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为了交作业的胡言乱语

感谢牛津通识读本的《科学哲学》，这本书对我的三观影响很大，也帮助我度过了很多交作业的难关，还有在四六级的考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以后我一定会为这本书写一篇诚意满满的书评，以作还愿。

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伦理对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批判唯科学论和科学霸权主义

摘要：随着大学教育的扩大和普及，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者越来越多。但令人惋惜的是，他们了解和把握的只是科学知识，他们窥见和注重的只是科学的物质成就，。他们常常忽略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丰富内涵，也不把握科学的精神底蕴和文化意义，更不能以公允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正确看待科学。所以，对这些科学工作者来说，用哲学的角度对科学研究，尤其是对负责任的科学研究进行反思和批判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篇论文主题是负责任的科学研究，可是我认为讨论一个科学家如何负责任，无非也是爱国爱家、遵纪守法、服务人民、严谨认真等方面泛泛而谈。而这些东西都是黑白分明的，并不会引起太多的争论，一个明辨是非的人都能明白到的道理，那么只要他能够做到“知行合一”就好了。所以，负责任的科学研究，我把更多的焦点放在“科学”上，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与非科学学科的关系处于很具争议性的灰色地带中，这个灰色地带十分值得科学研究者去思考，严格点来说，这甚至是属于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的范畴中。运用自然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物质意识等观点处理这样的哲学问题，对在我国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来说，实在是再贴合不过了。

一．伦理学对科学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搞清楚自己从事的事情的本质问题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问题，才能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更好地肩负责任。简单来说，这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搞清楚“这件事情是什么”，我认为这是相当重要并值得我们首先去考虑的。

做负责任的科学研究以及成为负责任的科学工作者，我认为重点在于“伦理”二字。只要把科学与责任联系上，不论涉及的是人道主义、环保主义、社会责任等，最终都是围绕着“伦理”而去展开和探讨。作为一个医学生，我并没有把医学与科学看做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因为医学研究要比纯粹的科学研究面临更多的伦理学问题，甚至伦理学还被安排到医学课程当中。由此可见，在伦理问题上，医学要比科学给予更多的关注。随着科学技术日益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科学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也引起了相关的讨论，诸如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快捷和方便，可同时这些技术涉及的个人隐私安全和保密等问题也随之而来，甚至给我们造成相当的担忧和恐惧。其实，伦理问题从来都不应只在医学领域上关注和探讨，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应该重视和关注自身所存在的伦理问题，甚至伦理学或者科学哲学课程应该成为每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必修课程。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工作者，除了具备相当的科学研究能力以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伦理学素养。

伦理学的最大作用，就是避免以利益作为单一标准评判和衡量科学运用的合理性。或者说伦理学可以避免我们陷入功利主义。我联想到一个医学案例，如果只要牺牲一个健康的人，把他的四个器官取出来，就可以救活四个急需器官移植的人，那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牺牲这个健康的人。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牺牲一个人来救活四个人是利益最大化。可是我想没有一个医学工作者会同意这样的做法。现实生活中，更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工作者去实施这样的手术。甚至，任何医学工作者对器官移植的研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救活更多的病患，而这个目的，必然是以一定的伦理合理性为前提的，最起码牺牲一个健康的人与我们所认同的伦理合理性并不相符。这个案列足以说明科学功利主义的不合理性，也提醒我们某些情况下科学功利主义与我们的伦理习惯是相悖的。

二．科学是否中立的和价值无涉的

大部分人，甚至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在伦理道德上是中立的，或者说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不道德的只是科学的运用，或者具体到运用科学的人身上，正如枪支可以是维护和平的工具，但同时可以是加剧战争灾难的帮凶，枪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正义与邪恶只能用来评判枪支使用者。（关于枪支问题，我还联想到某位希腊哲学家曾经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事物本身并无标准可言，事物的意义是需要人来赋予的。王阳明也说过类似的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同样是强调了人的主观意志。但过分的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其实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相违背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与意识是对立统一的，起码物质先于意识。）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科学实际上是不涉及人的价值观的活动，科学的任务就是提供关于世界的信息，至于社会或者人们如何运用和处理这种信息是另外一回事。但我并不简单的认同这种观点。似乎这种主张事实和价值是分离的观点在我们的逻辑思维中是毫无问题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任何科学研究都免不了渗透了价值判断。因为科学家必须要选择研究什么，一个科学家不能同时研究所有的事物。所以科学家需要判断研究不同对象间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再对研究对象进行取舍，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这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了。并且，任何一组数据原则上都可以通过一种以上的方式来解释，那么我们最终得出的理论结果，就不仅是由实验数据来决定。对理论的选择，必然是数据和价值综合起来的结果。在哥白尼的日心说提出以前，以亚里士多德为体系的日心说理论可以在科学界长久地占据主导地位，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科学理论是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的，甚至会被时代的宗教背景所影响。再而，科学研究不是慈善事业，科学研究是有成本的，而为这些成本买单的人或组织必然是有着某种特定的利益，可能是国家利益，也可能是经济利益。所以科学知识并不能像价值中立要求那样与预期应用脱离开来，毕竟科学知识最终都是需要落到实处的。

三．科学工作者的价值取向

既然科学避免不了价值渗透，那么科学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工作者必须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他必须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或者说，他必须选择正义的、有社会责任的资本，因为在资本大横其道的社会，只有资本才能够选择研究方向，科学工作者只能够通过选择资本，间接地选择研究方向。

马克思有一句十分经典的名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这句话说明了，只要利益足够大，资本就敢于违背道德和法律。提及这句话，不只是要指出负责任的科学工作者要不受名利的诱惑，又或是他们在利益和正义面前该如何抉择之芸芸。而是道出一个残酷的可能，当利益足够的大，以致所有的资本都愿意践踏法律和冲破道德禁忌时，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工作者必然要经历从事科学研究到放弃科学研究的转变。就是说，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工作者，不应该把科学放在第一位。他应该明白到，他首先是一个正义的人，然后才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工作者。

四．反对科学的霸权主义和唯科学的崇拜主义

“科学是中立的”这样的论断，实际上把科学推上了权威、不受束缚的神坛上，科学的研究变得百无禁忌。这就很容易陷入“滑坡理论”中，科学研究的手段和方向也会以“科学是中立”之名变得不受限制，人道主义对科学主义的让步也会变得理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科学是中立的”一旦变成无可撼动的权威，实际上就是承认科学是正义的。可如此正义的科学主义，常常因为不受质疑，成为了霸权主义。

当今社会，“科学”和“科学的”这两个词等同于正确和真理，如果我们说某件事是“不科学的”，就等同于说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就如我们越是通过权力获取利益，我们越是对权力产生崇拜一样，我们越是通过科学获得空前的生产力，我们越是对科学产生崇拜。可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不应该对科学产生过分的崇拜，反而要去质疑科学。这里的质疑科学，指的是质疑科学研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话语权，而并不局限于在具体科学研究上质疑实验数据的正确性或者理论公式的权威性。科学并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科学也不是通往知识的优先通道，科学更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实践形式。作为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我并不是反对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但我反对科学研究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以及科学方法必然能够运用到社会各个方面的设想。我们并不是攻击科学，而是需要摆正科学的位置，把科学安置于与其他事物同等的位置中去，以及把其他学科从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科学专制中解救出来。

我认为，对一个科学研究者来说，思辨的责任要大于研究的责任，如果科学研究对人类事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深度，那么对科学的思辨则是对人类事业的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工作者，不应该是一个只会埋苦干的工作者。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勤奋工作，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用来思考呢？有关科学的问题，既是实践的问题，更是思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