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和我的失败

十年后的今天，我是北京市高考文科第二这个事儿，仍然会偶尔被朋友提起。

考过第二的一大意想不到的好处，是我可以嘲笑一切出自清北的得瑟B，而不会被人指责为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比如上周那篇在朋友圈传起来的十万加《我的大学与我的失败》。首先她写得就烂，通篇翻译腔和掉书袋，直接引语多到用turnitin查重都过不了。但更好笑的还是，她题目里的“失败”等于“没当上金融才俊”，读者点进去发现人家读心理学都能直博了。说白了这是一种欲扬先抑的秀优越：我有美貌有学历有家境都不够，我还有灵魂。

我就不一样了。就算说不上失败，至少是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成功。

高考后我拒了北大的offer上了港大，其中一个动因不太冠冕堂皇：班里四五个同学都上了北大，我考得更好，怎么和他们区分开？于是我顺着世界大学排名向上找。

港大第一年，身在异乡的慌乱和对西式大学那一套的不适应同时袭来，我上学期的三个月没来大姨妈。一块儿做小组作业的香港女同学都用广普劝我：不要太紧张，你这样会把自己逼疯的。

到了下学期，我找到了麻木自己的法子：食物。宿舍楼下有个自动售货机，卖乐芝、奥利奥之类，我时常半夜去投币，有时候货架上的东西掉不下来，于是夜幕里就能看到个胖子在摇售货机。

这样吃下去的每一口都伴随着罪恶感，我先是找到了一种泻药，前一天晚上吃两粒，第二天早上走着路就会感觉小腹如同被人黑虎掏心，必须五分钟之内夹着腚找到厕所。有回我一天内陆续吞了二十粒儿，回头一看马桶，里面是奇妙的肉粉色。

再后来，我跟室友学会了催吐，用牙刷往喉咙上面顶即可。一个宿舍有三个姑娘都催吐还是挺可观的。有次我觉得马桶漏水，房东叫了师傅来修，师傅看完发现并不漏水，并向房东汇报，唯一的问题是太脏。原文：“the only problem is dirty。”

前两年我和我父母一样，将这种问题归咎于自己意志力薄弱。到我大三上学期，上课头疼、集中不了精神，生理上能做的检查都查遍了，我爸才终于提出：去精神科看看吧。我妈因为被害妄想症进过医院四回，“精神科”三个字，就是我们家房间里的大象。我记得那会儿挂了深圳的号，坐地铁从香港过去的路上，哪怕已经吃到了嗓子眼儿，还是塞进了三根香蕉。但香港地铁上明明不让饮食啊，我当年怎么做到的来着？

从那年到现在，我吃帕罗西汀吃了七年。这种药除了让人镇定，还可降低食欲，以致我后妈曾目睹我对着一桌羊肉串面不改色，问我能不能给她开点，当然她是开玩笑的。去年在成都，有个tinder上的男孩被我约出来，完事儿后他看见我床头柜上堆起的药盒，笑吟吟的：“我想看看你吃的什么药。”显然，那微笑是用来掩饰他的心虚。

我心里暗笑。原来报复社会的患者的都市传说，还没有散尽。

我总在减肥却从没真的瘦过。所以男人成了我的勋章，我每多获得一块，就离“丑”“肥”远一些。

我给自己设立了每月一个男人的Kpi，在身高和身材上卡得很死，同时追求生物多样性：散打运动员、板仔、B-boy…… 后来因为检查出hpv阳性，我以为自己要得宫颈癌，跟后妈求救的同时不得不坦白。我说我的初心是从男人那里获得认可，想着这样她对我的可怜会压过生气。后妈说：“那男人只要能上床，对母猪都夸得出来。” 我说：“可我搞的也不是公猪啊。”

我停止了追Kpi，两个月里做了一系列检查，确定了自己离宫颈癌还很远。最后的面诊，我问大夫：我有必要节欲吗？大夫：没必要哈，最多戴个T。我又问：那是不是除去插入之外，手什么的尽量不要有任何接触？大夫反问：你觉得可能吗？我还追问：那我本来就阳性，万一再碰了脏男人，不是加大了危险吗？大夫回答：好像不是这种1加1等于2的逻辑。

暂时的休战是好事儿，当我重回战场，我发现我不仅仅是，在逃离自己的外貌自卑；我是真迷恋那种兵荒马乱、烽火连天。我第一次是大四那年，在京都旅行，和一个同为游客的韩国小哥，连房都没开，就在顶楼公共休息厅的卫生间地上完成的。我的兄弟Stanley吐槽过，这也太没仪式感了；下一秒他就反应过来：“还是对你来说，这个就是仪式感？” 等将来我有孙子了，我要带着他去京都，指着那家青旅说：看，这就是你奶奶的杀伐之路开始的地方，从这座坟墓里爬出个带血的婴孩。

看似在男人间走马观花，但说不上不潇洒。我一旦陷入空白期，就会跟不吃精细碳水的时候一样，产生强烈的戒断反应。我忍受不了生活太可控，急需下一个男人来冲乱我生活的秩序。一个长期不吃碳水的人会觉得白面包都香，我也会眼前有啥就往嘴里塞，那个想看我的药的男孩儿，就出现在这种时候。

两个月前，男闺蜜在微信上说：为什么一定要反复陷入这种关系呢？你去写作不好吗？那阵子刚好我就在千岛湖的山上。

前天刚读完菲茨杰拉德的《漂亮冤家》。男主角是富三代，被富一代爷爷反复拷问：你这一生要做点啥？男主决定靠写作立命，写了一篇、投稿被拒，然后就放弃了。另一边，被他嘲笑过才华有限的好友，先是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接着不断写通俗小说，靠电影改编赚得盆满钵满。我莫名地对男主角感同身受，虽然我没他的钱。

自从3月辞职后，我在招聘软件上试探过几家新媒体公司，探听自己的市价，也被几家约过稿，却再也努不起与原来同等的心力，来写公众号文章了。在我眼里，新媒体编辑都有点凄惨：我们对自己的文字能力多少有些自负，但没有勇气投身真正的文学创作——真正的文学创作需要更大的才华，也更不讲方法论，我们生怕在发现自己的平庸之前就饿死了。写公众号写了几年，最后发现，自己内化了新媒体写作的习惯，再想改掉，费死劲了。

失业这三个月里我写了部中篇小说，然后发给了搞人类学的周博士。她的反馈是，像新媒体的东西，太“短平快”，每个场景都铺垫得不深。我喜欢形容喝醉酒后的观感像翻ppt，周博士形容我写的故事，用了同样的比喻。

我安慰自己，和《漂亮冤家》的男主角不一样，我坚持着在写，除去焦虑时不时如羊癫疯一样发作。比如当我被告知，今年甲方都缺钱，做自己的公众号不好恰饭；比如当我发现，就算在经济稍微景气些的年头，公众号的恰饭模式也是靠一篇篇的软文，在品牌公关间积累名声和人脉，吭哧吭哧，面无表情地对着自己的屏幕，敲出大惊小怪的句子来；比如当人类学周博士先我一步在我相中的平台上发表了。

《漂亮冤家》男主放弃写作后，终日闲晃、酗酒，爷爷去世后一分遗产没留给他。他娶了青年时期的女神，俩人天天因为钱不够而争吵，婚姻变了质。我越往后读，越往恐惧的深渊里出溜，隐隐害怕自己脑袋上顶着同一个诅咒。

结果末了，男主靠打官司，赢回了祖父的遗产。这他妈不是耍流氓吗？

3月，我常驻上海的大学同学来到成都。一聊才知道，某位活佛因为疫情回不了拉萨，滞留成都，干脆进驻武侯区某个小区里的道场，刚开始接触佛学的她才跑了过来。她大学读的是内卷成灾的港大商学院，现在能对佛学这么投入；居民小区里藏着在讲经的活佛。都是两种不相干的元素的对举，都令我惊奇。

我跟着她去了道场，从天花板到地板都贴了墙纸，上面是我不认得的藏传佛教偶像坐在莲花上。地上还铺着印有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塑料板，磕长头的时候用来垫着。我捧着哈达跪在活佛跟前，是为与他结缘。接下来我一直试着拽住一根铁丝转动经筒，却一直没找到该咋发力。

活佛讲了《杂阿含经》里的“盲龟浮木”，他的普通话很捉急，我听教友转述才听懂：有天大地变为大海，有一头瞎眼的龟，百年才伸头出水一次；海上随波浪漂浮着一块木头，木头中间有个孔。我脑海中浮现出夜幕下的海，海波映出千个月亮。我们今世刚好托生为人的几率，就如同这头瞎龟刚好扎进这孔眼中的几率；那一刻，夜空与海面的银色光辉就融到一起。

然后活佛说：“世间的智慧是无用的。”

进投行，或者读心理学的博士，到头来都没跳出主流对于“成功”最粗暴的定义。我多搞一个帅哥，或者靠写作出了名、赚了钱，到头来也只能满足我可怜的虚荣心。真正的失败，是抛弃了对世俗成功的执念，面对人生原本的无意义，如同面对黑夜里茫茫的海。

假如世间的智慧都是无用的，到底怎么样才算抓住了难得的人生啊？

我希望等我成了著名作家，讲座的时候，也会有大学生拿着话筒起立，先说：“小饼干老师您好，我从14岁起就看您的作品，其中大胆的描写和颓废的氛围给了在象牙塔里的我很大触动。我们年轻一代很迷茫，尤其是当现在经济走入颓势，获取一种狭义的成功的路被打断，同时我们很浮躁，每天有太多的资讯在占据我们的精力。请问您对当下的青年读者有什么建议呢？”

此时，我将代表周国平、余华以及所有在大学讲座过的作家说出那句憋在心里的话：

“Like I give a shit。”

不过为了不伤害提问的青年读者的自尊，为了不被网暴，我必然要再着补几句：

“年轻一代、青年，指代着一大坨人，除去年龄段以外，没人能概括出任何他们的共同特征，也就不存在任何一条适用于所有人的道路。

那条路终究是要你自己寻出来。而我，已经再没有什么可分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