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眼——战争情境下的“电车难题”悖论与疫情中的我们
伦理学中，“电车难题”是著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它假定一种情境：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这时恰好一辆失控的电车驶来，片刻后就会从他们的身上碾轧过去。幸运的是，你的手里有一个操作杆，可以使电车开到另外一条轨道，但疯子在那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你会如何做出选择？
在这部《天空之眼》的影片中，索马里青年党、自杀式人体炸弹袭击、AGM-114地狱火导弹、MG-9死神无人机，甚至可以用于空中侦查的“机器鸟”和“机器甲虫”，我一度以为这不过又是一次西方军事实力的“展示”，包裹着永恒不变的西式价值观“输出”，直到看完整部电影，我才恍然发现它讲了一个并不“新鲜”的伦理学悖论。
在影片里，一场抓捕行动逐渐演变为定点清除，一面是自杀式人体炸弹袭击可能造成的80人失去生命，一面是地狱火导弹爆炸可能造成的1名无辜小女孩死亡，需要对这场行动负责的政客们，以及实际执行这场行动的军人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最后抉择。
恐怖分子前前后后追踪了五年时间，没有哪一种方案会比让这群极端分子直接从地球消除来的更“彻底”、更“完美”，但定点清除行动中卖烤馕（影片说是面包）小女孩的出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至此，“电车难题”局面形成。
起初，人们试图通过卧底的介入（一次性买光小女孩手中的烤馕），破解“电车难题”的局面。但事与愿违，随着卧底的身份被反政府武装发现，计划落空。这实在太像人生中太多次出现的真实状态，意外的发生，总会让原本以为简单的事情变复杂。只是这一次，没有像钢铁侠一样的超级英雄可以突然出现，化“腐朽”为“神奇”。
关于是否应该继续执行行动，很快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在“电车困境”的哲学思辨中，这两种声音分别代表的是“后果论”（为了80个人能活下来，可以牺牲1个人）和“道义论”（即使80个人死了，也不能牺牲那1个人）的两种观点。此时，“电车难题”的局面仍在持续。
如果想要继续执行行动，那么只有尝试修改导弹落点，从可能造成无辜小女孩被导弹伤害的概率角度，化解“电车难题”。于是，当无辜小女孩被导弹伤害的几率被“认为评估”到45%时，两个阵营的意见达成一致。这时，“电车难题”局面表面上被化解。
影片结尾处并没有给观影者想要的Happy Ending，这大致也只是为了使观众共情，同时升华主题而设定，小女孩在被送到医院后仍然抢救无效身亡。不出所料，无辜者的死亡仍然要归咎于战争，但是什么导致战争，特别是“恐怖分子”出现的原因，却只字不提。
不能忽略的细节是，当影片中的政客、军人为是否应该执行行动争论不休时，双方实际更在意的是在媒体眼中，哪一方（政府/激进分子）会因伤亡出现而获得“胜利”——本质上死1个还是死80个，其实并没有数量上的区别，失去“媒体正义”才是最大的损失。因此我们原本以为的代表“后果论”和“道义论”的两个阵营，实则深层次趋同于“后果论”的观点。
在关于“电车难题”的一项实验中表明，扳动操作杆，取五舍一成为大部分人的选择，这个比例可以占到所有参与测试人群中的65%。功利主义认为，大部分道德决策都应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原则做出——“后果论”。而从道德主义的角度审视，即任何时候，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利益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道义论”。
无论最终因“后果论”角度扳动操作杆，还是因“道义论”角度选择“不作为”，都要为失去生命的人承担责任。对于“电车难题”这个伦理学悖论，不可能有“完美”解。既然如此的话，“电车难题”真正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什么？——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只有认清这一层意思，才能最大程度上用这一哲学思想指导我们解决现实问题。
一晃近3年，关于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疫情大流行，在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话想要说。但每个人所持的立场、角度都不尽相同，说出来也莫衷一是。有人说，现在我们面前就有两条轨道，一条是开放共存状态下有可能出现的医疗挤兑、死亡人数增加和病毒变异得不确定性，捆绑了一部分社会个体，比如免疫力偏弱的老人和孩子；另一条是坚持动态清零下出现的生活停滞、失业率增加和经济发展受限，捆绑的是大部分社会个体。
似乎，我们又来到了某种类“电车难题”的困境中，但其实这样的类比可能并不恰当。
其一，当我们把当下的疫情类比为“电车难题”情境时，通常都会下意识地默认为自己掌握着操作杆。而实际上，我们不仅无法控制操作杆，还恰恰是被绑在轨道上的人。当我们自认被绑在哪条轨道上，就几乎一定会希望电车冲向另一边——这是由人类这一种群的先天利己性所决定。这意味着，既然无法完全地、完整地站在客观立场进行判断，那么得出的任何一种论点都有失偏颇。
其二，“电车难题”所给出的假定情境，实际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法遇到。这是因为，它最大程度上忽略掉其他可变因素对事件发展的影响——假定情境简化过了头。只有这样，“操作杆”才能唯一性的决定事件的发展方向。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因素都可能最终改变事件的结果。退一万步讲，被绑在轨道上“等死”的人，在求生欲的驱使下，完全会出于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活下去的可能性，做出最大胆且无畏的尝试。
尽管如此，“电车难题”对疫情当下的我们仍具有启示意义。比如，我们可以尝试将“电车难题”的思维落脚点放在“选择”上——我们每天都要面临很多“选择”。“电车难题”所构建的情境是关于“选择”的一种极端情形，这反映了人自身的有限性——实现自由意志的有限性。在疫情大背景下，这种自由意志无疑会进一步受到限制。
再比如，我们可能需要适当调整一下“电车难题”的情境——被绑在两条轨道上的只有我们自己，但所幸“操作杆”也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于是，这就构成了特定个体情况下的“电车难题”。这个时候，我们无需再考虑该怎样去拯救别人，因为任何一种“选择”的根本目的都是我们拯救自己。
当我听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感叹这几年的生意难做，我却也看到网络上越来越多的陌生人都在寻求可以“安身立命”的副业。这其实就是一种“有限自由意志”的表现。在疫情的当下，一定有人“闭着眼”朝着原来的方向继续前进，而另外一些人“睁大眼睛”探索其他可能性。也许，疫情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的同时，恰好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疫情考验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勇气与决策能力，也考验每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与决心。
诚然，“电车难题”没有“完美”的解，但一定有近似“完美”的解。想要得到这个解，就不能再单纯割裂地用“后果论”或是“道义论”去思考。在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坚持趋善避害（而非趋利避害）人生逻辑，是来自道德与伦理的需要；明晰所有可选项以及可能导致的结果，基于有限的自由意志做出自决选择，并不违背人类天性的必然。而更重要的是，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特指因可能出现的损失而需要承担的责任）。任何漠视与逃避，都比不上坦然承担。
6月4日10时30分，D2809次列车行驶在贵广线榕江站进站前的月寨隧道口时，撞上突发溜坍侵入线路的泥石流，导致7号、8号车发生脱线。值乘司机在在5秒钟内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列车滑行900多米，高速铁路的防撞墙和轨道结构的整体防护作用避免了列车颠覆坠落。列车驾驶员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得以保全整趟列车其他乘客的安全。值乘司机给出了一个最优解，但舍己救人的行为，既不是每一次都具备条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