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倪匡，现实版的施耐庵与罗贯中

（1935年5月30日-2022年）

倪匡曾撰对联：“屡替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说的是平生最得意的两件事。

张彻是香港武侠风潮的缔造者，张家班在华人影坛影响之大，贡献之巨，无人能望其项背。张彻影响最大的片子，几乎都出自倪匡编剧。成名作《独臂刀》，首部票房破百万的港片，一手捧红了王羽。

《报仇》中的关玉楼关小楼，捧红了狄龙、姜大卫双子星，激发李碧华创作《霸王别姬》，张丰毅的段小楼由此而生。该片拿了戛纳大奖，倪匡从没向各位主创邀过功。

73年的《刺马》，成为张彻阳刚美学的巅峰之作。

还有72年为李小龙量身打造的《精武门》（罗维导演），竟使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角色“陈真”，堂而皇之地成为民族精神复兴的代言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略显悲凉的笑话。

曾代金庸写小说，说的是《天龙八部》连载期间，作者赴欧，请倪匡捉刀，并交待情节可以编，但不准写死任何一个角色。结果倪匡幸不辱命，没有写死任何一个人，却把阿紫眼睛写瞎了，因为讨厌这个角色。

前一篇《倚天屠龙记》索隐的文章中，笔者曾探讨杨逍的原型。其实四大法王都有迹可寻，不仅如此，五散人中必有一个人是以倪匡为原型。可能性最大的是布袋和尚，但没有确凿的证据。倚天写于61到63，这个时期倪生与金庸已熟识，且在明报发表作品了。

无论如何，倪匡的实际影响力要比名气更大。他在题材的开拓上所作贡献不可估量，他高产而勤奋，光剧本就400多部，卫斯理145部，还有“原振侠”“木兰花”等等。数量令无数后辈为之咋舌。这即得益于他本人的急智，也得益于离奇的现实经历。或者与左撇有一定关系，他天生是左撇子，小时被硬性矫正。

倪匡是天生的自由派，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57年在内蒙古当片警，结果天太冷，拆了木桥点火取暖，被判反革命罪。他走投无路，一路南逃，逃到了香港。这段经历影响了他今后的处世与思想，也为他的人生打上了深深的离经叛道的烙印。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为何梦华写的《血滴子》。这个故事实在是旧题重开，经倪匡之手而注入新的内容。陈观泰饰演的杀手从清廷中叛逃，其中有作者自己的心路历程。后来2012年翻拍时，主要情节被改得不知所云。当时刘伟强的大制作大卡司，结果口碑票房双失利。主因就是内核不在，精神全无。

当然，倪匡的作品博而不精，在精密度、文学性上略逊一筹，离大师、文豪尚远，因急速创作而缺乏深度挖掘，许多作品“拿来主义”痕迹很浓。像独臂刀，明眼人一眼可看出借鉴自杨过断臂。

还有87年徐小明大开内地市场的《海市蜃楼》，改编自倪匡的卫斯理系列中的一部《虚像》（写于1970.06.15－1970.08.09）。其主核是“我”见到画像后惊为天人，立志追求，千辛万苦追到手后，发现与自己追求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隐喻了一部分爱情的虚妄，主核是理想到现实的幻灭。这个主干几年前《天龙八部》里已经出现，段誉在无量山中见到玉像，惊为天人，而后遇到王语嫣，坠入不可自拔的单相思。或为《虚像》灵感策源地。

当然，倪匡与金庸关系好，金庸不会找他拿版权费。二者甚至可以说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二者在文学创作上的关系，可以拿施耐庵与罗贯中作参照。互相激励探讨，互相切磋技艺，半师半友之间。金庸后期作品，尤其《天龙》《鹿鼎》两部，受到倪氏一定影响。而倪匡的剧作，部分受到金庸点拨。

施耐庵与罗贯中打下了古典通俗小说的半璧江山，金庸与倪匡则是近代通俗文学的奠基人，前后辉映，都是光芒照亮百年的人物。

再说到“香港四大才子”这个称谓，极具中国文化特色。我们从小在书本上看到“唐宋八大家”、“战国四公子”。还有什么书法“宋四家”，画坛有“明四家”等等。这些都是书本上的，虚无缥缈的，从来没有眼见为实。而香港四大才子，却真正生活在我们身边，有说有笑的，有血有肉的。他们一颦一笑，他们互相指责，他们互相吹捧，都是我们看得见的。虽然到了晚年，互相有些龃龉，但大体上互相唱和，兴趣爱好相近，有共同的价值观、文化观。为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他们更多展现了文人风骨中优秀的一面，豁达的一面，阳光的一面。这得益于香港这块文化边缘之地，在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下，促使他们抱团取暖，抛弃个体的私利恩怨，摈弃文人相轻这一陋习，求同存异。外来文化的高压下，他们就像四块钢铁，质地不同，性情不同，却被锻打成了一柄可刚可柔的利剑。

产生这样民间自发，影响久远的“四绝”称谓，需要风云际会，需要适宜的环境土壤。以中国大陆的文化现状，要产生下一个“四大家”，不知道是不是需要下一个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