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与入的三件事

爱泼斯坦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MIT内部炸了锅，因为这个肮脏的亿万富翁给学校捐过钱，资助过科研和艺术项目。很多同学都非常震惊和愤怒，大家讨要解释、呼吁行动。

这么一个恶贯满盈的人通过学校和自己产生了关联，这当然没人不反感。但我承认，当时我最强的感觉倒是对同学们对这件事感觉如此吃惊表示非常吃惊。我当然也恶心爱泼斯坦这样的人，但根据大家的震惊程度，我才意识到原来真的有人从来没想到过世界上还能有这样的事。我也以为大家都应该心知肚明，这个世界脏事不断，脏钱流来流去，MIT，尤其是MIT这么一个企业式的学校，凭什么就出淤泥而不染？另外，做艺术、搞创作、搞建筑的，古今中外混出来的人，不一直和这些脏人脏事共处，受这些资助？

我几乎想要以“天真幼稚的左派”这样的说法来评论这些怒火中烧的同辈。当然与此同时，我也挥之不去另一个感觉——我自己又是什么毛病？我为什么可以一副过来人的样子，仿佛见过了大世面，看不起“年轻人”大惊小怪？就是因为还有人大惊小怪，这个世界才有可能被推动着改变一些，无论这种改变是不是他们一时的幻觉。

我缺乏惊讶、愤怒、不满的情绪以及做点什么的激情，对这种再次证明了“世界有病”的事情，只是感觉无望以及疲倦。我固然没法彻底无所谓或者修炼出置身事外的冷漠，只是内心被磨成了震悚多了以后脱敏的悲凉。这样的事情以前有很多，现在有——一些被曝光出来——可能在一个相对进步的时代会少一些，再过几十年可能又多起来。我至多三省吾身，检视身边的朋友，也会为针对这件事情的好的公众启蒙叫号，但已经找不到动力去做抒情诗人一样的发声或者英雄主义式的行动。

一个毛线团要是内里已经烂透了，那当然沿着每一个突出的线头，抽拉出来的都是一团污秽。大家可以对着某个新出现的线头惊呼，于是权威人物站出来，帮大家把这一个线头剪掉，大家就暂且当做事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也大概装作这个毛线团里面不是一团乌黑的，日子毕竟还得过下去。国内有通告，美国的学校这边有很多措辞优美的公开群发邮件。都一样，紧要时刻公共关系处理一下，但这个世界的无数黑房间也继续保持黑色。

对一件又一件这样的公共事件，公共领域的讨论最终都会指向系统性的反思——这些孤立的极端事件一定意味着更大的结构出毛病了。但人文主义者可以改变系统吗？我的悲观大大多于乐观。我无法自欺“自己对这件事有用”，因为这些个别事件下面埋藏的巨大的网罗，我无法理清，也撬动不了。这个时代或者大多数时代，动脑子的人的力量大多时候远远小于拳打脚踢的反智者。而且前者往往对行动过于谨慎，而历史往往由后者的“嗐干就完了”推动着。

我想起二战爆发的时候，加缪面对一个大势已去的世界，一个暴力和愚蠢再次征服了文明的世界，在自己日记里面写《给一封绝望者的信》（点击这里跳转）。“一个绝望者”是他的虚构；“都1939年了”，经过这么多次历史教训，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战争鼓吹者？我也好奇。在这种环境下一个稍微有良知的思考者可以不感觉懊恼和绝望吗？他可以不被一种和大众社会完全决裂的感觉征服，可以不滑向“算了无所谓”和“历史永远重复，人类毕竟没救”的出世心态吗？当然，加缪还是用存在主义哲学开导绝望者（他自己），个人在历史中仍然可以有价值，找到具体的身边人，先构建一些“小共同体”。但这对更大的系统有用吗？

第二件事其实是个段子，来自差点被取消掉的喜剧人路易CK。他讲他在纽约有个朋友，这个朋友有一个来自小地方的表妹。表妹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纽约，显然还远没有习惯纽约街上流浪汉遍地的场景。两人刚在车站接到表妹，往外走着，这时女孩看到角落里一个浑身垃圾、臭气熏天的流浪汉，大骇，赶忙冲上前去，单膝跪在地上，着急地问：“先生，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这时候，路易CK和朋友也赶忙冲上去，拉住这个“天真的农村女孩”，“别别别，我们这儿不这么做！”

这种“纠正”当然很荒唐，但也非常有趣，非常说明问题。在一个污秽的人、事、物像漩涡般疯狂聚集的大都市里面，待久了的居民当然已经训练出视而不见的麻木品格。要是纽约客每天注目和过问每一件城市里发生的罪恶、不公和不幸，那自己的日子也完全没法过了。这近乎成了在这个地方生存的行为准则——于是，两人赶紧上前拉住了想要提供帮助的表妹，像是一个东道主教育客人的餐桌礼仪一样：“我们这里不这么做！”这是路易CK尖酸又黑色的自嘲。

第三件事其实不算是一件事，它是我最近读的一本书里的两个片段。这本书是奥地利文学家茨威格在1941年自杀前的最后一本回忆散文集《昨日的世界》。在讲一战的章节，茨威格记述了一个叫吉尔波的人物。

他写，这个人“文学水平微不足道”，“语言能力没有超出一般的水平，各方面的素养也不深。他的全部力量都用在政治论战上面。”他心肠不坏，但是热爱激进的反对。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在一战时期，他创办了国际主义的反战杂志《明日》，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不朽的遗产。

最近我老是想起吉尔波，并且想到的时候常常出于某种恐惧，或者那种作为创作者的自我敌意——在同样群情激昂、舆论翻涌的年代，我会逐渐（甚至不经意）成为吉尔波这样的人吗？我明白“反对”的诱惑力，特别是对拥有信息，也拥有思考能力和发声渠道的人来说。沙丘发东西，数据好看的大多也是和时事热点挂钩的。我明白高声而坚定的反对会担保我找到一群热情的同侪，担保我为人所见。但我也明白其中的代价，这个代价不只是面对权力的风险，而是说当选择了一条更加容易的道路，创作者自己的声音变成一种阵营和公共化的腔调，以至于不再能够踏入，或者忘记踏入真正痛苦而艰难的思想幽深处。

当然，这并不尽然是一道单选题。鲁迅就既做为了时代咳血呐喊的声音，也能轻巧起来，探访人灵魂最细小的地方，两不耽误。费里尼如此高度个人化，但恰恰正是讲好了最为私人的故事，也就最好地讲出了那个时代的故事。只是我还不敢认为自己现在就已经有他们那般功夫了。

另外，把吉尔波放一旁——同样是茨威格，他在《昨日的世界》还深情地回忆了自己中学时期的一群好友。他回忆当初那群人无比纯粹和痴迷地爱好文学和艺术，废寝忘食地吸取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你追我赶地创作并且互相批评，以图达成更高的水准。

茨威格怀念那个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也感激那个难能可贵的氛围，他知道在生命的形成期，这不可替代的一群人是他后来成为作家的关键。然而，对这个心无旁骛的小团体，他也不无自责地写：

“我们这些年轻人完全沉浸在对文学的偏爱之中，很少注意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我们的眼睛只盯着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毫不感兴趣……无忧无虑地品尝美味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向前看一眼。直到几十年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在我们头上时，我们这才明白，地基早已被挖空。”

我想他从个人角度阐释了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行动的人不行动，而是活在私人生活当中，对此世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但多么有趣，阿伦特自己在晚年不也重新转向了心智？

关于唐山，关于入世和出世的悖题，我主要就想到了这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