃力，只能移动眼球，一言不发。

那时我以为他只是太疲乏，没有力气讲话，直到晚些时候，杜勇拎着盒饭回来，在急诊室门外才悄悄地告诉我：师父的病情不容乐观，以后很难再正常讲话了。

11

师父出事那天，杨建军正对看守所做夜间突击巡查。第二天清早，他心急火燎地赶赴医院，执意要陪夜。师母果断拒绝：“一个老曹已经倒下了，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不能也跟着倒下。”

杨建军后来跟我说：“老曹是我的老同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我的徒弟林凯讲过，你想要了解我，可以先了解我的朋友，我这个兄弟是‘铁老虎’，嫉恶如仇、有正义感，跟我肝胆相照。我这辈子，有他这一个朋友就足够了。他出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过了很久才缓过来。”

2018年12月23号，师父出院了。医院附近的商铺提前挂上了圣诞的鲜红装饰，当天的阳光很好，但我们所有人的心情都是阴郁的。师父体重180多斤，我和杜勇一起把他抬进汽车后座，我怕他在颠簸中摇晃摔倒，放稳后又给他系上了安全带。师父的左手够过来，轻轻拍着我的后肩，我心里越发酸楚，但还是强忍眼泪——脑卒中已经给师父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要是我再掉泪，他就更难过了。

车开到师父家门口，我和杜勇又把他抬下车，小心地放进轮椅。他家养了一只鹦鹉，以往师父耐着性子，教它念“老曹”、“你好”。可鹦鹉却摆谱，老是把“曹”念成四声，仿佛在挑衅。师父忍无可忍，直接叫它“笨蛋”。师父后来把这事当成笑话给我们讲，起初我并不相信，直到去他家玩，看着他亲自跟“笨蛋”配合示范了一遍，人鸟来言去语，像在说相声，我被逗得大笑。如今师父回到家中，“笨蛋”似乎也通了人性，看到自己的“搭档”生病了，也不讲话了，头一直低着。

元旦，我又去了师父家，看到他床头柜上平铺着6张卡片，扑克牌的材质，只是尺寸更大。牌面上绘制着粗线条的卡通图案，比如水杯和点心。师母说，这是杨建军想的办法，他昨晚来看曹兵，带来了这些卡片。

往后的几周，分管检察长、院政治部的领导也来看望师父，杜勇随同前往，知道他念旧，便从单位带回了他最钟爱的老相册。

一次去师父家，师母告诉我：“曹兵的战友们平常也来，有个人很奇怪的，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到曹兵床边，也不讲话，只给曹兵剥橘子吃。一整个下午，他们两个就在那儿发呆。到了晚上5点，我想留他吃晚饭，他摇头说不用，打声招呼，就回去了。”

我问那人长啥样，师母说，人比老曹小几岁，头戴着灰绒鸭舌帽，进屋后摘掉帽子，一个毛寸头。身高超过1米8，穿老旧的咖啡色皮夹克，背部和袖口全都磨白了，像剥了皮的橘子瓣。

我想，那应该就是我在照片里见过的尹东明。

杨建军来得更勤，他怕老战友无聊，专门给他买了一部平板电脑，在里面下载了老影片和象棋游戏，每逢周末就来陪曹兵下棋。老哥俩从在部队里认识就开始下棋，下了几十年了，师父一直是个臭棋篓子，就没赢过杨建军几次。有次我观战，杨建军开局占优，下到棋局的末尾，却失掉了马和车，被师父连续两次“将军”，只能认负。杨建军拍着大腿，表现得非常懊悔：“老曹你生了病，技术倒长进了不少，反应也比我快，一定要保持这种状态，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我立刻明白了杨建军棋艺“退步”的原因，心头一酸，搓了搓鼻子。

2019年初春，我到看守所提审，在第二监区的走廊上遇到正在巡监的杨建军。他对我说，师父前几天在平板电脑上给他打了一行字，“老曹知道你喜欢写案子，他家里有一本内部刊物，让我帮他找，给你拿去作参考”。

两个月便是暖春。气温回升，师父的身体状况也有所改善，右臂可以稍微抬高些了。杨建军打算带他出去走走，顺便带上了钓鱼竿。我和老杨把师父放到轮椅上，师父垂头望着自己的双腿，神色悲痛，似乎还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

我推着轮椅，老杨背着鱼竿，带师父来到一个湖畔。师父有点困乏，努力睁大双眼，像在看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我将轮椅刹住后，师父的左手不断地在身后摸索，我问他是不是口渴，他微微摇晃脑袋，他要找的东西似乎非常要紧，他急得快哭了出来。这时，杨建军拍着后脑勺：“我们把书给忘了——上次跟你提到的那本书，我在他家里找到了，刚才忘记拿。”

我望着师父，感觉喉咙发紧，好似有颗棱角分明的石子堵着。我俯身在他耳畔轻声说，这本书完全可以等钓完鱼回家再取，没什么关系。

“他是想亲手交到你手里。”杨建军补充了一句，“给你一个惊喜。”

我强撑着朝老杨笑了笑，转过头佯装去看别处的湖光——可看不清了，那些清澈的湖水流入眼眶，泛起一层银亮的水雾。

一旁的杨建军已经甩出鱼竿，我以为是他负责垂钓，师父在一旁观看。过了很久，鱼竿抖动了一下，老杨迅速起身，移动了两步，让师父用左手把竿子紧紧握住，他再手把手，娴熟地将鱼竿收线，嘴里轻声细语，仿佛是第一次教师父钓鱼。

被钩上来的大鱼，在这两个老小孩面前猛扫着尾巴。看见师父久违的笑容，老杨也笑了，夸他“钓得好”。我站立在他们身边，再也控制不住，两眼像拧开了水龙头。

后记

这几年，师父一直坚持在做康复训练，现在右臂已经可以抬升到90度，只是下地还有些困难。我去看他时，觉得他比以前精神些了，已经能在台灯下看报纸。尽管还是不能说话，但他的脸上有了笑容。

跟师父共事时，有次赶赴看守所提审，他嘱咐我不要忘记佩戴检徽，说完顺手将检徽抛了过来。检徽在半空中翻转，我伸手握住，下端的尖角嵌进了“大鱼际”——多年前的那种触感，在几年后我敲击键盘时，仍会隐隐地显现。

转身望去，窗外守候着灼人的黑夜，远处的灯火稀稀落落，我不由想起师父曹兵当年对我讲的话：“这是一份经常要接触黑暗的工作，你心里头要有一个手电筒，时刻保持常亮。”

谨以此文，献给老一辈的检察干警。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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