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真实的姓名 | 费兰特《偶然的创造》中文版新书分享会文字实录
2022-06-15 13:19
本篇内容是5月底在重庆精典书店举办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埃莱娜·费兰特专栏合集《偶然的创造》中文版新书分享会的文字实录,分享嘉宾为本书译者、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陈英,活动主持人莫比。
- 2022年5月29日
- 重庆精典书店

主持人:各位读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精典书店,参加精典大讲堂第414讲。在正式开始活动之前,我首先要跟大家说明,因为疫情,导致整个活动停摆,所以这场活动是2022年上半年的第二场活动,也是2022年第一场新书分享会。有半年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做过这么多人的分享。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彻底敞开,让更多读者进来,还是要通过线下跟线上结合的方式。说实话,虽然我经常做活动,但是这一次我有点紧张,因为我确实半年没有做过活动了。所以待会儿我要是忘词了,忘时间了,大家一定要担待。
我们今天虽然是今年第一场正式的新书分享,但今天来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陈英老师。陈英老师是四川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她同时也是一位译者,翻译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要聊一聊在她的翻译当中,最被熟知并喜爱的埃莱娜·费兰特,以及费兰特刚刚推出的这本新书《偶然的创造》。今天下午我们将在这里就此展开对谈。按照大讲堂的传统,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关于这场活动的小明信片,背后都有陈英老师的签名,她还留了一点小心思。如果大家想得到这个小卡片的话,待会儿可以在互动环节进行发问。我们先用掌声热情欢迎陈英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陈英: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活动,上次我们一起在做活动的时候,应该是去年的3月8日。
主持人:3月7日。
陈英:过去一年多了。在开始之前,我还是想说两句,因为疫情的缘故,现在现场的活动都比较罕见。能够举办这次活动,主要原因之一还是我在重庆。
主持人:对。
陈英:我也比较高兴,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法离开重庆市,没有办法去外面参加活动,我今年的活动基本都是在网上。像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我也非常高兴。首先,我想感谢九久读书人,因为这次活动是他们提出的,想在新书出来之后,搞这样一场活动。可能因为作者比较受关注,我们这些译者也沾一点光,也比较受关注。其实编辑在背后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今天早上在看之前翻译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三本《离开的,留下的》。我最初的标题叫《逃离的,留下的故事》,后来有了编辑索马里的加工和润色,她在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另外,我还想感谢精典书店,你们在举办这次活动的时候,也费了蛮多的心思和周折,尤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总的来说,我很高兴参加这次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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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我先说一下《偶然的创造》这本书的起源。在2017年的时候,《卫报》副刊的编辑联系到费兰特,邀请她来写一个专栏。但是费兰特当时心里很忐忑,她觉得自己没有写专栏的习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不是专栏作家,要接受这个工作,还是挺受挑战的。但是两方商量之后,达成了一致:编辑提一些核心词,费兰特就这些核心词写文章。

从2018年1月开始,费兰特以一个星期一篇的速度,给《卫报》副刊写专栏。每篇文章不长,她用意大利语写好之后,再由英语译者翻译成英文。整整一年的时间,一共写了50多篇文章,《偶然的创造》就是这样一个合集。发表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意大利插画师,画了非常精美的图画。我们在读这个专栏的时候,也是艺术享受的过程。
我们从这个合集里头,从她的专栏文字里头,可以看到一个比较真实的费兰特,费兰特在直接表达她对写作的看法,还有她对人生的看法。我们只知道她的名字,没有见过她的人,但是我们读专栏文章就能知道,她是有女儿的,她是一个母亲,而且当了外婆,六七十岁,她年轻的时候一直在疯狂抽烟,爱喝咖啡。

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专栏文章,在风格上具有一致性。你读了一篇文章就会发现,这就是费兰特的味道。而且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能体会到她的思想和对文学的看法,跟她早前的散文集《碎片》有一致性。
总体来说,一个作家有着自己的世界观和创作观,这是比较根本的东西。除了对小说的看法,还体现出她自己的性格。比如朋友聚会去吃饭的时候,她永远是最后一个走的。我读了这些文章之后,眼前出现了拘谨、认真、较劲的作家形象,也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性格有点内向的知识分子的样子。
费兰特会讲自己是意大利作家,这点是非常清晰的。她写那不勒斯,小说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她的文学祖国就是意大利,她强调这点很重要。这让我想到了德国汉学家顾彬,他写的中文散文很地道。我想说一个作家的身份认同,跟他用什么语言写作是密切相关的。除了那不勒斯方言,费兰特跟意大利语及其文学传统也是密切相关的。
她明确说自己是意大利作家,但她又提到自己很少吃披萨和意大利面,难消化。我们现在讲到一个人跟一个国家的关系,其实是促使我们去反思,比如对于语言的态度。她提到,意大利法西斯当政的时候,以一种民族主义的名义捍卫意大利语言的纯粹性,要把所有语言都变成意大利语。当时捍卫民族语言的纯粹性到哪个地步呢?把墓碑上的名字都改成意大利语了,这个态度她就觉得非常悲哀,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我们的民族身份的体现,就是我们对语言的运用。她跟她的语言是很深层的、文化上的一种关联,她的身份认同来自于她对意大利语的情感。
陈英:翻译小说是把一个比较具象的东西呈现出来,翻译随笔就比较抽象,所有的句子里面暗含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有对写作的看法,总的来说是不一样的感受。我翻译小说的时候,进入她的文学世界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她的小说很抓人,但要把你看到的那些点呈现出来,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你怎么试都觉得不对劲,你看到的是这样的,而译出来是那样的。就像你去临摹一张画,原画就在你面前,你画出来的却永远跟人家不像,然后你左调右调,前调后调,自己还是不满意,但没有办法,这个东西最后总是要交出去。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慢慢熟悉她的语言,在翻译第二本、第三本时就比较顺畅了,尤其是第三本和第四本,比较能够把握她的风格。相比之下,《偶然的创造》就比较轻快。我已经积累了进入她小说的体验,有了进入她文字世界的体验。另外,风格性的东西要弱一点,专栏文章是比较客观地表达想法的文本。

陈英:我们中国人也说,三句话不离本行。费兰特在写专栏的时候,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最多的还是会谈到写作。当我在看这个专栏的时候,第一眼看过去,最吸引我的还是她的写作观。当然,我喜欢的不止一篇,要说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有一篇是《讨厌的女人》,我相信你也印象比较深刻。
她在里面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说,难道你周围都没有那些特别讨厌的女人吗?好像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讨厌的女人,但是无论如何,她有自己的立场,她会永远站在女性的一边,给人一种有力量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态度的问题,她就希望通过自己的态度,在她的写作上打开一条路。女性作家的作品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抨击,无论她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挺谁,她的方向很明确。
还有我比较喜欢的一篇,叫《必要的写作》。表达了写作的急迫性,一个作家要写作,不能等自己买了房子、有了书房才开始写。它是非常急迫的事情,必须马上就要动笔,放下所有一切,全力去投入这个事情。我觉得这种写作的激情是不可复制的,费兰特就有这种写作的激情。我突然想到,如果有这种劲头,无论是什么事情,肯定是比较容易做成的。就像一种本能,比像母亲给孩子做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这顿饭还是要做好,每一天都要去照顾他。这些年,我在做翻译时就有这种感受,我有时候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但是我每天都会留一个固定的时间,完成我的翻译任务,要把这些书做出来。她有她的节奏感,还是源于对工作的深层热爱。

还有一篇,叫《天赋远远不够》。关于写作天赋,我们已经吵了上千年了,写作到底是需要天赋,还是需要去学习。费兰特说了一句话:埋头写作,不问前途。“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掀起阅读的热潮,但她都不能保证:她这个东西是成功的,会经历一个质的飞跃。她举的例子就是但丁的《神曲》,可能有些人看过,这是整个欧洲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奠基之作。在但丁创作《神曲》的时代,其实有很多人写过类似的东西。比如看到一个神奇的事情,看到神在跟我说话,然后就开始去写这个体验,这样的作品非常多,可能有几百种。但是只有但丁的《神曲》经历了质的飞跃,成为了经典。费兰特并不确信写下的所有作品都会流传下去,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但是她会继续挖掘,发展自己的潜力,把写作做好。

陈英:母女关系是费兰特从处女作开始就关注的主题,我们有研究生今年做的论文就是写费兰特小说中的母女关系。这个研究生今天也过来了,戴着口罩,刚才没有认出来。费兰特的处女作出版于1992年,叫《烦人的爱》。这个作品基于古希腊、古罗马传说,来讲述母女关系,其实影响了她一辈子。故事从母亲去世开始,最后母女实现了和解。整个故事基于的神话原型是俄狄浦斯情结,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不仅仅是男童会对自己的母亲产生致命的依恋,女童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和态度。《烦人的爱》里,黛莉亚只有5岁的时候,就做出这样的事情,她告诉她爸,母亲在外面偷人,她母亲因此挨了打,但是一直都没有说出来这是她女儿说的谎。她女儿为什么说谎呢?她特别担心母亲跟别人跑了,把她抛弃,家里只有她跟爸爸过日子,她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未来。母亲每一次出去的时候,她就担心她再也不回来。
因为费兰特是学古典文学的,她有意识地重写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的母题。《碎片》里就有相关的论述。她要重写米诺斯国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她被英雄忒修斯拐走,但最后被抛弃。很多故事,很多女性的故事,如美狄亚、狄多女王,她要重写。再比如她的名字就是神话的名字。宙斯变成天鹅,被丽达抱在怀里,后来丽达生了两个蛋,其中一个蛋就是海伦——意大利语里就是埃莱娜,她跟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是相关的。“埃莱娜”对应“海伦”——后者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字,就是那个美女,我们一眼不容易看懂。又如“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反复写主人公跟母亲之间的故事,是一条重要的线。为什么她要写这些东西呢?其实这跟意大利的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相关。意大利有个女哲学家,也是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叫Luisa Murano,她也是研究母女关系,这个问题相当于打了一个结,不过女性如果不把这个结解开的话,很难获得力量,在自己的身份认同等方面都会出现问题。我觉得费兰特对于Luisa Murano的哲学思想领悟很深,通过她的思想支撑自己的小说。

比如“那不勒斯四部曲”到最后,莱农母亲去世后,留了一个镯子给她,莱农走路一瘸一拐,那是生完第三个孩子以后引起的,她认为这是她母亲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母亲就是跛脚。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特别茫然的女人,突然找到了力量,她觉得母亲在她身上复活了,她痛恨母亲大半辈子,最终获得和解,获得了能量。整个的母女关系,作为女性我们可以去反思这个关系,开始是敌视,后来慢慢走向认同的关系,再加上我们要克服很多社会上的框框架架,才能找到自己真实的力量。
哲学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参考。我们可以在小说塑造的母女关系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问题需要去梳理。文学传统里,母子关系的书写很多,而且一直也是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而母女关系的书写还是比较匮乏,这也是费兰特极具启发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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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的确都是在上半年出来的,《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这本书之前是从英语版翻译的,但是后面篇章有扩充,而且风格差异比较大,我比较忠实于埃科的语言和内容,是从意大利语原文翻的。这两本随笔集的确风格迥异,《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是埃科在《共和国报》上写的专栏。他也是每周都要写专栏,语言特别幽默,他说我怎么坚持写下来的?这多亏了我的儿子,因为留着恐怖的发型,让我觉得没有办法去楼道里走走,我就关在房子里面,埋头写。
这两个人还有一定的缘分,我们知道埃科在博洛尼亚大学教符号学,也在国际上很知名。他在博洛尼亚举办了一个名家讲堂,有点像我们这个精典大讲堂,这个讲堂面向博洛尼亚的学生和市民。他的人缘比较好,请到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可能有些读者知道,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写了《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这些作品,风格也很轻松、幽默。在帕慕克之后就请的是费兰特,费兰特正好去了埃科的大讲堂做讲座,她是如何做到的呢?她把稿子写出来之后,让演员去念,整个效果非常好,我估计比她自己去还好,因为演员的语气、情感肯定比她充沛。埃科写了很多专栏,放在一起有好几本,但是费兰特的专栏只有一本。
费兰特写《偶然的创造》时,包括她写小说时,姿态跟埃科也不一样,费兰特显然是苦大仇深的,埃科则调侃的、轻松的,好多无厘头的话。他的小说是这样,随笔也是这样。我前段时间看他写的《布拉格公墓》,他在讽刺欧洲各个国家的人的时候,花样百出,这很难在费兰特的小说看到,她即使要讽刺别人,也是严肃、认真的讽刺。
再比如她去博洛尼亚讲座,就是讲她如何写作。她举了什么例子呢?她举的是伊塔洛·斯韦沃这个意识流作家。他写了《泽诺的意识》,这个泽诺精神不是特别稳定,他就去找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了他一只铅笔和一张纸,泽诺就在那里吃力地拷问自己的良心,拷问自己的真实情感,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我觉得这种状态,特别能够表现费兰特的写作状态,就像一个小女孩刚开始写字的样子,她写出一个她的名字,她说这是我写出来的,整个是很费劲的过程,非常不自信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由来已久的,我觉得作家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有的是演让人发笑的丑角,有的是演一些让人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情感。你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他写的《诗学》,就特别推崇悲剧。埃科却专门写了《玫瑰的名字》。里面有一本杜撰的书,说是亚里士多德谈喜剧、谈笑的。这就是他的趣味,他想象亚里士多德写了这样一本书。
再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人——伽利略,他是科学家,但你们不要以为他只是科学家,其实他在当时是意大利散文写得最好的,也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文章写得最好的人之一。
他介绍自己科学思想的文章,拿出来都是范文。而且在伽利略那个时期,文坛有两个大腕,那个时代的两大诗人:一个是阿里奥斯托,一个是塔索。阿里奥斯托写的是非常滑稽、幽默的,类似埃科这种风格,卡尔维诺也走的他那个路子。阿里奥斯托是个宫廷诗人、文人,他得伺候他的主子。他的诗歌里就夹带私货,总说他那些主人又蠢、又贪婪、又没有脑子,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多辛苦,特别悲催,充满各种嘲笑和讽刺,但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成果了。他的《疯狂的罗兰》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这个大骑士、伯爵罗兰,本来是全世界最尊敬的人,后来他谈恋爱,看到他爱的美女安杰丽卡爱上别人,然后整个人疯了,看见树拔树,看见林子砍林子,还把自己衣服脱光了到处跑,彻底疯了。阿里奥斯托语气非常幽默,那么罗兰的聪明才智去哪儿了呢?去月亮上了,装在一个瓶里。他朋友就骑了一匹飞马,去月亮上找,找了半天找到了,把他给救回来了,他又恢复了理智。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从头到尾,整个故事非常愉快,也是卡尔维诺最喜欢的。另外一个作家塔索就特别悲催,喜欢写悲剧的三角恋故事,在结尾处,男主人公活生生把自己爱的女人杀死了。我刚才提到伽利略,伽利略肯定是力挺阿里奥斯托,不喜欢塔索。他专门写文章把塔索批评得一无是处,赞美阿里奥斯托。
但每个时代的文学品位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塔索在浪漫主义时代又火了起来。浪漫主义就喜欢这种病态的、狂热的情感,阴暗的情节。当时浪漫主义,包括歌德这些人,都把塔索推上神坛。所以文学品位在不停地流转。之前我们觉得,最近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意大利文学创作,有些走了阿里奥斯托的路子,埃科也是走的那个路子,非常幽默,他的关注点也都是那些有趣的东西,跟当时的主题还是比较接近的。我们现在走到了费兰特这里,她是一个苦大仇深型的作家,整个语气特别较劲、认真。但是我们很多的读者,还是比较认同她的,她是一个朝现实主义转向的作家。我们可以看到,卡尔维诺是后现代作家,到了费兰特这里就是现实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文学世界。我觉得无论是费兰特,还是卡尔维诺、埃科,因为埃科跟卡尔维诺还不太一样,但两个人的风格都是走轻盈、幽默路线。你们可能比较熟悉卡尔维诺吧?
读者:读了很多他的书。
陈英:好多人还是看过的,因为他是王小波最喜欢的意大利作家,在国内推得非常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是后现代小说的一个代表。然后就是埃科,埃科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他本身是学者,学者讨论严肃的问题,可能大家都觉得看不下去,但他还写侦探小说,他把自己人生所有的爱好都结合在一起,他喜欢看侦探小说,他就写侦探小说。但他怎么写呢?还是像写论文一样,把他知道的东西全塞进去。你们看《玫瑰的名字》,以为自己在看热闹,看看这些人到底怎么死的。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中世纪百科全书,文化含量非常高。埃科成功了,大家也觉得原来可以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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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其实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幽默的女性作家比较少?我们再考虑一下,中国的钱钟书也是这种写法。我想是因为他们比较自信,从开始就一直掌握话语权,容易找到幽默、放松的表达方式。
陈英:神奇的事情总会发生的,没准就遇到了。我对她的文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理解,可以说是达到一个比较深的层次。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深入了解她。就像她说的,要进入到她的世界里面去,然后再呈现出来。我如果有一天遇到她的话,我肯定会说,你藏得还挺深的。你给我们这些译者带来很大的麻烦,本来这个书是作者本人出来签的,害得我们要解释你这书是什么意思,还得给你签书。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她的这个决定是对的,选择隐身。
我其实非常理解这种选择,可能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觉得作为女性,真的不像埃科那样,想说就说,想写就写。缺乏自信,而这会影响表达。她选择隐身,我想她无法以很放松的状态跟公众建立一种联系,她不能在这上面耗费过多的能量。

陈英:今年出了两本书,我都开始有点心虚,担心我们学校会觉得我在学校没干活。因为出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的书出来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有的书出来可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像这两本,挤在一起出来了,其实翻译完成已经很久。我最近交稿了费兰特的处女作《烦人的爱》,不是特别长,大概有七八万字的样子。我们会看到《烦人的爱》其实跟她后期的作品,比如说《成年人的谎言生活》比较类似,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费兰特还有两部早期作品,《被遗弃的日子》讲的是一个女人被抛弃了之后的反应,她怎么样活过来,怎么样再重新面对人生的事。再就是最近被拍成电影的《暗处的女儿》,也是讲母女关系的,也是非常纠结、阴郁的关系。
- 互动环节 -
读者:陈老师好,《偶然的创造》我读完了,我读到费兰特认为作者就应该用文字本身来传达想要表达的感情和信息,而不是多打几个感叹号,多打几个省略号。我就反思自己平时写东西还挺喜欢用这些标点符号的,我想有意识地避免用太多感叹号和省略号。我又想到我看《碎片》时,费兰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现在最大的风险是,女人可能会怀念过去那些男人,如果说男性的暴力已经被清除,那么不能忽视女性倒退的渴望。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陈英:这的确是我们会遇到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有些女性可能会怀念那种传统的霸道男人,就是那种我负责你所有的吃、穿、住,你所有一切都要听我的。但是这种男人如果遇到现在一些比较刚硬、独立的女性,估计会很快打起来。
这种过去的影子可以笼罩一个男性,也可以笼罩一个女性。我觉得很多女性已经意识到自由的快乐,但很多男性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还是以之前的固定模式跟女性交往,很难建立一种非常和谐的两性关系。
读者:我想问一下陈英老师,您觉得如何打破刻板印象?
陈英: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刻板印象,埃科就喜欢开这种玩笑,把关于欧洲各国的刻板印象全都收集起来,而且是几百年前的刻板印象,都不是特别好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其实有一种代表性,我们都说意大利人喜欢吃披萨,意大利人喜欢说妈妈咪呀,中国人都特别勤劳,在海外的中国人给人这样一种刻板印象。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刻板印象是了解一种文化的第一步,而真实情况需要去认识。刻板印象是一种很粗糙的关联,意大利人很浪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刻板印象。
这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反思刻板印象,尝试去打破它,认识到刻板印象和真实的认知、真实的实践之间的差异。
读者:我想问的是在您阅读费兰特的作品时,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陈英:比如“那不勒斯四部曲”里埃莱娜和莉拉婚后的生活。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最大的启发是什么?通过婚姻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是行不通的,反正都是惨败。莉拉试图通过嫁给当时那个卖肉肠的,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也没有解决她的问题,还遭受家暴。埃莱娜试图嫁给一个知识分子解决她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因为她婚后彻底失去自我,只能在家里面照看孩子。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启发是,一个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要誓死捍卫自己的公共空间,包括自己的工作,这个非常重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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