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 文/胡柳烟

上 山

晨光熹微中醒来，竹林鸟三三两两的叫开了去，村里的土狗不时叫唤几声——洪钟敲响，又是新的一天了。这八月六点半的清晨，水汽渐渐蒸发了去，清新而舒畅，干活要趁早，我换好衣服，戴上斗篷，上山割鱼草去。

要经过一大片农田，顺着梯田逶迤而上，房屋离我越来越远，青山离我越来越近。水田里青苗直立，韧性十足，不时有青蛙受惊，噗咚一声跳进水里，给无声的绿添加了音乐的节拍。我再不想描写这绿色，不想做多余的费于心机的形容，假如我是舞者，我愿在成片的青苗之上起舞，从东边到西边，从头到脚，跳跃、伸展、飞翔，请让我轻灵如黄蝶，让我空空若烟，但我只能保持沉默，享受重力给的踏实感，走在田埂上，听裤管摩擦草叶的刷刷声，蚊虫如仆。

再往上走，我还得经过一片坟茔，垒垒黄土，阴气森森，无形暗示。儿时，这是我过不去的坎，天生胆小的我不敢走；成年后，我手握镰刀，强迫自己迎坟而过，按下内心的恐惧，装作轻轻松松的样子，走得多了，不再把风声当叫魂，把草动当鬼出，似乎是不害怕了。但每次经过这里，我都会想起老婆婆讲的事，一座坟茔里住着一条金黄蛇，蛇头生花，长着人的眼睛，瞪得老大，讲话时，不动嘴巴，声音从肚子里发出。它拦住过路的人，要一口水喝，让路人给村里的后人带一句话，冬天里好冷，身子冷得打颤颤，怎么还不来看看它。那后人得知了，去坟前烧纸鞠躬又放炮，绕坟走一圈，竟然发现了七八个漏风的洞，“难怪老人家说冷哟！可怜嘞我的个娘唉。”我仿佛看见了那后人后悔顿足的样子。

这故事让我每经过一个坟头，都忍不住看向坟堆，看看是不是有洞，我时刻提防着金黄蛇的出现，生怕它爬出来找我要水。

如今青壮劳力大多出去务工了，只我和杨老二有鱼塘，没谁和我抢鱼草，轻轻松松完成了任务，放下镰刀，坐下来，抽一根烟，山里头凉快，等下再回去。年轻时候，干活总爱唱几句山歌，听得到山的回响；年纪越大越喜欢沉默，喜欢静静地看着，静静地听着，老牛一般，让手里的烟去讲话，去唱歌，自己和山沉默对答，有了更深沉的默契，好似摸到了山的血脉，连着自己的血脉，顺着那条山涧，胡子越长越长，水越流越快，人越老越忙。稻谷一年种两次，收两次，八月包谷，九月花生，十月板栗，过年开塘，一年又一年如此。

顺着地势，远眺村东头的高速公路，高架桥凌空而过，这是我见过最长的桥了，把两个山头连到了一起，日日夜夜都有车呼啸而过，刷刷作响。近眼前，便是那片坟茔，也将葬我之地。今年又多了一个新坟头，黄土包包，无碑无草，似乎一切都显得太仓促，来不及做些什么。

那是杨伯的坟，埋杨伯的地方，这想起来就让人不忍，让人疑心老天爷的昏庸，恨不能用惊雷炸一炸，让应该开眼的开开眼。

杨伯出身不好，被划了地主身份，二十岁来被批斗，成了反动份子，没有哪个敢亲近他，哪怕同一个村，大家都姓杨，革命来了改天换地，运动如山洪，卷了谁谁遭殃。这大概就是命。其实他地主的爹在他十岁那年就害病死掉了，杨伯成了孤儿，乱世中在叔舅的帮衬下长大，没尝过几天地主少爷福，倒因了这个身份糟了大半辈子的殃。四十六岁才娶到老婆，那时成分不好，根本没人会嫁给他，后来松动了才取上，生有一儿一女，是中年得子，却女儿半傻，脑子有问题，儿子倒是健康，又早早辍学去外边打工，常年不回家，回家便是问杨伯要钱，从来不打电话，打电话便是问杨伯要钱。后来杨伯狠了心，就当没这个儿子，再说钱字，一个子儿不开。一五年，杨伯儿子过年回来，带了个女人，说要在贵阳讨老婆、买房子安家，杨伯以为喜从天降，儿子终于懂事了，二话没说把自己辛辛苦苦干农活攒下的十万块钱都给了儿子，结果拿了钱的儿子第二天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杳无音信。在杨伯临终的半年时间里，他半傻的女儿床边照顾他，病床上，没人帮得上忙。杨伯死后，出殡成了问题，村干部电话找了一圈，找到了杨伯远在上海的侄子，寄了五千块钱回来，村里再凑了点，抬上了山，超度了魂。这件事长久的刺激着我，让我疑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杨伯一生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结局？我想不通。

山上的风很凉快，坐够了，我背了鱼草下山。想不通的就留给山，山总是在这里的，谁也抬不走。

—胡柳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