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作为一种传染病
我决定在我感染之前，把我的经历写下来。如果有一天我不幸感染，我希望有人记得，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下去的。
一开始，医生说这是阿尔茨海默症，没有人明白为什么突然之间，城里多出来几百个得了“阿尔茨海默”的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这真的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记忆力没有问题，记得生活中发生的事，只要见过他们的表情和动作，就能明白他们记得，可在世人眼中，他们忘记了如何说话，如何写字。他们会发出声音，但没人听得懂，他们写出痕迹，但谁也看不明白。病症悄悄降临在这座城市，我们无从得知，到底是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新闻变多了，还是患者突然增多了。
梁君和我，在成立“阿尔茨海默症”康复志愿者小组的时候，就加入了。我的姥爷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在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姥爷就去世了，我不记得他的样子，也不记得火化的任何细节。“姥爷”已经变成一个概念，代表着宠爱我的人忘记我，痛苦地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他不记得生命中美好的一切，只有无穷无尽的模糊伴随他，直到终于有一天，他的身体被投入烈焰。我猜想，在死亡前那一刻，他一定很想他的一生在脑中再重来一遍，好在死亡之后永远存在于曾经经历的一切里。但是很可惜，如果人有灵魂，那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灵魂可能呗投进了泥汤，存在于混乱与虚无之中。
我成为了志愿者，带着深深的愧疚，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去。每隔三天的晚上，我会来到疗养院，跟与我年纪差不多的患者聊天。按照志愿者被分配的任务，我都会分别跟三个患者一对一地对话。每一次，我都会先对患者进行五分钟的测试，让他们说出自己的名字和生日，自己父母的名字，再随机挑选一个名词类别，让他们说出是个属于这个类别的事物。这些年轻人好像可以听懂我说话，但他们的话我听不懂，他们发出一些有节奏的声音，中间有停顿，我可以感受到他们丰沛的情感，除此之外，一无所获，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病情没有任何好转。不管我多么努力，都不会跟患者互相理解。
在挫败中，我认识了梁君。梁君是个实在人，但不是个务实的人。与梁君的交往中，我渐渐总结出，他虽然很乐于跟我分享他的思考和他的见解，却从不与别的志愿者和医生分享，我觉得他是信任我的。但我也知道，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分享。在我的观念里，信任也包含着把自己的情感和私人生活适当地外泄，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暧昧的情感羁绊，让双方觉得对彼此的生活有微弱的参与感。但梁君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说话的机器，彼此熟识的这些日子里，他一次也没有提起过他的家庭和他的情感关系。我眼中，梁君也不会因为世俗化的日常生活而扰乱自己的思想，他不会悲伤也不会愤怒，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鲜活的人。但同时我也承认，梁君也是一个固执的人，他对自己认定的事情，有迷信一样的执拗，这一点是与我相似的。不同的是，梁君的固执，会随时随地改变。他认定，我们正在面对的一定是阿尔茨海默症，即使他前一天还告诉我，他退休的医生母亲告诉他阿尔茨海默症的原理并不如我们所见。当我之后再问起他时，他会跟我说，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是因为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正在随着时间流逝，而更进一步。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有那么一瞬间甚至觉得，他自己也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
志愿者两个月之后，事情起了变化，同为志愿者的洪君在某一天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突然开始发出我们听不懂的声音，那不是随意发出的声音，也不是任何一种我们可以辨别出来的语言，更像是精心组织起来的声音。这声音是那么刺耳又不合逻辑，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知道，这声音与我们一直以来面对的“阿尔茨海默”病患的声音是多么相似。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洪君的声音里充满了让人焦虑和烦躁的因素，梁君和我都在洪君发出声音的那一刹那堵住了自己的耳朵，那声音钻入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骨头里来回震颤。洪君滔滔不绝地发出着声音，在隐约听到的声音中，我们感到痛苦，我们的身体仿佛被巨大的力量扭曲，在内心深处，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尖叫哀嚎，它抓挠着我的皮肤、我的眼睛，就像是努力挣脱我身体的束缚。在一起吃饭的其他八个人反应过来之前，洪君已经被医生拖走了。自那之后，我们八个人里，又有四个人发病了。医院的志愿者里一直流传，这是一种疯狂，在“阿尔茨海默”的环境里待久了，人会被传染这样的疯狂。风言风语中，大部分的志愿者辞去了自己的志愿工作。我熟悉的人里，只有我和梁君留了下来。在我犹豫动摇的时候，我问梁君为什么他不选择离开，梁君说，所有人都知道埃尔茨海默是不会传染的。我又问，如果这种疯狂不会传染，为什么洪君不会讲话了，梁君说，如果这种病会传染，那就不是阿尔茨海默。我笃定梁君说的是对的，也坚定了要留下来。
事与愿违，之后的一个星期，谣言得到了印证。权威的医学团体说，在年轻人中快速出现的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会传染的疾病。他们说，我们过去对阿尔茨海默症的了解是局限的、被误导的，事实上，阿尔茨海默症是会传染的，只是他们还不知道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显而易见的是易感人群，就是那些小于三十五岁的人。我向梁君表达了我的困惑，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果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传染病，那在我知道这个病的过去一二十年里，没有人因为它而被感染。在梁君看来，没有人染病是我一厢情愿的臆断，有很多人都是阿尔茨海默症，他们可能都是被传染的。我不这么觉得，因为如果它是可以被传染的，为什么我姥爷生病的那几年里，家里人没人生病，为什么我还健全。梁君认为，我没被感染并不代表阿尔茨海默不会传染。我心里觉得，这些话那什么地方不对，但我没有继续跟梁君探讨。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缓慢传染的疾病，会在我所处的当下突然流行，让越来越多的人感染。即便我问出这些话，我跟梁君的对话也会无果而终，他会用一套合理的链条缠住我，让我即使不认可也不得不接受这一套说辞。有太多的困惑与烦躁围绕着我，我不想因为一些我根本不理解的事情与梁君发生争执。
在阿尔茨海默症被认定为传染病之后的一个月里，我跟梁君继续以志愿者的身份，努力与病患对话。同样我们也在慢慢适应疗养院外面不断的世界，生活还在继续，但大家越来越少用语言交流，工作变成了通过书写完成，又变成了画图完成。与陌生人的日常交流通过指指点点和动作来表达，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活动都被压缩了，人们更愿意通过符号化的媒介实现自己的生活所需。我们的社交生活退到了客厅，只有那些确认一定没有染病的熟识的朋友和家人之间，才会长时间地开口说话。如果很不幸，有人需要被迫离开这座边境城市，他们需要在离开前，完成一份耗时四十五分钟的语文测试，有听力、写作和口语三项。即便这样，阿尔茨海默症还是传染到了其他地方。
不管大家多努力，我们的工作还是因为现实情况而增加了，也复杂了。因为不知道如何传播病毒，我们被要求身着防护服与病患进行交流，每一场对话都长达一个半小时，在此期间，虽然我们不用一直说话，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但要始终藏在面具和红色的塑料之后，红色被认为可以激起病患的过往的记忆。如果说之前的志愿者工作只是劳神，那么现在的工作又增加了实验性，我们需要通过录音笔记录患者的每一句话，还需要以填空题的方式现场写下一些问题，让患者填空，最后还要签上他们的名字。我发现这些患者除了没法说出我听得懂的句子，也无法写出我看得懂的字句，他们在写字的时候仿佛看懂了问题，也会非常流利地写下一些连在一起的符号。但我无法认得这些东西，它们不是字，也不是字母，我也无法用我所学的任何符号对这些东西识别，但我知道，每一次的签名，他们都会写成一样的，在字里行间，我看到了重复的痕迹，这些痕迹像是一个新的语言文字，一种突然出现，我不认识的文字，自成一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梁君，但是他说，这是我的臆想，不会有人在彻夜之间就创造了一个成体系的语言文字。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两个同样被感染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在交谈。因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的人越来越多，医院和疗养院都没有了足够的单独病房供患者使用，大学的校舍被征用为康复病房。一次去某个大学的宿舍见我的记录对象的时候，我注意到宿舍里的四个人彼此之间发出声音，虽然我无法听懂，但我觉得他们在对话。我猜想听到了这些声音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一个声音结束，另一个声音开始，接着是下一个声音，然后又是第一个声音，此起彼伏。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我感到焦虑和和混沌，就像一个纱布包裹住了我的脑子，它越收越紧，直到声音停止。我把我的发现告诉我在志愿者队伍里唯一剩下的朋友，梁君。他不以为然，他说既然我不知道这种我口中的语言，那么我也同样无法声称这就是一种语言。
随着病例越来越多，志愿者队伍里的人也越来越少，剩下人的工作也愈发繁重。我和梁君每天都要下了班之后马上来指定的病房，对患者进行一对一的聊天，记录他们的声音和写出来的东西。半年之后，志愿者和医生护士已经不堪重负，有一些志愿者甚至辞去了自己原本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跟我一样，是因为对亲人的愧疚才做出自愿的牺牲。但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我从没听说过有任何一个患者真的康复，我只看到了越来越多的阿尔茨海默症。一些地方的医生和志愿者开始罢工，他们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回应着越来越多的阿尔茨海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也成了会传染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终于，对阿尔茨海默的研究有了新进展。某一天的下午，我刚刚脱下我的防护服，正在给自己的身体消毒，志愿者小队的队长通知我们接入视频会议，这是一场关于接下来我们工作的视频会议。坐在会议室里，我浑身不自在，消毒液与一身的汗水融合在一起，发出臭味，会议室外下着大雨，异常闷热，所有志愿者身上的气味都散不出去，在房间里互相融合，汇集成一道臭气熏天的墙。视频另一端的专家说，虽然他们还不知道造成传染的原因，但他们可以百分之百地确认，我们面对的并不是阿尔茨海默，这是一种全新的传染病，这种传染病的患者会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全新语言文字系统。通过对无数志愿者搜集到的素材进行研究，他们总结出了患者们所发出的声音和写出来的内容有语言文字的特征。但由于发声和撰写方式太抽象，他们还不知道如何破解这种语言，也不知道如何翻译这种文字。一切继续用“阿尔茨海默”来称呼这种全新疾病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会被认为是一种歧视，是一种对科学的漠视，不应该被接受。会议没有留给我们提问的机会。
专家说完之后，没有人离开，大家都在会议室里发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继续做志愿者的必要，也不知道之前几个月我的志愿者工作有什么意义。看得出来，很多人有一样的想法。但是话都憋着，没人问出口。领头的志愿者通知我们，此时此刻大家不能辞掉志愿者的工作，任何辞去志愿工作的行为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背叛，来应对这场人道主义灾难。违背这项指令的人，将在监狱度过余生。我看向坐在我旁边的梁君，他毫无波澜，就像早已做好了准备。离开会议室的时候，大家很默契地没有谈起新的信息和新的指令。
三天之后，这样的消息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之中，不能辞掉志愿者工作的信息被忽略了。我跟梁君一样，在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应对，最终，我们什么都没有改变，继续请假去志愿服务。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晚上，梁君自打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主动说要约我说话。因为我们处于宵禁之中，梁君在我们志愿服务结束之后，跟我一起回了家。事情太反常，我觉得梁君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跟我说。一番闲聊之后，梁君终于开了口。
梁君起先问我最近有没有失眠，有没有做噩梦，我说没有。梁君沉默了几秒钟，我没有打断他，之后他抛弃了自己情感缺失的主张，讲出了我难以置信的话。
在视频会议结束之后没几天，梁君开始失眠，他说他的精神世界慢慢出现了错乱，在他醒着的时候，他觉得太阳让世界黑暗无比，阳光所到之处，一切都无法被分辨，不管是什么都会因为自己是黑色的而融入了漆黑的背景，阴影下的东西清晰可见，它们在嘲笑他，在围剿他。每天夜里，他都会被噩梦惊醒，梦中他唯一能记得的是他在蛆的海洋中挣扎呼吸，直到蠕动的虫体没过他的嘴，然后是鼻子，在窒息前的一刹那，他会苏醒。梁君说他的身体在产生变化，这变化说不清，但他可以感受到。在他跟我说话时，他有的时候会说不出来，他想到了，但无法说出口，好像有什么东西塞在脑子和嘴之间。他的想法也会突然堵塞，就好像有一团模糊的淀粉卡在脑袋里，搅也搅不动，越是想要清除这团东西，就越是模糊。听到他的这些话，我很害怕，我觉得他可能正在被慢慢侵蚀，那不是一种传染，而是腐蚀，非常缓慢的腐蚀，有什么污浊的残渣在一点点腐蚀人的意识，直到把它感染成一个新的存在。出于礼貌，我没有马上捂住自己的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通过我们的嘴互相传染的。
那天晚上，我迟迟没有入睡，天色渐亮，我才稍有困意。等到我睁开眼，梁君已经离开。中午，我照旧前往前一天安排好的志愿目的地。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都异常闷热，夏天好像永远也不会结束。那一整天我都在克服自己的心神不宁，努力完成自己被分配的工作。到了晚上，我试着在开展志愿服务的地方找梁君，他没有出现。问管事的志愿者，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给梁君发消息，没有任何回音。我很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又或者他是不是被感染了，我知道后一种想法很自私，因为我担心的其实是如果他已经感染，会不会传染我。在志愿者的几个月里，尤其是知道我面对的是一种传染病的之后，我从没像那个时候一样感到紧张。我劝说自己，我并不是担心自己被感染，而是担心梁君这个人。但我心里知道，这是自欺欺人。
梁君后来的遭遇比新的疾病研究的咨询来的晚。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被通知，这样一种新的疾病的感染是通过语言之间交流发生的，只要一个健康的人听到一个感染者发出无法理解的新的语言，就有可能被感染。这个消息在志愿者之间引起了骚动，我们这些志愿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都在跟病患说话，按照这个新的理论，我们是最有可能被感染的人群。有人提出，应该把健康的人和感染者隔离开，杜绝一切语言文字的交流，但我们都知道，这已经太晚了。接到通知的之后，我所在的志愿者队伍就解散了，我们被一人分配了一个有监听功能的手环，需要时刻佩戴，之后我们所有人都被送回了家。有人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说话或者离开家门，手环就会发出警报灼伤我们的皮肤，警察会在接到通知的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作为一个潜在的感染者，任何可能导致我们感染的其他患者的行程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我就是这样知道了梁君已经被送往去了一个城市郊区无人居住的烂尾楼进行观察和治疗。但我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他。等我再见到梁君的时候已经是三个月之后了。
两周前，梁君走进了我的病房，我看到他的时候，心情很复杂，我憋着眼泪，努力没有哭出来。梁君穿着防护服，谢绝了我想要拥抱的企图。他发出了一些我无法听懂的声音，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是，他说了一些我无法听懂的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自说自话，向梁君说了我对他的思念，说了我的不解，我还想说我的痛苦，但我觉得梁君好像打断了我，他说了很多东西，一点也不激动，他说话的语气很平和，就像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一样，没有情感的波澜，但我一句也没有听懂。接着，梁君拿出了一张纸和一支笔，我猜他是想让我在上面写字。我看着这张纸，上面充满了我无法阅读的东西，这些东西之间有一些空隙，以我做志愿者的经验，我那时猜想，梁君是想让我在空隙中写字。在后来几次的交流之后，我知道我的猜想是对的。
我不知道是应该感激事情发生的变化让我有机会再见到梁君，还是应该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悲哀。当我接到通知，说我是积重难返的患者的时候，我感到了眩晕。按照那之后的标准，我作为旧语言人群，需要注射疫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发现我在媒体里看到的文字和说出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后来在我被送到疗养院接受康复治疗之前，一个志愿者向我出示了一个文件，文件中用我看得懂的字写着，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我们原本以为的传染病，其实是症状消退的表现，我才是那个长久以来被感染的患者。我们之前遇到的患者只是一个谬传，这体现了作为人类，我们的认知局限。新的研究发现，我们遗传了以前的传染病，这让我不得不用一种我一直在使用但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语言和文字在与其他病患交流。突然一个机会，让我们感染的这种可以遗传的语言文字的疾病自己消失了，那些我们本以为的那些患者作为真正的健康人，慢慢占据了主流。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我能读懂的材料了。那段时间，我每天夜里都被噩梦折磨，这不是梁君曾向我诉说的噩梦，而是让我窒息的噩梦，有时候我梦到自己正在被埋葬，有时候我觉得我正在像姥爷一样被推进焚化炉。
我现在每个礼拜都有三天的机会见到梁君，他会跟我聊天，虽然我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告诉他我在尽最大的努力康复，学习真正我们原本应该掌握的语言文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因为即便是他跟我一样是传染病患者的时候，我也很难听懂他在表达什么。除此之外，每个周一和周四，我都会打针，好让我感染的“语言文字”能够尽快复原。但我觉得没什么效果。我始终觉得，生病的并不是我，我不能因为染病的人多了，就觉得他们才是健康的人，而我是病人。如果按照梁君之前的说法，我这是非常傲慢和自负的，但至少到现在，我还没发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除非有一天我自己变成了我现在严重的患者，要不然谁也没法说服我我写下的这些字是因为我病入膏肓，我无法想象我使用了三十多年的语言，其实是一种病毒带来的疯狂症状，就像破伤风和感冒一样。我期待着，有一天梁君可以痊愈，或者在他看来，让我痊愈。只要让我可以走出禁闭的康复中心，自由顺畅地与别人说话，就算让我经历一次梁君的噩梦，我也愿意，
所以，我决定在我感染之前，或者在我康复之前，把我的经历讲出来。如果有一天我不幸感染，我希望还有人记得，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